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喻意义机制阐发驻足回眸*
——致敬现代语义学问世100 周年

孙 毅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420）

0.引言

如果说20 世纪是句法学主导的时期，那么21 世纪则是语义学问鼎的新时代。句法学与语义学在学术大舞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场，而隐喻在其中始终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回眸历史，生成语义学专家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和哲学家马克·约翰逊（Mark Johnson）于1980 年联袂出版了Metaphors We Live by（《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该著提出石破天惊的革命性观点，即隐喻不是传统修辞学和文学批评领域专属的研究对象，亦非可有可无的装饰品和附属物；恰恰相反，对于概念化外部无限扩张的宇宙世界和内部无比深邃的情感世界而言，隐喻是强大的法宝与武器。

虽然世界上有超过7,500 种语言，但对层出不穷的新事物和新现象，每种语言须无一例外地借助隐喻这个强大的认知工具为其赋予新名称，贴上新标签。唯有依赖隐喻式思维，可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利用可知的、临近的、具象的现象来理解和洞悉未知的、遥远的、抽象的事物。如非这样，人类大脑就要背负无比沉重的记忆负担，亦或是费时低效地学习和记忆所有的新事物。实际上，人自孩童时期习得隐喻机制之后，学习新事物的能力和理解世界的本领便呈几何速度增强。隐喻作为人类最为重要的认知能力之一，可以将已知和未知二者挂起钩来，达到利用旧知识认识新事物的目的。经过四十余年的不断努力和辛勤耕耘，当代隐喻学已经挺身而立，成为平行于诸如语音学、音位学、形态学、语用学、语篇学、话语分析、心理语言学、计算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等传统语言学分支学科的一名新成员。当代隐喻学研究虽为初出茅庐的新兵，但对语言、认知和思维三者关系的探讨一直是学界总体的研究朝向和探索进路。各路学者争相运用当代隐喻学的相关原理剖析和阐释自身学科领域的现象，一方面验证当代隐喻学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另一方面近距离观察隐喻在本领域究竟扮演何种角色。日前，当代隐喻学研究成果丰硕，展现出一派欣欣向荣、日新月异的发展态势，已成为一颗引得全世界学人共同瞩目的学界新星。

然冷静观之，大多数当代学者将时间和精力一股脑投入到隐喻的认知语言学研究中；将主流的认知语言学理论譬如概念隐喻理论和概念整合理论奉若神明。更有甚者，部分学者将隐喻不假思索地扣用、挪移至本领域研究，这种千篇一律，乏善可陈的做法，难免有“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之嫌。一旦放弃对隐喻语义的深入挖掘，认知语言学研究必将沦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在认知语言学一家独大的研究现状面前，学界更加应该沉下心思，反思认知语言学的利弊得失，同时发挥临近学科所长，充分认识隐喻之于语言认知性研究的分量，进一步厘清和洞察隐喻机制的真实面貌，正式揭开隐喻两千余年发展史的神秘面具。

1.百年语义学发展史浪潮中的隐喻研究钩沉

“语义学”这一术语是由法国语言学家Michel Bréal在其1897 年的专著《语言的知识规律：语义学简介》（Essai de Sémantique:Science des Significations）中率先提出的（参见Bréal 1897）。一般认为，1923 年《意义的意义》（The Meaning of Meaning）一书的问世是现代语义学的滥觞。该书由剑桥大学著名语言学家C.K.Ogden（1889-1957）及其得意门生I.A.Richards（1893-1979）合著而成。今年适逢近代语义学开创100 周年的历史节点，纪念价值独特而重大。但学界每每忽视的是，该书副标题，即“语言对思维的影响及符号论科学之研究”（“A Study of the Influence of Language upon Thought and of the Science of Symbolism”）开创了现代语义学对以隐喻为首要研究目标的象征主义科学的先河。Ogden & Richards（1923：vi）在著作前言中便明确承认了语义的历史贡献。两位学者提出，语义在思维和符号象征中存在因果关系；人们说话时所用的象征符号是由实施的指称与社会和心理因素共同决定的，目的是将象征体所产生的效果和言语态度传递给他人；当听着象征体时，人们就会实施某种指称行为，并根据当下情况来假设与说话者的行为和立场相似的某种态度。

如图1 所示，在思维（Though）t和指称对象（Referen）t之间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而象征符号（Symbol）与能指没有直接的关系。换言之，象征符号和能指不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而是借助三角形的两边间接勾连起来（ibid.）。人类从发祥开始用以辅助思维并记录成绩的象征符号就是奇迹和幻想的持续来源（ibid.：24）。林林总总的象征符号编织成了今天所说的隐喻网络。意义作为所有语言力量的核心术语，研究前提就是对符号的深入探索（ibid.：248）。

