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熊猫国家公园社区管理公平性测度及调控机制研究

张 引 陈秋瑾 张雨琦 杜春兰

“国家公园社区”是指“聚居或生活在国家公园内部或周边、与生态保护存在密切和复杂关联的农民集体，主要包括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农户和村民等主体”[1]。中国国家公园社区管理面临土地权属不清[2]、参与机制不全[3]、人兽冲突显著、补偿机制不健全等诸多问题[4-5]。这些社区管理问题的本质，其实是“公平性”问题。实质上是，国家公园管理机构限制了社区对集体土地和自然资源的利用，但对其法定权属、传统知识和当地文化的尊重不足，没有建立起一套公开透明的共同决策程序，还缺乏对保护成本和收益的合理分配[6-7]。这种“非正义”的集体土地用途管制方式，加剧了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矛盾，激化了国家公园与周边社区的冲突矛盾[8]。

国际保护界十分重视自然保护地管理的公平正义。爱知目标11(Archi Targets 11)呼吁自然保护地“应认可和尊重原住民、社区和其他弱势群体的权利，通过公平的管理过程，实现公平的成本和利益共担”，首次提出了社区管理公平性的议题[9]。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COP15)再次强化了公平管理理念。正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国家公园社区管理公平性的重要性体现在2个方面：在道德层面，生态保护成本不应当只由当地弱势社区承担；在工具层面，保护管理的成功也离不开地方资源使用者的支持。一旦社区产生强烈的不公平感，则可能引发负面的保护态度和行为，进而成为国家公园保护目标实现的阻碍和威胁[10]。

当前，国际研究已初步形成自然保护地管理公平性的评估框架，包括承认、程序和分配3个维度和至少10个评估指标[9-12]。该框架提出了自然保护地管理公平性的测度方法[13]，但尚未聚焦到社区管理方向。在微观层面，部分研究定量测度了农户公平感知水平及其影响因子，如人口统计学特征、空间区位、社区参与等[14-16]。当前国际研究主要集中在某一特定公平维度的讨论[17-18]，如利益相关者及农户公平感知及影响因子分析[15，19]，然而尚未以行政村或村民小组为研究单元，开展社区管理公平性的比较研究，因此难以为国家公园社区规划调控提供科学依据。国内学者也注意到国家公园及自然保护地中的公平正义问题[20-21]，但相关研究理论性不够、系统性不强，较少运用定量分析方法[22]。因此，目前缺乏一个在保护地尺度测度社区管理公平性的测度方法，为管理机构提供决策优化依据。

在此背景下，本研究致力于建立一套国家公园社区管理公平性评估的指标体系和有效方法。其作用在于：1)系统评估国家公园社区管理的进展，有助于在不同阶段进行历时性追踪和分析；2)计算国家公园社区管理的公平性指数，有助于在不同保护地、不同社区之间进行定量比较；3)精准化识别国家公园社区管理中的冲突和问题，有助于优化和提升管理机制。本研究是一个探索性的尝试，基于农户公平感知提出我国国家公园社区管理公平性的定量测度方法，并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园区)开展实证研究。

1 概念框架与指标体系

1.1 概念框架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社会公平并非是一个单一化的概念[23-24]。总体上讲，社会公平中存在3个相互关联的维度——承认、程序和分配公平[9-11](图1)。值得注意的是，公平管理是一个交互和动态的过程，各个维度之间相互作用，其评价标准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地方环境，并且会随着历史发展不断演变[11]。此外，绝大多数保护公平的研究都集中在分配公平上，其次是程序公平，而承认公平较少受到关注[17，25]。

图1 社会公平的3个基本维度

1.2 指标体系

2017年，Zafra-Calvo等提出了文化身份、法定和习惯权属等自然保护地管理公平性的10个基础测量指标，并对全球225个保护地进行了定量测度。由于不同社会背景下利益相关者对公平性有差异化的理解，其测量指标会结合案例地实际情况进行调整[15-16]。

笔者基于国内外文献研究、我国国家公园的社区管理特征，对此指标体系进行了修正。具体而言，在承认公平中增加了“土地权属”和“生计保持”指标，因为我国国家公园集体土地权属复杂、社区生计的自然资源依赖程度较高[15，26]。由于国家公园体制建设对“社区共管机制建设”的要求[8，27]，在程序公平中纳入了“社区参与”指标。最后，基于中国国家公园对周边社区的社会影响，对分配公平的“成本”“利益”进行了详细补充，如野生动物肇事、提供就业机会等(表1)。

