巢峰辞书编辑思想述略

洪润明 阎伟萍

2023 年1 月8 日，出版家、辞书编纂家、经济学家，中国辞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编辑学会顾问,《辞海》《大辞海》常务副主编巢峰逝世，享年95岁。巢峰参与或具体主持《辞海》第三版至第六版编纂，入选新中国60年百名优秀出版人物，荣获中国韬奋出版奖、中国辞书学会终身成就奖等。谈起巢峰，出版业内同仁一定会想起他的诸多名言：大型辞书出版工程是“三分编写，七分组织”、一个单位的好风气“养之三年不足，毁之一旦有余”……

巢峰60余年出版历程，长期担任上海人民和上海辞书两家出版社社长，工作中涉猎辞书编纂方案、修订原则，以及审稿加工、队伍建设、经营管理，择其理论枢纽所在，他巨细不遗，纲目兼顾，由纪事到评论，再升华为研究，涵养用敬，进学致知，为我们营造了一座编辑学宝库。

一、整体布局，长远谋划

作为“全民的大学”“最无私的老师”，传承文化知识，架起希望的桥梁——《辞海》的知识是全面的，涉及生活各个领域，日常所见问题一般都能在这里找到答案。但是辞书编纂周期长、涉及人员众多，做好这项浩大的工程，须有创新长远的运筹。以1979 年《辞海》第三版为例，主编夏征农，副主编16 位，编委186 位（含主编、副主编，与124位分科主编互有交叉），署名的撰稿和编辑人员有四五百人之多。几十年《辞海》修订过程中，参与的作者、编辑和出版者有数千人。出版社如何开展组织工作，巢峰1986年概括出十项主要内容，包括选题确立、体例制定、讨论样稿和定稿、组织编辑加工和印刷等环节。由“三分编写七分组织”的漫谈，到“四严”要求，即“严谨的作风、严肃的态度、严格的纪律、严密的制度。”作为《辞海》工作的长期具体主持者，他对“一丝不苟、字斟句酌、作风严谨”的“辞海精神”的提炼形成起到重要作用。1990 年，巢峰探讨出版组织学，保质、省时、节用、尽才、协调的原则，借由组织而产生的生产力、管理力、服务力、凝聚力作用，指导辞书编纂尤为奏效。

巢峰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撰写“辞书”条目时，分析该词从1915年《〈辞源〉说略》中首次出现，到1936年《〈辞海〉编辑大纲》沿用，撷取传统与外国同类书长处，内含词语、概念或独立知识主题等三大板块的结构特点。把字典、词典等工具书统称为辞书，因为它们作为知识密集型书籍，生命力最强。人类步入文明社会后，出于认知自身与外界的目的，便开始了词典编纂。美索不达米亚中部发现的公元前7 世纪亚述文词表，可谓目前所知最早的辞书。以辞书科学性而言，巢峰择其主要方面和基本要求胪列为收词合理、定义准确、事实客观、诸说并存。邓小平1980 年9 月8 日会见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总裁查尔斯·斯旺森时，称赞“全书”在学术领域享有的权威地位举世皆知，中国科学工作者将其翻译过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日语版《不列颠百科全书》是以英语版原稿和法语版为基础，组织3500 人翻译原书的1/3，又由1500名本国学者补充撰写有关日本和其他条目，共同完成29卷的浩大工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与美方合作编辑《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时，有关中国的2400余条不按照英文翻译，而是我们自行另写，绝大部分条目在实事求是和求同存异的原则下取得双方一致同意。这些条目在全书再版时编入英文版，彼此都认可的共同语言，能够面对国内外共同的读者。〔1〕看重辞书的科学性，成为普遍关注的焦点共识。1995年，巢峰呼吁将辞书学研究提上议事日程，为此搭建的理论框架应该容纳收词、释义、体例、检索、组织等诸多门类。

