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控制与边界生产：民办幼师情感劳动过程研究

毋利军 李诗琦

［摘 要］ 以四川一家民办幼儿园为例，对民办幼师的情感劳动过程进行了深描，发现民办幼师的情感劳动非常复杂，需要处理与幼儿、家长、管理者、同事等四方主体的关系。由于身份不被承认和过度的劳动控制，民办幼师的工作处于巨大的不稳定之中。为了获得相对的稳定性，民办幼师的情感劳动更多表现为围绕关系的“边界生产”过程。民办幼师的情感劳动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投入到幼儿，意在打破边界以建构如同母亲一样的亲密；另一部分则投入到家长、管理者及同事上，意在建立边界以削弱劳动控制。两部分之间存在冲突，后者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前者的良性运行。为了保障民办幼儿园的教育质量，亟需提升民办幼师工作的稳定性，承认其身份和减少对其的劳动控制，使其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对幼儿的保教工作上，不致持续陷入到与非幼儿主体的“关系性斗争”之中。

［关键词］ 民办幼师；情感劳动；劳动控制；边界生产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学前教育在城乡的普及和人口的持续流动，民办幼儿园蓬勃发展。而近些年，随着人口增速放缓和幼儿园数量接近饱和，民办幼儿园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这不仅要求幼师在教学方面具有“硬”技术，还要求幼师与家长打交道、处关系，以维持幼儿园的入园率。民办幼师在高情感劳动过程中，要同时处理与幼儿、家长、管理者、同事等四方的关系，虽从属教师群体，却有着繁重的照料任务和较低的社会认可度，且不具备公办教师的稳定性，始终处于不稳定劳动的状态。本文立足于情感劳动理论，兼及不稳定劳工视角，试图对民办幼师的情感劳动过程进行描述和分析，以明晰如下问题：民办幼师有着怎样的情感劳动过程？在面对不同主体的劳动控制时，他们的情感劳动发生了哪些变化和产生了怎样的后果？不稳定性特质在幼师情感劳动过程中又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一、文献回顾

（一）不稳定劳工研究综述

不稳定劳工研究缘起于西方学者对自20世纪70年代后西方资本主义内部不稳定劳工现象的观察，提出了一系列解释性理论，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史坦丁的著作《不稳定无产阶级》。[1]关于西方不稳定劳工研究的理论脉络，已有学者作了细致的梳理。[2]我们更为关注的是，如何用社会学理论更好地解释当代中国的各类不稳定劳工问题。

与西方几乎同一时段或稍晚，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也产生了大量的不稳定劳工群体，早期最重要的是两类群体——国企下岗工人和农民工群体。他们都受到了社会学的关注，其中农民工更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工社会学研究的主要群体。[3]后来，随着制度的变革、市场的扩展、技术的演进及劳工群体内部竞争的白热化，不稳定劳工群体逐渐蔓延到了各行各业，近些年已经引发了学者们愈来愈浓厚的研究兴趣。除了继续关注传统农民工群体的不稳定性外，[4]研究者还关注了制衣厂工人、[5]网约车司机、[6]月嫂、[7]学生工、[8]带货主播[9]等各类劳工的不稳定性特征。不稳定劳动的蔓延，助推了中国劳工群体对“编制”的迷恋和焦虑，是否有编制，官办还是民办，成为判定劳工地位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准。苏之慧将那些不断减少的、有编制的劳工称作受到权力保护的 “劳动贵族”，[10]而那些日益增长的、无编制的、与权力无关的劳工则长期处于激烈的竞争和巨大的不稳定性状态之中。

与史坦丁将劳动的不稳定性加以“静态特征化”处理不同，在中国不稳定劳工研究的基础上，李静君将劳动的不稳定性看成是一种“动态的关系性斗争”，试图在“承认”“规制”和“社会再生产”等维度上分析不稳定劳工群体的生存处境及其背后的政治经济机制。[11]在李看来，不稳定性带来了劳工与其他相关主体之间既紧张又有风险的关系，整个劳动过程中，不稳定劳工的挑战在于如何处理和化解与这些主体之间的紧张关系，以最大程度地维护自身权益和改善自身处境。

具体到本文研究的民办幼师，过往已有学者关注到了他们工作压力过大[12]及不稳定[13]等问题，尤其是普惠政策嵌入后民办幼师的身份认同，但这些研究仍是粗线条的，尚未对其劳动过程及其中的关系性斗争展开细致的描述分析。基于此，本文试图探讨不稳定性影响下民办幼师所遭受的过度劳动控制及其情感劳动过程中“关系生产”的问题。