图1：思维—能指—象征体三角关系示意图（ibid.：11-12）

在百年历史长河中，群星璀璨、群贤毕至，知名学者各抒己见，学说林立，畅谈隐喻机制运行的语义学原理。在语义学者掀起的一波波隐喻探索浪潮当中，大致出现了经典语义论、语义互动论、形式语义论和认知语义论四大流派，以下依次作扼要盘梳。

1.1 经典语义论

经典语义论认为隐喻的生发机制在于其导致的语义张力、逻辑矛盾（或曰语义偏误），即是说，所有隐喻从语义角度而言都是谬误和虚假的。本体和喻体（或曰主体和载体）之间的跨度越大，张力越足，隐喻就越新颖、大胆。听者在接收到隐喻表达后，首要任务是揭开表面语义冲突以期抵达话语深层真实的表达意图。经典语义论的代表性论述有Douglas Berggren（1962，1963）的语义张力论、Harald Weinrich（1963，1976）的大胆语义论、Michael Reddy（1969）的语义指称论以及Samuel Levin（1977）的语义偏离论。

Douglas Berggren 的隐喻语义张力论共有六大组成部分，指出在艺术、科学和哲学等领域中，隐喻的使用与滥用如影随形，相生相伴，人们以往过度倚重此概念来识解彼概念。Berggren 语义张力理论的新颖之处就在于明示主次项间的交互是隐喻产生与发展的桥梁和枢纽，以及巧妙运用立体视觉能力处理主次项之间的互动关系。立体视觉能力即同时兼容两种不同观点并将其交互融合从而滋生和理解新意义的能力。任何隐喻理解均须基于此能力，否则就会导致偏误。文学和科学均具主导图式或根隐喻，譬如诗性图式和科学模型。如欲通过这些图式正确理解诗歌和科学理论，亦需借助立体视觉能力。Berggren 在两篇经典论文中旗帜鲜明地开创了“隐喻语义张力论”，为后续兴起的一系列隐喻理论带来了新鲜血液和学术滋养，尤其为即将到来的隐喻认知革命铺平了道路。该理论明白无误地描述了隐喻主体与载体之间的关系，并对这种关系予以深入浅出的阐发，相关诠释切中要害、令人信服。Berggren 深刻论述了隐喻的产生与滥用机制，颇具新意，值得持续关注并深究。

蜚声国际的德国语言学家Harald Weinrich 先后于1963 年和1976 年两次着力论述了隐喻机制的发生原理与发展过程，尤其是聚焦于其认为最具隐喻本质和特征显示度的“大胆隐喻”类型。大胆语义论指出，隐喻是一种矛盾表述，其矛盾存于隐喻的本体和喻体之间，构成了隐喻的基础，汇聚成隐喻的魅力。隐喻的大胆性取决于本体和喻体之间的意象跨度，即意象跨度越小，越难以发现本体与喻体间的矛盾冲突；意象跨度越大，则越容易捕捉本体与喻体间的矛盾性，并同时赋予隐喻“大胆”的属性。隐喻词汇在特定语境下脱离原意并最终指向他意，具有很强的语境依赖性。可见，特定语境能剥离隐喻的大胆性，也能赋予原本“胆小”的隐喻以“大胆”的特征。人们奇思妙想所创设的“大胆隐喻”通过大规模的口传心授、口述笔录而完成由新向旧、从生到死的渐进演化，最终融入语言体系，成为普通语言稀松平常的一部分，直至记载为字典、词典和百科全书中的种种词条。可见，大胆隐喻和规约隐喻是隐喻整体图景这枚硬币的两面，互为镜像，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隐喻磨蚀过程的两个极端。Weinrich 肇始的大胆隐喻论是目前全部以规约隐喻为朝向的研究主流的反动和背离，值得大力挖掘。

美国语言学家Michael J.Reddy 于1969 年批判了将隐喻归为语义选择偏差的观点，认为隐喻语义的产生包含指称和语境两个主要因素，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隐喻研究从话语到认知的发展进程。Reddy 进一步阐释隐喻意义的动态性和隐喻的指称范围，认为一切话语都是潜在的隐喻。这一思想体现了对隐喻意义和隐喻解释维度的泛化。尽管Reddy对隐喻的解读始终停滞在语言层面，但毋庸置疑，其隐喻学术思想具有时代性和前瞻性，研究内容已稍显心理与认知的苗头。在涉及指称范围的论述中，Reddy 还强调人的感官体验，这似乎在某种程度上点明并强调了隐喻理解和产生机制的具身认知基础。在对语境制约程度的讨论中，Reddy 加入了人对隐喻意义判断的主观能动性影响，即交际者在语境影响下，自身感官体验所认定的指称对象与语义之间的联系是隐喻的判定标准。这一范式以隐喻为桥梁，将人的感官体验与语义连接在一起，是隐喻语义研究的突破，也是其隐喻学术思想的创见。具身经验作为人类存在的本质，关乎人类的经验和认知，将身体与心智相联系起来（孙毅，王媛2021：136）。

