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天文科技档案名词“候簿”源流考

丁海斌 郭嘉琦

摘要：中国是世界历史上天文记录保存最完整、最系统的国家。中国古代辉煌的天文学成就与之息息相关。“候簿”为中国古代指代原始天文观测记录簿的专业名词，在中国古代天文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天文观测记录的内容包括日照时数、行星位置、星月运动、太阳高度角、风向等。“候簿”一词的产生可追溯到唐代，自唐代以后一直延续使用到清代，并在清代的使用频率达到顶峰。其义项在历史沿革中未发生较大嬗变。民国时期，“候簿”一词随着近代天文学的产生而逐步消亡。

关键词：候簿 科技名词 档案名词 中国古代天文史 科技历史语言学

Abstract： China maintains the most complete and systematic astronomical records in the histo？ ry of the world. The brilliant astronomy achieve？ ments of ancient China are closely related to it."Houbu" is a professional term used in ancient Chi？ na to refer to the original astronomical observation record book. It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his？ tory of ancient Chinese astronomy. The contents of its astronomical observation record included sunshine duration， planetary position， planetary motion， solar altitude angle and wind direction. The emergence of the term "Houbu"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Tang Dynasty. It continued to be used until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frequency of its use reached its peak in the Qing Dynasty. Its meaning has not changed greatly in the history.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term "Houbu" gradually disappeared with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astronomy.

Keywords： Houbu；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nouns；Archival nouns；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astronomy；Historical linguistic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專业语言是学科规范化、专业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和标志。“候簿”是中国古代（中古以后）指代原始天文观测记录簿的专业名词，是具有中国古代天文学文化背景与学科特性的历史词汇，对其追本溯源、查流知变，在中国科技史（天文学史）、科技历史文献学（档案学）等领域中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学术界对该科技档案名词的相关研究，仅在丁海斌、舒建兰的《中国古代“簿族”档案名词研究》[1]一文及舒建兰的硕士毕业论文《中国古代“簿族”档案名词研究》[2]中，因研究中国古代“簿族”档案名词而对其略有提及。在中国古代天文学史相关研究论文著作中大都是对其进行简单释义。目前，学界还没有专门对“候簿”一词进行比较全面源流考证的研究成果，即尚缺乏专门的天文历史语言学方面的相关研究成果。本文将对“候簿”一词进行专门的科技历史语言学研究角度的源流考证，以弥补相关研究的不足。

一、“候”与“簿”的起源及本义

（一）“候”的起源及含义

“候”字最早作为一个单音节词素出现，除了其本义“守望、侦察”外，从古至今还出现过多种含义。本文主要探讨的是“候”字与“簿”字组成“候簿”一词之前的含义。“候”字最早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并在这一时期开始广泛使用，除其本义当作动词外，还有其他动词含义。“候”字在古代广泛应用于医学领域。《难经集注》载：“吕曰：诸十二经脉，三部九候，有病者皆见于尺寸。”[6]这里的“候”有诊察、诊脉的意思。《韩非子》载：“相为耳目，以候主隙，人主掩蔽，无道得闻。”[7]这里“候”义为等待。《绎史》中三代部分载：“天文三人主司星历，候风气，推时日，考符验，校灾异，知人心去就之机。”[8]这里“候”义为观测、观察。《周易参同契序》载：“论卦象即火候为先。释阴阳则药物为正。”[9]这里“候”义为随时间而变化的情况。《汉书》载：“太史令宗宣典星历，候气变，以凶为吉，乱天文，误朝廷。”[10]这里“候”有预测、占验的意思。

当“候”字作为名词时，也有许多含义。《星经》载：“主分阴阳而配于节候出入，故在帝座旁，所布政教而授农时也。”[11]又见《握奇经》载：“皆逐天文气候向背，山川利害，随时而行，以正合，以奇胜。”[12]这里“候”指代季节、时令、天文。《冲虚至德真经四解》云：“覺（觉）有八徵（征），梦有六候。”[13]这里“候”有情况、征兆的意思。《易汉学》载：“〈素问〉曰：‘五日谓之候，三候谓之气，六气谓之时，四时谓之岁。”[14]这里“候”代指时间单位。

综上所述，“候”字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含义就非常丰富，后经过不断发展又延伸出多种含义。其中，与天象、天文相关的含义已经出现，既包括指代节令的节候，也包括天文观测、预测、占验等含义的占候、星候、纬候、卦候、候星、候气等。它们出现在“候簿”一词产生之前，为专指性天文档案名词“候簿”的出现提供了语义条件。