（二）情感劳动理论回顾

在情感劳动研究中，霍克希尔德关于“人类情感商业化”的讨论无疑做出了基础性的贡献。其认为，当情感由自发的本能反应转变成为社会和资本管控下的表演行为时，情感就成为一种异化了的商品和劳动形式。霍氏专注于讨论情感劳动过程中外部表演与内在体验、社会要求与自我表达之间的张力，认为情感劳动呈现出“表层扮演”与“深层扮演”两种形式，对情感劳动之于自我的意义主要持一种“消极体验”和“被支配”的观点。[14]后来的研究者大量地依循霍氏的理论，主要从情感异化的角度来研究各类劳工的表演策略和内在体验，以至衍生出“情绪劳动”的概念。表面上看，情绪劳动与情感劳动的分化是试图区分出“向内”与“对外”两个研究领域。[15]但实际上，受霍氏的影响，情感劳动的研究仍主要是向内的，表现出明显的心理学特征。在这种研究取向下，情感劳动者的心理世界被过度关注，而劳动者与其他主体的互动过程被忽略，情感劳动研究需要开拓“关系”视野。[16]

霍氏的“情感异化”观点，实际上是通过将“社会性自我”与“个体性自我”隔裂开来实现的。如果将两类自我视作一个整体，情感劳动的过程就不再表现为主体内在情感异化的过程，而主要表现为“主体间关系生产”的过程。情感勞动的本质不再是在劳动者自我内部制造心理冲突，而是在不同主体间形成“主体间性”。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了情感劳动过程中各类主体之间的关系生产，发现情感劳动所生产的社会关系是复杂的，既有打破边界、制造亲密的一面，又有划分边界、相互区别的一面。梅笑反思了霍氏过度关注“自我”的观点，描述了月嫂既通过将工作关系拟亲属化来打破边界建构亲密，又通过打造“育儿专家”形象来确立边界巩固地位，试图与雇主家庭之间建立一种“平等而有意义的社会关系”。[17]蓝佩嘉关注了台湾家庭的东南亚帮佣，发现他们常常要在工作中“扮演卑微”，且主人将家务分为高情感家务（哄娃）与低情感家务（打扫），通过把持高情感家务来彰显女主人身份。[18]

民办幼师群体在情感劳动过程中要处理和生产的社会关系就更加复杂了，包括幼儿、家长、管理者和同事等四方主体，而且他们常常夹在幼儿与家长之间，面临各方主体的质疑和控制，这使得他们在情感劳动过程中既需要打破边界建立亲密，又需要制造边界以求自保。本文试图从“劳动控制与边界生产”的视角，结合他们的不稳定劳工身份，展现民办幼师在高强度劳动控制下的情感劳动过程及其后果。

二、研究方法

（一）田野点介绍

2022年6月14日至10月3日，笔者在四川省宜宾市一家乡镇民办幼儿园“开心幼儿园”（化名）进行田野调查，观察幼儿教师的日常工作，包括她们与幼儿、家长、领导及同事之间的互动过程。开心幼儿园共15个班级，其中小班5个、中班6个、大班4个，园内幼师31名、园长1名、副园长1名、教导主任1名、煮饭阿姨4名，无保育员老师。开心幼儿园教师学历普遍较低，多为职高和大专，拥有教师资格证的老师较少，平均工资不超过2 000元，没有五险一金。在幼师队伍中，主要有两类群体：一是平均年龄三十多岁的妈妈群体，返乡结婚之后，由于门槛低、假期多、可兼顾孩子，她们选择从事幼师工作；二是实习学生工，她们的工资远低于正式教师，被要求承担更多繁杂事务。开心幼儿园老师流动性比较大，劳动合同往往一年一签，仅2022年就已有10位老师相继离职，老师们在这里的工作时间通常不超过三年。

（二）资料收集方法

本研究采用参与观察与深度訪谈相结合的方法收集资料，主要对23位幼儿园工作人员及家长进行了深度访谈，包括13位幼师，园长、副园长、教导主任，6位幼儿家长，1位煮饭阿姨。根据目的性抽样原则，对访谈对象尽量兼顾均衡，基于对年龄、教学年级、教龄等多维要素的考量，笔者选择了5个小班、4个中班、4个大班的老师，分别为6个副班老师（含2个实习老师）和7个主班老师。园内人员配备紧张，每班只有两个老师（主班和副班），并未配备保育员老师，因此笔者在煮饭阿姨里面选择了一位在职时间最长的阿姨。同样，基于性别与幼儿就读年级的考虑，笔者选择了孩子分别就读于小班、中班、大班的3位男性和3位女性家长作为访谈对象。本研究通过对幼师、家长、园长、教导主任等多个主体角色的观察与访谈，来探究幼师在情感劳动过程中的角色定位，以此来了解幼师在情感劳动中的处境。

（三）基于扎根理论的数据分析

为提高研究的科学性，本研究借助NVivo 12软件，使用扎根理论的程序化编码方式“开放性编码—主轴性编码—选择性编码”进行数据分析，聚焦幼师与幼儿、家长、管理者和同事之间的关系，以及互动中的情感卷入过程。

1. 开放性编码。

首先对原始资料进行阅读、拆分、检查和整理，将数据进行抽象化、概念化，形成概念及范畴，开放性编码共提炼出29个核心概念，形成了“亲密”“信任”“要求”“行为”“关系”“控制”“建立边界”“打破边界”“稳定”等9个初始范畴（详见表1），反映了幼师与其他主体互动的不同侧重点。