辞书现状源流了然于胸，得益于比较鉴别的深广视野。例如“战争”定义如何做到全面正确？巢峰选取苏联《军事百科词典》和《不列颠百科全书》作参考，总结《辞海》第五、六版释文走向科学，弥补不足的过程。〔2〕《辞海》第三版社会学方面只收20余条，与同期联邦德国《社会学词典》总量7500 个条目相比，我们研究的落后一望即知。拿台湾版《辞海》来对照，更是随处可见，与他主持《辞海》繁体字版在台湾东华书局出版彼此呼应。勾勒未来的辞书理想境界，面对造假制劣、失范无序如何治理净化？重拳出击，激浊扬清，巢峰提出的五条措施果决奏捷：建立健全以社会效益为主的考核制；评优的同时，定期进行质量检查；建立辞书出版准入制；加强法制建设；加强辞书评论和舆论监督。〔3〕实现大中小型专科辞书、引进外国辞书与中国特色辞书有机组合，衔接有序，在规模体系上长短相宜，避免重复分散，减少浪费“撞车”。外语类辞书比重过大，术语词典份额不足，与辞书翻译、编纂相辅相成的术语学研究亟待走向标准化、规范化和现代化，仍是困扰发展的难题。到改革开放30年期间，商务、外研、上海外语教育、上海译文四家主要外语辞书编纂机构直接或间接引进国外品牌辞书所占出版总量的比例，前两家超过50%，后两家在40%上下。而自创辞书品牌比例最高者不过刚刚超过10%。超过80%的出版社参与外语辞书出版，粗制滥造屡见不鲜，距离“辞书强国”的目标更是相差甚远。〔4〕张志毅综合人才、理论、辞书文本及产业规模等要素，预测我们建设辞书强国还需50 年左右的努力。李宇明认为至少要以三条标准来衡量辞书强国，第一是本国辞书有多大的国际市场，第二是有世界领域的经典样本，第三是要有领跑学术的理论和观念。巢峰为此提出一揽子解决方案，在进军世界辞书出版强国的进程中，要善于适应变化的社会大环境，做好创新长远的运筹，他最为看重制订和落实出版规划。

重点书、套系书生产周期跨越五年八年，甚至一二十年都属正常，传世经典的辞书很难设想能在无目的无计划条件下完成。《牛津英语词典》最初计划十几年完成，结果用了将近50 年（1879—1928），这还没把早期收集数百万条释义例证所花费的20多年计算在内，所有词条及释义都要以原始引文为基础，每一个词的历史都要从8 世纪起，直到现代，语文学会为此消耗廿年之久。牛津词典编纂原则、掌握材料以及工作方法，所遇困难及解决之道，值得后来者反复学习研究，西班牙学者卡沙列斯在《词汇学与词典编纂法》中曾如此概括牛津词典的特别之处，坦露向它取经的原因：“第一，到处都认为，在任何时代，对任何民族，这部词典都是最光辉的成就；第二，这部著作就其设计、实际编写和宗旨而言，比任何词典都更接近于我们准备编的完备词典；最后，为了模仿这部词典，同它展开高尚的竞赛。”〔5〕童话作家、语言学家格林兄弟发起编写《德语词典》，历时一个多世纪才竣工。日本小学馆出版的20 卷《国语大辞典》，收词50 万条，教育界500 人参与收集资料和编写条目，经过20 多年努力，1972 年才推出第一卷。被誉为“日本词典界金字塔”的这部书，也有人说它是“最后查阅的权威词典”，是“日本的牛津”。〔6〕20 世纪20 年代起，黎锦熙倡导编纂《中国大辞典》，不采用传统抄录、排比之前字书韵书，酌增新字的做法，而是标举牛津词典按照历史原则（on historical Principles）来编集的新规矩。他将编纂处分设搜集、整理、调查、纂著、统计五部，每部之下又设若干组，共15组；搜集、纂著两部的若干组之下，再分若干股，共26 股；各有分工又互相联系。〔7〕台湾三民书局出版的《大辞典》，从1971 年开始编写，篇幅设定在《中文大辞典》和《辞源》《辞海》之间，力求更新、更为实用，前后敦请专家学者100 多人、助理200 多人，备置查证参校的参考书籍逾万种，投资一亿六千余万元台币，几乎花光了书局的所有经费，终于在1985年完成了这部总词条超过12 万个、1600 万字、三大册的《大辞典》。内容编校把关之外，版面设计、排印、油墨、用纸、装订皆极为讲究，务求精美典雅。八年里，重新铸造汉字铜模6 万多个，铸字用的铅条耗费了70吨，自行刻了明体、黑体、标题字三套铜模，排版工作经历了十年。〔8〕中华书局1918 年即酝酿编写《辞海》，1928 年舒新城主持该项目时，已有初稿数十万字。因为“原稿中已死之旧辞太多，流行之新辞太少”，只能作为参考。1936 年之后，相继推出的几个版本《辞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总发行量超过了100万部。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党和国家一直对辞书编纂和出版高度重视。1955年就开始规划，制定了字词典出版计划，《1975—1985 年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1988—2000 年全国辞书编写出版规划》；2013年，当时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下发《关于印发〈2013—2025 年国家辞书编纂出版规划〉的通知》，规划优先列入了一些能够体现我国汉语语言文字研究水平的重点汉语辞书。巢峰认为每家出版社、各个地区及某一方面，都要有长期出书计划。上海辞书出版社历经21 年推出1979 年版《辞海》后，又制订了22 年的长远选题计划，“文革”前即确定选题的《中国历史大辞典》，从编写到出版，跨越了21年有余。