（二）“簿”的起源及含义

与“候”字相比，单音节词“簿”字含义较少，且出现时间较晚。“簿”字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形声字，从竹，溥声。其本义为登记事务的册子。“簿”字早在战国时期就具有文档含义，在古文献中多指册籍、文书、记录、官职等，引申义为登记册、记录本。当“簿”字作名词释义时，其含义较多。《十三经注疏》载：“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15]这里“簿”字含义为文书。《全唐文》载：“俟簿圆。将申寿守请杀之。”[16]这里“簿”字义为记录审问材料或罪人供词的供状。《魏书》载：“吾尝以方伯簿伍至青州，士女属目。”[17]这里“簿”义为仪仗。“簿”还可以指代为官职，如汉代出现的主簿，唐代出现的典簿、司簿等，因负责文书簿籍工作故多称“簿”。当“簿”字作动词时，释义为造册登记，如《魏书》载：“簿其珍宝畜产，名马三十余万匹，牛羊四百余万头。”[18]

综上所述，“簿”字在发展初期就具有档案文献名词属性。早在秦汉时期就产生了许多与“簿”相关的档案文献名词，如“簿书”“簿籍”“图簿”“军簿”“迹候簿”等。这为科技档案名词“候簿”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二、“候簿”一词的起源与运用

（一）“候簿”一词的起源及本义

“候簿”是由“候”和“簿”两个单音节词组成的双音节词。单音节词素“候”字的含义丰富，与天文和天文气象观测相关的词义有：观测、占验、征兆、节候、气候等。“候”字指代时间单位时，与日常的天文观测行为也有一定的联系。“簿”字自产生初期就具有档案文献名词的属性，在组合双音节、多音节名词过程中，当“簿”字在前时，多指文件、记录等含义，如“书”“状”“籍”等，这类档案文献名词具有通用性的特点。当“簿”字在后时，义为载体之用，通常指书本和册子，如“军”“图”“兵”等，这类档案文献名词具有专指性的特点。

“候簿”一词是由表示天象（名词）或天象观测、占验（动词）的“候”字对表示记录本、册子文档名词属性的“簿”字进行修饰限制从而组成的偏正式型复合词。偏正式型的名词主要通过前一词根语素修饰限定后一词根语素而确定词义。从“候”“簿”二字的单音节词素含义来看，“簿”字的义项“记录本”文档属性明确，“候”字的义项“天象观测”或“天象”以此来修饰，就组成了专指性较强的复合词“候簿”。这种偏正式结构的复合词在簿族类档案文献名词中也很常见，如“讯簿”“上簿”“收簿”“图簿”等。它们的共同特点是词义较为单一，专指性较强。

天文学者刘次沅先生在其关于唐代天象记录的研究中提到：“中国古代天象记录通常通过候簿（皇家天文台观测记录本）、奏本（重要天象向皇帝奏报）、起居注（皇帝日记）、实录（一任皇帝的编年史）、正史（二十五史）的过程流传至今。”“留存至今的记录，经过岁月流失，仅占原始记录的很少一部分。”[19]天文学者潘鼐在其著作《中国恒星观测史》中提到：“据陈展云先生在1975年于天津某次天文史会议中相晤时称，1921年当时的政府教育部接收清政府钦天监时，裁撤了钦天监，放弃了衙署，留用四人，其余一律遣散。除此四人交出制时宪历的算稿底本外，其余文献资料概由裁散人员带走。故清代钦天监档案及恒星观测的原始记录基本上并无遗存，已杳不可查。”[20]目前，在清代遗存的档案文献中，尚未发现完整的“候簿”资料。但在日本的国家档案馆中保存了日本天保09年至安政01年（1838年至1854年）共202册完整的“灵宪候簿”，并全部以汉字进行记载，对“候簿”的本义研究提供了帮助。唐代，日本使用的都是中国历法，天学制度也多沿用学习中国。由此判断，“候簿”自唐代出现后便传入日本使用。可见，“候簿”一词本义为天文观测的记录簿。

（二）“候簿”一词在历史上的运用情况

如表1所示，“候簿”一词由于具有极强的专业性，在中国历史上的整体出现次数并不多，其产生初期的使用频率较低，自唐代出现后一直延续使用到清代，整体使用频率呈上升趋势，并在清代的使用频率达到了顶峰。在《中国古代“簿族”文档名词研究》一文中对簿族类文档名词类别的整体使用情况做了统计分析。如表2所示，可以看出通用性簿族类文档名词的使用频率较高，专指性簿族类文档名词的使用频率较低。“候簿”作为天文类专指性科技档案名词，因其特殊性质，在簿族类档案文献名词中使用频率相较偏低。

