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建引领体育社会组织发展的内在逻辑与现实路径

朱萍 冯兴华 龚博敏 蔡增亮 郑芬*

1.上海中医药大学 上海 201203;2.上海市中国工程院院士咨询与学术活动中心 上海 200020

体育社会组织是中国体育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社会组织蓬勃成长，在创新社会治理、开展社会服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社会组织工作，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引导、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2］，为体育社会组织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明确的科学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大优势在于党的领导，将党的领导这一显著优势和党的建设这一关键环节融入体育社会组织革新、组织、运行、发展的全过程，必定能够有力推动体育社会组织治理效能的进一步提升，为全民健身和体育治理作出积极贡献。

1 当前我国体育社会组织发展的现实挑战

1.1 我国体育社会组织的发展自主性不足

我国体育社会组织的自主性不足是一个既关涉历史遗留，也牵扯客观现实的复合型问题。我国现代意义上的体育社会组织发展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20 世纪初的精武体操会等民间体育社团，而当前体育社会组织形态的产生和发展则是从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20 世纪90 年代。由于对体育社会组织的管理处于探索阶段，一方面通过一系列政策法规的出台，促进了体育社会组织的产生，但另一方面由于这些政策对正式体育社会组织的成立设置了较高门槛，包括烦琐复杂的层层审批手续、业务主理人员的资质限定、组织管理人员的身份限制等，在客观上使得体育社会组织从出生开始就不得不依附于体育行政部门开展工作［3］。而囿于文化传统缺失、社会氛围不足和市场经济发展不充分，彼时体育社会组织的经费支持绝大多数只能依靠政府，这更加使得双方的权责边界难以厘清，长期处于“政社不分”的尴尬境地［4］。

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大力推进国家治理系统性改革，颁布了包括《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2013）》《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4）》《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2016）》等一系列重要文件，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作为单一主体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然而面对旺盛的社会热度和市场需求，体育社会组织总体上捉襟见肘的公共服务能力却难以在短时间内真正支撑其自主参与社会治理的信心。尤其是2022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下文简称《意见》），明确提出“培育一批融入社区的基层体育俱乐部和运动协会”“引导体育社会组织下沉社区组织健身赛事活动”［5］。全民健身事业对基层体育推广和组织工作中的多主体协同运作、多层次深化服务、多元化评价反馈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体育社会组织在过去较长时期内主要专注于单一体育项目，服务对象集中于为该项目的付费用户和爱好人群，缺乏全民体育服务必要的组织能力、群众基础、服务体系、精准内容，严重限制了政府放权之后体育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发挥。

1.2 我国体育社会组织的服务硬实力不强

面对社会治理和市场发展的新要求，对标体育现代化建设和全民健身事业的高标准，我国体育社会组织在管理规范、人才储备、服务能力方面都存在较多问题。首先是管理不够规范。体育社会组织虽然是非营利性的独立法人，但其与政府、企业、社会之间的跨界协同和多向互动丝毫不亚于其他行政主体或市场主体。在实际运营中，出于组织规模、实际业务或节约成本等考虑，体育社会组织内部常常是“人治”大于“法治”，大多数业务和事务都维系于核心人员，缺乏明确的管理规章、人事制度、分配制度等，更不要说建立真实工作的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等，以开展有效的法人治理。其次是人才储备不足。新形势、新任务对体育社会组织的人员素质提出了空前的高标准、高要求，然而在长时间的发展运营中，体育社会组织的人力资源存量实际上以离退休人员、非专业人员为主，而零星补充的人才增量很难在短时间内为体育社会组织开展基层动员、资源整合等赋能，无法有效承担全民运动、强身健体、养生保健方面的知识普及和技能教授任务。

管理问题和人才问题严重制约了体育社会组织的运作效率，阻滞了体育社会组织的快速发展，并集中体现为服务能力不足。在这样的背景下体育社会组织无法高效完成资源配置以及形成社会公信力［6］，因此，难以承接政府在社会治理中关于职能转移和服务购买的相关任务，无法依托高质量的产品真正参与到基层社会治理和多样化体育服务之中。服务能力的不足，同时也严重干扰了体育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向上管理渠道的可持续拓展，以及政府的权责区分、职能转移，甚至购买计划的制订。

