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共享背景下城市公园绿地露营满意度评价
——以广州为例

李世杰 曾晓悦 樊德良 邢亚龙 江海燕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特别是受疫情影响，人民群众对城市绿色生态空间有了新的需求，希望增加可进入、可体验的活动场地。现代方式的露营活动能享受自然风光、进行野外休憩、接受户外教育，被认为是接触自然[1]、补偿城市生活[2]的最好方式。露营活动体现了旅游的核心理念，即享受自由的时间[2]。城市公园露营既遵从疫情防控要求、保持安全社交距离，又能亲近大自然、享受户外新鲜空气，不失为一种折中的亲近自然的方式。2023年1月31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下发的《关于开展城市公园绿地开放共享试点工作的通知》指出：“在公园草坪、林下空间以及空闲地等区域划定开放共享区域，完善配套服务设施，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搭建帐篷、运动健身、休闲游憩等亲近自然的户外活动需求，是扩大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新空间的重要举措”。

露营指的是暂时性地离开都市，利用自带设备或就地租赁设备，在未开发的空旷野地或经过美化并有各种服务设施的场地开展野外休闲、观光、度假、健身、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专业化旅游活动[3]。纵观国内外的露营研究趋势，大部分学者最初将研究重点放在了露营旅游的基础理论探讨上，包括对各国露营研究的梳理[4-5]，以及欧美国家露营发展对中国的启示[6-7]等。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开始将研究重点转向露营地规划设计的实践探讨上，包括露营地类型[8]、布局[9-10]和选址[11-12]，其中，王长柳等[9]提出在自驾旅游区概念规划中，将营地以辐射型布局方式划分为服务区、汽车露营区、帐篷露营区及混合露营区；Mikulić等[11]提出基础设施、安全和生态标准是影响露营者选址和体验的重要条件。此外，该阶段的研究重点还有营盘规模与面积[13]、露营地游憩设施[14]、露营地环境资源条件[15]、露营地碳排放管理[16]与生态足迹分析[17-18]、露营气候[19]，以及露营地安全管理[20]等方面。当前最新的研究重点转向露营的可持续性层面，包括露营引发的环境负面影响[21-22]、对社区或家庭的影响[23]、露营者感知[24]、露营者类型[25]、露营者满意度[26]、露营者责任行为[27]、露营活动的自然教育功能[28]和露营最新趋势[29]等多元复合的研究主题(表1)。过往学者将研究视角放在了城市郊外的海滨、河畔、湖畔、森林、乡村、山地、沙漠等露营地选址区域，而针对城市公园开展露营活动的研究较少。研究表明，在疫情的影响下，露营热门类型从传统功能式的野外露营、房车露营，朝着精致美学式的城市公园露营转变，衍生出社交露营、居家露营、宅度假等“泛露营”概念。城市公园露营地选址多在中心城区大型公园或城市新区公园的开放草坪，通常是公益免费性质，会限制开放时间和区域，同时营盘和营位规模相对较小，露营设施与公园已有配套设施共享利用。公园露营具有就近化、短途化、家庭化、自由度高、消费便捷、体验性强、装备要求低等特点，更容易在城市推广。城市公园开展露营活动能够更好地发挥其景观功能、游憩功能、教育功能，但对原有的生态功能会造成一定威胁，也增加了减灾防灾功能的压力。针对市民“帐篷占地”、过度踩踏、乱丢垃圾、挖沙取土、明火烹饪、宠物入园等毁坏草坪的行为，公园管理机构在设施维护、绿地保育、安全管理等方面面临新的挑战。城市居民对露营活动需求的日益提高，对城市公园的个性化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围绕城市公园露营满意度提升策略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表1 露营活动研究典型文献梳理

综上所述，本研究立足开放共享背景下的城市公园绿地建设，采用IPA-Kano模型和问卷调查法，探讨受访者对城市公园各要素的露营满意度，从而识别提升露营功能的关键要素，提出城市公园露营功能提升策略，以期为城市公园更好地支撑露营活动的开展提供参考借鉴。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方法

