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治理视角下侨批档案资源建设与开发

2024-04-25 15:31聂勇浩王语欣陈函
北京档案 2024年3期
关键词:合作治理

聂勇浩 王语欣 陈函

摘要:侨批档案是一种具有高度历史和文化价值的档案资源,但是散存于民间的现状,使得档案部门必须与社会力量合作,才能更为有效地开发其价值。论文在对广东省侨批档案资源建设与开发现有实践进行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仅靠社会力量收集与管理侨批档案存在资金、能力和可持续性等方面的困境,多元参与、资源共建和协同开发的合作治理模式更为有效,而要推进这一模式的应用,则必须具备目标一致、优势互补、制度保障、技术支持等关键条件。

关键词:侨批档案 合作治理 档案开发利用

侨批是海外华侨在金融邮政机构尚未建立的年代向家乡眷属寄送汇款暨家书的凭证,为闽粤琼三省特有。[1]侨批档案是指侨批(银信)以及与之相关联的信件、账册、票据、证书、照片等形式的历史记录。[2]作为具有高度历史和文化价值的档案资源,侨批档案2013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从目前的收藏情况看,侨批大部分被保藏在个人藏家手中,[3]但是单独依靠社会力量自发收集和开发侨批档案资源,面临着资金、能力、可持续性等方面的困境。要有效保存和开发这一珍贵档案资源,迫切需要档案部门主动作为,积极与社会力量合作,充分发挥彼此优势,探索侨批档案资源收集和开发的创新形式。

对于档案部门与社会力量的合作,石剑文提出构建国家、省、市、县、个人五级管理模式来开展侨批档案资源建设。[4]吴江华认为发展侨批档案需要建立公众参与的长期保障机制。[5]张凌等观察到广东省档案部门正从主要依赖于体制内文化机构的资源共享方式,转变为向全社会征集、与省内民间收藏家合作等方式齐头并进构建侨批档案库。[6]本文从合作治理视角出发,在实证调研客侨博物馆、岭海档案馆和代表性侨批收藏家的基础上,分析社会力量收集与管理侨批档案的现状和困境,探讨档案部门与社会力量合作开展侨批档案资源建设的形式以及所需的关键条件。

一、社会力量收集与开发侨批档案的现状与困境

参与侨批档案收集、整理与利用的社会力量涉及民间收藏家、高校、社会组织、企业等,然而社会力量自发开展的侨批档案资源建设与开发,面临着不可回避的资金、能力和可持续性困境。

(一)社会力量收集与开发侨批档案的现状

1.档案收集。民间档案馆的馆藏大多由收藏家购买所得。20世纪,由于社会对侨批的价值缺乏认知,大量侨批被侨眷当作废纸处理或卖给小贩。民间收藏家通过与当地小贩长期合作,收集到较多的侨批档案。如客侨博物馆魏金华馆长在收集侨批档案的过程中,经历了从“个人下乡收集”到“依托小贩和古玩店布网设点收集”两个阶段。此外,一些社会组织也通过与收藏家合作的方式收集侨批档案。例如,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与侨批收藏者合作,采用无偿捐赠、有偿转让等方式收集侨批档案。

2.档案整理。在侨批档案整理过程中,收藏家主要依据个人判断对侨批进行分类和鉴定,缺乏明确的鉴定和分类标准。岭海档案馆的主要鉴定依据为“是否具有历史价值”。客侨博物馆要求侨批“质量高、内容好”。对于侨批档案数字目录的建设,虽然有民间档案馆可以独立完成,但是和高校或档案馆合作是比较普遍的做法。岭海档案馆馆员规模较稳定,因此自行完成了约5000条检索目录。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则与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中心合作,共同创建“潮汕文献数据库·侨批数据库”。

3.档案利用。侨批档案资源的利用形式,除了一般性的查阅、展览,还有编研出版和服务地方特色文化建设。在档案编研方面,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先后出版了《潮汕批信局》和《潮汕侨批萃编》,并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联袂出版了《潮汕侨批集成》。侨批档案是一种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民间档案文献,能够帮助建设地方特色文化,因此民间档案馆会主动参与文化产业和地域文化建设。如客侨博物馆与上海翼天文旅集团合作,在梅州“客都人家”重点文化旅游项目中承担部分布展项目。

(二)社会力量收集与开发侨批档案的困境

1.资金困境。首先,民间档案馆一般依赖于收藏家个人的经济能力,面临开发经费不足的问题,导致其在场地、馆员等方面投入较为不足。虽然民间档案馆也积极争取各项补助,但是很难获得长期、稳定的外部经费支持。其次,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民间档案馆常缺少专业化保管条件,不仅难以维持档案保存环境的恒温恒湿要求,也缺少专业的档案保存器具。虽然具有特色的侨批档案能够得到较好的管理,但是大部分侨批档案未能得到有效整理。

2.能力困境。民间收藏家对侨批档案的管理,主要依靠自身的认知与经验,具有较强的随意性和主观性,在建立系统、科学的侨批档案鉴定和整理标准方面存在着现实的困难。同时,收藏家的年龄也限制了他们应用新技术的能力。年龄较大的收藏家多数不擅长使用数字化设备,导致编研和管理的效率比较低。