Reddy 将隐喻置于语义的框架下探讨与分析，体现了其深邃的学术洞察力和广博的学术视野。Reddy的研究成果距探索思维世界中的隐喻仅一步之遥，其动态的观点体现了Reddy 的预见性。鉴于此，有必要将Reddy 的隐喻语义观提升、凝练为Reddy的隐喻语义理论，供学人深入研读，助力当代隐喻理论发展。诚然，Reddy 的隐喻语义理论是一个大胆的尝试，虽难免有欠缺之处，但相关研究成果对隐喻研究转向带来了一定的启示，其学术思想足以让我们管窥概念隐喻的庞大系统，该系统也成为语言学和认知科学都在研究的系统（胡壮麟2002）。学者们借助Reddy 的学术成果能够进一步从字面意义的发展层面发展到挖掘新奇隐喻、规约隐喻、死隐喻之间的区分与联系，并由此推进，深入探究隐喻的具身认知机制，为当代隐喻学发展添砖加瓦，协力助推这一新兴学科的发展。

语言学家Samuel Levin 在1977 年于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出版经典隐喻著作《隐喻语义论》（The Semantics of Metaphor）。此书一经问世便引起学界的轰动。Levin 在书中提出的语义偏离论首先梳理了语言学者Frege、Ryle、Wittgenstein 等人关于指称、意义与真理问题的讨论，接着，就有关语义偏离句中的逻辑矛盾与语义矛盾、语义不兼容、现实世界与可能世界的关系、荒谬性可否思考和语句真值问题以及Abraham & Ricoeur 提议通过建立意义假设和双重指称等方法实现诗歌隐喻、文本隐喻与完整世界隐喻等问题展开了研讨分析。此外，作者论证了偏离语句中指称与意义、真值的不对等关系，并用隐喻语义理论核心观从语言学、哲学、数学等众多领域视角尝试带领我们掀开隐喻的神秘盖子，为认识和考察隐喻提供了来自不同角度的丰厚的学术滋养。Levin 最大的历史性贡献在于整合Frege、Ryle、Wittgenstein、Abraham、Ricoeur 等学者的思想，在此基础上盘整融汇出隐喻语义偏离核心观。

Levin 所提出的隐喻语义偏离核心观对于理解隐喻机制意义非凡。Levin 主张通过以句子为媒介的语言分析，区别意义、指称和真值，认为语义偏离句的意义、真值与现实并非密不可分，三者之间无等价关系，意义和真值的前提并非现实，而是间接语境和想象力。此观点反驳了Ryle 的“语义偏离句荒谬无意义”观点，而且与Kövecses（2015，2020）所言的“语境是诗学隐喻创造力理据的重要方面”不谋而合。同时，Levin结合“认知边缘”“隐喻构念”“语义聚合”等概念，通过语义分析法证明语义偏离的词汇在上述前提中出现语义变化，最终使意义标准化，从而从字面意义上得以识解。Levin 还重点分析了诗歌语言的隐喻机制，他认为，在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中，新奇的指称和无真值条件均可被接受，诗是特殊的言语行为，诗歌是诗人创造的可能世界。例如，济慈的诗歌中存在大量新奇隐喻，增添了诗歌的美感与意蕴（孙毅，邓巧玲2022：44-45）。借助Frege 为设定函数参数所规定的方法，从诗歌的高级句的语义分析入手，来了解诗性隐喻的发生机制，从而真正理解诗歌。在Abraham“新的替代世界”理论的基础上，Levin 又提出了诗歌“对整个世界创造完整隐喻”的观点。此外还讨论分辨了Ricoeur提出的“双重指称”和“隐喻”的不同。

1.2 语义互动论

语义互动论是指隐喻的主题和载体在其构建过程中交互作用、彼此影响。在隐喻机制的运作过程中，需要表达的主题和提供表达途径的载体同样重要。主题为隐喻设定框架和可能，而载体为隐喻划定路径和方案，两者缺一不可。语义互动论的代表性论点有Richards 的新修辞学论、Black 的语义互动论、Bipin Indurkhya 的新互动论以及Eva Kittay 的结构语义场论。