2. 主轴性编码。

其次在开放性编码的基础上进行主轴性编码（详见表2）。本研究通过对9个初始范畴进行比较，发现“亲密”主要发生在幼师与幼儿相处时，且为家长的“信任”做铺垫。其他“要求”“行为”“关系”“控制”在幼师与家长、同事和管理者相处时均有体现，且与不同主体互动时呈现出不同特征，“稳定”作为影响因素始终贯穿于幼师的情感劳动过程中。笔者结合具体互动特征，将幼师的情感劳动过程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面对幼儿的劳动过程，另一部分是面对家长、管理者和同事的劳动过程，发现两部分均表现出“打破边界”与“建立边界”的矛盾交织。

3. 选择性编码。

最后进行选择性编码，提炼核心概念进行理论阐释。基于与幼儿相处和与家长、管理者和同事相处两部分劳动过程，结合这两个过程中“打破边界”与“建立边界”的交织特点，提出“不稳定性基础上幼师情感劳动过程”（详见图1），完成理论建构。

4. 理论饱和度检验。

为提高可信度与有效性，本研究进行了理论饱和度检验，结果显示并未发现新的概念、范畴及关系，表明达到了理论饱和状态。

三、民办幼师的情感劳动过程

（一）幼师与幼儿的互动

1. “替代母亲”。

幼师需要像母亲一样对孩子精心照料。早上入园后，幼师先让早来的孩子玩会玩具，等孩子来齐后，让孩子自行把玩具收拾整齐，组织他们上厕所，接下来就是集体跳操、课堂活动、户外活动，在这个过程中，要不断地协助孩子上厕所、喝水。中午，幼师要照顾孩子吃饭、上厕所、睡觉。照顾孩子吃饭的过程中，幼师要记得孩子对哪些食物过敏、不爱吃什么、饭量如何、今天是否需要吃药等。午睡后，幼师要帮助孩子穿衣、叠被子、洗脸、梳头。下午，要给孩子加餐，进行课堂活动，帮助孩子整理好书包等待家长到来。幼师在整个过程中需随时留意孩子有没有磕磕碰碰，身体上有没有异常情况（如发热、淤青、流血等）。

与其他不同阶段老师相比，幼师在整个劳动过程中的照料呈现出精细化、个性化的特点。幼师要记得每一个幼儿的脾气、喜好、特点，与其他孩子关系如何，甚至幼儿的家庭情况。这样可以根据幼儿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措施来应对出现的问题。

在对幼儿精心照料的基础上，幼师和幼儿之间建立了如家人一般的亲密关系。幼师常常会用亲昵动作和话语去拉近和孩子的关系，像下面这样的对话经常发生在幼师与孩子之间。

兰兰，你喜欢老师吗，你周末去哪里玩了呀，开不开心？亲老师一口好不好呀？（受访者5，20220716）赵豆豆，你怎么垮着个脸呀，不开心吗，老师抱抱，老师最喜欢你啦，来悄悄告诉老师怎么了。（受访者2，20220716）

从幼师对幼儿的精心照料和亲密关系，可以看出幼师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与幼儿之间的边界，接受了自己作为“替代母亲”的角色。小景与梁梁曾对笔者坦言：“与孩子相处没有压力，感觉很开心。”（受访者5，20220720）“和孩子相处久了就有感情了。”（受访者2，20220721）这样的情感劳动其实已经不是一种情感表演或异化，幼师已经将“自我”这个主体代入到与幼儿的互动之中，生产出了一种“礼物交换”式的亲密关系。

不过，在另外一些情况中，幼师又不得不重新确立边界，暂时摆脱“母亲”的角色，以免“惹祸上身”。

笔者和小景在打扫教室卫生时，小景告诉笔者：“有个娃娃给我说，‘老师我肚皮痛。我就问他是不是饿了，他说就是。但是那也没得办法，我们不能拿东西给他们吃。上次幼儿园活动，给小朋友吃了西瓜，就有几个家长来找我们，说我们给小朋友吃西瓜吃出问题了。根本就不是，是他们自己带出去乱吃的。”（受访者5，20220725）

幼师几乎不会给幼儿吃煮饭阿姨所准备的食物之外的任何东西，这是幼师之间的一种潜规则。笔者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当笔者与鲁姗交流，试图让她把刚买的脆青李给没吃早饭的孩子吃一个时，鲁姗严词拒绝了：“怎么能给他吃，他吃了要肚皮痛。”（受访者10，20220724）笔者只好让饿肚子的孩子喝了一杯温开水。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幼师对某些原则的坚持，体现出一种与“母亲”角色截然不同的模样。

