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中心模式：数智环境下红色档案治理模式探析

李倩倩 洪佳惠 闫浩

摘要：数智环境为红色档案实现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创造了有利条件，论文分析了现阶段红色档案管理面临着“事由”与“来源”和“单一”与“多元”的双重困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红色档案治理的“双中心”治理模式。一方面，通过建立数字全宗和进行智能管理实现“以数字全宗为中心”的内部治理；另一方面，通过构建用户画像和收集用户反馈实现“以用户交互为中心”的外部治理，并将移动互联技术应用于红色档案治理的全过程，以期促进红色档案活化、社会记忆构建和文化基因传承，为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提供参考借鉴。

关键词：数智环境 红色档案 档案治理

Abstract：Digital intelligence environment has created favorable conditions to realize the trans？ formation from red archives management to red archives governanc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u？ al dilemmas of "cause" and "source" "single" and"multiple" facing red archives management at this stage， and on this basis puts forward the "du？ al-center" realization path of red archives gover？ nance. On the one hand， through the establish？ ment of digital archives fonds and intelligent man？ agement， internal governance centered on "digi？ tal fonds" is achieved. On the other hand， exter？ nal governance centered on "user interaction" is achieved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user por？ traits and the collection of user feedback. Mobile Internet technology is also applied to the whole process of red archives management， with a view to promote the activation of red archives，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memory and the inheri？ tance of cultural genes. The paper will provide reference for relevant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Keywords： Digital intelligence environment； Red archives； Archives governance

红色档案作为红色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历史的真实记录，是社会记忆的重要载体。近年来各省市档案管理机构陆续开启了红色档案数字资源建设工作，但大部分还处于摸底登记、建设目录数据等摸索阶段，[1]传统的开发利用模式在协同合作、传播导向、利用形式方面存在不足之处，制约了红色档案精神内涵的充分挖掘以及价值的有效发挥。[2]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新一代数智环境已然到来，其本质上是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区块链等新一代技术思维和技术应用，[3]它为红色档案实现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契机。档案治理强调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决策权威的分散性以及管理方式的互动性。[4]将治理理论应用到红色档案研究中将有助于实现多元共治、依法善治，能够进一步扩大红色档案传播的辐射范围，充分发挥红色档案的政治、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的价值。

一、文献回顾

关于红色档案的内涵，学界普遍认为是在特定时期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机关、组织和个人在各种对敌斗争和政治活动中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历史记录，包括文字、图像、音视频、实物等多种形式，而就具体的形成时期并未达成共识。[5]全國各地出台的法规标准多将红色资源界定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形成的，具有历史价值、教育意义、纪念意义的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6-7]因此，通常认为红色档案不仅包括革命历史档案，还包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其他时期形成的各种形式和载体的历史记录。

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以“红色档案”或“革命历史档案”为检索词进行主题检索（检索时间：2024年3月1日），剔除重复及无关文献，共得到1287篇文献。通过归纳梳理，学界对红色档案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五个方面。一是红色档案的内涵，对内涵的讨论包含形成时期和形成主体两个方面。关于形成时期的讨论主要有三种说法：革命年代（1927—1949年）[8]、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年）[9]、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包括在内（1919年至今）[10]。关于形成主体，学界普遍认为由中国共产党机关、组织、个人三者组成。[11]二是红色档案的价值，体现在政治引领价值、经济转化价值、文化传承价值和社会教育价值[12]等方面，具体包括融入思想政治教育[13-14]、培育公民国家记忆[15]、建构乡村记忆[16]、助力文化旅游[17]等内容。三是红色档案的收集保管，有学者提出积极开展革命历史档案的收集工作，做好红色档案资源的挖掘保护[18]，也有学者提出以点带面、多方合作，广泛收集征集红色档案[19]，并筑牢红色档案资源安全保管“坚固防线”[20]。四是红色档案的开发利用，有学者立足川渝地区、长三角区域实践，提出红色档案资源的协同开发利用[21-22]，也有学者提出数字人文、叙事理论、数字记忆等在红色档案开发中的应用[23-25]，还有学者从文化传承、以人民为中心的视角提出红色档案开发利用的新路径[26-27]。五是红色档案的保护，提出当前红色档案保护面临着资源分散、破损严重、管理不善、人才缺失、政策空白等现实挑战，应从资源、政策、技术、人员等多角度加以完善和改进。[28-31]