1)指标选取。

根据相关文献，通过实地调研并结合本研究特征，拟定了广州市城市公园露营活动满意度评价体系。基于城市公园露营与一般旅游目的地露营的共性，首先参考借鉴《休闲露营地建设与服务规范》(GB/T 31710.5—2022)中“营地选址与布局”“标志标识”“区域树荫”“公共卫生间”“垃圾收集点”“露营服务咨询”“露营装备租赁”“安全保障”等内容；其次针对城市公园露营的特质，提出一些野外露营不具备、针对性较强的原创指标要素，如“公共交通方便程度”“便利店”“疫情防控措施”“露营区域的私密性/嘈杂程度”“草坪的保养维护水平”等；最后从交通满意度、安全满意度、空间满意度、设施满意度、环境满意度和管理满意度6个层面，选取了影响城市公园露营活动满意度的24个公园要素作为研究指标(图1)。

图1 城市公园露营活动满意度评价体系

2)问卷设计。

问卷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受访者的基本社会属性；第二部分为受访者认为各公园要素对露营活动的重要程度，即受访者的偏好倾向；第三部分为受访者评定各公园要素的实际满意度，即公园要素的绩效表现。问卷的第二和第三部分，皆采用李克特量表法(Likert Scale)五级语义“非常重要/满意、重要/满意、一般、比较不重要/满意、不重要/满意”进行描述，并按照5、4、3、2、1的分值进行赋值，然后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3)分析模型。

IPA(Importance-Performance Analysis)是重要性与绩效分析的简称，广泛应用于市场营销领域，是评价顾客对服务的满意度以及判断服务要素优先性的工具[30]。KANO模型由日本学者Noriaki Kano提出，又称三因素理论，以分析用户需求对满意度的影响为基础，是对用户需求分类和排序的工具。基于IPA与KANO的相似性和差异性，有学者将二者融合提出了IPA-Kano模型(图2)：横轴代表显性重要性，纵轴代表隐性重要性，象限一是关键性绩效型要素，象限二是魅力型要素，象限三是非重要绩效型要素，象限四是基本型要素。在对满意度的影响方面，按重要性排序依次为基本型要素、关键性绩效型要素、魅力型要素。相较于传统的数理统计法，IPA-Kano模型可以更好地解释要素的实际表现绩效与重要性之间的因果关系[31]。

图2 IPA-Kano方法相关研究模型

1.2 数据来源

1)公园选取。

立足研究目标，研究对象的选取主要考虑以下3点：1)位于市中心的公园开放草坪；2)在广州市政府首批供市民露营活动开放的公园名单中，露营活动频率高；3)网红露营打卡点，代表性强。最终选取白云区、越秀区、天河区、海珠区内10个典型露营活动聚集的公园作为研究对象(图3)。按照公园的区位和特色，划分为白云山公园组(包括云台公园、麓湖公园、雕塑公园)、二沙岛公园组(包括发展公园、传祺公园、宏城公园、二沙岛艺术公园)和其他公园组(包括珠江公园、临江带状公园、会展公园)3组。

图3 调研公园区位图

2)调查情况。

预调研于2022年4月开展，获知雕塑公园和云台公园存在取消露营的情况。实际调研数据收集于2022年5—6月(图4)，向使用高峰期(周末9：00—21：00)内公园绿地的露营者随机发放问卷。共发放问卷500份，回收问卷480份(图5)，总回收率为96%。回收问卷的样本总量充足，单个公园回收问卷的样本量基本充足。最后剔除不完整的问卷，共计有效问卷459份，有效率为95.63%。使用SPSS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克朗巴哈(Cronbach Reliability Alpha)α信度系数和因子分析法进行检验，结果显示调查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

图4 调研现场

图5 回收问卷数量统计(单位：份)