1.3 我国体育社会组织的社会认可度不高

由于受传统思维影响和公益属性薄弱的客观制约，我国体育社会组织尚未在人民群众中形成口碑效应，总体上社会认可度和群众满意度不高。一方面，体育社会组织进入国家治理体系、参与体育社会治理的时间还很短，行政管理部门与体育社会组织之间的职责梳理和分离还没有得到完善，人们对于体育现代化建设相关工作应由国家和政府大包大揽的思维定式仍然根深蒂固，对体育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组织资质、专业能力、方式方法和公信力等缺乏认知。另一方面，体育社会组织以非营利性为其本质属性，其运营发展和社会服务都应强调公益属性。然而，体育社会组织在实际工作开展中，不仅面临从前以政府出资为主的向上融资渠道的日趋枯竭，还面对着尚未养成公益募捐和自主付费的公共体育服务购买习惯的社会氛围。在监督机制和自律文化双双缺位的情况下，体育社会组织的发展常常趋向于打破规范，将市场逐利和行政评价视为比人民群众普遍评价更加重要的考核指标。

《意见》明确指出，体育社会组织要“融入社区”“下沉社区”，开展工作和提供服务，体育社会组织唯有主动投身体育公共服务体系，扎根到广大人民群众之中不断探索高水平、多元化、深层次的体育服务供给，才能顺应民心所向、满足民心所盼。然而，客观现实是，很多体育社会组织难以打破按照项目业务“属业”方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思维桎梏和思想藩篱，严重缺乏与社区的直接对接、与群众的直接交流，因而难以积累深厚的群众基础、锻造可靠的服务能力。在此情况下，体育社会组织很难成为全民健身组织网络的主体，满足群众对体育现代化建设事业日益增长的内在需求，得到人民群众的高度评价，助力形成积极向上的全民体育健身舆论氛围。

2 党建引领体育社会组织发展的内在逻辑

厘清党建引领体育社会组织发展的内在逻辑有利于推动体育社会组织打通参与社会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提升体育社会组织以自身发展促进体育现代化整体格局的质量与效能。

2.1 凸显政治逻辑，推进思想作风优化

凸显政治逻辑是党建引领体育社会组织发展的根本前提。旗帜鲜明讲政治是党建引领体育社会组织发展的根本要求，也是党领导体育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核心优势。体育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尤其是基层社会治理中承担的主要任务是解决群众体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一当前体育现代化面临的突出问题，解决在此问题基础上我国体育发展根基不牢、动力不足、协同不够、分配不公的现实困扰。凸显政治逻辑，就是在党建引领体育社会组织在自身发展与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坚定政治立场、坚守政治红线，以“人民体育为人民”的理念提升体育社会组织的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政治判断力和群众亲和力，自下而上探索和培育公正、公开、规范、民主的体育文化氛围。体育社会组织既面对着改革开放40 余年巨大物质文明存量下全国人民对体育现代化和体育治理的极高期望，也面对着群众体育社会化、专业化、组织化根基薄弱，难以满足全民健身和健康中国战略客观要求的现实情况。因此，唯有通过党的建设深植政治逻辑、践行政治逻辑，体育社会组织才能从顶层设计到精耕细作，向更加符合时代要求和社会需求的方向发展新业态、新形态，才能依托党在社会治理中的制度优势和文化优势更好地完成跨界协同、资源配置，在有效贯彻落实体育现代化相关政策法规的基础上，做一番群众认可、行业信服、社会满意、国家支持的体育社会公共服务事业。

