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长健康素养干预效果的研究

校欣玮 顾荣芳

［摘 要］ 家长健康素养的普及和提升是儿童健康事业的重要内容，对家长健康素养干预的具体行动依赖于有效的研究证据。本研究采用元分析法对23篇家长健康素养干预研究文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已有研究能够证明干预可以提高家长的健康素养，但各研究的干预效果存在异质性，孩子所处年龄段、国家地区、干预周期、干预内容是导致异质性的主要因素，而具体干预形式的影响不大。已有研究对心理健康领域、农村和低社会经济地位家长关注不足，研究质量也有待提高。建议后续研究将对心理健康领域的家长健康素养干预与儿童发展的确定性规律松绑，将准专业人员纳入对低社会经济地位家长干预的人员范畴，对家长健康素养的干预需考虑客观条件和成人的学习规律。

［关键词］ 家长健康素养；家庭教育；家长干预

一、问题提出

近年来，我国儿童的营养不足状况有所改善，死亡率下降，体质健康水平不断提升，但受生活方式转变、全球危机、气候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儿童健康面临着新的挑战。一方面，超重肥胖、用眼过度、睡眠不足、心理健康等问题日益突出；[1]另一方面，流行病感染风险在增加。[2]这些健康问题昭示着儿童健康事业需要坚持从以疾病治疗为主向以疾病预防为主、从保生存向促发展不断推进。

“健康素养”（health literacy）一词最早由美国学者西蒙兹（Simonds）于1974年提出，他建议将提高健康素养作为健康教育的政策目标。[3]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简称WHO）将健康素养定义为“个人用以维持和促进健康的获取、理解和使用信息的动机和能力，是一种认知和社交技能”。[4]由此可知，健康素养大致可以分为获取、理解、应用健康信息的能力三个层面。

近年来，提升家长健康素养也开始成为儿童健康事业的重要发展内容。2021年，《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以下简称《新儿纲》）和《健康儿童行动提升计划（2021—2025年）》都将提高儿童照护人健康素养纳入主要目标，充分肯定了家长健康素养的战略价值。不少实证研究也发现，家长较高的健康素养与儿童哮喘得到良好控制有关，而较低的健康素养与儿童哮喘控制不佳、高就诊率和住院率有关；[5]家长的低健康素养还与患儿血糖控制不良、[6]儿童肾病综合征的高复发率和低治愈率、[7]慢性肾病的恶化[8]有关；家长低口腔健康素养与儿童产生龋齿等结果有关。[9][10]还有研究揭示了家长的综合健康素养与儿童健康行为（健康饮食、口腔护理、体育锻炼）之间的关系。[11]总而言之，家长的健康素养对于儿童的健康状况、健康行为、生活质量的改善有积极的价值。

近年来，在《家庭教育促进法》《新儿纲》《健康儿童行动提升计划（2021—2025年）》等政策法规的号召下，我国家长健康素养的普及和提升开始受到重视，但提高家长健康素养需要组建人力队伍、耗费财政经费以及平衡各项工作，必须考虑效率和效果，否则就会造成公共资源的浪费。本研究试图考察已有家长健康素养干预是否具有良好效果，并探究哪些因素导致了干预效果的差异，总结有效干预经验。这需要处理两方面问题：一是需保证干预结果已经得到科学验证，具有真实性、可靠性；二是需解决干预方案效果差异较大甚至相悖时的效果评价问题。系统评价（systematic review）是可以解决上述问题的适用方法，它通过全面收集符合纳入标准的所有相关研究，并逐个进行严格评价和分析，必要时进行定量合成的统计学处理，得出综合且可靠的结论。[12]本研究采用定量的系统评价方法——元分析（meta？鄄analysis）开展研究。具体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四点：一是梳理已有家长健康素养干预研究的特征；二是呈现家长健康素养干预在提高家长健康素养方面的整体效果；三是探究导致干预效果异质性的因素；四是对家长健康素养干预提出可行建议。

二、研究方法

（一）文献检索方法

本研究对国内外电子数据库进行了检索，包括PubMed、ProQuset、EBSCO、ERIC、Cochrane、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等。进入21世纪以来，诸如教育、农业、安全防御等领域都开始强调基于证据的决策，故2000年后各领域的研究愈发注重研究设计的科学性和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在健康领域，以2000年WHO将推广健康素养作为新的健康促进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标志，健康素养在2000年之后开始受到广泛关注。[13]因此，本研究将文献发表时间区间设定为2000年1月1日至2022年8月11日（开始检索文献的日期）。

