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妊娠期和围生期因素对婴幼儿超重肥胖的影响

陈笑征,李一辰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 北京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北京 100026)

近年来,全球多国儿童超重和肥胖发病率持续上升,已发展为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超重肥胖不仅对儿童的身心健康造成危害,而且会提高成年后代谢综合征、骨关节炎、心脑血管疾病、肾脏病、抑郁症等的发生风险,对我国人口素质提高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相关研究指出,儿童在母亲妊娠期和生后早期暴露于某些不良环境将增加超重肥胖的风险[1]。因此,儿童超重肥胖的预防应关口前移至母亲妊娠期和儿童生后早期。世界卫生组织也提出将生命早期作为预防儿童超重肥胖的关键时期[2]。本研究通过对北京市8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系统管理的婴幼儿进行调查,旨在探究婴幼儿超重肥胖的母亲妊娠期及围生期影响因素,为预防婴幼儿超重肥胖提供科学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2021年1月至12月在本项目抽取的北京市8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体检的2 301例6～35月龄婴幼儿为研究对象。排除标准:①母孕期未在北京地区建册,或孕期未规律进行产检者;②非北京地区分娩者;③健康体检期间患肺炎、感染性腹泻者;④生后未定期进行社区体检或未在抽取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儿童系统管理者;⑤双胎或多胎者。所有入组的研究对象均知情同意自愿参与研究。

1.2 研究内容与方法

采用调查问卷对入组婴幼儿的家庭基本情况、母亲孕产期情况和婴幼儿养育情况进行调查。参照北京市0～6岁儿童健康检查标准常规对婴幼儿进行体格检查。

根据《中国儿童肥胖诊断评估与管理专家共识(2022)》[3],年龄<2岁的婴幼儿参照世界卫生组织2006年的儿童生长发育标准,标准差分值(或Z评分)大于参照人群体重平均值2个标准差(Z评分>+2S)为“超重”,大于参照人群体重平均值3个标准差(Z评分>+3S)为“肥胖”。≥2岁儿童超重、肥胖的判定参照“中国0～18岁儿童、青少年体块指数的生长曲线”中制定的中国2～5岁儿童超重和肥胖的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BMI)参考界值点。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成人BMI分级标准,妊娠前BMI≥25kg/m2判定为孕前超重肥胖。巨大儿定义为新生儿出生体重≥4 000g。

1.3 统计学方法

使用SPSS 22.0软件处理数据。计数资料用例数(n)和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将有显著差异的因素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本研究共纳入婴幼儿2 301人,男童1 183人(51.41%),女童1 118人(48.59%)。本市户口1 757人(76.36%),父亲学历为大学及以上者1 360人(59.10%),母亲学历为大学及以上者1 426人(61.97%),家庭月收入超过20 000元者1 081人(46.98%)。母亲生育年龄在35岁以下者1 502人(65.28%),孕前超重肥胖者381人(16.56%),患妊娠期糖尿病者334人(14.52%),患妊娠期贫血者350人(15.21%),患妊娠期高血压疾病者148人(6.43%)。儿童出生体重≥4 000g者184人(8.00%),早产儿122人(5.30%),顺产1 472人(63.97%),生后6月龄内纯母乳喂养者913人(39.68%)。

2.2 6～35月龄婴幼儿超重肥胖发生率

本研究2 301名婴幼儿中,超重145人(6.30%),肥胖68人(2.96%),超重肥胖213人(9.26%)。不同月龄、不同性别间婴幼儿超重、肥胖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6～35月龄婴幼儿超重肥胖检出率 [n(%)]

2.3 6～35月龄婴幼儿超重肥胖的单因素分析

单因素分析显示父母文化程度较低(大专及以下)、母亲孕前超重肥胖、患妊娠期糖尿病、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剖宫产、分娩为巨大儿、6月龄内非纯母乳喂养,则婴幼儿超重肥胖率较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值介于5.318～39.607之间,P<0.05),见表2。

表2 6～35月龄婴幼儿超重肥胖的单因素分析 [n(%)]

2.4 6～35月龄婴幼儿超重肥胖的多因素分析

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母亲孕前超重肥胖、患妊娠期糖尿病、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剖宫产、分娩为巨大儿、6月龄内非纯母乳喂养,是6～35月龄婴幼儿超重肥胖的危险因素,其OR值及95%CI分别为1.988(1.478～2.590)、1.694(1.235～2.108)、1.735(1.205～2.152)、1.398(1.114～1.812)、2.213(1.221～3.123)、1.516(1.177～1.983),P<0.05,见表3。

表3 6～35月龄婴幼儿超重肥胖的多因素分析

3 讨论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全球约15%～20%的5岁以下儿童为超重或肥胖儿[4]。本次调查中6～35月龄婴幼儿超重、肥胖率分别为6.30%、2.96%,略高于黄艺文等[5]报道的北京市0～3岁婴幼儿超重、肥胖检出率(分别为5.01%、2.12%)。

