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支持能否缓解经济困难大学生的社交障碍?
——以情感能力为中介

李桂雅

一、研究缘起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高校的招生人数逐年递增,其中不容忽视的一个群体是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党的十八大以来,重点高校面向农村和贫困地区定向招生计划累计70万人,共有514.05万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1],具有较大的绝对数量。随着2020年我国完成现行标准下贫困人口全面脱贫,不仅经济方面的困难,因经济困难而导致的其他“次生”困难也逐渐被学界所关注,即他们可能兼受物质贫困与精神贫困的双重困扰,其中之一便是他们的社交障碍问题。

本研究所关注的经济困难大学生指的是学生本人及其家庭所能筹集到的资金难以支付其在校学习期间的学习和生活基本费用的学生。[2]他们往往出生在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和边远地区,在成长过程中缺少与不同人群交往的机会,导致早期的人际交往能力欠佳。[3]事实上,经济条件与人际社交之间的关联不仅体现在学生群体身上,在以社会经济地位为分层依据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会自然形成符码、品味的区隔,使经济地位低下的个体难以融入经济条件优越的群体。有调查显示,相较于经济条件较好的大学生,经济困难大学生更容易缺乏与异性交往的自信,与人沟通相处的能力较差,会因为被歧视而感到苦恼,难以专注地倾听。[4]即使是在宿舍这种小范围的人际关系中,经济困难大学生在舍友人际认知、舍友人际情感、舍友人际行为3个维度上都低于经济条件宽裕的学生。[5]在与父母、教师的人际交往中,经济困难学生也存在一定障碍,即与父母缺乏沟通,与教师的交往较少,甚至没有交往;在交往方式的选择上,经济困难学生更依赖虚拟网络,在现实交往中较为被动。[6]从整个群体来说,经济困难大学生的总体生活比较单一,经济弱势抑制了其社会交往的主动性,在合群与独处的冲突心理作用下,心理较为敏感的经济困难生人际交往的深度和广度都相对较为缺乏。[3]经济困难大学生的社交障碍不一定仅表现为退缩,还有可能表现为伪装、攻击[7]或者自负、妒忌、多疑[8]。面对这种困境,是否可以由院校向经济困难大学生提供支持来缓解他们的社交障碍?

二、研究回顾

1.经济困难大学生的社交障碍

社交障碍是指社会交往中个体言行过多或过少,导致社交互动有负面的、无效的或不满意的状态,主要表现为在社交场合中有不舒适感,无能力建立或维持稳定的支持性关系,紧张、害怕、手足无措、沉默寡言、语无伦次、夸夸其谈等。[9]关于经济困难与社交障碍之间关系的生成机制,学界主要有4种解释:能力机制、文化机制、符号机制、认知机制。

一是能力机制,即由于某些能力的欠缺导致个体难以融入社会互动中。一方面,能力机制体现在经济困难大学生在某些具有能力门槛的组织、活动的参与过程表现。有研究发现,在加入社团时,经济困难大学生会因为缺乏计算机、艺术等方面的技能而放弃参加社团招新。[10]另一方面,更直接地体现在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不足,导致难有高质量社交活动。[11]二是文化机制,主要表现为城乡文化之间的区隔以及个体文化资本的缺失而导致的融合障碍。经济困难学生所代表的乡村文化与经济优越学生所代表的城市文化之间存在区隔,大学通常以城市文化为主导,而经济困难学生具有的乡村文化在文化资本方面存在欠缺,当前者难以适应后者时,社交障碍便自然而然地产生,这种由文化区隔造成的社交障碍在精英大学中体现得尤为明显。[12-13]三是符号机制,主要体现在语言和生活习惯方面。有研究发现,经济困难大学生可能因为普通话不标准、方言口音浓重而耻于与他人交谈,或是因为语言风格不够简练幽默而回避与他人交流,在着装、化妆、个人卫生方面的生活习惯也使经济困难大学生与其他学生之间形成社会排斥关系。[7]四是认知机制,经济困难大学生习惯于抱有一种弱势心态[14],经常会感到迷茫和困惑,感到“不自信”,对自身社会能力“自我低估”[15]作出负向评价,城乡文化的差异、家庭经济的拮据、自身能力的薄弱等给经济困难大学生群体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引发他们的自卑情绪,与同乡之外的同辈群体交往不多,社会交往圈较为狭小[16]。