2 研究设计与数据分析

2.1 案例概况

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园区)位于四川省广元市境内，岷山山系龙门山脉西北侧、摩天岭南麓，主要保护对象为大熊猫及其栖息地。唐家河园区与青川县青溪镇、三锅镇所辖14个行政村接壤，周边社区总人口9 500余人[28]。为排除镇政府管理差异的干扰，选取其门户小镇青溪镇下辖4个行政村(落衣沟、阴平、魏坝和东桥村)展开实证研究(图2)。各村在人口、区位、产业和管理措施上均存在一定差异(表2)。

表2 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园区)调研社区概况①

图2 研究范围

2.2 问卷抽样与调查

研究团队于2022年6月29—30日上午在阴平村开展预调研。调整问卷题目后，于6月30日下午至7月6日开展入户调查，共发放382份问卷。剔除18份无效问卷，得到364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95.3%。问卷主要包括2个部分：一是性别、年龄、学历等人口统计学特征；二是农户公平感知水平，共15道题，按李克特5级量表测量。另外，团队与唐家河管理处社区科和保护科进行座谈，对镇政府领导、村干部等开展13次半结构化访谈。此外，向唐家河管理处、镇政府获取研究报告、政府报告、数据统计及旅游宣传单等资料。

2.3 数据分析

2.3.1 信度与效度检验

采用SPSS 26.0统计软件进行信度分析，发现RE、DE的可靠性系数Cronbach'sα低于0.70，未通过信度检验。结合CITC值进行量表修订，剔除题项RE4、DE1。修订后RE、PE和DE的量表信度系数均在0.703～0.822之间，总体的Cronbach'sα信度系数高于0.80，通过信度检验。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测量结构效度，发现RE5在3个因素上的最大负荷为0.385，小于标准值0.5，将其剔除。将剩余12个变量重新进行因子分析，KMO值为0.818，Bartlett检验显著性P＜0.01，提取的3个公因子(表3)分别反映程序、分配和承认公平，累积方差贡献率大于60%，通过效度检验。

表3 因子分析方差解释

2.3.2 社区管理公平性计算

首先，分别计算各居民点在12个指标上的均值，将各指标的均值乘以该项目所对应公因子的载荷，得到各个村社的公因子得分，然后将单个项目的公因子得分相加，得到各村社的综合得分。其中，i代表主成分；j代表村社；P代表公平指数；L代表各指标得分；M代表系数；n代表各维度对应指标；m代表指标数量，计算公式为：

式中，i=1，2，3，4；j=1，2，3……；P为第i个村第j个主成分的评分；M为第i个村第m个指标的评分；L为第j个主成分中第m个指标的权重；n为第j个主成分所包含的指标数量。

各村社社区管理公平性总值的计算公式为：

式中，ωj为第j个主成分的权重；T为第i个村的综合评分。

此外，根据各个指标的载荷数、各成分特征值及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确定指标体系的权重(表4)。最后，利用ArcGIS技术完成社区管理公平性的空间分异制图。

表4 大熊猫国家公园社区管理公平性测度指标及权重

2.3.3 相关性分析

采用相关性分析探索农户个体层面的影响因子。首先检验了公平感知与农户的人口统计学特征之间的关联性。其中，单因素方差分析适用于性别、职业等无序变量，斯皮尔曼相关性分析则用于学历、家庭规模等有序变量。

3 唐家河社区管理公平性的测度结果

3.1 调查样本概况

在364份有效问卷样本中，女性受访人数(54.9%)略多于男性(45.1%)。受访者年龄普遍偏大，50岁以上占比高达73.9%；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2/3的受访者只上过小学或初中，22.3%受访者未受过教育。此外，大部分受访者(88.5%)在唐家河周边生活了20年以上，职业以农民为主。平均家庭规模为5人，大多数家庭(64.6%)有人外出务工。家庭年收入水平普遍较低，66.2%受访者的家庭年收入在3万元及以下，主要收入来源为务农、本地和外出务工。