综上所述，当前学界对红色档案治理研究相对薄弱，从数智环境视角出发研究红色档案治理的文献较少。而数智环境为红色档案治理工作带来了新的机遇，如何借助数智平台实现红色档案治理、充分发挥红色档案应有价值是当前需要解答的问题。因此，本文从数智环境视角出发，梳理当前红色档案管理面临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以数字全宗为中心”和“以用户交互为中心”的红色档案“双中心”治理模式。

二、当前红色档案管理存在的困境

当前红色档案管理大多遵循传统的管理理念、管理方式和管理手段，面临“事由”与“来源”和“单一”与“多元”的双重困境，影响了其多元价值的有效发挥。

（一）“事由”与“来源”的两难

为维系档案之间的有机联系，客观真实地反映形成者活动的历史原貌，档案实践一直秉承“尊重历史、尊重客观”的理念，依据来源原则和全宗原则进行档案管理。尽管电子时代使得传统来源原则遭受一定的冲击，概念范畴也进一步扩大到机关来源、职能来源、过程来源、事由联系等，但这一管理指导原则的内核始终未变。

因为承载内容及价值取向的特殊性，红色档案具有显著的“事由”色彩，在实践管理工作中，受人物、地域、时代、环境等因素影响，红色档案通常散布于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和不同机构中。对其开发利用往往需要从多个历史全宗中抽调，再按照时间、事件、人物、故事等进行重新组织排列，这一过程是档案管理主体对红色档案客体有意识的内容建构和意义建构，[32]符合事由原则的基本特征。按照传统来源原则的管理手段，反而容易打破红色档案之间的有机联系，造成内容上的割裂或中断。

但在现实工作层面，按照事由原则来对红色档案进行管理还是存在一定的难度。由于“红色档案”的提法较晚，近年来才提出以“红色”作为事由的档案管理思路，所以绝大多数红色档案，尤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早期形成的革命历史档案早已分布于各级各类档案馆的各个全宗中，从各个全宗抽取相关档案再按照“红色”事由来进行管理，显然既困难重重又脫离实际。

因此，当前红色档案管理处于比较尴尬的局面：一方面，“传承红色基因，追寻红色记忆，讲好中国故事”的历史使命要求档案工作者从“红色”这个事由出发，充分挖掘相关档案的内容特质，构建红色人物、红色事件的专题库乃至全宗；另一方面，全国各地现行的档案管理办法大多遵照来源原则这一核心理念，并未对红色档案管理方式做出另行规定，一些省市组织建立红色档案专题目录和数据库时，未对建立全宗的要求做明确规定。

（二）“单一”与“多元”的两难

当前红色档案的收集整理、传承弘扬、保护利用等活动主要由档案管理机构统一牵头，尽管已经在场馆合作、公众参与等方面展开了探索，但依旧面临着成果分散、协同不够、形式单一等问题，不利于红色档案整体价值的充分发挥和红色基因的传承。一方面，档案馆与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等其他红色资源保管部门联系还不够。另一方面，档案管理机构与社会公众的互动交流较少。作为红色档案的接收保管者和红色文化的有力传播者，现阶段档案管理机构提供的红色档案利用服务以展览、借阅等静态形式为主，其文化传播效果较为有限。

数智环境下，档案数据以前所未有的指数级增长，但与此同时，“不同组织的红色档案数据权属（所有权和开发权）分离，难以锁定共同努力的目标，各自为战，难成合力”[33]。红色档案资源价值的充分发挥，需要红色档案形成者、保管者、传播者、利用者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跨地域、跨机构的红色档案资源整合成为可能，借助关联数据、内容管理、数字人文及数据挖掘[34]等技术，能够将各地红色档案资源按照不同主题进行深度整合，构建集“资源存储—业务管理—知识服务”于一体的红色档案服务平台，在多主体协同联动的基础上引入共建共享机制，有利于充分发掘和阐释红色档案的精神内涵和时代价值。

三、数智环境下红色档案“双中心”治理模式的引入

传统的红色档案管理模式面临“事由”与“来源”“单一”与“多元”的双重困境，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红色档案价值的有效发挥。随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的明确提出，国家管理方式的转变使得档案工作从管理走向治理成为必然。[35]较之档案管理，档案治理的内涵更加全面丰富，构建“以数字全宗为中心”和“以用户交互为中心”的红色档案“双中心”治理模式即来自对档案治理内涵的深度挖掘。