1.唐代“候簿”一词的运用。据笔者通过对国学宝典、中国基本古籍库、中华经典古籍库等数据库进行检索和查阅相关文献后得出，“候簿”一词相关文献记载最早出现在《新唐书》中。《新唐书》载：“诏侍御史李麟、太史令桓执圭较灵台候簿，《大衍》十得七、八，《麟德》才三、四，九执一、二焉。”[23]又见《全唐文补编》载：“复诏侍御史麟。太史令执圭。较灵台候簿而是非坚定。”[24]《唐御史台精舍题名考》卷三载：“开元二十一年，诏侍御史李麟、太史令桓执圭较灵台候簿。”[25]这里可以看出“候簿”有校对历法的作用。又见《新唐书》载：“新历本春秋日蚀、古史交会加时及史官候簿所詳，稽其进退之中，以立常率。”[26]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唐代开始出现和“候簿”相关的官员。唐代著名天文学家僧一行编撰的《大衍历》中《日度议》部分也有相关记载：“考古史及日官候簿，以通法之三十九分太为一岁之差。”[27]《玉海》载：“唐史官候簿；日官候簿；灵台候簿。”[28]由此可见，在唐代，“候簿”开始与官职相结合，并且有不同的职能。史官主要负责整理编纂前朝史料、史书和搜集记录本朝史实，古代发生的重大事件往往要与天象结合，自然要参考“候簿”进行编史。日官职责主要是负责掌管古代天象历数，“候簿”自然必不可缺。在唐代天文机构中，设“灵台郎”负责掌教习天文气象，兼掌观测天文气象。这三种官员的工作都和“候簿”息息相关。

“候簿”首次在唐代出现，与唐代强化天文机构及其专业性也有一定联系。唐代，天学机构规模宏大，唐肃宗乾元元年（758）改太史监为司天台，重新设置官员。经过改革后，乾元元年司天台的总人数为722人。[29]不仅分工明确，而且人数众多，由此塑造了唐代辉煌的天文学成就。“候簿”作为古代皇家日常天文观测记录簿，与古时的皇家天文观测场地息息相关。灵台是中国最早的国家天文台，起源于西周时期，中国古代许多朝代的天文台也都以灵台命名。隋唐时期的国家天文台也曾以灵台命名，日常的天文观测活动都在灵台进行。唐代，灵台也作为官署名。同时，灵台也存在于中国古代的星官体系中。古时“候簿”又称为“灵台候簿”。

2.宋元时期“候簿”一词的运用。到了宋元时期，“候簿”一词的使用频率有所增加。宋代历法《统天历》载：“其《历议》甚详，至于星度，明言不曾测验，无候簿可以立术，最为不欺。”[30]没有了“候簿”的观星记录，历法的编撰就不够完整。《梦溪笔谈》载：“熙宁中撰奉元历，以无候簿，未能尽其术，自言得六七而已，然已密于他历。”[31]其卷八“象数”载：“熙宁中，予领太史，令卫朴造历，气朔已正，但五星未有候簿可验，前世修历，多只增损旧历而已，未曾实考天度。”[32]又见《玉海》载：“瞻候之家苟欲合其历，奏报候簿，遂容不实。”[33]由此可以看出“候簿”在编撰以及校对历法中的重要作用。《梦溪笔谈》卷八载：“是时司天历官皆承世族，隶名食禄，本无知历者，恶朴之术过已，群沮之，屡起大狱，虽终不能摇朴，而候簿至今不成。”[34]又见《玉海》卷十“律历”载：“朴欲造候簿，历官沮之。朴谓当为五星候簿，则古所谓缀术者。”[35]在宋代关于“候簿”的相关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宋代天文机构的世袭制度对宋代天文事业的危害。

宋元时期的古籍文献中还有对候簿官员相关工作的记载，《玉海》载：“《合朔议》曰：本史官候簿。考汉元光已来史官注记，日蚀有加时者三十七事。《日度议》曰：考古史及日官候簿，以太史注记月蚀冲考日度。”[36]这些工作只是与“候簿”相关官员的部分工作内容，不能代表“候簿”工作之全部。值得一提的是《玉海》记载：“帝尧演纪之端，参于古史候簿，即气朔之差订殷历之非。”[37]这里的“古史候簿”义为远古时期的天文观测记录簿。早在夏商时期就用“候簿”来考订历法，但年代久远，缺少相关文献，目前尚无法考证，只能是《玉海》作者王应麟用“古史候簿”一词来代替远古时期天文观测记录簿来表述这句文献。