18 世纪以降，隐喻理论的本质及其发展历程一直备受学界热议，经久不衰。新修辞学理论注重隐喻与思维之间的联系，与“体认一元观”的哲学思想吻合。新修辞学理论领军人物Ivor Armstrong Richards（1936）回顾了18 世纪主流的隐喻理论学说，对其进行盘整与批判，创立了新修辞学隐喻理论。新修辞学隐喻理论提出了“主题”（tenor）和“载体”（vehicle）两个新术语，二者的相互作用构成了隐喻运作的机制，避免了传统修辞学关于隐喻描述方法的各种混乱现象。尽管隐喻的典型特征之一是不能按照明确可理解的规则来解码，但其运作规律是存在的。将语境考虑在内，意味着对隐喻的理解并不总是依赖于对一（几）个词汇项的语义解码，而是将隐喻视为一种语义和语法现象，将关于世界如何被组织的知识融入其中。Richards 追求的是一门研究词语的科学而非词语本身。他超前地强调了心智的重要作用，即心智根据语境或其他参照物决定以特定方式将隐喻中的两个概念连接起来。他还提出了隐喻分析中的常见问题，即主题与载体间的对应关系同隐喻（主题与载体整体）与隐喻所表达意义这两种关系的混淆。总之，在Richards 看来，隐喻是链接思维和语言的过程，是解决意义多重性的灵丹妙药。因此，Richards的新修辞学隐喻理论应旗帜鲜明地被确立为研究语言、语言运作机制以及研讨隐喻的里程碑，并成为后继者持续深入探索的出发点。

隐喻的互动观是基于Richards 的理论发展修正而来的。Max Black 的语义互动论（1962，1979）主要体现在其1962 年的著作《模型与隐喻》（Models and Metaphors）和1979 年的论文《再论隐喻》（“More about Metaphor”）。相对于替代观及其特例之比较观，互动观强调隐喻性陈述的两个主体，即第一主体和第二主体，以及两者之间的特征联系，具体涵盖以下五点：（1）隐喻性陈述有两个不同的主体，即“第一主体”和“第二主体”；（2）第二主体是一个系统，而非个体事物；（3）隐喻话语通过向第一主体“投射”一组“关联意义”而起作用，这些意义存在于意义复合体中，可以对第二主体进行预测；（4）隐喻性陈述的生成者选择、强调、压制并组织第一主体的特征，形成与第二主体“意义复合体”成员同构的陈述，应用于第一主体；（5）在特定的隐喻陈述语境中，两个主体通过以下方式“互动”：（a）第一主体促使听话人选择第二主体的某些属性；（b）引导听话人构建适合第一主体的平行意义复合体；（c）引导其在第二主体发生平行变化。此外，Black 提出了“强隐喻”和“弱隐喻”两大分类，并将隐喻性陈述中“旧词添新意”的现象定义为“词形更改”（catachresis）。

鉴于替代观和比较观割裂了本体和喻体的关系，隐喻互动观更加强调二者间的联系。替代观认为隐喻是字面意义上的替换，而比较观则是替代观的特殊形式，认为字面意义是对某种相似性或类比性的陈述。Black 的互动观指出，本体与喻体相互作用，隐喻是结构类比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显性同构，通过独创的视角帮助人们从特定角度认知世界。Black 跳出了替代观和比较观认知意义上的桎梏，阐明了喻体与本体之间的意义和逻辑关系，为隐喻的使用、本体属性以及内涵的理解与构建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将隐喻的认知延伸至具有互动关系的认知层面。

Indurkhya（1992）指出，传统互动论暗含悖论，无法解释互动的本质以及隐喻中相似性的来源、生成及制约机制。基于此，他区分了概念网和域，提出隐喻本质上是源概念网和靶域之间实例化的一种投射认知关系，并分析了两种不同的隐喻模式，即基于相似性的隐喻和相似性创造的隐喻。Indurkhya的新互动论介绍了隐喻的概念、本质及运作机制，并从句法隐喻、暗示性隐喻和投射隐喻三个角度着力分析汉语中的新奇隐喻，尝试深入探索隐喻阐释的互动论新途径。

Eva Kittay 及其团队（Kittay 1987; Kittay & Lehrer 1981; Steinhart & Kittay 1994 等）开创的语义场理论认为，词汇的意义同语义场内其他词的聚合和组合关系相关，隐喻是多个词交互作用的产物。该理论将隐喻的产生视为将一个语义场内词汇之间的关系结构映射至另一个语义场的过程，强调了隐喻的动态过程，说明隐喻是基于多个词交互的结果，而非简单的词对词的对应关系。语义场理论以文本为单位，强调语境对于隐喻理解的关键作用。通过转移施喻场元素的关系，重新构建受喻场元素的关系；通过分析施域场中关系的转移，增加对受域场新颖的见解，赋予传统观念以新的解读，并促进了思维的发展。语义场理论能用于诗歌和文学欣赏、主题挖掘，并深刻理解其内涵。此外，研究者还创建了计算机模型NETMET。该模型成功生成一系列句法复杂、语义有趣的隐喻，证明了该理论的一致性及完整性。这说明语义场理论可以用于隐喻理解和隐喻生成。在此过程中产生的隐喻不拘泥于“A 是B”这一规约形式，而是出现了更多复杂的句法，因此增添了多样化的隐喻表达，使隐喻的语法形式分类更加多样完善，形成了更完整的隐喻系统。语义场理论以大于单词及句子的文本单位进行研究，旨在拓展隐喻而不是孤立地开展研究。它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概念领域，用于意义与思维的转变。