控制饮食只是冰山一角，在照料幼儿的过程中，幼师还有其他很多情况需要注意分寸，以避免过度的情感劳动。如果仅仅将情感劳动视作一种可以脱离主体的商品化表演，那么就无法解释幼师的此类行为。过度的情感劳动将会生产出主体之间过度的亲密关系，从而导致幼师无法获得“安全边界”而受到伤害。从家长的角度，他们自然希望幼师可以如母亲一样对幼儿投入尽可能多的情感劳动，但在心底他们又无法真正地信任幼师。这种不信任催生了幼师与幼儿之间的边界，使得幼师不能够全身心地从事情感劳动，而选择规避一些真正对幼儿有益的勞动。幼师的情感劳动在压迫之下出现了“变形”。

2. 教育者。

除了如母亲一样的照料者，幼师还扮演着不同于母亲的教育者角色，肩负着培养幼儿规则意识和礼貌举止的责任。从早上收玩具开始，幼师会不停强调：待会要把自己玩的玩具恢复原状；上厕所需要全班一起排好队；喝水、吃饭要等老师给所有小朋友都盛好且发布指令了才能吃；不可以随便吵闹打架；如果有需要，找老师且经过老师同意才行。

幼师掌握着空间分配的权力，空间有其等级体系，每个空间有着不同的价值。例如，将调皮孩子独立放在一个角落，拒绝捣乱的小孩移动空间的要求，把某个孩子作品放在中间位置……幼师通过空间权力对幼儿进行奖惩，达到规训目的。

笔者有一次在早晨给小朋友安排座位时，黄秀老师制止了我，并说：“你不能把明谦、杰宇还有蒋谢这三个安排在一起，他们坐一起就要一直闹，他们三个就是街上在一起开铺子三家人，平时经常一起耍。”（受访者1，20220715）

在维持集体纪律时，幼师同私下与幼儿一对一接触时具有不同的情感状态。幼师会有很多小技巧，黄秀在与笔者闲聊时提到：“在排队上厕所时，我们之所以要让孩子必须小手叉腰，就是为了避免他们在路上推攘。”（受访者1，20220718）这种小技巧的运用，以游戏化的方式替代了严肃的禁令式制止，让幼师温柔的教导得以安放。在喝水、吃饭时，幼儿必须等幼师将所有孩子的水杯与饭都摆好，且听到幼师说出指令“小朋友请”后，双手举过头顶边击掌边说“谢谢老师，大家请”，才被允许进食。

扮演教育者角色是幼师在情感劳动过程中确立专业性、提升自我地位、建立与家长之间边界的重要方式，如同月嫂在雇主面前塑造“育儿专家”的形象一样。[19]但由上可知，幼师对幼儿的教育仍主要是辅助管理和照料需要的，缺乏专业性的教学内容，尤其是民办乡镇幼儿园。这就使得民办幼师很难在家长心中塑造起“教师”的形象，很多家长只是将幼师视作“保姆”之类的角色。

（二）幼师与家长的互动

1. 家长对幼师的控制。

对民办幼师来说，与家长打交道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这关系到幼儿园的回园率（即入学的小朋友在新学期有多少仍选择留在幼儿园），直接影响着幼师的工资。每日清晨迎接孩子入园时，幼师有一套固定的行为规范。

幼儿园的幼儿教师应该做到的100条细节中写道：（1）看到家长带领幼儿来园，教师应该面带微笑。（2）幼儿见到教师的时候说：“老师好”，教师应该给孩子一个回答：“？菖？菖？菖，你好”或者“？菖？菖？菖小朋友好”。（3）周一和幼儿见面后应该说：“你好！见到你真高兴！”或者说：“你今天真漂亮”，进行个性化问候。

从幼师守则可以看出，幼儿园在有意识地对幼师进行规训，强调幼师在家长面前应该保持的形象。幼师面对幼儿须面带微笑，关注幼儿，向幼儿问好，对幼儿的反应有所回应。在家长面前，幼师需要努力表现出关爱孩子的形象。小景和黄秀认为，和家长相处最重要的就是要注意自己的说话方式、语气和姿势。

在和家长相处最重要的就是要注意自己的说话方式，你看他喜欢哪种说话方式，就要偏向于那个方向。（受访者5，20220729） 最重要的就是站姿、语气。（受访者1，20220729）

相比中小学老师，幼师的日常照料工作占比大，家长对孩子的学习生活也更加留心，他们经常在细节处对幼师表达自己的不满，甚至一些家长会在教学时间来到幼儿园，巡视幼儿园各处，透过窗户观察幼师教学情况。若发现问题，家长可以对幼师提出质疑和要求，比如要求幼师给孩子拍照、调换座位、午觉单独睡、补课等。幼师面对家长的质疑和要求，不管对错，都要保持良好的语气和姿态，向家长解释。

对于家长的要求，幼师一般不会拒绝，甚至在非工作时间，家长仍可以对幼师提出要求，如晚来半小时接孩子、晚上给老师打电话问事情等。迫于其“民办”的身份，幼师主观上产生了卑微感，她们加倍地压抑自己的不满，努力地营造一个极其耐心负责的教师形象。据调查，很多幼师经常在晚上接到家长电话。