文献检索利用布尔逻辑检索法，采用AND（*）和OR（＋）操作符进行主题词（或题关摘）检索。本研究主要考察家长健康素养的干预方案，为了尽可能筛選出符合条件的文献，研究将主题词进行了必要的分解和近义词转换，如将“家长健康素养”分解为“家长AND健康素养”。初次检索没有通过NOT（－）操作符排除综述类研究，这是因为这类研究的参考文献中可能存在本次元分析所需要的研究。故在主题词检索后，本研究对相关主题的综述类研究进行保留，并检索它们的参考文献。另外，本研究在筛选出符合纳入标准的研究后，也对这些研究的参考文献一并进行检索。

（二）文献纳入标准

系统评价需要针对研究设计类型、研究对象、干预措施和对照措施、文献发表类型和形式、文献语种等方面制订纳入标准。[14]本研究的文献纳入标准包含以下9个方面：（1）研究类型为随机对照实验和前瞻性队列研究；（2）干预对象为未成年人家长或家长健康素养干预的实施者、组织者；（3）样本量不低于30；（4）对干预方案有详细且清晰的介绍；（5）报告至少12周的随访结果；（6）利用了可靠工具对家长健康素养的前后变化进行评估，且对不同组别的评估方式进行统一；（7）文献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学术期刊文章、专著章节、会议论文、学位论文；（8）文献语种限制为中文或英文；（9）文献发表时间区间为2000年1月1日至2022年8月11日。

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选取的文本中接受干预的对象为未成年人家长，而不仅局限于某一幼儿年龄段，这是考虑到干预途径、干预形式等方面并不易受到儿童年龄影响，针对婴儿、幼儿、青少年家长的干预措施相互具有参考价值。当干预对象为孕产妇时，如果干预内容是针对儿童出生之后的健康素养，则项目依然保留，但若出现不适宜所有年龄段儿童家庭的干预措施则不纳入本研究范畴。此外，家长健康素养干预可能是针对某一特定疾病患儿家长，这些干预也被本研究接受。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由于多数特定疾病也是常见的儿童健康问题，如肥胖、哮喘、腹泻等，这些针对具体健康问题的预防、识别和护理能力也属于本研究健康素养范畴；另一方面，这些研究的干预内容虽然针对疾病，但在干预途径、形式等方面的经验依然可以进行迁移和应用。

（三）文献偏倚风险评价

如果元分析纳入的原始研究质量低，偏倚风险高，而元分析未对原始研究的方法学质量进行正确评价，研究得出的结果和结论就可能是错误的。因此，对原始研究进行正确的质量评价对保证元分析得出正确的结论至关重要。[15]本研究利用Cochrane系统评价的“偏倚风险评估”工具对最终保留的随机对照实验研究进行偏倚风险评估，评价条目包括随机分配方法、分配方案隐藏、盲法、结果数据的完整性、选择性报告研究结果和其他偏倚来源。此外，Newcastle？鄄Ottawa Scale（NOS）有分别针对队列研究和病例对照研究的评价标准，本研究利用队列研究的NOS评价标准对最终保留的前瞻性队列研究进行偏倚风险评估，评价条目包括研究对象选择、组间可比性、结果测量。[16]

（四）数据提取

数据提取是元分析撰写过程的重要步骤。元分析的结果和结论是基于纳入研究的原始数据的，本研究需要提取的数据包括：文献基本信息（文献名称、作者、发表年代等）、被试特征（儿童患病情况、儿童年龄段、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等）、干预特征（实施机构、干预形式、干预周期等）、研究特征（研究类型、偏倚风险等）、结果分析（评估内容、评估工具等）。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文献筛选结果

本研究通过主题词检索共确定23 477篇文献，通过阅读标题和摘要，筛选出可能符合纳入标准的文献2 021篇。研究同时对主题词检索出的系统评价类研究的参考文献进行检索，通过阅读标题和摘要，增加文献12篇。通过对2 033篇文献全文的阅读，研究排除不符合纳入标准的文献2 010篇，筛选出符合纳入标准的文献23篇，但有1项研究由于失访率过高取消了干预后的随访与调查，因而该文献被剔除。研究进一步对保留文献的参考文献进行审查，增加符合纳入条件的文献1篇。最终共有23篇文献纳入此次元分析。（见图1）