1.3 形式语义论

形式语义论从隐喻句的真假值出发，借助形式语义符号，为隐喻机制的存现设置了充分和必要条件。代表性观点有Teun A.van Dijk（1975）的分类形式语义论、Franz Guenthner（1975）的自然语言形式分析论、Bergmann（1979）的形式语义模型论以及Carl Vogel（1998, 2001）的动态语义论。

国际顶尖理论语言学家Teun A.van Dijk 首先回眸了形式语义学中句子的真假赋值和隐喻句理论的条件。其次，他提出了形式语义学视阈中的隐喻新论，阐述了分类语义学、隐喻句的语义学问题、分类语义下的隐喻解释。最后，van Dijk 探讨了隐喻条件句的形式属性与相似属性。van Dijk 基于句子分类特征的隐喻论开辟了隐喻理论探究的新维度，为隐喻研究指明继续前行的方向和路径。

首先，关于隐喻句的语义学问题，van Dijk 主要探讨了以下内容。第一，隐喻句的指称性原则：只有当文本和语境的话语指示物被设定，才能得到隐喻解释。隐喻解释过程的规则如下：A=B，即A（本体）的外延和B（喻体）的内涵（外延）元素之间具有相似性。该规则表明了隐喻解释所涉及的相关语境特征，可用“预设”前提条件进行说明。当隐喻性谓词出现在描述性指称短语中，话语指示物已被提到或在包含假定意义的命题中作为术语值引入，则此句也会得到隐喻解释。如果脱离特定语境，句子会得到一般解释。第二，隐喻句的同一性问题：谓词替换会影响隐喻释义的同一性，为保证语义同一性，必须限定在特定结构语境中。同时，隐喻表达的编程方式阐明，当隐喻表达被给予了指示性解释时，隐喻表达才能具有真值，但是接受隐喻的进一步暗示可能导致不同真值的隐喻解释。比如，在带有内涵意义动词的语境中，隐喻解释是模糊的，隐喻不可能在内涵动词范围内解决这种不透明性。

其次，关于分类语义下的隐喻解释，主要探讨内容如下。第一，隐喻解释的一般性原则。隐喻谓词的特定使用方式使得隐喻解释具有语用性，可用F：F＇结构描述：谓词F 内容的扩展是通过去掉F 所包含的、只适用于更有限的逻辑空间区域的谓词来构造出F＇，删掉F 中逻辑空间区域有限的谓词后所剩下的内容可用选择函数来解释。当谓词内容范围进行扩展后，谓词释义也可用隐喻释义的扩展功能来进行阐释，即删除一个术语的部分内容，使其比字面上适用于更多可能事物。第二，删除谓词的方式，即删除谓词的部分内容来扩展谓词。直观标准是其保留的特征在某种程度上是典型的。典型标准的相似函数的选择在语用上是由文化知识和信仰决定的。第三，隐喻句的真值条件。隐喻句*Fa 是真值的条件是：只有在逻辑空间被限定为某一可能对象的话语指示物是扩展谓词F＇区域的元素，即E（F＇），包括了谓词的预期释义，即IE（F＇），句子才是正确的。

再次，在if-then 条件句中，如果所有可能的语境都为真，这些语境是由一个基于既定真值的函数“选择”构造出来的，那么就可以得到真值。第一，条件隐喻句的形式属性。隐喻句可以解释为一个隐含的条件句，使先行词为真并选择隐喻解释为真值的可能情境，继而对该隐喻句进行阐释。假设隐含先行词实际上可以用比较句形容，在比较句中，含有共同因素的常量特征被明确化。比较理论认为，隐喻是一种隐晦或含蓄的明喻，一个封闭明喻表示一种限定的比较，表明相关术语（被比较的事物）的比较对象。第二，条件隐喻句的相似属性。隐喻句具有反事实属性，对句子进行假设是使句子拥有真值并符合假设性解释的语义结构的策略。

最后，van Dijk 率先对形式语义中划分为“分类错误”的句子进行了隐喻性解释。此举拓展了隐喻学的理论范式，乃学界独创。这种隐喻性解释尽管仍基于形式语义学的范畴，但对后来的日常语言流派、认知语义学、概念隐喻理论等都有较大启示，尤其是对语境的考量为后来的认知语义学和概念隐喻理论等产生了重要的启迪。