二、严谨专注，精益求精

“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名实相应的正名，求真斥伪的比对，明所去取的探究，辞书编纂前辈不甘蹈袭窠臼，敢于面对挑战，契思专注，逾关越碍。1978年编纂新《辞海》最困难的是确立正确指导思想，阻力疑难、尚无结论的问题当头，在夏征农、罗竹风主持下，巢峰起草了八条39款具体处理意见，大胆否定了许多“左”的提法和观点。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真正的出版精神让《辞海》修订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如“社会学”条的彻底变化：第二版《辞海》把它定义为资产阶级学科，全盘否定。第三版启动伊始，编辑部聘请费孝通担任该学科主编，费老动笔作了颠覆性修改，删去上版批判性语言，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又赶写出18个条目，聊备一格。第四版该学科仍在费老主持下，收词增至367 条。社会学理论长期以来形成以现代性和现代化研究为己任的知识体系，与改革开放的中国现实桴鼓相应，十几亿人参与伟大社会变革是社会学生长发展的最肥沃土壤，其兴盛昌明自有道理，社会学在中国结出灿烂丰硕果实顺理成章。

从不因循守旧，才会爆出创新思维和创获项目。《唐诗鉴赏辞典》牵头的“鉴赏词典”系列已近百种，社会反响、市场业绩俱佳背后是上海辞书社调研策划、大胆决策的结果。将典籍名篇的个体审美归纳集中，以“标准化”文史径路提示与“序列化”知识储备呈现给读者，形成了近百种高质量品牌辞书。〔9〕上海辞书社除了又创牌子又赚钱的《辞海》外，还有重要的第三类：不（小）创牌子能赚钱的彩图、绘图系列词典，它们对于创牌子来说作用并不很大，但利润却占全社利润总额的1/4。进入新世纪以来，陆续颁布了作为国家标准的《辞书编纂基本术语》《辞书编纂常用汉字缩略语》《辞书编纂条目XML 格式》《辞书编纂的一般原则与方法》等，上海辞书社作为主要发起者之一，与汉语大词典出版社、中国标准研究中心等单位共同完成了“基本术语”的起草工作。1989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和上海标准情报研究所共同起草的《辞书编纂符号》获得国家技术监督局批准，成为出版行业较早通过的国家标准。