2 评价结果与分析

2.1 城市公园露营的体验感受统计

受访者评定的偏好倾向，是让露营者根据城市公园各露营要素对其露营活动的重要性进行打分。通过询问受访者“您觉得城市公园的以下要素对于您的露营活动是否重要？”获取的偏好倾向代表了各露营要素对露营者的显性重要性(图6-1)。结果显示，3组公园都在露营装备租赁与出售服务方面得分最低。组间对比可见，白云山公园组整体得分较高，高分集中在随身财物安全、蛇虫叮咬等方面。

图6 3组公园要素的显性重要性与绩效表现图6-1 3组公园要素的显性重要性图6-2 3组公园要素的绩效表现

受访者评定的绩效表现，是让露营者根据在城市公园开展露营活动的实际满意度进行打分。通过询问受访者“请对您在这个公园开展露营活动的实际满意度进行评价？”获取的实际满意度代表了各露营要素对露营者的绩效表现(图6-2)。结果显示，白云山公园组整体得分较高，高分集中在疫情防控措施、随身财物安全等方面。综上，白云山公园组在重要性和满意度上都表现较好，这是基于该组公园都属于白云山风景名胜管理局管辖，自然环境优越，管理水平和设施投入的专业化程度高。

2.2 公园露营要素的隐性重要性提取

显性重要性是指受访者对城市公园露营要素重要性的直接评价情况；隐性重要性指的是不直接显现出来，但是通过受访者对其他方面的评价从侧面反映出来的重要性情况。显隐二者相互关联但不完全相同，将二者结合对比可以揭示出不同公园露营要素在露营者使用感受引导下所需的开发强度。由于利用IPA-Kano模型无法直接获取隐性重要性，同时为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参考相关研究[32]，采用双变量相关分析，通过统计受访者对24个要素的单项绩效表现与总体满意度间的相关系数来获取隐性重要性。当公园露营要素对总体满意度影响显著时，隐性重要性较高，反之则较低。3组公园露营要素的隐性重要性及其排序结果显示(表2)：露营装备租赁与出售服务、便利店、停车方便程度等都是隐性重要性较高的城市公园露营要素。由此可见，停车、便利店等基础设施建设，事关城市公园运营的合理性和承载力。

表2 3组公园露营满意度评价要素的隐性重要性

2.3 公园露营要素的改善优劣次序

通过IPA-Kano模型来呈现显隐对比结果。以上述获得的隐性重要性(表2)为纵轴，显性重要性(图6-1)为横轴构建矩阵，将显性重要性与隐性重要性24个变量的平均值作为中心坐标。将每个变量分别对应进坐标系中，结合满意度评价体系要素(表3)，对比分析白云山公园组、二沙岛公园组和其他公园组3组数据(图7)，并将结果以表格形式归纳总结(表4)，使各组公园露营要素所处象限得以直观展示，从而确定各要素的改善优先程度。开发强度代表的是为了保障或提升满意度，要素需要提高的设计程度。例如，开发强度中等，表示要素设计程度提高到适中即可；开发强度高等，则表示要素设计程度可无限提高[33]。具体结果如下。

图7 3组公园IPA-Kano分析象限图

表3 满意度评价要素

表4 3组公园要素的改善优先级

1)基本型要素方面，从公园入口到露营点的方便程度、随身财物的安全、消防安全、疫情防控措施、露营区域的空间充足程度、露营区域的私密性/嘈杂程度、露营区域的树荫、开放区域大小和草坪的保养维护水平为3组公园的共有要素。可见3组公园对露营活动的安全性、私密性、空间开放度与亲近自然的程度展现出高度关注，这与刘家明等[34]对城市综合性公园日间营地的布置与管理研究结果一致。这类要素有助于快速提升城市公园开展露营活动的质量，增强公园的吸引力。

2)关键性绩效型要素方面，停车方便程度、蛇虫叮咬是3组公园的共有要素。对白云山公园组来说，开放时间是需要尽量提高并且没有优化上限的要素；而对二沙岛公园组而言，公共卫生间、垃圾收集点等要素需要得到重点关注。该类要素的好坏时刻影响着受访者的总体满意度，因此这类要素需要持续保持关注。