而幼师迫于形象维持的需要和主观上的卑微感，很难拒绝家长的要求。在家长的监视和控制之下，幼师不得不进行超额的情感劳动，她们无法阻拦家长对她们私生活的入侵。

通过针对家长的情感劳动，幼师试图在家长心中树立起既专业又可信的形象，以建立起与家长之间的安全边界，使自身能够将更多精力、时间和情感投入到幼儿身上，同时也能够让工作之余的生活变得相对轻松。但家长并不买账。一方面，他们不承认幼师的专业性。由于轻教学重照料的工作性质，加上“民办”的身份，很多家长把民办幼师当成保姆看待，不承认他们的专业性。另一方面，家长也不完全信任幼师。幼师情感劳动的本职对象是幼儿，但他们劳动的评价对象却是不在劳动现场的幼儿家长。与空姐之类的服务工作不同，这种介于幼儿与家长之间的尴尬位置，天然就会造成很多误解。

当此情形下，家长不断打破与幼师之间的交往边界，对幼师进行了全方位地监视、质疑和控制，这使得幼师不得不付出更多的情感劳动以应付家长，反而在幼儿身上不敢投入过多。

2. 幼师应对家长控制的策略：隐性边界。

幼师会刻意地在家长面前进行“爱”的表演，把对幼儿的关心照料在家长面前具象化，让家长相信幼师对孩子的爱会像妈妈一样，放心地把孩子交到幼儿园。但有時这种“爱”的表演有着另一层含义。

小景站在校门口，看到星星来了，脸上挂着微笑说：“星星，早上好。”这时她发现星星脸上有一个伤口，便蹲下用手轻轻抚摸着星星的脸，问：“这是怎么弄的呀？”家长走后，小景对笔者说：“每次孩子来，老师都要问好，如果看到脸上不对劲，还要问情况。”（受访者5，20220724）

幼师询问幼儿身上的伤口，有两个意图：一是在家长面前进行“爱”的表演；二是确定幼儿身上伤口的来源。在入园时对幼儿伤口的询问，可以将家长视线引向这个伤口，避免家长没注意或忘记幼儿受伤的事情，好规避责任。园长在一次和老师闲聊中说道：“在屋头摔了点没得事，在幼儿园摔了就是你们老师的责任，没看好。有个娃儿之前摔了一个口口，要跟我打官司，说要破相，鼓捣喊我赔，自己摔得鼻青脸肿没得事。”（受访者15，20220715）当家长们提出质疑与要求，幼师无法拒绝时，她们会尝试委婉地说服家长。

（家长）如果问为什么每次来幼儿园都哭呀，那我可能解释说他现在还不太适应幼儿园的环境，可能有点分离焦虑症，在家要多鼓励他，不能吓他。就是她的问题你都要回了，然后说得很专业，她反驳不了，就不吭声了。（受访者7，20220726）

尽管幼师很难拒绝家长的要求，但幼师仍然可以通过一些情感劳动策略来应对家长的控制，构建与家长之间的安全边界，以避免彼此之间的关系过于紧张和模糊不清。这种边界不是显性的，而是通过“爱的表演”或“专业性表演”来建构起来的隐性边界。在家长面前表演，自然有“情感异化”的一面——即不是自我真实情感的表达，但这里不是将“情感劳动”当做商品来售卖，而是利用情感劳动来确立彼此之间的关系边界。

（三）幼师与管理者的互动

除了照料教育幼儿，幼师还要做行政上的杂事。一方面是领导布置的各类任务：带幼儿排练节目、准备演出服、办手抄报、环境创设、各项评比等。另一方面要准备各种材料应付上级检查，如周计划、消毒记录、体温检查记录、通风情况、灭火器检测等。冗杂的经常性工作使幼师长时间处于疲倦状态。幼师心里有怨气，但大多时候只能选择忍耐，从英红向笔者抱怨自己想辞职中可以窥见一二。

有没有事少、假多、钱也少的工作啊？我干不下去了，觉得太累了。现在是老板娘管事，每次叫我们报了材料然后不给买，说让自己想办法，每次都这样，只有扣工资没有加工资。教导主任也一样，每次很多事情，你不问她不说，做错了还要说你，你问她，她就说别一直问，要有自己的想法。以前比较忙就不考核了，现在再忙也要考核，没过扣60，以前考核高还要加分，现在啥也没有，排节目也不给钱。（受访者6，20221012）

在幼师与家长两个群体之间，管理者表面好似与幼师同属一个阵营，但实际上管理者会与家长结成隐秘联盟。管理者希望老师干更多的活，提供更好的服务，给幼儿园营造一个好口碑，使得家长满意，幼儿园留园率高；家长希望幼儿园老师能够用心对待自己的孩子，且费用不要超过预期。管理者与家长的利益达成一致，形成管理者与家长对幼师的双重控制。

她只站在家长角度，每次都向着家长说话，不管老师的，所以家长都向着她。跳完操家长在门口，我们还不能脸色不好，跳操的时候我就一个人，一堆娃，说了不听，我都急死了，就用手夹着腋窝那里，抱到点点上面站好，然后老板娘直接过来和我悄悄地说让我注意点。你都看到我搞不过来了，你有空说我，就不能帮个忙嘛？（受访者8，20220829）