3.明代“候簿”一词的运用。至明代，“候簿”一词的使用数量较前有了小幅度上涨，出现了二十一次。其中大部分文献与前代记载相重复，但也有新的文献记录。《稗编》载：“唐志有云：考古史及日官候簿，以通法计之，三千四十分度之三十九太为一岁之差，葢亦七十八年而差一度也。”[38]这是对唐代历算知识的进一步补充。在万斯同版《明史》卷三十六中载：“当时世厥官者不察其理，而灵台候簿大书有星犯月、星入月之条，曷怪崔浩、高允能辨沛公十月五星聚井之非，而不能已火入匏瓜六十日而出东井之谬，贻认后世，非细故也。”[39]卷三十七载：“顾灵台候簿飞流之记，无夜无有小者，既多不胜书，亦无甚关灾异。”[40]由此可见，一些重要的天象记录如流星、陨石、有星犯月等被记录于“候簿”中。在张延玉版《明史》中也有“候簿”关于异常天象的记载。如其卷二七载：“星流星陨：灵台候簿飞流之记，无夜无有，其小而寻常者无关休咎，择其异常者书之。”[41]中国现代天文学家朱文鑫在其著作《天文学小史》中说：“明史天文志谓，灵台候簿飞流之记，无夜无有者，足证其记载之多也。”[42]由此可见，“候簿”中天象记录之丰富。此外，明朝地方志《嘉靖丰乘》载：“候簿起算法。”[43]

4.清代“候簿”一词的运用。清代是“候簿”使用数量最多的时期。《清史》中《畴人传》部分记载：“夜深倦极。瞥见流皂飞射。适当太阴掩星之时。遂谓有星犯月入月。候簿所书。”“天官书言老人星见治安。乃无稽之谈。畴人子弟。因而贡谀。屡书候簿。不足信沮也。”[44]由此可见“候簿”中关于古代重要天象记录的相关记载以及中国古代“畴人”体系在天文事业中的弊端。《癸巳类稿》载：“纬者，古史书也。通记天地人，盖灵台所候簿。”[45]又见其载：“尝论古纬书为冯相、保章从太史所记灵台候簿，故曰纬候、谶候。”[46]纬谶是古时神学之说，多指天象符瑞、占验灾异之术。可见“候簿”与古时神学星占之间的密切联系。

在《清国史嘉业堂抄本（第四册）》中天文志记载：“观灵台候簿志康熙元年仲冬月朔，天开上瑞，五星聚于寅宫，为本朝发祥之地，而雍正元年、乾隆元年皆见五色卿云，圣祚无疆，天学昌明，岂偶然哉！”[47]又见中国台湾清史专家庄吉发在其著作《故宫档案述要》[48]中第六章“史馆的设置及现存的史料”第三节“现存的各种志书”中对这句文献有相同的记载。天文学家江晓源曾在其著作《天学外史》中批注：“不过找到这种实物的可能性仍然存在。据说有人曾在北京故宫档案中见过较为完整的‘灵台候簿。”[49]

在《（光绪）江西通志》[50]《（康熙）丰城县志》[51]《（同治）南昌府志》[52]这些古籍地方志中都记载着“候簿起算法”，与明代地方志《嘉靖丰乘》所载“候簿起算法”相同。据这些地方志所载，这是明代名为徐璿的人所编写的关于历算的书籍，但关于“候簿起算法”的具体内容在这些志书中却没有记载。在骈宇骞编撰的《地方志·书目文献丛刊書名索引》一书中有“候簿起算法”的索引名录。[53]由此判断，在明清时期，“候簿起算法”作为地方天文类史志文献而使用。

“候簿”是原始天文观测记录文献（档案）的名称。古代这种原始档案的原件难以长期保存，因此目前尚未发现早期的实物。已知的这种原始观测记录档案是清代档案，为1945年学者方豪在北平北堂图书馆发现的四份嘉庆年间的观象台天文记录表格（来源于清宫档案，系钦天监天文科所记。钦天监档案与天文记录相关的主要有“题本”。这四份材料应用属于钦天监档案关于观测天象、风占的记录图册）。学术界把这四份天文观测表作为清代“候簿”的一部分。这四张表是清朝嘉庆年纪钦天监观象台的日常观测的值班记录。