3)魅力型要素方面，便利店、露营装备租赁与出售服务、工作人员的引导与露营信息咨询是3组公园的共有要素。该结果反映出基础设施条件与管理服务方式对游客影响相对较小。该类要素属于高层次需求的范畴，是在基本需求满足之后才需要考虑的，符合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这与付尧等[35]对自然保护区露营适宜度评价的研究结果一致。该类要素的好坏一般不会影响受访者参与城市公园露营的意愿，因此此类要素无须过度关注。

3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从游客满意度的视角出发，通过构建城市公园露营满意度指标体系，基于在广州部分城市公园获取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IPA-Kano模型对城市公园承载露营活动的满意度进行评价。研究表明：城市公园首先需要重视的要素包括从公园入口到露营点的方便程度、随身财物的安全、消防安全、疫情防控措施、露营区域的空间充足程度、露营区域的私密性/嘈杂程度等；其次需要重视的要素是停车方便程度和蛇虫叮咬；不同要素的露营满意度在不同类型公园间存在差异。

综上所述，城市公园除了满足常规的生态功能、景观功能、游憩功能、教育功能和减灾防灾功能之外，针对如何有限度地开发露营功能，本文从以下4个方面提出策略。

1)鼓励落实公园开放共享政策。充分认识推动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提升公园多元服务功能的重要意义，结合“公园城市”“森林城市”等城市发展理念，建立可供开放的城市绿地清单。林业园林主管部门和公园管理机构可结合公园实际情况，按照开敞式市内公园、围蔽式市内公园、郊野公园等不同公园性质实行分类管理。划定不可进入的观赏型草坪和可进入的游憩型草坪，鼓励围蔽式和开敞式市内公园在周末和节假日向公众开放游憩型草坪。

2)积极提升精细化管理能力。园林部门和公园机构要加强与城管、公安、应急、市场监管等相关职能部门的联动，抓好开放区域的日常管理工作。完善公园绿地的规划、建设、养护和管理等相关法律法规，建立经费保障机制、投诉受理机制、志愿者文明引导机制、动态管控机制和网络预约机制，主动公开公园绿地开放信息。根据植物生长周期和特性，实行场地轮换制度，合理规划帐篷区开放和绿化养管周期，确保公园持续良好的生态环境和景观面貌。

3)科学完善公园绿地设计规范。城市公园露营选址应在生态良好、风景优美、视野开阔、水源有保障、交通便利的区域，避开文物保护单位、自然保护地及游人密集的区域。符合公园绿地相关规划及有关标准规范要求，根据场地的承载能力科学设定接待容量。文体、娱乐配套服务应立足市民基本需求，遵循简约、安全、优质的服务原则，并与场地环境相适应。

4)优化露营活动与城市公园功能的兼容性。进一步发挥公园露营地的资源整合优势，引进文博、演艺、体育赛事等主题活动，创新公园露营体验模式和消费场景，鼓励公园露营地向精细化、特色化方向发展。公园开放时段应加大巡查力度，增加秩序引导人员，及时发现并处理违规行为，增加垃圾清理频次。绿地周围设置安全监控摄像头、防火器材等，建立气象灾害、食品经营、娱乐设施等各类突发事故的应急救援体系，做好线路指引并定期进行疏散演练。规范游客行为，增强人民群众文明露营、绿色旅游的意识。

本研究也存在不足，有待日后进一步深入研究：1)受制于研究时间和人力，样本数据范围只囊括广州市中心城区的10个代表性公园，缺乏对城市外围地区公园的调研；2)本研究采取传统问卷调查等小数据收集方法，调查方法和数据获取上缺乏大数据的辅助，若在今后的研究中将大小数据相结合，有望得出更加全面的结论。

注：文中图片均由作者绘制或拍摄。

致谢：感谢广东工业大学2019级风景园林本科班同学对本文基础数据调查作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