3.1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孕前超重肥胖与婴幼儿超重肥胖的关系

社会经济地位的衡量指标包括收入、教育程度和职业。多数研究证实婴幼儿超重肥胖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相关[6]。本研究中,父母教育程度高的家庭中婴幼儿超重肥胖率更低,未证实家庭收入与婴幼儿超重肥胖存在关联,与我国2010—2016年间的一项纵向研究结论一致[7]。父母良好的教育有助于提高家庭成员健康素养,对儿童饮食偏好、进食习惯、生活方式等产生积极影响,但高家庭收入不代表父母拥有更健康的生活模式。Hinnig等[8]也证实家庭收入与儿童的饮食模式间无相关性,高收入与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将面临同样超重或肥胖的风险。

本次调查发现母亲孕前超重肥胖可增加儿童6～35月龄时超重肥胖的风险,与Gomes等[9]的研究结果一致。母孕前超重肥胖可影响胎儿的细胞发育进程,改变脂肪细胞形态和信号传导方式,对儿童生后食欲调节机制、能量代谢和神经内分泌功能产生影响。宫内高脂暴露还可通过影响胎儿脂肪细胞因子、脂联素、瘦素基因表达等诱导后代体内出现代谢综合征样现象[10]。此外,母亲所携带的肥胖相关环境(饮食模式、运动习惯)也在孕期和产后对儿童产生持续影响。这些因素均可导致婴幼儿超重肥胖的风险升高。

3.2 妊娠期合并症与婴幼儿超重肥胖的关系

常见的妊娠期合并症包括妊娠期糖尿病、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和妊娠期贫血。据报道,亚洲人群妊娠期糖尿病的发病率约为11.5%[11]。本次研究中,妊娠期糖尿病母亲的婴幼儿超重肥胖率更高,与Skrypnik等[12]的研究结果一致。妊娠期糖尿病可导致孕期体重增长过多和孕期超重肥胖,持续高糖的宫内环境还提高了早产和巨大儿的发生率,这些都导致婴幼儿超重肥胖的风险更高[13]。

婚育年龄的推迟和“多孩家庭”比例的上升导致高龄产妇日益增多,妊娠期高血压的患病率也逐年上升,本次调查发现妊娠期高血压母亲的婴幼儿超重肥胖率更高。关于妊娠期高血压增加儿童超重肥胖风险的发生机制尚不明确,一方面,生理学和遗传学研究表明,妊娠期高血压增强了胎儿的氧化应激,导致胎儿发生肥胖相关的脂肪组织基因表达的改变[14]。另一方面,妊娠期高血压可导致胎儿生长受限,这种不良的宫内环境将增加后代出现超重肥胖、心血管疾病及代谢性疾病的风险[15]。

目前,妊娠期贫血与儿童超重肥胖是否相关仍存在争议。妊娠期贫血可导致婴幼儿铁储备不足,增强脂肪细胞炎性反应,同时,铁缺乏往往意味着机体处于营养素摄入不平衡及某种“营养不良”状态,进而对必需营养素的需求量增加,这些因素均可能促使婴幼儿发生超重肥胖。Jeong等[16]研究证实贫血可增加儿童超重肥胖的风险,但也有学者持反对观点[17]。本次研究未发现妊娠期贫血与婴幼儿超重肥胖的相关性,对此仍需进一步研究证实。

3.3 分娩方式、出生体重、喂养方式与婴幼儿超重肥胖的关系

本次调查发现剖宫产出生的婴幼儿超重肥胖率更高,与Martín-Calvo等[18]的研究结论一致。剖宫产可导致后代形成某种与肥胖相关的肠道微生物群特征,即双歧杆菌、拟杆菌属、柯林斯菌属等的定值减少及厚壁菌的数量增加,进而对机体的代谢调节产生影响。此外,剖宫产还可升高儿童体内细胞因子水平、降低食欲抑制激素水平,增加婴幼儿超重肥胖发生率[19]。

本次研究中,巨大儿在婴幼儿期的超重肥胖率更高,其机制可能为宫内环境影响了生命早期的激素调节模式、营养平衡及遗传易感性。一项中国西部地区3岁以下儿童肥胖风险与出生体重关系的队列研究证实,巨大儿发生肥胖的风险是正常出生体重儿的1.64倍[20]。

大量研究表明母乳喂养是婴幼儿超重肥胖的保护因素[21]。配方奶喂养可升高婴幼儿血浆胰岛素水平,刺激脂肪细胞早期发育和脂肪沉积,而母乳喂养不仅可避免婴幼儿期过高的蛋白质和能量摄入,母乳中的生物活性成分还可调节机体食物摄取机制和能量平衡,这些对于维持儿童正常体重增长速率,避免超重肥胖发生至关重要[22]。

综上,婴幼儿超重肥胖问题不容小视。我们应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孕期管理和产前保健,降低妊娠期合并症和巨大儿的发生率,避免不必要的剖宫产,鼓励产妇坚持母乳喂养,这对于预防婴幼儿超重肥胖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