编纂辞书是严肃的科学研究，一个有质量的条目远胜于一篇平庸论文。学习、研究与撰写修订密不可分。巢峰身体力行，如此立论，更始终如一付诸实施。1984年上海书展在香港开幕，这是20 世纪60 年代以来我国在香港举办的首次大型书展，学术活动引人关注。作为社长及总编辑的巢峰，其论文《中国辞书事业回顾和展望》广泛发放给各界人士。他总结专科词典释义方法，有十种之多。比较或解剖、抽象或概括、溯源、引证、区分、例举、示意、平衡、分列、简练，谠论良言，谏往追来，津逮后学。美国西德尼·兰多积几十年词典编纂实践，阐述释义原则并援例分析上乘释义之要件：本质意义成分优先、反映语法功能、避免产生歧义、可替换性、简单性、简洁性。〔10〕章宜华、雍和明在《当代词典学》中把释义原则概括为八个方面，释义方法同样提炼出十种。苏宝荣将释义的层次性分列五组对照分析，由表层到深层，从语词、常规到概念、特殊，共计十个方面。辞书写作、编辑、出版的逻辑体系中西会通，连贯古今。学人、出版者磨合协作，催促着释义原则、方法和具体内容的更生与丰富。

巢峰力主把辞书的政治性改为思想性，围绕这个把握辞书内容的第一要素，贯彻四个统一，与知识性、科学性、稳定性、简明性完美结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辞书达到如此境界，就是最大的成功。划清思想性与贴标签、大批判、做宣传的界限，自然可以最大限度地摆脱认识的束缚。1962 年3月，周扬与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主要负责人交流时提及，“编辞典一定要有新知识、新事物、新智慧……其次要有新观点……和政治勉强挂钩的、庸俗化的东西一定要取消。”〔11〕陈原1978 年发表《划清词典工作中的若干是非界限》一文，澄清了当时莫衷一是的八个是非问题。《现代汉语词典》第1版交稿时，正值“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发布并广泛使用之际，大力推行热潮下，丁声树拍板不能因此干扰正常排印出版计划，最多考虑在附录中列个附表，很快决定不必附录了。〔12〕记录时代的知识体系，昭示学术引领下的思想文化价值，《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辞海》《辞源》《中国大百科全书》等当代中国最重要的工具书品牌，凝聚着一代代辞书家维新反思、精心培植的智慧。美国巴德学院学者高哲一在《创制〈辞海〉：中华书局与中国现代语言与思潮的产生》一文中，比较过《牛津英语词典》与《辞海》对于文化塑造的相似作用，“《牛津英语词典》编辑者在收录哪些词语以及词条释义方面作出了至关重要的抉择，可以说是对英语这种语言进行的筛选与分类。同样的，《辞海》通过确定使用或不使用某个术语及以特定形式界定术语的方式巩固了现代汉语的词语体系。”《牛津英语词典》历代主编，都有意通过编纂词典来影响当代与未来语言使用，从中生发的语言思想和英语研究方法，对于英语在当今世界语言圈居于领先地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牛津英语词典》本身已变成国家的符号和民族的象征。《辞海》通过收集、定义、解释新词和翻译词构建了新时代汉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激发了中国20世纪最主要的语言变革之一。〔13〕辞书是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的最重要工具，未来更可能成为“百事通”和“百事帮”，作为国家文化的标志，在语言认知、学术进益和文化涵养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学术修养，持久驱动

学术出版的领军作用，是建设出版强国的重要引擎，面对日益融入国际文化交流大潮中的出版业，有识之士无不疾声呐喊。巢峰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而久负盛名，长期担任上海经济学会会长、上海社科联副主席，理论功力和学术威望令人瞩目。