管理者还将家长引入幼师的评比活动，形成对幼师的“激励”。幼儿园每月举办两次以上的评比活动，主题涉及器械操、户外活动、区域活动、分组教学、公开课、教师技能等。与布若威“超额游戏”[20]不同，幼师评比活动没有足够吸引人的奖励。

表现很差的老师，不会笑话她，因为这种评比不给奖励。老板太抠啦，如果说评比，肯定是为了钱嘛，她不给钱，我们评个锤子，就评第一名加几分，加个十几二十块钱，谁想要，还要累死累活。（受访者12，20220913）

这样的评比活动非但没有激励幼师，反而实现了对幼师情感劳动的进一步监视和控制，增加了幼师的工作压力。

管理者与家长的联合只存在于二者共同面对幼师时。当家长或管理者其中一方不得不承担某种费用，如做活动必需的物资等，管理者和家长之间的联结纽带就会断开。在不得罪家长的前提下，管理者会想尽办法缩减幼儿园开支，他们会指使幼师让家长去承担物资费用，把管理者与家长间的矛盾转化为幼师与家长的矛盾。

幼儿园抠得要死，打印东西要是打错了，浪费纸还要扣钱，而且什么东西都叫我们让家长带，要么自己做要么让家长带，我都不想喊家长，不然家长意见又大得很。（受访者12，20221012）

管理者本应成为幼师与家长之间的“缓冲器”，帮助二者增进理解，建立关系边界。但事实上，一方面，为了讨好家长，管理者联合家长对幼师进行劳动控制，且往往用惩罚而非奖励的手段来刺激幼师进行超额工作。另一方面，当管理者与家长之间有利益冲突时，为了不得罪家长，又将幼师推到前台来应对家长。这增加了幼师的情感劳动强度，使得家长与幼师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

为什么民办幼儿园的管理者敢如此对待幼师？其根源在于，民办幼师是一项低门槛、高流动的不稳定职业，民办幼儿园的管理者既不太在意幼儿园的服务质量，又不在意幼师的抱怨和辞职想法，因为他们可以很快再招一批新人。

（四）幼师与同事的互动

由于民办幼师流动频繁，管理者经常“拆东墙补西墙”，幼师队伍无法稳定下来，几乎每个学期都会改变，很难形成默契的同事关系。

看领导，领导想变就变。如果说你和你副班不太合适，主班对副班不满意可能就变。如果没有什么不满意，就看领导了，比如领导觉得这个副班能力强，想把他调过去，就给你随便又分个人。（受访者11，20221001）

幼师平时工作轻松与否，和其搭档的工作能力有很大关系。副班能力强，那么主班就仅负责家长工作。平时在班上两人配合，分管上下午，都有歇口气的时间。若副班能力不行，或者主副班尚处磨合期，就会产生矛盾。

工作任务自主分配使得主副班关系充满了张力，主班有时会仗着资历对副班挑刺。

我已经被幼儿园同事关系弄成抑郁症了，你勤快她希望你更勤快，你不勤快她阴阳怪气地说你不勤快，你做得不对，她也不说你哪儿不对，就阴阳怪气地说你，仗着她年龄和工龄大，就欺负你个新人，你让孩子上厕所，她就不让上，你不让孩子上，她就又说，我不让孩子上。（受访者2，20220824）

副班有时也会通过一些消极行为来反抗主班的控制，比如赵老师被主班骂了，她就站在那啥事也不做，别人叫她也不乐意动，平时也不搭理主班。幼师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幼儿与幼师之间的相处。幼师在与同事产生矛盾后，很难再保持一个温柔耐心的形象去教导幼儿。

民办幼师之间的关系常常陷入到相互质疑、指责和控制的泥潭之中，而不是互帮互助和默契配合。究其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是幼师队伍的高度不稳定性。幼师之间很难维持一个长久的合作关系，一直处在磨合状态之中。很多时候，好不容易两个幼师磨合好了，又换了新人。或许可以说，“老带新”是民办幼儿园的生存之道，但这样无疑使幼师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二是情感压力转嫁。面对家长和管理者的质疑与控制，幼师处在高强度的情感劳动之中，她们情感压力的主要转嫁对象就是和她们一样的其他幼师。在同事面前，她们可以不用费尽心力去表演和讨好，也不用努力去构建彼此的安全界限。她们想要控制对方，以减轻自身的情感压力。