3.2 公平性测度结果

如图3所示，唐家河社区管理公平性总体得分为2.672 1，略偏消极。其中，承认公平(RE=3.721 4)＞分配公平(DE=2.717 9)＞程序公平(PE=2.300 0)，表明承认公平结果较为积极，而分配公平、程序公平则较为消极。

图3 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园区)社区管理公平性测度结果

3.2.1 承认公平

在承认公平方面，RE1、RE2、RE3这3项得分(AVG=3.73、3.62和3.40)相对较高，表明唐家河管理处能基本尊重社区的法定和传统权利、传统文化和习俗，且对生计和谋生方式影响不大(图3)。横向对比4个村，落衣沟村的承认公平得分明显偏低(RE=3.237 9)，尤其在RE2和RE3上(AVG=3.221 1和3.117 9)(表5)。落衣沟村村民普遍反映“受野生动物肇事影响较大，一年到头都没什么收成”“野猪每天都来吃庄稼”。承认公平在同一行政村内的不同村民小组也存在分异。例如，落衣沟村2社的承认公平水平显著高于1社、3社和4社(图4、5)。

表5 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园区)行政村管理公平性测度结果

图5 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园区)村民小组管理公平性的空间分异(注：L1～L4表示落衣沟村4个村民小组，Y1～Y5表示阴平村5个村民小组，W1～W4表示魏坝村4个村民小组，D1～D4表示东桥村4个村民小组)

3.2.2 程序公平

程序公平的总体得分最低，其中，PE3、PE1和PE4指标得分(AVG=2.79、2.72和2.72)相对较高，PE2和PE5得分(AVG=2.30和2.50)相对最低，说明社区很难参与到国家公园的规划与管理中。村民在访谈中表示“不知道管理局做了哪些社区管理项目”“并没有征求过我们的意见”“没有参与过共管会议，这是他们干部才参加的会议”等。4个行政村中，东桥村的程序公平水平明显较低(PE=1.922 6)，显著低于落衣沟、魏坝和阴平村。其中，东桥村1社和3社的程序公平得分最低(AVG=1.29和1.80)(图4、5)。

3.2.3 分配公平

在分配公平上，DE4 和DE5 得分(AVG=2.78和2.79)相对较高，而DE3和DE2得分(AVG=2.31和2.48)较低。可见周边社区对生态补偿、野生动物肇事补偿并不满意。村民在访谈中表示“黑熊晚上还会来偷蜂蜜吃”“庄稼被野生动物破坏很严重，庄稼收成很差”等。横向比较4个村，落衣沟村得分明显较高(DE=3.030 5)，居住在魏坝村、东桥村的村民则普遍表示“在保护区里面的村民受到的补偿更多，好处更多”(表5)。此外，交通条件更为便捷的村民小组，对分配公平的评分较高，如落衣沟村1社、2社和阴平村1社(AVG=3.18、3.14和3.10)(图4、5)。

3.3 农户公平感知的影响因子

公平感知水平在不同学历、年龄、职业和家庭年收入的农户间存在显著差异(表6)。首先，农户的学历与程序、分配及总体公平感知正相关。部分村民在访谈中表示“我们没得文化，不知道那些东西”“我没上过学，我搞不来那些”等。与之相反，年龄与程序、分配和总体公平感知呈现负相关。部分村民在访谈中表示“农家乐培训有年龄限制，我们的岁数不符合要求，参与不了”等。另外，部分职业对村民的公平感知具有显著影响。如担任护林员对程序、分配和总体公平感知有显著正面影响，从事农家乐与分配公平感知之间也具有显著的相关性。除此之外，家庭年收入与承认、分配和总体公平感知都显著正相关。

表6 人口统计学特征与公平感知的相关性分析结果

4 影响唐家河社区管理公平性的空间要素与规划调控

国家公园社区管理公平性受到管理制度与政策、社会和文化环境、农户人口统计学特征等诸多因素影响。本研究主要通过定性分析，识别出与空间相关的影响因素，如边界与分区、野生动物栖息地、区位交通条件、政策空间分异，以期通过规划手段予以优化[29-30]。