2.对经济困难大学生的社交障碍干预

面对经济困难大学生群体普遍存在的社交障碍问题,学界呼吁对其开展积极干预,例如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为经济困难学生提供更多的社交机会[17],开展校园服务与支持,辅导员加强与学生沟通等等[18]。有学者分析了经济支持对于经济困难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的影响,发现经济支持可以显著提高贫困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但不同方式的影响效应存在差异,贷款性质的支持对人际交往能力的提高最明显,直接的经济补助与贷款性质的支持组合使用,可以增强对人际交往能力的提升效果。[11]由于经济贫困大学生的社交障碍在很大程度上源自经济条件的劣势,所以资助可以促进学生的学业融入和社会融入,继而增强学生对学校生活的归属感和参与集体活动的意愿,随着团体互动增加,学生的社交能力也会得到提升。[19]为经济困难学生提供资助,也可以间接减少他们投入勤工俭学、兼职中的时间,转而投身各类校园活动,在活动中使社交能力得以锻炼、提升。[20]

除了进行资助,许多高校也对经济困难大学生的社交障碍进行了直接干预。例如,依托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对学生进行个案工作介入,通过谈话、情景模拟等方式,了解学生的人际交往现状和认知,帮助学生剖析根源、改变错误认知,促使学生识别未被注意到的优势与资源,提升学生的社交技巧和自信心,建立人际支持网络。[21]还有高校对经济困难大学生的社交障碍进行了小组干预,根据受助学生在接纳自我、树立信心、控制情绪、学会倾听等方面的需求,组织了“情绪体验站”“魅力加油站”“沟通训练场”等形式的小组活动,帮助学生提高人际交往能力,克服社交障碍,且从评估结果看,小组干预的收效良好。[22]

3.文献述评

既有研究关注经济困难大学生社交障碍的现象,并分析了对这一现象的干预手段,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但仍存在以下有待改善之处。第一,社交障碍是经济困难大学生社会化失败的外显行为结果,在多数情况下具有显著的情感表征,例如缺乏自信应对恐惧的情感,自尊受挫在情感上更接近于悲伤,诸如此类。因此,经济困难大学生的社交障碍在很大程度上与他们情感方面的能力低下有关,然而前人研究较少以个体的情感能力为视角,对经济困难学生的社交障碍进行分析。第二,在干预方面,前人研究分析了院校支持的作用,其中包括对学生给予经济支持,从资助视角分类,除了直接给予经济支持的保障型资助,还存在发展型资助,即通过学业、情感、职业等方面的支持进行帮扶。前人研究在为缓解经济困难大学生社交障碍建言献策时提出,不仅需要经济方面的保障型资助,还需要实行以“三全育人”为导向的发展型资助,关注经济困难学生的长远发展和能力的全面提升,其中包括情感方面的支持[23],但情感支持的作用大小,尚缺少一定的实证分析结果予以验证。

综上,本研究尝试以学生的情感能力为切入点,分析发展型资助之一的情感支持对于经济困难大学生社交障碍的缓解作用,为此搭建了图1的分析模型。基于该模型的分析,有助于从情感层面理解经济困难大学生的社交障碍,并在实践层面优化未来高校学生资助工作者的实践操作。

图1 分析模型

三、研究设计

1.数据与样本

课题组于2023年5月至6月通过在线软件进行了“大学生资助与支持需求情况调查”。调查对象为南京市3所本科院校的本科生,主要采用了以班级、专业为单位的整群抽样,辅以少量滚雪球抽样。调查共回收样本2 471份,由于本研究主要关注相对贫困大学生,所以首先剔除江苏省学生资助平台审核认定的非贫困学生样本,然后剔除答题时间过短、关键题项漏答、大量答案雷同的无效问卷,最后剩余样本1 027份。样本中,男性占38.4%,女性占61.6%,大一到大四分别占42.6%、20.6%、27.4%、9.4%,人文类、社科类、理工类专业分别占比23%、10%、67%,分布基本符合本科生群体特征,可用于本研究的分析。

2.变量

(1)自变量:情感支持

本研究将学生获得的关心、谈心谈话作为情感关怀,将学生获得的陪伴、鼓励作为社会支持,以这两个维度拟合成情感支持。计分方式采用李克特5级计分,分值越高,情感支持越显著。Cronbach’α=0.918,说明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