（二）偏倚风险

由于纳入本研究的文献均采用随机对照实验，因此研究统一使用Cochrane系统评价中的“偏倚风险评估”工具对每一研究的各评估条目进行评价，并对各项研究和所有纳入研究的总偏倚情况进行总结。（见表1、图2）整体而言，多数研究具有高偏倚风险，部分研究具有不确定的偏倚风险和低偏倚风险，需考虑不同偏倚风险的研究对整体结果的影响，故本研究在后续分析中将偏倚风险作为调节变量之一。

（三）干预情况汇总

根据提取的数据，本研究对纳入的文献进行编码。编码主要从被试特征、干预特征、研究特征、结果变量四个块面展开。被试特征的编码内容和规则如下。（1）儿童患病情况（IfD）：一般儿童为ND，特定疾病患儿为D。（2）儿童年龄段（Age_C）：胎儿与婴幼儿（＜3岁）为I，3岁以上学前儿童为Y，学龄儿为T，如果涉及多个年龄段，则用“+”将不同年龄段编码整合，如当儿童年龄段为6个月至5岁，则用“I+Y”表示；未报告年龄段为UC。（3）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ES）：社会经济地位高为H，社会经济地位低为L，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家庭都有为B，未报告社会经济地位为UC。（4）被试家庭所在国家（L）：根据报告结果的名称编码。（5）被试家庭所在地区（U/R）：城市地区为U，乡村地区为R，城乡均有为B，未报告为UC。

干预特征的编码规则如下。（1）干预实施机构（A）：学术机构为A，医疗与保健机构为M，社区为C，学校或幼儿园为S，若涉及多个机构合作，则用“+”将不同机构编码整合。只有当这些机构负责招募、培训干预者，实施具体干预措施等工作时才作为干预实施机构纳入本次编码，仅提供被试招募、干预场地的机构不被纳入。（2）干预形式1（On/Off）：线上干预为On，线下干预为Off，两种形式均有为B，未报告为UC。（3）干预形式2（G/I）：集体干预为G，一对一干预为I，两种形式均有为B，未报告为UC。（4）干预周期（D）：一周以内为1W-，一周至一个月为1M-，一个月至半年为6M-，半年以上为6M+。（5）干预内容（T）：生理健康主题为P，心理健康主题为M。

研究特征的编码规则如下。（1）研究类型（S）：随机对照实验研究为RCT，前瞻性队列研究为PCS。（2）研究偏倚风险（B）：高风险为H，低风险为L，不确定风险为UC。

结果分析的编码规则如下。健康素养能力层面（O）：获取层面为G，理解层面为U，應用层面为A。

由于所有文献均为随机对照实验，且偏倚风险已在前文报告，故本研究对除研究特征以外的其他三个部分进行编码。（见表2）

纳入本研究的23篇文献均为期刊上发表的随机对照实验研究，其中有17篇英文期刊，6篇中文期刊。这些研究分别于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8篇）、新西兰（1篇）、土耳其（2篇）、伊朗（1篇）、英国（2篇）、挪威（1篇）、美国（6篇）、巴基斯坦（1篇）和黎巴嫩（1篇）开展。

由于部分研究中有多个干预组，可组成多个干预—对照组别（表2、表3中用字母a、b、c表示不同干预—对照组），故23篇研究实际验证了30种干预方案的效果。被试特征方面，这些干预中有21项针对一般儿童的家长，9项针对特定疾病患儿的家长；有14项干预针对胎儿和0～3岁儿童的家长，6项针对3岁以上学龄前儿童，4项针对学龄儿童，6项针对多个年龄段儿童。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方面，大多数干预都包含了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但有7项干预主要针对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包括贫困地区的家庭、文化受限的少数族裔家庭等。这30项干预中，有19项在城市开展，5项在农村开展，6项不确定。其中中国的干预有9项，仅有两项在农村开展和关注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均为哈里森（Harrison）团队针对河南农村艾滋患儿家庭开展的干预。[40]

干预机构方面，大多数干预由学术机构主持（15项），其次是医疗保健机构（8项），学术机构和社区合作开展的干预有3项，学术机构和医疗与保健机构开展的有3项，学校或幼儿园开展的仅有1项研究涉及。中国的干预多由医疗保健机构开展（5项），3项由学术机构开展，仅有1项为合作开展，合作机构为医疗保健机构与学校/幼儿园。干预周期方面，有7项干预的周期短于1周，有3项周期为一周到一个月，有12项为一个月到半年，8项干预周期长于半年。在中国开展的干预每个周期时长均有涉及。干预内容方面，大多数干预聚焦生理健康（23项），包括特定生理疾病的护理、生理器官系统的保健等；7项研究关注心理健康，包括亲子关系建立、家庭环境创设等。中国的研究多关注生理健康（7项）。