四、劳动控制、边界生产与民办幼师的不稳定性

（一）民办幼师工作的不稳定性

随着近几年中国人口增长速度的放缓和幼儿园数量趋近饱和，民办幼儿园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民办幼师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不稳定程度持续加深，这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身份不被承认。民办幼师对自我身份的界定，与家长和管理者对民办幼师身份的认知，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民办幼师认为，他们具备教师的专业性技能，與中小学教师没有本质差别，应该得到教师该有的尊重和地位。而家长和管理者认为，幼师的主要工作是照护，是“保姆”一类的角色，人人都可以干，没必要像“老师”一样对待他们。民办幼师还认为，他们做着和公办幼师一样的甚至更多的工作，是称职合格的，理应得到与公办幼师相同的尊重和地位。但家长和管理者认为，民办幼师与公办幼师差距明显，民办幼师入行门槛低，一些民办幼师甚至没有教师资格证，流动性大，在劳工市场中可以轻易地被替换，他们缺乏公办幼师那样的专业性，自然也不能得到如公办幼师那样的信任和待遇。

另一方面是过度的劳动控制。民办幼师渴望相对单纯和宽松的工作环境，以便把更多的时间精力放在幼儿身上，而家长和管理者则试图联合起来对民办幼师采取高强度的劳动控制。

区别于针对成年人的服务工作，幼师本身就是一份较难获得信任的工作。由于作为服务享受对象的幼儿年龄还小，服务评价的权力掌握于不在劳动现场的家长手中。出于对幼儿的关心和对幼师的不信任，家长希望控制幼师的劳动。过度的关心和不信任就会带来过度的劳动控制，在民办幼师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相对于公办幼儿园和公办幼师，家长更不信任民办幼儿园和民办幼师，认为他们缺乏专业性，并不可靠，需要被监督。当此情境下，管理者本可以通过管理来增进家长对幼师的信任和保护好幼师工作环境的纯粹性。但实际上，为了迎合家长的心理，也为了应对民办幼儿园之间的残酷竞争，管理者支持家长对幼师进行全方位的监督和控制，将之视为民办幼儿园的服务“卖点”之一。

民办幼师的不稳定性不仅体现在“没有编制”与“合同期限短”等静态特征上，更体现在基于“身份承认”和“劳动控制”的“关系性斗争”上。[21]身份不被承认和过度的劳动控制，使得民办幼师始终处于不稳定的劳动状态之中，他们需要在非幼儿主体身上投入大量的情感劳动以获得承认和反抗控制。

（二）在不稳定中寻求稳定：幼师情感劳动中的边界生产

为了在不稳定中获得相对的稳定性，民办幼师的情感劳动更多表现为一种围绕关系的“边界生产”过程。

面对幼儿时，幼师一定程度上可以将“社会性自我”与“个体性自我”融合起来，以“整体自我”的面貌投入到针对幼儿的情感劳动之中。这接近于霍克希尔德所谓的“深层扮演”，但笔者不认同霍氏关于“虚假自我”与“真实自我”的分类。[22]社会性自我不是虚假的自我，无论是否处于情感劳动中，一个在社会集体中生活的人总是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这是基于“关系构建”的目的。

由于幼儿无法控制幼师、幼师能凭“母亲”和老师的身份来管理幼儿，幼师可以相对自如地投入到对幼儿的情感劳动之中，与幼儿之间建立起亲密的互动关系，进而带给了自身主要的劳动快乐和成就感。

但这并非全部。由于幼儿背后是家长，幼儿身上的每个细节都看在家长眼里，继而反馈给幼师，形成家长对幼师的间接劳动控制。因此，幼师面对幼儿时也无法完全自如。他们需要抓住家长在幼儿身上的“关注点”，小心谨慎地与幼儿（实际上是背后的家长）之间维持一个安全边界，避免从事“适得其反”的情感劳动。在此类情况下，幼师往往会压抑住一部分自我，而且这部分被压抑的自我不属于“个体性自我”或所谓的“真实自我”，仍然是社会性的，是属于幼师与幼儿之间亲密关系的那部分自我。换句话说，在针对幼儿的情感劳动过程中，由于家长的隐性存在，幼师为了维持与家长之间的边界，牺牲了部分幼儿的需求和与幼儿之间的亲密关系。

直接面对家长时，由于家长掌握着对幼师劳动的控制和评价权，幼师确实会进入到霍氏所谓的“表层扮演”的状态之中。但这种表演不是为了生产服务价值，而是为了彼此间的关系。通过这种“爱的表演”和“专业性表演”，幼师试图建立起与家长之间的安全边界，以获得一定程度的信任，避免相关的“麻烦”和过度的劳动控制。

但此类表演只能缓解而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家长对幼师的过度劳动控制。家长不断逾越幼师建立起来的边界，监视幼师的劳动过程，进入幼师的生活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幼师与家长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张，需要投入大量的情感劳动以满足家长的要求。情感劳动由此表现为家长不断破坏边界、幼师持续重建边界的循环过程。

面对幼师与家长之间的紧张关系，管理者的态度至关重要。民办幼儿园的管理者往往同时也是出资者，面对巨大的同业竞争压力，为了讨好家长，管理者往往会牺牲幼师的利益，允许家长逾越与幼师之间的关系边界。面对管理者这种一边倒的处理方式，幼师显然不会满意，但又无可奈何，只能投入更多的情感劳动，不断地修补被家长和管理者所无视的边界。