(2)因变量:社交障碍

本研究将社交障碍分为师生社交障碍、同辈社交障碍、家庭社交障碍和活动参与障碍。“我能与老师(授课教师、辅导员等)保持融洽的人际关系”“我能与同学保持融洽的人际关系”“我能与家人、亲戚保持融洽的关系”“我在参加社团之类的活动时没有障碍”共4个题目拟合成“社交障碍”。计分方式采用李克特5级计分,进行反向计分处理,分值越高,社交障碍越明显。Cronbach’α=0.744,说明量表的内部一致性较好。

(3)中介变量:情感能力

本研究使用情感能力作为中介变量。用“我对学习、生活都不会得过且过,而是会倾注自己的真情实感”表征情感投入能力;用“我能够觉察到自己或他人情感、情绪方面的异常”表征情感觉察能力;用“我能够调节自己或他人情感、情绪方面的异常”表征情感调节能力。Cronbach’α=0.703,说明量表的内部一致性较好。

(4)控制变量

本研究使用了教育量化研究中常用的性别、专业、年级、家庭所在地、父亲职业与教育程度、兄弟姐妹数量等人口学变量作为基本的控制变量。此外,还纳入了成绩排名、支持期望、支持有效性感知、支持落实速度作为控制变量。计分时,数值越大,表明成绩越好、支持期望越大、有效性越强、落实速度越快。尽管已对样本的经济困难根据官方认定结果进行了初筛,但学生的经济困难情况在群体内部也可能存在差异并产生干扰,所以用“你的生活费有富余/刚好够用/不够”衡量。计分时,“生活费富余”计1分,“生活费刚好够用”计2分,“生活费不够”计3分。

四、分析结果

1.描述性统计

首先对情感支持、情感能力与社交障碍进行描述性统计。由表1可知,情感支持与各类社交障碍之间均呈显著的负相关,与各类情感能力之间均呈显著的正相关;各类社交障碍与各类情感能力之间均呈显著的负相关;从均值看,经济困难大学生受到的情感支持水平整体上较高;各类社交障碍均较低,其中最大的障碍是参与活动时的障碍(M=2.45),最小的障碍是与家庭成员之间的障碍(M=1.97);各类情感能力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其中最强的情感能力是情感觉察能力(M=3.91),最弱的情感能力是情感投入能力(M=3.65)。

表1 描述性统计

2.情感支持对社交障碍的影响

使用模型1至模型4检验情感支持对经济困难大学生各类社交障碍的缓解作用。由表3可知,情感支持能够显著缓解各类社交障碍,但在效果上存在大小差异,情感支持对师生社交障碍的缓解作用最大(β=-0.191),其次是对参与活动时的社交障碍、同辈社交障碍的缓解作用(β=-0.182、-0.155),而对于家庭社交障碍的缓解作用最小(β=-0.138)。即说明,通过关怀、谈心、陪伴、鼓励等方式能够缓解贫困大学生的不同社交障碍,但对于不同的社交障碍的缓解效果存在一定的差异。

另外,从表2可知,社交障碍与学生的性别存在一定的关联,男性学生在师生交流中的障碍显著更大,而在参与活动时的障碍显著更小。在经济困难大学生群体内部,即便专业类别、家庭背景不同,他们的社交障碍不存在显著差异。与社交障碍关联较大的是经济困难情况和学业成绩,经济越不宽裕、学业成绩越差,就越可能面临社交障碍。

表2 情感支持的直接效应检验

3.情感能力的中介效应

使用SPSS插件PROCESS 4.1的预设模型model 4检验情感支持如何影响各类情感能力,并继而影响各类社交障碍。由表3中的效应值与95%置信区间可知,各类情感能力均具有显著且负向的中介作用,即说明组织提供的情感支持并非直接帮助相对贫困的大学生融入各类社交关系、社交活动,而是通过增强学生个体在投入情感、觉察情感、调节情感方面的能力来缓解他们的社交障碍。总体上看,情感觉察能力的中介效应相较于其他两种情感能力更小。

表3 情感能力的中介效应检验

当使用情感支持缓解学生的师生社交障碍时,情感投入能力和情感调节能力的中介效应最大(coeff=-0.048 3),即如果针对情感投入、情感调节的能力进行支持,则能够更有效地缓解师生社交中的障碍;当使用情感支持缓解学生的同辈社交障碍时,情感调节能力的中介效应最大(coeff=-0.043 0),如果针对情感调节的能力进行支持,则能够更有效地缓解同辈社交中的障碍;同理,当使用情感支持缓解学生的家庭社交障碍、活动参与障碍时,分别针对情感调节能力(coeff=-0.039 3)、情感投入能力(coeff=-0.058 5)进行支持,缓解效果将会更好。