干预形式方面，有10项为线上干预，16项为线下干预，4项结合了线下和线上干预；有12项为集体干预，15项为一对一干预，3项结合了集体和一对一干预。中国的干预方案中，有5项为线下干预，2项为线上干预，2项结合了线上线下干预；有8项为集体干预，1项为一对一干预。

具体干预形式主要包括数字化干预、一对一面谈、线下小组活动、提供指导手册。其中，有10项研究采用了数字化干预，包括利用社交软件推送消息及线上交流、为家长提供特定网页访问权限。有12项研究采用线下小组活动模式，包括组织家长或助产士开展讲座、情景模拟教育活动、同伴分享活动等，以及组织家长和儿童进行亲子游戏活动。有8项研究采用了一对一干预，包括家庭访问、就医时进行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此外，提供手册也是常见的干预方式，有的研究在控制组就通过提供手册来开展常规健康教育，有的研究则在干预组额外提供了手册，这些手册的内容基本都是依据权威资料编制而来的。

结果指标不仅包括家长健康素养相关内容，还涉及家长养育压力、儿童生长发育和行为习惯等内容。本研究主要考察不同方案对家长健康素养的干预效果，故仅保留与家长健康素养相关的结果指标。经整理统计发现，大多数干预方案评估了家长理解（24项）、应用（18项）健康养育信息的水平，而评估获取健康养育信息水平的研究较少（1项），在中国开展的干预也主要考察了理解和应用能力层面的结果。

（四）干预的合并效应量

本研究将各项干预结果转化为具有可比性的效应量（ES），统计的效应量均统一采用cohens d值。当一项研究有多组干预配对方式时，则将其一一罗列，单独分析结果。若一对干预控制组存在多项同一能力层面的结果（如通过两个指标评估理解能力），则取这些结果的均值。若一对干预控制组考察了不同能力层面的结果，则分别记录结果。由于暂时、即时的效果并不是干预实施和本次元分析的关注焦点，在有多次随访的研究中，本研究仅统计最后一次随访结果。由于布鲁姆（Broome）的研究缺少相关数据，[41]故没有对其进行效应量计算。研究最终获得41条效应量。

研究在合并统计量之前对研究结果进行异质性检验。Q检验发现，研究间存在异质性（Q=571.608，P≤0.10），异质性可能是由各研究在被试特征、干预特征、研究特征以及结果变量上存在的差异导致的，故使用随机效应模型（random effect model）计算合并效应量。（见表3）

根据科恩（Cohen）的标准，cohens d值以 0.2、0.5、0.8 为小、中、大效应的起始值。[42]由表3可知，大多数干预（19项）对家长健康素养的效应量达到0.2，报告大效应、中效应、小效应结果的干预分别有11项、2项和6项，另有9项干预对家长健康素养的效果不明显。具有最大效应的研究是古罗普尔（Gürhopur）在土耳其针对癫痫患儿家长开展的线下一对一课程，[43]拉菲扬-科帕伊（Rafieyan？鄄Kopaei）在伊朗针对4月龄婴儿母亲开展的关于母乳喂養与辅食添加的线上干预也产生了较大的效应。[44]从41条研究结果来看，效应量区间为-0.125至3.710，26条达到小效应以上水平；所有研究结果的合并效应量为0.738，达到了中效应水平。

在各能力层面，仅有1项干预报告了获取能力维度的结果，且干预效应为小效应。由于有研究包括多个干预组，22项干预报告了理解能力维度的结果，其中6条无效应，5条小效应，1条中效应，10条大效应；18项干预报告了应用能力维度的结果，有9条无效应，1条小效应，3条中效应，5条大效应。

（五）异质性分析

由于各项研究的干预效果存在异质性，即使合并效应量达到中效应水平，也无法代表任何干预都能对家长健康素养提升有同等效果，故需进行异质性分析，寻找导致异质性的因素。本研究从被试特征、干预特征、研究特征、结果分析四个方面罗列调节变量和划分亚组。结果显示，儿童所处年龄段、所在国家、干预周期、干预内容是影响干预效果的主要因素。（见表4）