2.2 凸显组织逻辑，提升社会动员能力

凸显组织逻辑是党建引领体育社会组织发展的最大优势。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独一无二的组织优势和久经考验的强大组织力举世闻名。强化组织逻辑，完善制度设计，以党章和基层党组织管理工作相关规范为准绳推进制定体育社会组织的党建工作方法，是体育社会组织有效凝聚核心团队，尤其是专职工作人员和党员，克服成员分散流动过大问题，形成稳定组织文化和维系组织的重要途径。除此之外，建立和完善基层党组织在事实上有利于打通体育社会组织向上管理、向上沟通的有效渠道，有助于培养与上级或区域主管部门的纵向协同能力、与兄弟组织之间的横向协同能力、与其他单位机构之间的交叉协同能力。通过基层党组织，体育社会组织一方面可以与兄弟组织、街道、社区、单位、行业共建党建大格局，贯通联结、加深了解、形成信任，为日后的协同合作夯实基础。另一方面，体育社会组织接受行业主管部门、区域行政部门和业务指导单位对党建工作的管理与指导，以规范建设推进有形党建向有效党建转化，是体育社会组织向社会化、实体化、专业化、规范化和国际化方向发展的有力推手。党建引领能够在体育社会组织发展过程中注入强劲的组织建设动力，从骨干选拔、人才培养、制度规范、基层强化、严格监督等多个方面根本提升体育社会组织的竞争力。

2.3 凸显民本逻辑，强化社会责任担当

凸显民本逻辑是党建引领体育社会组织发展的本质内涵。社会主义体育现代化和体育社会治理是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在人民体育事业发展中的现实落脚点，党建引领体育社会组织发展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在体育现代化建设中落细落小落实的重要路径。要推动体育社会组织的自身发展，提升体育社会组织助力体育现代化的能力，就要紧密联系群众，以群众的利益所向为体育社会组织的发展方向，切实服务于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致力于提升人民群众在体育现代化中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在长期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体育服务的过程中不断提升动员基层、协调各方的能力。从体育现代化的初衷来看，强调体育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职能并积极发挥体育社会治理的主体性作用，正是基于体育社会组织与人民群众的天然紧密联系，期望体育社会组织在规模化、效益化、产业化与群众化、民间化、社会化之间架起一座良性循环、可持续发展的桥梁。也只有当体育社会组织厚植民本逻辑、强调以人为本开展体育社会服务，才能够以点带面推动整个体育社会治理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确保社会主义体育现代化事业从顶层设计到基层执行全面惠及最广大人民群众，将新时代社会体育服务的利民惠民落到实处。

3 党建引领体育社会组织发展的现实路径

3.1 筑牢人民性，推进群众化发展

坚持人民主体、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是社会主义体育现代化和体育社会治理最根本的价值指向和内在要求，也是最重要的评价准绳。要秉持“一切为了人民”的价值追求，规范体育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全过程，针对行业或运动对应的社会群体打造需求提交和反馈机制，以人民群众真实诉求为基础，设计和生产高质量、个性化、精准化的体育公共服务产品。要强化“一切依靠人民”的内生动力，以党组织建设为持续指引，以党建联建共建为工作载体，通过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与人民群众建立合法、规范、紧密、普遍的联系，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反哺体育社会治理。要坚定“一切属于人民”的治理目标，始终将顺应人民向往、满足群众期待作为体育社会组织工作成果评价的首要标准，不断提升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和追踪的广度和深度，着重关注体育社会组织发展对贫困落后地区残障等特殊人群的普惠性，推动社会主义体育现代化建设成果的共建共治共享。

在此基础之上，扎实探索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相融合，开展丰富多彩的民间体育赛事活动，创新设计社会大众喜闻乐见的体育服务内容，深度推广科学健身健康相关理念和知识，创建在区域和全国范围内有影响力的群众体育品牌。2022年夏天率先通过自媒体在全国范围内形成较大影响力的贵州黔东南州地区“美丽乡村”系列篮球赛事（即“村BA”）就是典型成功案例。这些万人空巷的热烈赛事主要由当地乡民组织、自愿报名、自发聚集，政府和村委只负责接收赛事报备和按程序审批，但看似粗糙的活动，却有力呼应了农村居民的健康和娱乐需求，成功营造了人人皆可参与的热烈氛围，描摹出一幅民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独特美景［7］。