在过度劳动控制所导致的高强度情感劳动之下，幼师的情感压力非常大，而他们唯一的压力转嫁对象就是其他的幼师。这就使得幼师之间的关系也变得紧张，彼此之间的安全边界亦被破坏。于是幼师还需要投入一些情感劳动到同事身上，以建立彼此的关系边界。

从情感劳动的组成来看，民办幼师的情感劳动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投入到幼儿上面，是为了打破边界，以建构如同母亲一样的亲密；另一部分则投入到家长、管理者及同事上面，意在建立边界以减少劳动控制。这两部分情感劳动之间存在冲突，后者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前者的良性运行。

作为不稳定劳工，民办幼师必然会陷入到相关主体的过度劳动控制之中。这使得民办幼师不得不通过情感劳动小心翼翼地维持与家长、管理者及同事的关系边界，而无法全身心地投入到幼儿身上，这最终会损害幼儿教育。为了提升民办幼儿园的教育质量，亟须改善民办幼师的劳动环境，提升民办幼师工作的稳定性，承认其身份并减少对其的劳动控制，使其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幼儿身上，而不致陷入到与非幼儿主体之间持续的“关系性斗争”之中。

参考文献：

[1]史坦丁.不稳定无产阶级[M].刘维人，译.台北：脸谱出版社，2019：1-40.

[2]苏熠慧，姚建华.“不稳定无产者”研究谱系及其当代意义[J].社会科学，2019，41（6）：98-108.

[3][15]沈原.劳工社会学三十年[J].社会学评论，2020，8（5）：3-17.

[4]石智雷，刘思辰，赵颖.不稳定就业与农民工市民化悖论：基于劳动过程的视角[J].社会，2022，42（1）：88-123.

[5]郑广怀，孙慧，万向东.从“赶工游戏”到“老板游戏”——非正式就业中的劳动控制[J].社会学研究，2015，30（3）：170-195.

[6]齐昊，马梦挺，包倩文.网约车平台与不稳定劳工——基于南京市网约车司机的调查[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9，10（3）：204-224.

[7]邢朝国.疫情之下非正规就业的“超不稳定性”及主体应对——以北京市月嫂为例[J].妇女研究论丛，2021，30（3）：37-52.

[8]苏熠慧.不稳定劳动中的“义”——以C市学生工为例[J].中国研究，2021（01）：165-184.

[9]吕梓剑.适者何以生存：标准化就业下的“另类不稳定劳动”——以品牌带货主播为例[J].天府新论，2022，41（6）：87-97.

[10]苏之慧.非正式和不稳定的工作：不稳定型无产者和中国[J].中国乡村研究，2018（01）：16-39.

[11][21]李静君.勾勒关于中国不稳定劳工的论争图谱[J].中国乡村研究，2018（01）：144-152.

[12]蒋良富，談珊，龙晴琴.工作压力对幼儿教师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基于自我效能感和领悟社会支持的作用[J].学前教育研究，2023，30（3）：87-90.

[13]林榕，王海英，魏聪.嵌入与调适：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教师生存状态的社会学分析[J].教育发展研究，2019，39（8）：41-48.

[14][22]霍克希尔德.心灵的整饰：人类情感的商业化[M].成伯清，淡卫军，王佳鹏，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0：165-170.

[16]张杨波.情感劳动理论的贡献、局限与拓展——引入关系向度理论的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2，8（3）：32-41.

[17][19]梅笑.情感劳动中的积极体验：深层表演、象征性秩序与劳动自主性[J].社会，2020，40（2）：111-136.

[18]蓝佩嘉.跨国灰姑娘：当东南亚帮佣遇上台湾新富家庭[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145-152.

[20]布若威.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M].李荣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67-77.

Labor Control and Boundary Production： A Study on the Emotional Labor Process of Private Kindergarten Teachers

WU Lijun， LI Shiqi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Law，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Taiyuan 030031 China）

Abstract： With a private kindergarten in Sichuan as the examination object， this paper has thick description of the emotional labor process of private kindergarten teachers. It is found that is very complicated and needs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with four subjects： children， parents， managers，  and colleagues. Due to unrecognized status and excessive labor control， private kindergarten teachers are in great instability. In order to obtain relative stability， the emotional labor of them is more manifested as the“boundary production” process around the relationship. It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parts： one is devoted to young children， intended to break down boundaries to construct a mother？鄄like intimacy； the other is directed at parents， managers and colleagues， in an effort to establish boundaries and weaken labor controls. There is a conflict between the two parts， the latter to some extent preventing the former from benign operation.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ducation quality of private kindergartens， it is urgent to improve the stability of private kindergarten teachers work， recognize their identity and reduce their labor control， so that they can devote themselves to the work of children and do not continuously fall into the “relational struggle” with non？鄄children subjects.

Key words： private kindergarten teacher； emotional labor； labor control； boundary production

（责任编辑：熊灿灿）

* 通信作者：毋利军，山西师范大学社会学与法学学院讲师，人类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