改革开放之初，巢峰《谈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等论文即触及关键与核心，直面问题，给予深入独到分析。比如关于消费，一系列论述引人省思，递进的观点入脑入心，从看似“烫手”的小处着眼，实则关系全局的发展。消费是生产的终点、目的，激发生产的积极性，内在于再生产之中，个人、公共消费的内部关系镜鉴着所有制。重视消费的关口，尊重经济规律，才能取得成就。具体而微到图书出版业，上述观点同样契合适用。以专家眼光审视出版业，出版经济学的概念由巢峰率先提出后，他身体力行，相继以扎实的观点丰富着主要框架、核心命题和基本范畴。出版物的特殊性，体现在三个统一；出版物的价值构成，拆解为四个方面；出版物的功能，概括出六个分项。图书市场竞争，遵循客观经济法则，他归纳了前后六大命题；阻碍出版改革的问题，他提炼出八种弊端；组建出版集团的关键，他以八层关系来分析严峻的考验。巢峰强调图书是完全的商品，并不否定其特殊性，尤其重视遵循精神生产的特殊规律。精神产品与物质产品有机结合而成的图书，才能完成阵地意识与市场意识有机结合的使命。大发展、不成熟、有滞胀的图书市场，需要深化改革、加强宏观调控和管理，违法违纪违规以及职业道德等方面应统筹兼顾。图书市场的滞胀，出版业的“膨胀性衰退”，他描述出十点表现；探索出版社的考核，他多次设计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各占七成、三成的比例关系，并细致赋分到近20个子目中。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胸怀大局，敢于前瞻。巢峰的经济学及辞书研究成就了一代编辑家，带出了年轻的队伍，推出了一批经典图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出版30多年，几百种高水平学术著作影响波及海内外。2009 年法兰克福书展，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成功举办“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大型论坛，重量级经济学家精彩演讲，并佐以美国圣智学习集团与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合作的研究丛书，这些不凡业绩即是明证。年轻的辞海人在巢峰倡导的“辞海学”基础上深入研究，在符合时代变化、符合学科发展规律、符合辞书编纂要求的前提下掌握学科的大原则和流动性的细则，将政治性、知识性、科学性、稳定性、统一性通盘定夺，在本学科内整齐划一，又与其他学科多方呼应，将常修常新的学科内容不断筛选出来。〔14〕

辞书编纂的艰辛非同寻常，需要数年或数十年如一日地从事繁复而单调的工作，对集体编写的辞书来说，个人的努力和贡献融入集体的工作之中，难以独自呈现，没有极大的热情和毅力是完成不了的。要坚持“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许一字空”，而这个冷板凳巢峰一坐就是四十多年，“如果说时代是历史的步伐，那么《辞海》就是时代和历史的脚印。它与时俱进，吐故纳新，不断修正错误、推陈出新，介绍新事物和新知识。历史和时代每走一步，在《辞海》中都留下它们的脚印。”

1978年年底至1979年8月，在编纂1979年版《辞海》的日子里，上海陕西南路25弄里的三幢小楼夜晚总是灯火通明。这灯光，燃起了许多作者、编者重返工作的万丈激情，也照映出《辞海》出版史上的一个奇迹。一方面，接到编纂任务距其出版时间不足一年，任务急；另一方面，参加过《辞海》修订的作者与编者散失颇多，人难找。但最终，任务完成仅仅用了“两个一百天”。一百天召集作者写词条，一百天编辑审核校对出书。“两个一百天”，完成1300万字、10.65 万个词条《辞海》的编纂。这个速度，令亲身参与者和关注此事者都觉得是个奇迹。巢峰时任出版社副总编兼《辞海》办公室主任，为了协调工作，他在食堂一面墙上贴了一张很大的“工作进度表”，把各学科工作的进度分成若干阶段，每完成一个阶段，就插上一面小红旗，红旗天天变化。这样，一百多个学科的进度一目了然。当大家端着饭碗看进度表时，谁先进，谁落后，一目了然。落在后面的学科，晚上他们办公室的灯准是最后一个熄。

曾经有人这样做过统计：《辞海》从发稿到印刷成书，所有文字都需经过5 审5 校。2000 万字的文稿，如果由一个人看上5 遍，每天看1 万字计，需要20 多年。这样的数字，是浩瀚、是气度，也是辛勤的劳作——这就是辞海人生。《辞海》第六版出版总结表彰大会时这样写道：正是无数专家学者前赴后继的倾心倾力，才积淀出《辞海》今天所享有的口碑和声誉。90 多岁高龄的《辞海》副主编石美鑫教授，曾在监护室里，接着临时心脏起搏器，审读修订稿；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叶祥奎老先生，在医院发出病危通知时，仍念念不忘《辞海》收词工作；上海水产大学伍汉霖教授为了赶进度，赴美探亲时，还带着鱼类学书稿远渡重洋……