4.1 空间影响因素识别

首先，国家公园边界划定与分区土地用途管控策略可能会造成承认公平的差异。目前，唐家河园区边界以内的集体土地会按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大熊猫国家公园总体规划(2022—2030)》进行土地利用管控，从而对社区土地使用权和生产生活造成一定影响。如本案例中唯一位于唐家河界内一般控制区的落衣沟村，其承认公平指数显著低于位于边界以外的3个村。

其次，野生动物栖息地分布和社区聚居点的空间重叠容易造成人兽冲突，进而影响分配公平指数。调研中发现唐家河周边野生动物肇事的现象比较严重，尤其是距离核心区较近的地段。例如，在落衣沟村4社离核心区最近，人兽冲突显著，其分配公平感知最低。靠近唐家河边界的东桥村以传统农业为主，受野猪拱地等干扰较大，分配公平感知水平也较低。

再次，区位交通条件的差异可能会导致旅游资源分配不均，从而影响分配公平指数。例如，对于在保护地界外的3个村，门户社区(阴平村)较非门户社区(魏坝村、东桥村)在承认和分配公平上表现更好。这主要是因为阴平村位于通往国家公园的必经之路，具备旅游发展的区位优势。而在阴平村内部，1社距离国家公园入口和主干道最近，居民参与旅游的机会较多，其分配公平水平也显著高于其他村民小组。距离主干道较远的村民在访谈中抱怨：“我们这里都没什么游客过来，太偏僻了。”

最后，社区管理政策的空间分配不均会导致社区管理公平性的空间差异，如基础设施建设、旅游服务培训、生态补偿资金、公益岗位投放、生态产业扶持等政策[4，31]。例如，门户社区阴平村得到了管理处和地方政府的旅游培训、基础设施建设和文化扶持，是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和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其承认公平感知水平较高。管理处制定的《落衣沟村野生动物肇事补偿管理办法》给予落衣沟村更多补偿，而其他受野生动物肇事影响严重的村社(东桥村和魏坝村)没有获得相应补偿，使得落衣沟村的分配公平感知水平相对较高。

4.2 规划调控途径

针对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园区)中存在的公平性问题，研究从以下5个方面提出调控建议。1)对于大熊猫国家公园界内社区(如落衣沟村)，采用地役权等方式精细化地开展集体土地管控和补偿工作，优化唐家河界内承认公平水平[32-33]。2)当前野生动物补偿项目只在界内社区落衣沟开展，忽略了周边其他受野生动物肇事影响社区，因此应当将该补偿项目扩展到唐家河边界以外。建议在规划中科学测算野猪等野生动物栖息地范围，划定和社区生产生活空间的交叉重叠区，精确界定补偿范围[34]。3)建设大熊猫国家公园生态农林产品品牌，为区位交通条件较弱、旅游资源较差的周边社区(如东桥村)，提供农林产品的增值服务，进而提升其分配公平水平[35]。4)基础设施建设、旅游服务培训、公益岗位设置等社区项目投放时尽量向魏坝、东桥等大熊猫国家公园周边非门户社区倾斜，缩小边缘社区、门户社区和界内社区间的管理公平性差异[4]。5)扩大唐家河社区参与的渠道和范围，尤其关注受教育水平较低、低收入、高龄等弱势群体的参与，提升其程序公平感知水平，平衡不同群体间公平感知的分异[36]。

5 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提出了一种定量测度国家公园社区管理公平性的方法，并通过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园区)的实证研究，揭示了影响社区管理公平性的空间要素和规划调控途径。未来还应开展的研究包括：1)扩大研究范围，探索更大空间尺度的社区管理公平性评价方法；2)增加横向和纵向比较，分析国家公园社区管理公平性的历时性变化，对比不同国家公园社区管理公平性的差异水平。

注：文中图片均由作者绘制。

致谢：感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苏杨研究员及重庆大学张志清教授、李坤教授和彭琳副教授对本研究的指导与支持，感谢重庆大学硕士研究生李晴宇参与图片绘制，王柳川、梁玉琳、左春林、陈佳鑫、沈博嵩等参与实地调查。感谢大熊猫国家公园广元管理分局(四川省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谌利民、廖飞、何万红、廖佳佳等领导对实地调研的支持与帮助。

注释：

①来源：大熊猫国家公园广元管理分局(四川省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社区科，2022-0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