（一）红色档案“双中心”治理模式的内涵分析

红色档案“双中心”治理模式从“资源”和“用户”双重视角出发，一方面，从档案实践内部，通过建立数字全宗和进行智能管理，实现“以数字全宗为中心”的内部治理；另一方面，从档案实践外部，通过构建用户画像和收集用户反馈实现“以用户交互为中心”的外部治理，并将移动互联技术应用于红色档案治理的全过程中。这种内外结合的治理模式基本覆盖红色档案实践的各个环节，同时兼顾资源整合和用户交互两个方面，使红色档案的结构和内容逐步趋近于历史原貌的完整反映。

（二）红色档案“双中心”治理模式的优势分析

1.契合“事由”的治理模式。传统模式下，档案管理部门出于完整性、连续性考虑，通常按照来源原则进行档案的整理与保存，但由于红色档案内容的特殊性，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红色档案内容的割裂与间断。红色档案“双中心”治理模式借助移动互联等信息技术手段，将散存于全国各地区、各部门的红色档案按照人物、事件、时间等线索进行智能抽取和数字化归档，同时依托系统平台进行智能管理和提供精准化服务。这种实践模式与红色档案“事由”特征相契合，在维护档案所反映历史事件真实性和完整性的同时，可根据实际需求进行灵活的调整，满足多样化的档案利用需求。

2.形成“多元”的治理格局。传统的档案“管理本位”理念存在“重管理、轻服务”“重局部、轻全局”“重政府、轻社会”[36]等偏向，难以实现档案文化的“破圈”传播。红色档案“双中心”治理模式遵照以用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不仅通过收集用户信息，构建用户画像，提供红色档案精准服务，而且建立多样化的反馈渠道，及时有效地收集用户反馈数据，形成红色档案的“多元”互动格局。

3.提升红色档案的服务效能。档案利用是档案工作的根本目的，档案治理的最终成效通过利用工作来检验。传统的红色档案管理模式存在创新不足等问题，难以满足用户个性化、多样化、丰富化的文化需求。红色档案“双中心”治理模式以档案资源和档案用户为核心，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实时动态感知用户需求，并根据反馈意见不断改进服务质量和水平，从而实现服务模式的良性循环。这不仅能够减少红色档案服务成本，还能够促进红色档案服务提质增效。

四、数智环境下红色档案“双中心”治理模式的实现路径

数智环境为红色档案实现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提供了有利条件，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5G、虚拟现实、增强现实、3D影像等技术，可形成“以数字全宗为中心”的内部治理和“以用户交互为中心”的外部治理的“双中心”治理模式。

（一）“以数字全宗为中心”的治理模式

全宗是指一个独立的机关、组织或人物在社会活动中形成的档案有机整体，包括机关档案全宗、个人档案全宗、联合档案全宗、其他各种载体的档案综合体。[37-38]“数字全宗”可以理解为数字形态的档案全宗。构建以数字全宗为中心的红色档案治理模式，一方面，可依托各种技术手段对红色档案资源进行整合，建立数字全宗；另一方面，借助人工智能、互联网等数字技术，实现红色档案的智能管理。

1.整合资源，建立数字全宗。档案资源整合已经成为国内外相关学者所聚焦的重要领域，它对于提高档案资源服务效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加中华民族文化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39]数智环境为红色档案资源整合提供了技术保障，使跨地域、跨机构、跨部门的合作交流成为可能。在本部门红色档案馆藏数字化的基础上，档案管理机构可联合其他红色资源保管机构，按照人物、事件等主题对各地相关的红色文献、纪录片、声音等进行收集、梳理与整合，建立数字全宗。这是一种新型的跨部门、跨领域的全宗形式，在数字全宗中可浏览相关内容，但无需进行一个正本、多个副本的重复资源建设。与传统意义上的档案全宗相比，该数字全宗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开放性和包容性，它是由多来源红色档案资源构成的有机整体，可根据现实需求和社会实践不断变化和发展。二是兼顾“事由”与“来源”，作为数字全宗的构成要素，此时红色档案属于虚拟类别，其存在形式为数字模拟态，这就为突破文件形成机构等来源的限制创造了条件。与传统以来源原则为中心的档案管理模式相比，数字全宗在一定程度上实践了布伦内克的“自由来源原则”，将由文件组成的档案看作互相关联的有机体，以还原历史原貌为首要前提，在“事由”与“来源”间取得平衡。