一代接着一代的学者，编纂一版又一版《辞海》，辞海精神，镌刻在辞海人编写《辞海》的日日夜夜里，成就了一个关于学术精神、工作精神的闪亮名字。

四、纠错去弊，严明纪律

图书质量是出版业的生命线。20世纪70年代末，上海辞书出版社创办《辞海通讯》《辞书研究》，搭建挑毛病、查问题、提建议的平台，意在反省自身，成为辞书界的舆论阵地和学术论坛，帮助辞书业掌握质量保证和控制关。粗枝大叶的作风，以偏概全的成见，针对上述不一而足的原因，巢峰从1983年起陆续以“辞书记失”为题发表剖析文章，列举分析流行辞书中的失误实例，剔抉磨勘。30 年过去，集多年所得的论札出版，20余万字的《辞书记失》独创一格，短小犀利，诊疗毛病，教训经验公之于众，金针度人。原稿问题，加工过程中的漏洞，当时思想认识局限，凡此种种冗余不当或负面信息，不做简单或专题的质检、审读和校勘，而是解剖作答，矫正纠谬，精练更新，修改补遗，贯注研究笔墨，切磋琢磨，判别高下，研核是非，补缀成篇。显微望远、洞见清明的《辞书记失》，会成为辞书行当的难得善本。从知识论探究辞书生命力所在，自我约束、行己有耻的古训同样赢得了共鸣。“我们应当做的是放弃终极知识源泉的观念，承认一切知识都是人的知识；承认知识同我们的错误、偏见、梦想和希望混在一起，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探索真理。”〔15〕诸多讹舛荒唐，巢峰一一举证，曝其原形，细语微言而见大义新知。

20 世纪80 年代末90 年代初，辞书界剽窃、拼凑之风甚嚣尘上，巢峰亮剑“评劣”，力斩胡编乱制、跟风抄袭的邪气，不惮繁难，匡正时弊，追剿抨击以炮制辞书作为谋利出名工具、全不计及社会效果的冒牌专家，夺取了打假批劣“三大战役”的重大胜利。辞书出版准入制、辞书编辑培训颁发上岗证，他的诸多具体建议已上升为国家行政主管部门的规章措施和辞书出版界的普遍共识。长期主持中国大百科全书编纂工作的金常政提出的审读判断，道出了辞书编辑中的关键环节，编辑加工或审读修改都必须由此入手。在粗读中解决宏观判断，解决体裁、结构和深浅程度等问题，其他科学内容如解释概念时模糊含混、歧义异解，以及倾向性、可读性等问题，则需要于反复细读中作出判断。〔16〕

以学养做底蕴的职业精神，描绘出巢峰编辑思想的理性光芒，正确的路径是法式程序，是范式规律，是学说理论，也是工作方法，既满贮内在动力，又走向多元开放。科学、合理的用法形成了规范，规范既是评价辞书等高品位出版物所依据的绳墨基准，又是出版业有序前行的情势推力。“规范化的影响能力，影响未来用法的能力，是标准描写词典的基本特点。”巢峰抓住了辞书编纂的这一根本所在，善兼美具，生命聚焉。正道沧桑的辞书力作“力图预见未来”“它对语言运用施加影响”。〔17〕为准备2019 年第七版《辞海》，提前五六年已对第六版大部分学科进行解剖，作出了八十多份解剖报告。巢峰深知，“每版都纠正了上一版的一些错误，但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错误。”〔18〕纠错评价，提升完善；咬文嚼字，辨微识疵；批判地认知，怀疑后勘误。这些作为辞书作者编者的看家本领，由个人走向大众，从孤军作战变成团队的共同奋斗，孕育着沟通聚合的蓬勃生机，众源方式（crowd sourcing）在互联网时代调动参与者创意能力，拓展为辞书组织一种全新模式。

巢峰曾经连用五个“严”字并概括成严肃认真一句话，作为辞海精神的具体体现，他认为治错与治社的根本之道都来源于此。深谋远虑的前辈对辞书出版和编辑学根本的揣摩践行，光前裕后，让我们见识了文化盛举的高原，并眺望到名篇佳作耸立入云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