在儿童年龄变量上（Q=29.523，P＜0.001），所有年龄段亚组的干预效果均较好，其中跨年龄段组的干预效果最好（1.006≤d≤1.512），达到大效应水平；婴幼儿组、学龄儿组的干预效果次之（0.649≤d≤0.717），达到中效应水平；3岁以上学前儿童组的干预效果最弱（d=0.374），处于小效应水平。

在被试所在国家变量上（Q=210.352，P＜0.001），大多数国家的干预效果较好，其中巴基斯坦的干预效果最好（d=2.220），伊朗、土耳其的干预效果也较好（1.219≤d≤1.779），中国的干预效果也达到了大效应水平（d=0.886），而黎巴嫩和新西兰的干预效果处于小效应水平（0.200≤d≤0.225）。有三个国家的干预效果整体较弱（0.057≤d≤0.176），分别为美国、挪威、英国。

在干预周期变量上（Q=14.640，P＜0.005），不同周期的干预均具有一定效果，其中，一周以内的干预和一个月至半年的干预效果更好（0.945≤d≤1.312），达到大效应水平；一周至一个月和半年以上的干预效果一般（0.297≤d≤0.316），为小效应水平。

在干预内容变量上（Q=4.292，P＜0.05），针对不同主题的干预均有一定效果，但针对生理健康的效果更明显（d=0.887），针对心理健康的效果较弱（d=0.397）。

（六）稳健性检验

元分析需要考虑分析结果是否存在偏倚问题，如果存在偏倚，则会出现不对称漏斗图。本研究漏斗图并不对称，Egger检验的结果也显著（B0=5.224，t=3.023，P1=0.002，P2=0.004），说明本研究选择的样本存在偏倚，且原合并效应量偏大。（见图3）由于研究前期经过了严格、全面的文献筛选，剔除了抄袭、重复发表的文献，且研究自身的偏倚风险并非异质性因素，低偏倚风险的干预效果实际更好，故引起效应量偏大的主要因素可能是发表偏倚。根据曾昭炳的观点，当前确实存在正向显著的研究结果更容易被发表的现象，元分析研究者很难完全避免发表偏倚这一问题，是否存在发表偏倚不能作为评价元分析研究质量的唯一标准。若出现发表偏倚，可以对发表偏倚进行修正并测算所缺失文献对元分析结果的影响。[45]

本研究利用剪补法，对现有合并效应量进行修正。在随机效应模型下，修正后的合并效应量为0.280，置信区间为0.020～0.541，与原合并效应量0.738相比，发表偏倚的存在或导致效应量放大了62.06%。而后，本研究进一步利用失安全系数法对结果进行敏感性检验，判断因存在发表偏倚而逆转元分析结论的可能性。经计算，本研究需要引起重视的失安全系数临界值为215，实际Classic失安全系数为4 758（α=0.050，P＜0.001），当继续纳入4 758篇符合标准的文献，才有可能推翻现有结论。这一系数远大于临界值，说明研究结果具有良好稳健性。

四、讨论

通过文献检索、阅读与筛选，本研究最终保留了23篇符合纳入标准的文献，并对这些研究的偏倚风险、被试特征、干预特征、研究特征、与家长健康素养相关的结果变量进行了梳理。利用元分析技术对纳入的研究进行效应量合并与异质性分析后发现，已有干预方案基本能够提高家长的健康素养，但干预效果存在异质性，被试家长的孩子所处年龄段、所在国家、干预周期、干预内容是导致干预效果差异的主要因素。

（一）已有干预的关注点有偏，高质量研究不足

国内外已有家长健康素养干预研究中，多数实验设计不够严谨，如对照组缺失、样本量过少、评估工具不可靠等，造成结果可信度偏低。对研究文献进行严格筛选后，纳入研究的文献也有过半偏倚风险偏高，这说明家长健康素养干预领域还缺乏高质量的实验研究。除高质量研究不足之外，现有研究的关注点也有所偏向。其一，现有干预对象以生理健康领域为主，心理健康领域的干预研究普遍较少。忽视心理健康干预是当前家长健康素养研究中的共性问题，但在当代社会，儿童的心理健康已不容忽视。一项元分析研究发现，至2016年，我国学龄儿童心理异常比率达到15.6%。[46]据联合国儿基会（UNICEF）的估计，13%以上的10～19岁青少年被诊断出患有精神疾病。[47]而在学龄前阶段，幼儿的行为问题检出率也不容低估。[48]这些统计数据令人担忧。研究表明，患有未解决的精神健康障碍的儿童在成年后患持续精神疾病的风险会增加，[49]且心理健康问题对家庭的影响比生理健康问题更大。[50]然而，家庭决不能只作为被儿童心理健康问题影响的受动方。一方面，良好的家庭氛围、亲子关系至关重要，能够为孩子的心理健康奠定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具备儿童心理健康障碍知识和意识的家长能够尽早识别和有效管理儿童心理健康问题，避免错过最佳干预期。