3.可持续性困境。民间收藏家的收藏行为往往出于个人兴趣爱好,亲属并不一定能够继续推进,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藏品归宿的不确定性。一般情况下,藏品有两种发展方向:一是有偿或无偿捐赠给档案馆等公共机构;二是流回文物市场。藏品的收藏和开发需要收藏家“以藏养藏”,或是作为遗产,由后人决定如何处理。因此,藏品归宿的不确定性使得侨批档案管理陷入可持续性困境。

二、侨批档案资源建设与开发的合作治理模式

面对上述困境,要改善侨批档案资源开发现状,亟须通过多方合作共同推进侨批档案的开发利用。合作治理是一个或多个公共部门与非政府部门共同参与,以共识为导向的、协商性的、旨在制定或执行公共政策或管理公共事务或资产的正式治理安排。[7]在本质上,合作治理的目的在于通过多元主体构成的合作网络来提升公共价值。[8]

(一)多元參与

多元参与是指公共部门为实现其政策目标,与非政府机构、非营利组织、企业或个人开展合作。[9]对档案部门而言,与社会力量合作开发侨批档案资源,能够增强对侨批档案资源的管理力度,更好地践行公共服务理念。对社会力量而言,则有助于更为充分地实现侨批档案的价值。

以“侨批申遗”为例,这一过程中档案部门、政府其他部门、民间收藏家、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都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档案部门和政府其他部门主要是开展政策倡导和政策推进。2007年初,汕头市人大代表陈汉初提交潮汕侨批申报世界记忆遗产的议案。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对该议案十分重视,责成广东省档案局牵头负责落实,潮汕侨批申遗的工作由此提上议事日程。2007年7月,经广东省档案局协调,汕头、江门、梅州三市联合以“广东侨批”名义,向国家档案局申报进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在侨批申遗中,民间收藏家提供侨批档案资源,社会组织积极开展侨批档案的学术研究和宣传推广。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多次承担专题展览、编纂和科研等任务,不仅通过刊物《潮汕文化》宣传侨批,而且成立了侨批研究会,促进侨批收藏家之间的合作。多方合力之下,2010年侨批档案成功入选第三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二)资源共建

资源共建是指多元主体共建共享侨批档案资源。广东省档案部门牵头组建的民间档案文献协作组就是实践中进行资源共建的典型形式。协作组一方面为民间收藏家提供相互沟通、提升自我的平台,另一方面也为档案部门征集民间档案文献提供帮助。侨批档案多数散落于民间,且民众对侨批档案的重要价值认识较低,导致档案部门征集侨批档案时面临诸多困难。因此,广东省档案部门转换工作思路,建立民间协作组,将省内知名民间档案收藏家组织起来,借助民间网络收集档案资源。通过该机制,广东省档案部门已成功征集3000多件侨批档案,建成了较为完整反映梅州、潮汕、五邑三大侨乡的侨批档案库。[10]

(三)协同开发

协同开发即通过多元主体的协同互动开展服务创新。在现有实践中,合作开发侨批档案资源的形式主要有合作策划展览和档案编研。在合作策展方面,通常由民间档案馆和民间收藏家提供侨批档案资源,档案部门提供场地和资金支持。在侨批档案申遗历程中,广东省档案部门与岭海档案馆合作策划了“潮汕记忆——李楷瀚民间档案文献收藏展”。社会组织和地方政府也常与民间收藏家合作办展。如客侨博物馆以所藏侨批档案参与梅州市集邮协会和梅县区松口镇政府主办的“梅州侨批·世界记忆”主题展览。

在合作编研方面,档案部门具有专业人才和编研经验,但缺乏充足的侨批档案资源,民间档案馆或收藏家掌握大量侨批档案,却缺乏相应的专业知识和编研经验。合作编研有助于化解双方困境。为配合“侨批申遗”工作的开展,江门市档案局联合江门市方志办、五邑大学广东侨乡文化研究中心共同出版了《情系侨乡——五邑银信档案图册》,在宣传、推介侨批和侨批文化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侨批档案资源建设与开发中合作治理的关键条件

推进合作治理必须具备一系列关键条件。首先,合作治理要求多元主体必须在公共利益这一目标的指导下调适个体目标,形成具有一致性的治理目标。[11]其次,合作的前提在于公共部门与社会力量在彼此优势上的互补。再次,参与主体需要通过彼此协商和建立规则的形式,形成合作的制度保障。最后,在信息技术时代,需要有效运用数字和信息技术,支持侨批档案资源的共建共享。

(一)目标一致

目标一致意味着兼顾档案部门的公共目标与社会力量的私人目标,这是合作治理得以实现的基础。侨批档案资源开发的公共目标,一是将民间档案资源整合进国家档案资源体系,以便更好地发挥档案建构社会记忆的价值;二是将民间档案资源纳入档案服務、开发范围,以提供更贴近民众生活的优质档案服务。于侨批档案收藏家而言,侨批档案的开发利用始于个人兴趣爱好,更高层次的目标则是在更大范围内传承侨批文化。如客侨博物馆魏金华馆长所言,“收藏品只是我曾经拥有和研究的资料,最终它还是要回归到社会”。正是对侨批档案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的共同认知,奠定了档案部门和社会力量合作的理念基础。