3.2 夯实规范性，推进制度化发展

制度是体育社会组织自身发展和参与治理的重要保障，建立和完善制度规范是党建引领体育社会组织发展的首要前提。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将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强大的基层党组织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动员全社会开展革命和建设事业时做到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的最大秘诀。而党组织建设过程中严密的党建工作责任制度、组织制度、党务政务公开制度和党风廉政建设制度，无疑是体育社会组织的自身发展和社会服务的最好榜样示范。例如，浙江省就提出通过党建引领“加强对体育社会组织换届、重大事项决策、重大开支等重要‘关口’的把关指导和过程监督，开展体育社会组织清廉风险排查和行风建设，深化体育社会组织清廉建设，切实为体育社会组织健康发展保驾护航”［8］。具体来说，首先，要以党组织建设为先导，加强体育社会组织制度建设，依托党组织，敦促和推进体育社会组织建立专业严密的内部治理制度，规范自身行为，完善内部架构，清晰界定监事会、理事会和行政机构的各自分工，推动建立权责分明、协同有序、互相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其次，要以党组织民主集中制为表率，在体育社会组织内部建立和完善民主决策制度，尊重全体成员的知情权和参与权，推进财务管理和信息公开事务，营造良好的民主氛围，强化内部监督，保障个人权利，鼓励自律与他律相结合，规范开展各项运营活动。要认真履行社团登记、年审年检等程序手续，领导建立规范、科学、系统的管理制度［9］，严格按照主管单位相关要求开展骨干班子，组建换届、核心人员政治审查、章程制度制定等工作。最后，要加强党组织“两会一课”工作的设计和执行，定期串联体育社会组织内部的团员和群众参与学习，邀请专家以党组织活动为载体，系统领学行业和区域主管部门制定的各类管理办法、监督办法、审批程序、补助办法等。

3.3 增强协同性，推进多元化发展

党建共建工作的常态化、多元化、优质化为推动体育社会组织共建、共助、共进提供了示范。党建引领体育社会组织协同发展，是创设“共建、共治、共享”的体育社会治理格局的题中之义。一是多主体协商共进。参照党组织联建共建的成功范例，秉持开放理念和合作态度，探索营造政府、社会、公众、市场多主体互信氛围，建立由业务主管单位、区域主管单位、服务对象、兄弟组织共同组成的多元主体协商制度，打造稳定、包容、有效的诉求表达和意见交换平台，自下而上推进体育社会服务协同网络建设。例如，江苏省东台市东方一品乒乓球协会2014年以来与所在社区联合创办“留守儿童之家”，每年举办少儿乒乓球公益夏令营，聘请专业教练免费对社区儿童进行乒乓球训练。8 年来无偿开展8 期培训，受益150 余人次，培养出市级乒乓球手30余名，6人成为乒校、大学校队主力［10］。二是组织之间资源共享。以党建联盟为先导成立和建设体育社会组织联盟，推动体育社会组织间的成本控制协同，建立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协同机制，探索搭建阵地共建、人才共用、活动共办的动态需求对接平台。三是大数据互联互通。以党建工作的标准化为蓝本和指引，由党组织牵头建立体育社会组织治理大数据互联互通，拓展体育社会治理边界，提升体育公共服务效能，推进数字化发展红利在体育现代化事业中的人民共享。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不断推进体育社会组织现代化发展，强化参与社会治理中的科学决策能力、风险防范能力、组织动员能力的培养。积极响应政策鼓励和政府监管，以人民群众的体育发展需求为核心，联合共建体育社会组织数字治理平台，探索线上公共服务与线下公共服务相结合的路径，不断提升体育社会治理的科学化和人性化。

4 结语

加强党组织建设是新时代推进体育社会组织自身发展和参与治理的根本所在，发挥党组织在体育社会组织建设中的统领性作用，将有助于将党的政治优越性和组织优越性切实注入体育社会治理全过程。基于党建引领强化体育社会组织发展中的政治逻辑、组织逻辑、民本逻辑，可以指明方向、推进融合、提升形象、巩固基础，筑牢人民性、夯实规范性、增强协同性，可以推进群众化发展、制度化发展和多元化发展，进而有效解决体育社会组织存在的发展自主性不足、服务硬实力不强、社会认可度不高等问题，帮助体育社会组织关注群众需求、依托行业优势、发挥自身特长并积极主动融入体育基层治理，为全面加强体育系统自身建设和推进体育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