其二，现有研究对农村地区、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关注不足。这可能是由于针对该群体开展干预的难度更大。因为受限于居住地、工作压力、参与动机等因素，招募足够数量、能够定期参与研究的被试难度大、成本高。此外，农村和低社会经济地位家长的受教育水平相对更低，而干预设计者和实施者往往是教科文、医疗卫生界的从业者，他们往往也是城市中的生活者，其开展干预需要克服学科本位和城市文明本位的惯习的影响，需要对乡土文化、劳动文化、民俗文化、民族文化有所回应。[51]虽然针对农村地区、低社会经济地位家长的干预存在一定挑战，但仍不能忽视这些群体。有研究发现，健康素养存在着社会梯度，它会受到经济情况、社会地位和教育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其中又以教育的社会梯度现象最为突出。[52][53]针对家长健康素养的研究也发现，家长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健康素养也越高。[54]故这些家庭实际上更需要健康素养提升方面的支持。本研究还发现，不同国家的家长健康素养干预效果不同，其中相对发达的国家干预效果较不明显，而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国家干预效果更为明显。这可能是因为相对欠发达地区的家长健康素养水平偏低使得各项干预措施发挥作用的空间更大，国家层面上对农村地区、低社会经济地位家长进行干预和全球层面上对欠发达国家地区的家长进行干预能够使家长的健康素养整体提升更为明显。

（二）干预形式并无绝对优劣之分

通过异质性分析可以发现，不同干预形式的效果差异并不大，部分方案结合了多种干预形式也取得了可观的效果。所以，单从干预形式入手确定有效方案的特征并不可行，具体的干预形式并无优劣之分，重点还是在运用的适宜性方面。

针对线下干预，有系统评价研究对其进行过专门探讨，发现面对面的干预对家长疫苗接种健康素养提升，特别是在知识理解层面具有良好的作用。[55]在其他针对更广泛干预形式的研究中，基于对话的干预是最常用的，[56]效果也比书面形式的教育更好。[57]线上干预的效果也在其他研究中得到证实，并且在行为方面的效果要好于知识方面。[58]线上线下两种干预形式各有优势，线上干预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当家长遇到育儿健康问题时，可以通过线上咨询或信息检索等途径及时获得支持，这可能是线上干预能够有效提高家长应用能力的原因。线下干预方式虽然受到时间、地点的诸多限制，但面对面的交流不仅利于工作者准确把握家长的困难和需求，专业人员或同伴的语言、手勢、表情等信息也能帮助家长更准确地理解育儿知识。

在我国开展的干预研究大多都采用了集体干预模式，包括在线上社交群中推送信息、组织集体健康教育活动等，而国外尤其是西方国家多采用个体干预模式，如单独提供信息、网页访问权限，或在家访、就诊过程中进行一对一干预。欧美地区的单独家访服务已是家庭教育服务的特色形式。以美国为例，其家庭访问服务已有100多年的历史。我国的研究多采用集体干预与我国的国情有关。我国人口规模大，且公共卫生服务和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建设起步较晚，开展家访服务或其他形式的一对一干预存在较多现实制约因素，集体干预能够在公共服务资源相对有限的现状下改善普遍性问题。