(二)优势互补

档案部门和社会力量有着差异化的资源和能力。虽然侨批档案资源主要由民间收藏机构和个人所保存,但是档案管理专业能力却是档案部门的优势。彼此之间在资源和能力上的优势互补,构成了多元主体合作的前提。要推动侨批档案资源建设与开发中的合作治理,必须采取适当的合作形式,为多元主体之间的优势互补创造条件。调研中发现,档案部门已经有意识地通过各种形式发挥彼此优势。一是主动为收藏家提供展览平台和场地,向其宣传档案部门的保管、开发条件,鼓励民间收藏家向档案部门捐赠或寄存侨批档案,通过合作办展、编研等方式延伸档案服务范围。二是支持有条件的民间收藏家和民间组织自办民间档案馆,在筹备过程中予以政策支持。三是通过成立半官方的“协作组”组织社会力量收集侨批档案。

(三)制度保障

制度建设需要从以下三方面着手。首先,档案部门在制度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确定侨批档案资源开发的方向和原则,以及社会力量参与的范围与模式。其次,档案部门与社会力量在协商的基础上,平衡各主体的利益,制定合作规则。最后,在现有制度中增加有关合作的沟通、反馈与监管机制,并保证提供持续的财政补助补贴,促进侨批档案资源开发利用质量的提高。

(四)技术支持

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助力侨批档案资源共建共享,由档案部门牵头建设侨批档案共享平台,为资源共建、协同开发提供“数字基座”。在资源共建方面,共享平台为档案部门面向民间收藏家等社会力量汇集侨批档案的数字化副本提供了基础设施,支持在全社会范围内开展侨批档案数字资源共建。同时,共享平台可以通过集成外部数据库,整合全社会范围内的侨批档案数字资源。例如,汕头大学图书馆已建设完成潮汕侨批数据库,档案部门可以拓展外部合作,集成已有的数据库,推进侨批档案资源整合。此外,共享平台可以为社会机构与个人查询、利用侨批档案资源提供开放的平台,扩大侨批档案的社会影响,实现侨批档案的文化价值。基于共享平台的数字资源整合,也为利用数字人文、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挖掘侨批档案的文化价值提供了必要的应用基础。

四、结语

侨批档案是研究近代华侨史、金融史、邮政史等的珍贵史料,[12]其中蕴含的家国情怀、诚信精神,更是新时代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侨批档案虽然多散存于民间,却是构成国家总体档案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档案部门通过吸纳社会力量参与档案工作,共同建设和开发具有突出历史和文化价值的侨批档案资源,是新时代以创新方式推动档案资源体系建设的典型表现。档案部门有必要在构建一致性目标的基础上,实现与社会力量的优势互补,借助制度保障和技术支持,以合作的方式持续推进侨批档案资源建设与开发。就研究展望而言,后续可以扩大研究范围,如面向福建等同样具有丰富侨批档案资源的地区开展调研,比較分析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进一步深化对合作治理这一创新形式的理论认识。

*本文系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科技文献共享平台”(项目编号:2021B121209001)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及参考文献:

[1]聂勇浩,陈童.侨批档案整理方法探讨[J].山西档案,2017(1):49-53.

[2]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广东省侨批档案保护管理办法[EB/OL].(2018-02-06)[2024-01-11]. http://www.gd.gov.cn/gkmlpt/content/0/146/post_ 146630.html?jump=false#6.

[3]王晓靖.挖掘侨批资源保护侨批文物:从《闽南侨批大全》说起[J].客家文博,2017(3):63-68.

[4]石剑文.侨批档案文化遗产研究[J].兰台世界,2015(14):122-123.

[5]吴江华.社会记忆视角下文献遗产的保护研究:基于广东侨批的个案分析[J].档案学通讯,2009(4):36-39.

[6]张凌,石璐.打造侨批档案系统工程[J].中国档案,2017(4):40-41.

[7]ANSELL C, GASH A. Collaborative gover? nance in theory and practice[J]. Journal of Public Ad? 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2008, 18(4): 543-571.

[8]刘力锐.网络社会的合作治理:赋能的技术与能动的政府[J].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15(2):50-56.

[9]张康之.论参与治理、社会自治与合作治理[J].行政论坛,2008(6):1-6.

[10]焦林涛,郑泽隆.只言片语系家国一纸一页总关情:广东用力用情用心用智做好侨批档案工作纪实[N].中国档案报,2020-10-22(1).

[11]夏志强,付亚南.公共服务多元主体合作供给模式的缺陷与治理[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3,14(4):39-45.

[12]李建伟.文化云模式下的侨批档案保护:以梅州客家侨批为例[J].图书馆论坛,2017(4):147-152.

作者单位:1.中山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2.广东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3.中山大学发展规划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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