Guenthner 考察了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到的一种隐喻。在Guenthner 看来，亚里士多德关于语言的许多论述都明确指出了一些核心案例并解释了这些案例所需的概念。Guenthner 对此提供了一些基于形式语义学的简单语义技巧，这些技巧有利于隐喻概念的分析。Guenthner 认为，隐喻分析能够揭示三个要点。第一是自然语言必须在语义学理论中区分字面意义和“次要”意义类型。第二点源于第一点，涉及“指称”的重要性以及指称在语境中的确定方式。第三，隐喻同时揭示了几种语境依赖。由于许多隐喻只能在语境中分析和识别，因此在某种语境中隐喻意义为真，在另一种语境中则为假，又或在某种语境中是隐喻，在另一种语境中却不是。第四，隐喻理论似乎不仅应适用于分析某些类型的意义变化，还应适用于语言中某一特定词在不同应用领域可能具有的几个相关意义。Guenthner 的隐喻语义学对于隐喻在自然语言中的意义解释具有重要价值，为隐喻计算提供了值得参考的方案。

Bergmann（1979，1982）的形式语义模型论试图通过建立理想语境来解决隐喻解释的问题，但实际交际情境中的复杂性使得理想语境困难重重、难以实现。这体现了隐喻解释的灵活性，以及填充语境以达到理想解释状态的重要性。Bergmann 的模型对隐喻理解的贡献还在于指出隐喻不仅涉及意义偏差，还涉及人类的认知机制。

毋庸置疑，Bergmann（ibid.）的论述是继van Dijk（1975）和Guenthner（1975）之后从形式语义的角度探索隐喻生发过程及其运作机制的标志性学术成果。Bergmann 的形式语义隐喻论在隐喻研究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她将隐喻的解释一分为二，以字面解释和隐喻解释为切入点而发现隐喻解释的优势、开放性特征和对语境的高度依赖性，并将隐喻视为一种程序化应用，有效避免了对隐喻进行真假判断的步骤。然而，从形式语义学的角度解释隐喻现象并非易事，支配隐喻解释的规则不仅关乎语言知识，还须考虑到各种各样的非语言知识。

Bergmann 试图通过建立一个理想语境来解决隐喻解释的问题，但真实交际情境中的理想语境几乎是无法达到的。这一事实也说明了隐喻的特殊性。隐喻解释没有严格的规则限制，因而在为隐喻附加特定解释时，我们需要对隐喻的语境进行填充，使其达到隐喻解释的理想状态。换言之，在某些情况下，没有明确的指示表明我们更应该倾向于哪种方式对隐喻予以解释，但我们仍能确定如何进行解释，亦即我们可以选择为隐喻性表达提供一个程序合理的解释。从相关论述可得知，Bergmann 意欲进一步探讨和塑造理想语境。尽管在实践中存在诸多挑战，但这并不影响其理论内涵的影响力。从逻辑层面来看，只要理想语境建立，其所建构的模型即可说明隐喻解释的问题。

总而言之，Bergmann 对隐喻解释进行层层剖析，通过对比替代观和比较观，剥离出语境对于隐喻理解的重要性，并围绕语境将隐喻纳入语用学研究领域，在语言使用的现实语境中解释隐喻。同时她提出的具体模型也将语境考虑在内，这是一个长足的进步。但隐喻不仅是一个意义偏差的问题，也是人类的认知机制。尽管Bergmann 的理论存在欠缺之处，但其研究成果对隐喻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启示，有助于学界进一步完善隐喻理解与解释的理论框架和实操机制。

由柏林大学计算机科学学院Carl Vogel（1998，2001）教授开创的动态语义学论指出，隐喻性与通用性密切相关，它体现在对表达式进行评估的索引分类中，其目的是揭示意义生成及扩展的动态机制。隐喻性话语是一类包含性陈述，即包含喻体的双重指称。具有动态阐释的内涵逻辑为语义扩展、词汇歧义和隐喻性提供了形式语义，这种动态性允准句子的释义通过添加任何扩展表达式来影响后续句子的阐释。Vogel 提出的动态语义学将隐喻性和通用性合二为一，着力提倡从句法—语义接口出发对动态意义进行全方位阐释。此动态阐释系统的提出、解释和论证旨在捕捉隐喻创造的重要特征，是形式语义学对隐喻理论贡献的坚实证据。