2.技术赋能，实现智能管理。截至2022年底，全国各级综合档案馆藏档案情况117148.7万卷、件。[40]面对与日俱增、数量庞大的档案资源，借助人工智能、互联网等数字技术不仅能大幅提高档案管理的效率，还能减少或避免人为操作失误。具体而言，对红色档案的智能管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数字化归档。随着“存量数字化、增量电子化”档案信息化战略和单套制管理的逐步推行与落实，对新增红色档案进行数字化归档已具备一定的现实条件。如上海市静安区档案馆利用“数字孪生”管控平台，开展红色档案资源收集管理利用全流程跟踪管理。[41]二是智慧化管理。现阶段我国档案卷宗数量与档案管理人员数量呈现明显的不平衡状态，借助计算机辅助功能对现存红色档案进行著录、分类、鉴定等一系列整理工作，能够实现红色档案的全程管理、智能监控、安全预警等，从而有效控制人力、物力等成本，提高档案管理效率。三是智能化检索。数智环境下，档案全宗的有机联系性不再受形成机构、业务活动、保管实体等限制，档案管理机构可根据用户利用需求对红色档案内容进行重组，在智能检索系统中设置基本检索和模型检索两个模块，并以可视化知识图谱的形式呈现检索结果，以更快的响应时间与更高的关联率、查全率、查准率满足用户需要。[42]

（二）“以用户交互为中心”的治理模式

“以用户交互为中心”的治理方式以实现“服务用户”和“依靠用户”双结合为目标。一方面，根据红色档案受众的行为特征划分不同的用户群，构建用户画像模型，实现红色档案的精准服务；另一方面，积极收集用户反馈信息，鼓励用户参与红色档案的收集、开发、保护等环节，形成档案管理机构与社会公众的双向互动。

1.构建用户画像，提供精准服务。作为数据管理和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的创新内容，[43]精准服务是一种服务供给模式的转变，这种新型的服务供给模式借助信息技术和数据分析等手段，深入了解用户的需求、偏好和行为模式，为用户提供个性化、定制化服务。具体而言，红色档案精准服务主要包括收集信息、构建模型和提供服务三个方面。一是收集必要的用户信息，主要分为两种方式：人工获取和机器获取，人工获取包括调查问卷、访谈、意见反馈等；机器获取包括后台数据收集、信息自动捕获等。二是构建用户画像模型，借助分类算法、过滤算法、反馈算法、加权算法等[44]算法与技术，将用户信息标签化，将用户分为个人用户画像和群体用户画像等不同的集群，并分析用户的短期偏好和长期偏好。三是根据用户画像实现红色档案资源的精准推送和个性化服务，同时关注用户特征和用户兴趣的变化，不断改进推荐和服务系统，提升用户体验，实现红色档案与社会用户之间的双向良性互动。需要注意的是，在收集、整合用户信息的过程中要注意对个人隐私的保护，切实保障用户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2.收集用户反馈，形成双向互动。随着公众具有越来越强的自主意识、批判精神，[45]其逐渐从被动的信息接收者转化为主动的信息传播参与者。数智环境下，红色档案管理人员可以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等技术手段建立多样化的反馈渠道，及时有效地收集用户反馈数据，与用户建立双向互动，形成“提供服务—用户反馈—改进服务”的良性循环。一方面，实时收集反馈数据，及时进行回应与处理，如利用视频弹幕、在线问答、智能客服、即时投票、搜索建议等互动方式，及时了解用户的需求与问题，改善用户体验；另一方面，定期分析反馈数据，建立长效改进机制，如借助技術平台对红色档案展览、影视纪录片、编研成果、文创产品的传播效果进行长期追踪，根据调查结果分析社会公众的需求和偏好，再有针对性地制定或调整服务策略。

在红色档案治理实现“提供精准服务”“形成双向互动”的过程中，移动互联技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红色档案管理人员借助移动互联等现代信息技术，能够动态感知和预测分析用户的实时需求，在此基础上对红色档案资源进行高效整合和深度融合，并通过智能服务系统为用户提供共享服务、智能服务和泛在服务。[46]

五、结语

红色档案具有鲜活的当代价值。随着数智时代的到来，红色档案的管理理念、管理方法和管理模式都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本文提出构建一种“以数字全宗为中心”的内部治理和“以用户交互为中心”的外部治理的“双中心”红色档案治理模式，以实现跨区域、跨机构、跨部门的资源整合和优势互补，进一步提升用户体验和服务质量，使红色档案资源得以“活化”，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

*本文系2023年上海市档案科技研究项目“基于数字人文的高校红色档案数据挖掘及文化传播研究”（项目编号：沪档科231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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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1.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 2.上海大学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