三、“候簿”一词消亡原因分析

“候簿”一词自唐代产生一直延续使用至清代，直到民国时期消亡。作为专指性科技文献名词，其本义“天文观测的记录簿”自产生到消亡未曾改变。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科技文献名词，其消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与简牍文化的影响有关。赵万里先生把中国古代文字记载的主要工具分为三个文化时代：先秦到汉晋为“简牍文化时代”，魏晋到唐五代为“卷轴文化时代”，中唐到清末为“雕版文化时代”。[54]在中国古代社会纸张使用尚未普及之前，简牍作为重要的文字载体使用达千年之久。王国维先生在其著作《简牍检署考》中提到：“书契之用，自刻画始，金石也，甲骨也，竹木也，三者不知孰为后先，而以竹木之用为最广。”[55]早在商周时期，中国古代社会就已经开始步入简牍文化时代了。据近现代考古发现来看，出土简牍数量最多的时期是战国秦汉时期，内容涉及天文、医学、地理、军事、算学等诸多领域。秦汉时期也是“簿族”类文档名词大量产生时期，这就为后世文档名词的发展提供了借鉴和范式。继简牍文化时代之后是卷轴文化时代，同时也是“候簿”的产生时期，雕版文化时期则是“候簿”的发展时期。三个不同文化阶段并不是分裂的，而是相互交融的。如魏晋之后简牍仍在西域等地区使用，卷轴的装订形式后世也一直沿用，石刻碑铭和牌匾楹联影响至今。这就使得“候簿”无论是在编写格式上还是时代内涵上都具有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特色。这就使其在近代新思想、新文化的冲击下走向消亡。

第二，与中国古代天学的官方垄断性以及“候簿”的用途相关。中国古代天文研究在历朝历代中大部分时间都是禁忌之学，绝大多数天文活动属于皇家特有。这就使得天文文献很难在民间传播和流通。古时，历代君王信奉天人合一、天人感应思想。古人认为天象可以预测未来人事的征兆，由此逐渐演变成星占学。皇家将古代天象记录与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相结合来编史，由此达到维护统治的目的。江晓原将古人天文观测记录要义归结为：编著星占秘籍以仰窥天意，编撰史传事验以教化世人。[56]此外，古时天文观测记录还主要用于编撰历法、军事、祭祀等重大活动。由此可见“候簿”在古代国家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及作用，使其成为不可传世的机密档案。

第三，与清末社会结构的变化有关。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政府的腐败导致其自身的天文机构名存实亡，加上西方列强的入侵，一些西方先进的新式观象台站在中国纷纷建立。如俄国在北京设立的地磁观象台，法国在上海设立的徐家汇观象台等。辛亥革命后，一些思想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团体开始建立属于中国自己的新式观象台站，如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国立中山大学天文台等。这一时期的天文机构开始走向科学化、系统化，天文和气象分别由专门研究员负责观测记录。这些观测记录多被称为“观测记录报告”以及“月总簿”。当时《国立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章程》第六条以及《气象研究所章程》第五条有相同规定：“专任研究员应常川在研究所从事研究……通信研究员由各该组主任于有特别研究或观测事项时，函邀到所，或委托就近研究，或观测以书面报告。”[57]这些观测记录除了被保存在科研機构内部外，还多以报刊的形式公之于众。如当时中央观象台下属刊物《观象丛报》每个月都会发布北京地区的气象测候表，包括气压、温度、雨量、风向、湿度等。“候簿”作为古时封建社会的产物与近代天文事业的科学发展相违背，使其在近代社会走向消亡。

总之，“候簿”作为科技档案名词，在中国古代社会具有重要的地位及作用。科学技术是不断发展的，社会是不断进步的，当科学技术活动不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其自身便会走向消亡。

四、总结

“候簿”是中国古代指代天文记录簿的专业名词。自唐代产生，一直延续使用到清代。与其他文献名词相比，它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官方性、专指性和专业性。中国古代辉煌的天文学成就与“候簿”密不可分。作为皇家的日常天文观测记录册，古时一些重要的天象也都出自这里。此外，其还用于编制与校对历法、编撰星占书籍以及军事等重要活动。虽然“候簿”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消亡，但它作为中国古代科技文化的一分子，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科技史研究价值。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文档名词发展演变史”（项目编号：14BTQ071）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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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1.广西民族大学科技史与科技文化研究院 2.广西民族大学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