对索引中信息的重新分类与评估是隐喻新意义转移的重要标志，隐喻的动态语义应运而生并依照实体来阐释，无论在直陈谓词（意义可能为假）还是非直陈谓词（意义可能为真）域内使用时，其意义均得以扩展。此外，语义的动态性使语言运用离不开语义阐释的语境参与。语境是隐喻理解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体现出灵活性（孙毅2020a：104），信息的更新和降级分别为动态阐释和静态阐释提供了灵活语境，使得对应的特征函数集的外延关系和常量发生改变。通过将每个意义应用于域内所有元素，仍可将其扩展至更细微的程度，故而隐喻性和通用性应在同一个语义框架内处理，此框架允许信息更新、实体名称和谓词一同与意义进行动态配对。隐喻的动态语义阐释与完全模糊可以相互兼容，这对探索词义消歧的理论方法是最自然也是效用非凡的。

1.4 认知语义论

由于深受主流认知语言学的影响，语义学研究者纷纷开辟了借助认知要素来探讨隐喻机制的语义路径。唯一的不同在于认知语义论是以语义学为根本出发点，代表性研究有Anna Wierzbicka 的自然语义元语言论、Dedre Gentner 的结构映射论、Sam Glucksberg的交互特征赋予模型论以及Samuel Guttenplan 的语义下行论。

最早由波兰语言学家Anna Wierzbicka 肇始、由Goddard 引领的自然语义元语言（NSM）学派，是一套在多语种实证研究基础上的、由简单语义元构成的通用转述语言系统，旨在通过简化转述的方式让意义回归语言研究的中心，并借助与自然语言相似的语义元表征以避免语言假说论证的可测试性缺失和跨语种回译的偏差困境（Wierzbicka 1996; Goddard 1998;Goddard&Wierzbicka 2002;Peeters 2006）。然而，针对意蕴内涵丰富的隐喻普遍现象，NSM 方法所采用的文化脚本有些捉襟见肘，难以实现其最初拟议的假设预期，即任意自然语言的语义都可以通过元语言释义得到解释，且不会陷入循环论证的泥淖。

结构映射论是一种基于类比的理论模型，旨在解释隐喻的加工过程。Gentner（1983）率先提出，不管是隐喻还是明喻，本质上都是类比，而类比就是一种在域与域之间寻找结构一致或推论映射的过程，即对两种表征情景之间共同的关系结构进行匹配，然后投射出推论的映射过程。结构映射论为隐喻研究提供了全新的分析视角和操作方法，其主要贡献有三：（1）指出在隐喻映射过程中，双概念域匹配的是客体间的关系结构，而非相似属性；（2）同时解释相似性、隐喻和类比三者之间的关系，具有认知经济性优势；（3）主张隐喻加工存在不同模式，提出隐喻加工方式与隐喻的规约程度相关的观点。Gentner 及其团队肇始的结构映射论（Gentner 1983; Gentner et al.1993; Gentner & Markman 1995; Gentner & Markman 1997; Gentner et al.2001）以此研判为出发点，综合比较不同隐喻理论模型的基本思想和优缺点，发现它们彼此互补，并基于隐喻的规约程度不同而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连续统。这也进一步反映了人类认知结构和认知方式的多样性，提供了除概念隐喻理论这一认知探讨路径外的更多阐释方案。总体观之，Gentner 将隐喻看作类比，并搭建起完整的解释框架，为隐喻研究提供了全新的分析视角和操作方法。

Glucksberg 的交互特征赋予模型假说认为，隐喻实质上是两个概念主体间的特征赋予。喻体的主要作用在于将自身特征赋予到本体上，以及表征本体自身范畴内的变化维度。研究者通过对名词性和谓词性隐喻的范例分析，阐明由Manfredi（1994）、Glucksberg et al.（1997）和Glucksberg（2001）联袂开创的交互特征赋予模型的工作原理，并对隐喻理解的互动特征赋予观提出如下主张：隐喻的喻体和本体虽角色不一，但二者之间相互作用；本体提供了特征赋予的维度，而喻体提供赋予本体的特征。隐喻义的产生是本体和喻体交互特性作用下的产物。较传统隐喻理论而言，交互特征赋予新模型假说可以更为完备地解释隐喻加工的交互过程。

不难看出，该模型涵盖两个具体方面：隐喻本体和喻体的不同作用以及喻体的双重指称功能。一方面，隐喻加工的交互特征赋予模型侧重本体与喻体的交互作用，认为隐喻的理解要求喻体提供上位范畴，并将自身特征赋予本体；另一方面，本体的特征维度决定被赋予特征的相关性。该模型较好地解释隐喻的意义选择问题，只有根据本体提供的维度赋予的特征才能进入隐喻的理解（刘正光2005：4），而与本体无关的特征则被过滤掉。根据这一模型，在隐喻理解的过程中，理解者的百科储备和背景知识同等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讲，交互特征赋予模型关注隐喻本身属性的同时，也体现了作为理解者的主体特性。传统隐喻理论强调源域向靶域的单向映射（即喻体向本体的映射），更看重喻体选择在隐喻中扮演的角色和作用，弱化了本体对喻体的约束作用。相比之下，此模型认为本体为隐喻限定了特征赋予的维度，而喻体则限定了赋予本体的特征。与以往提出的比较模型相比，交互特征赋予模型界定了隐喻本体和喻体的不同地位和作用，两者之间相互牵制、互为准绳，即无论是本体所提供的特征维度的约束性或是喻体意义的明确性，都可能对隐喻加工过程起到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