五、结论与启示

1.结论

本研究以南京市3所高校的经济困难大学生为样本进行调查,分析作为发展型资助之一的情感支持对经济困难大学生社交障碍的缓解作用,并分析情感能力在其中的中介效应。

第一,贫困生遭遇的社交障碍整体程度不高,但经济条件困难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的社交障碍。

尽管前人研究发现,经济困难大学生容易产生自卑感[24]、愧疚感、幻灭感和自我疏离感[25],甚至有“相对剥夺”感[26],而且社交能力弱,社交焦虑程度高[27]。但从本研究的分析结果看,这种社交障碍并不如预想中的严重。考虑本研究的受调查者实际接受的情感支持水平较高(M=4.12),所以分析结果中的低社交障碍可能是源于情感支持发挥缓解作用之后的结果。在社交障碍的内部差异方面,活动参与障碍和师生社交障碍相对较大(M=2.45、2.24),这也是前人研究中涉及最多的两种社交障碍,之所以障碍更大,可能是因为社团之类的活动,以及作为权威的大学教师与经济困难大学生之间的文化区隔、身份区隔更大,因此学生在融入活动、师生交往时面临的阻碍更大——尽管这种区隔、阻碍或许仅是学生自身的主观误认。相比之下,同辈社交障碍和家庭社交障碍比较小(M=2.05、1.97)。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国高校的学生管理遵从集体主义原则,班级设置、集体宿舍制度对大学生的聚集、交流形成了一种强制力,使学生同辈之间形成比较频繁的被动聚集;另一方面是因为家庭成员之间具有天然的血缘纽带,尽管大学生进入到城市文化为主的大学,但内在仍与原生家庭有着牢固的羁绊。

第二,情感支持能够显著缓解经济困难大学生的各类社交障碍,且情感能力具有显著正向的中介效应,情感支持水平越高,学生的情感能力越强,继而遭遇的社交障碍越少。

长久以来,以金钱给予为主要形式的保障型资助是我国高校学生资助的重点,但有研究发现,保障型资助存在缺乏精神引导与关怀,对学生的隐私保护不足等弊端[28],会给受助学生带来压力和负面情绪。随着时代进步、学生发展需求的多样化及学界对全人发展的关注,发展型资助逐渐成为现阶段及未来的工作重点。相较于保障型资助,发展型资助的主要功能是帮助学生“造血”,即为学生赋能。本研究所关注的情感支持是一种着眼于学生情感能力的发展型资助,能够帮助学生内发地增强情感投入、情感觉察、情感调节能力。可以推证,这种情感能力的作用不限于在校期间的社交参与,更有可能形成一种长效的社会化能力,这远比“输血型”的保障型资助更有长远性。

2.启示

本研究发现,高校学生资助应加大对经济困难大学生的情感支持,有效缓解他们的社交障碍。第一,加强经济困难大学生的入学教育和情感教育。入学教育是高校开展大学生入学适应性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是帮助新生进入大学后实现“身份转化”的重要手段之一。因而,积极开展经济困难大学生的新生入学教育,从经济困难大学生实际需求出发,做好先期调研并制定适配经济困难大学生的入学教育计划,可以有效地帮助他们克服入学适应性问题。一些高校在新生入学教育工作中进行了一些探索。此外,应当正视经济困难大学生的情感教育,有计划有重点地制定针对性强、可操作性的情感教育计划,将情感教育融入课程教学等教育过程中,培养大学生情感建构能力,保障大学生情感的健康发展。

第二,拓宽经济困难大学生的社交渠道,发挥朋辈“传帮带”的作用。仅通过讲座、培训等一些理论知识的培训方式,较难缓解经济困难大学生面临的社交障碍问题,应适当辅以一些实践项目。建议高校通过各种渠道为经济困难大学生提供便利条件,可借助朋辈的力量,帮助他们积极参与学生组织、校内文化活动、社团,帮助他们建立积极的自我认知。此外,本研究发现,学习成绩与社交障碍负相关,因而高校可以为经济困难学生设立“助教”“助学”“助研”等岗位,努力搭建有利于经济困难学生发展的支持平台,在改善他们学习、就业等方面发展条件的同时,也可提升他们的社会交往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