（三）内容难度、家长动机可能是干预效果的实际影响因素

本研究发现，对生理健康领域家长健康素养的干预效果更好，对心理健康领域的干预效果较弱。这可能是因为生理健康领域的干预内容更具体且容易操作，如支气管炎、手足口病、眼部卫生等的基础知识、预防保健和护理方法都更容易为家长理解和掌握，而心理健康领域的内容更为复杂且综合性高，如亲子关系建立、家庭环境创设、婴幼儿心理发展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对家长的要求更高。另外，当儿童的年龄段限制不严格时，对家长健康素养的干预效果更好，这可能是因为干预内容是发烧、上呼吸道感染等各年龄段儿童都容易出现的健康问题，对此，家长关注度较高，学习动机也更高。对3～6岁儿童组家长的干预效果最弱，这可能是因为家长对该年龄段儿童的健康关注度不如其他年龄段。0～3岁儿童的家长格外关注儿童的生长发育问题，学龄儿童的家长普遍关注儿童青春期的心理健康问题，而3～6岁儿童的家长可能认为这一阶段儿童的生理不再如之前那般依赖成人的照料，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也尚不突出，故学习动机较低。

研究还发现，干预周期为一周以内时，干预的效果最好。戴潇雯[59]、斯托克韦尔（Stockwell）[60]、布鲁姆（Broome）[61]古罗普尔（Gürhopur）[62]、张（Chang）[63]、华莱士（Wallace）[64]等人的研究均选择的是这一干预周期，这些研究的干预内容均属于生理健康领域，主要针对的是发烧、上呼吸道感染、产后独立喂养等通过应急管理或短期护理可以解决的问题。对于操作性较强、理解较简单的干预内容而言，一周以内的干预周期即可达到良好的效果，而具有一定综合性、复杂性的内容往往需要较长时间的干预，这类干预多选择一周以上的干预周期。但研究也发现，干预周期为一个月至半年的效果要好于一周至一个月以内和半年以上的干预，这可能是由于干预周期过短和干预频率过低会使家长无法掌握综合、复杂的内容。根据纳入的文献，6个月以内的干预多以周（或2周）为单位安排活动，而6个月以上的干预往往以月（或2月）为单位安排活动，过长的干预时间间隔容易导致家长知识巩固不足、反馈不及时等问题。

五、建议

（一）将对心理健康领域的家长健康素养干预与儿童发展的确定性规律松绑

已有针对心理健康领域家长健康素养的干预研究较少，相关部门应当鼓励研究者在这一领域开展更多高质量研究。但在心理健康领域，对非神经发育障碍类等问题的干预往往并不容易，效果也很难达到和生理健康领域同等的水平。这是因为儿童情绪体验、社会适应、人际交往、认知效能、自我意识等有关心理健康领域的内容并不总是存在客观中立、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确定性规律，那些常被称为规律、原则的方法策略往往较为笼统模糊和难以操作，对家长要求较高。与此同时，关于儿童心理健康方面的知识、态度、行为能够反映出家长自身的优势观念、思维惯性，要对心理健康素养不佳的家长进行干预，有可能需要动摇其原有的信念，但改变成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并非易事，转化的过程往往充满痛苦与艰辛。有时人们即使意识到原有观点或信念的错误性，也依然会竭力维护，不会轻易放弃。[65]一味站在专业制高点上要求家长改变自身信念可能带来其他风险。所以，对家长健康素养的干预，特别是心理健康领域的干预有时候需要与确定性的规律松绑。

专业工作者在制定干预方案时常从科学育儿知识体系出发，特别关注确定性的规律，家长同意参与干预的一部分原因也是期待能够获得像膳食喂养、疾病护理等具体可操作、普遍有效的方法。然而，我们也必须承认，现有的育儿科学规律，特别是心理健康领域的规律是有限的，按照儿童解剖生理学、发展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结果而总结出来的育儿规律不一定能解决复杂家庭生活情境中的问题。如果我们忽视这一事实，过分追求专业领域的确定性规律，干预活动的效果就可能不理想。而若专业工作者正视这一事实，和家长说明没有普遍适应的方法，鼓励家长不断通过反思个体经验、参与知识生产、发挥家庭教育主体意识来总结适用于自身的方法，这或许才是家长健康素养干预应该遵循的基本逻辑，故最终的干预方案应具有反思性、互动性和生成性。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与确定性规律松绑并非解绑。向家长普及经科学验证的儿童发展知识和可借鉴经验依然是重要的干预内容，它可以为家长的反思和实践提供参考和依据。例如，拉赫曼（Rahman）的干预关注儿童早期心理发展，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干预开始时，家长会得到一份手册，其中描绘了儿童从出生到3岁的8个连续发展阶段以及家长可以参与的亲子活动，这方面的知识是经科学验证的确定性规律。但除此之外，家长还接受了每两周一次的家访，他们被鼓励参与家长小组共同研讨交流，相互支持。[66]通过这一方式，家长在有科学基础的儿童发展信息的支持下反思自身的育儿实践，并与专业工作者和同伴共同研讨，就可能生成更适合自身的亲子互动方式。