与传统概念隐喻和概念整合理论相比，交互特征赋予模型能够更加细致地诠释隐喻加工理解的过程，具有更强的阐释力，并且经得起设计精巧的实验证明与推敲。尽管如此，与目前学界主流隐喻理论范式相比，交互特征赋予模型对隐喻的阐释仍具局限性，今后可以该模型为基础，针对更多不同类型的复杂隐喻、利用现代先进的设备仪器如ERPs（事件相关电位）和fMRI（核磁共振）等对隐喻加工的具体过程开展研究，不断补充、完善现有模型。

Samuel Guttenplan 的隐喻语义下行说为隐喻解读提供了认知的新视角。Guttenplan（2005）阐释了如何通过语义下行来调解隐喻的上述不可协商的真值，其对象式限定（object-style qualification）的隐喻语义建构观弥补了概念隐喻、属性共享和相似性等解释方案的不足，对“X is a F”型主谓隐喻的深入剖析拓展了隐喻类型的研究。Guttenplan（2007）进一步解释了属性在隐喻的可理解性方面行不通的道理，指出限定是解读隐喻的关键，对象式限定的语义下行观与属性观在隐喻解读路径中有本质区别。根据隐喻语义下行说的核心要义，隐喻蕴含一种从语词到对象的转移，该对象充当谓词功能对所涉主体进行限定。这种对象式限定是一种参与语义建构的方式，有望取代概念隐喻、属性共享和相似性等传统范式的解释，为调解不可协商的真值提供切实途径。隐喻语义下行说认为存在一种从隐喻性述谓结构中的语词到对象的下行，这些语词将目光引向对象，我们借助这些对象而非语词来限定隐喻主体，这是一种参与语义建构的方式。对象具有一种独立于指称且本质上不与语词联系的语义功能。另外，隐喻具有透明度，语义下行需要对隐喻中语词的普通意义有初步把握，从而一开始就有某些事物可供理解，这是透明度所需的，正是这种透明度使说者、听者和所有其他参与者在对对象意义的共同认识的基础上达成理性空间中思想和行动上的调谐。综上，语义下行说坚持隐喻的透明度，通过对象式限定保留了原句结构，能处理从主谓到更复杂形式的隐喻，解决了属性共享易偏离基本隐喻以及加工语言时未启用概念隐喻映射的情况下产生的问题，拓展了CMT 所阐释的隐喻类型范围。隐喻语义下行说的提出不仅弥补了以往隐喻研究之不足，同时也在对象式限定的基础上探索了隐喻研究的新路径。

综上所述，语义学者对隐喻的探索异彩纷呈，从经典的宏观语义角度对隐喻的批判，到微观的隐喻的互动机制探索，再从隐喻真假值的索求，最后以认知语义的角度对隐喻的阐释，无不体现了学者们对隐喻探求的孜孜不倦。学者们对隐喻从陌生到熟悉，虽然在上下求索的道路中遇到一些问题，理论构建不足，但对隐喻研究的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的作用，逐步揭开了隐喻背后的面纱。

2.结语

当代隐喻学自1993 问世以来，已经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研究者群体日益庞大，研究成果与日俱增。就笔者统计而言，仅1994—2013 二十年间，外国语言文学类CSSCI 来源期刊发表以“隐喻”为标题核心词的论文达405 篇（孙毅2015），2014—2018 五年期间又刊载了226 篇（孙毅2020b），“隐喻热浪”蔚为大观。当代隐喻学已毫无争议地成为一门语言学研究的新学、显学。值得一提的是，在Odgen &Richards 师徒联袂巨著《意义的意义》发表100 周年之际，穷尽性地网罗和盘整国际知名语义学专家对隐喻机制的研判和评价有着不言而喻的意义。

诚然，倘若我们认可隐喻机制是人类概念化的核心，关于隐喻机制构成与运行的探索就成为所有语言学同仁的任务与担当。在探索真理的过程中，我们一方面要仰首望天，借助先进的脑科学技术和仪器记录和分析个体在应用隐喻时大脑的区块分布、脑电波和其他实时活动；另一方面还要低头耕耘，着力细致地剖解隐喻的语义学构成，特别是其语义特征和真假值问题，以期两相结合，最终破解隐喻这个困扰学术界千百年来的头号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