（二）将准专业人员纳入对低社会经济地位家长干预的人员范畴

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家长其健康素养更低，但提升的空间更大，关注该群体家长健康素养的提升极有必要。但针对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长制定干预方案具有一定难度，它要解决家长在参与度、认知负担、文化适应等方面的问题，故不能简单套用针对中高社会经济地位家长群体的方案。一些地区的干预研究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有益尝试，如通过培训当地社区成员，使其以准专业工作者身份实施干预，在专业工作者和低社会经济地位家长之间搭建桥梁。在对低社会经济地位家长实施干预的过程中，他们能够用当地方言与家长交流，能更充分地理解家庭所面临的育儿阻碍。而准专业工作者在接受培训时的反馈也能够帮助专业工作者调整内容难度和表达方式，减少不切实际的要求。奥尔兹（Olds）曾对专业护士家访和准专业人员家访进行了比较，发现接受准专业人员家访的家长心理健康状态更佳。[67]这佐证了社区内准专业人员参与干预的优势，他們比专业人员更能够获得家长的信任，更能够理解家长的处境。

（三）家長健康素养干预需考虑客观条件和成人的学习规律

研究结果表明，实际上并不存在有绝对优势的干预形式。于我国当前实际情况而言，集体干预是不可替代的干预形式。由于大多数家长仍需要普及健康素养，且小儿常见疾病、饮食营养、口腔和眼保健、亲子关系等健康养育问题是在大多数家庭中普遍存在的，采用集体干预的方式能够提高干预效率，减少专业人员的重复劳动，节省专业资源。在我国，举办讲座这一干预形式较为常见，但在实践中，此类干预往往存在形式单一、内容空洞、缺少互动等局限。此外，由于线下干预受时间、地点的限制，线上干预因能够弥补这些不足而受到推崇，但已有线上干预多为信息推送、提供网页访问权限、微信群交流等形式，十分考验家长的自觉性、主动性。因此，完善家长健康素养干预也需遵循成人学习规律。诺尔斯（Knowles）认为，成人学习者有独立的自我概念并能指导自己的学习，他们积累的生活经验是丰富的学习资源，他们的学习需求与其变化着的社会角色紧密相关，他们以问题为中心进行学习且对可以立即应用的知识更感兴趣，他们的学习动机更主要地是来自内部而不是外部。[68]故集体干预要避免强迫家长参加、选题不符合家长真实需要、单方面输出等问题，尝试利用情景模拟教育、小组研讨、亲子互动、夫妻互动等多元化的形式让家长表达自身的育儿观点，设置可选择的活动让家长自主安排学习。线上干预也应该更具个体针对性。当前人工智能和虚拟空间技术的发展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可能，干预者可以通过构建学习者模型、动态生成个性化学习路径、精准推送个性化学习内容、推荐个性化学习社区、实时进行个性化学习评价[69]等方式来激发家长内在学习动机，满足家长的个性化学习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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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iveness of Parental Health Literacy Interventions

—Based on Meta？鄄analysis

XIAO Xinwei， GU Rongfang

（1School of Preschool Education， Jiangsu Second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1200 China; 2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4 China）

Abstract： Parental health literacy popularization and improvement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child health cause， and specific actions rely on high？鄄quality evidence. This study used meta？鄄analysis to evaluate existing research on parental health literacy interventions. The results found that the interventions available were able to support parents in improving health literacy， but there was heterogeneity in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interventions across studies， with the age group of the child， the country region， the intervention period and the content of the intervention being the main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the heterogeneity， while the specific form of the intervention did not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The existing interventions had insufficient focus on the mental health domain， rural and low socio？鄄economic status parents， and the quality of research could be improved. It is suggested that intervention programs in the mental health field may not be tightly tied to deterministic rules， the interventions in low socio？鄄economic status families could train community members， and the intervention programs need to consider objective conditions and adult learning patterns.

Key words： parental health literacy； family education； parental intervention

（責任编辑：黎勇）

*基金项目：教育部首批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基于教卫融合的学前教育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的研究与实践”（项目编号：2021060041）、江苏省教育厅2021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0～3岁托育教师专业发展研究：现实需求、影响因素与提升路径”（项目批准号：2021SJA0255）

**通信作者：顾荣芳，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