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德伦理学视角解读《高老头》

许幸璇

【摘要】本文依据美德伦理学的视角解读法国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的长篇小说《高老头》，并从“伦理混乱”和“人是否幸福”两条主线出发，论证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中“人的异化”的背后，反映的是作者对于人性的思考以及对于“嗜金钱如命”的社会价值观的批判。

【关键词】《高老头》；德性；幸福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16-0010-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16.003

一、前言

《高老头》是法国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的代表作，作者用笔将“整个巴黎”绘于纸中，并且对于社会和人的研究没有停留在历史的表层，而是对其进行了深刻的挖掘，成功地再现了19世纪“纸醉金迷”的巴黎社会以及其中被欲望浸泡了的人類。

诚然，《高老头》作为一部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前人对于其的研究成果颇丰。但笔者在查阅相关资料之后发现，对于该部作品的研究角度主要集中在对于其人物形象的分析，如通过与其他作品中类似形象的对比，分析高里奥老头的“畸形”的父爱，抑或是对于作品中伏脱冷和拉斯蒂涅的形象分析等，也有少数作品从语言学的角度对《高老头》中的语言修辞进行阐述，同时也有对作品不同译本的分析等等。本文将利用文学伦理学的批评方法，从美德伦理学的角度以“三类伦理混乱”和“人是否幸福”为基本框架，对文本进行分析阐述，目的不是为了批判人们在其中犯下的种种道德劣迹，而是想要展现在伦理秩序被破坏时，人性与历史发展之间的张力，并探究人在这个伦理混乱的环境追求所谓的会让人快乐的——金钱和地位时，人是否是幸福的问题。

二、伦理秩序的混乱

将视野放至整个欧洲的文学研究史和伦理学研究史，不难发现，探讨文学和伦理学的关系的议题是较多的。中西方在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方法进行作品分析时，多从家庭和爱情两个方向探究有关“伦理禁忌”的问题等等，作家在创作作品时，也会展现时代以及个人的道德伦理观念。

法国作家巴尔扎克对法国社会进行宏观的观察，并在作品中如同“摄像机”一般将社会的整体风貌展现在读者面前，他擅长刻画丰满的人物形象，表现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现实关系，揭露人内心的焦虑以及当时社会环境下人被金钱和地位“奴化”的巴黎社会现实。

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角度看，文本是通过多个伦理结串联起来的，笔者将这些伦理结分为三类伦理混乱并进行阐释，窥探其中的人性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张力。

首先是由于婚姻功利化而产生的第一类伦理混乱。何为婚姻？婚姻本应该是两个人因为“爱”而在一起共同生活，但在文本中所展现的婚姻却并非如此，在关于婚姻和爱情这件袍子上爬满了“利益、虚荣、金钱”的虱子，正如文本中所描写的那样“巴黎的爱情尤其需要吹捧、无耻、浪费、哄骗、摆阔……”[1]206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来看，这样的关系不能称之为“爱”，人们更不可因此而联结成为婚姻关系，这只是一种功利的交易关系。

在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科伦理学》中对于“友爱”这种德性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友爱”在希腊语中比现代汉语所包含含义更广，希腊语中的“友爱”的对象不仅是朋友，还有家人，还有同乡、同事以及和与你有私人关系的一切人。并且亚氏认为“友爱”是一种德性[2]270，有德性的人会友爱，爱自己同时也爱他人，这是一种相互欣赏、相互尊重的友好关系，不同于那些建立在功利之上的、不稳定的交易关系。人若无法与他人建立“友爱”关系，便是缺乏德性的人。显然，在《高老头》中塑造的一批扭曲爱情的诠释者也可以被认为是缺乏德性的人。高老头的两个女儿，大女儿雷斯托伯爵夫人因为喜欢贵族生活而嫁给了伯爵，小女儿纽沁根夫人因喜欢金钱而嫁给了银行家，没有人因为真正的“爱”而结婚，而都是为了利益、金钱。“纽沁根太太念着请帖，做了一个快乐的手势。虚荣心满足了，她水汪汪的眼睛望着欧也纳，把手臂勾着他的脖子，发狂似的把他拉过来。”[1]207“子爵太太的舞会上：欧也纳不久被但裴纳邀了去。她露了头角，好不得意。她一心要讨这个社会喜欢。”[1]239文本中这两段描绘的正是一个虚荣心被极大满足的、巴黎扭曲爱情的典型诠释者——纽沁根夫人。爱情中展现的关于“爱”的美好在这个名利场的角逐中显得可笑且无力，这同时也反映了作者对于巴黎社会中“有财才有爱”的资产阶级道德准则的反思和讽刺。

其次是家庭伦理的混乱，这也可以视为文本中的另一条线索，视角从高老头身上慢慢放大，引出高老头的两个女儿。在这条伦理线中，展现了高老头对于女儿的痴情的“爱”，但女儿却无情背弃父亲，转而投身金钱和地位的名利场，使得父亲陷入痛苦境地的悲剧。赡养自己的父母、爱自己的父母本是一种被人赞誉、被人追求的美德，但在此时却已经被无感情的利益关系所替代。过去被视为神圣的家庭伦理关系，早已被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金钱关系所吞噬。

聂珍钊教授曾言：“客观的伦理环境或历史环境是理解、阐释和评价文学的基础。”[3]所以在此处我们对高老头恪守家庭伦理和两个女儿违背伦理范式的行为进行分析之前，先从文本世界的伦理环境的角度入手。

作品在首章便呈现了一个客观的地理环境—— “满目疮痍”的伏盖公寓，“饭厅全部装着护壁，漆的颜色已经无从分辨，只有一块块油迹画出奇奇怪怪的形状……总之，这儿是一派毫无诗意的贫穷……即使还有没破洞，还不曾褴褛，却快要崩溃腐朽，变成垃圾。”[1]7作品再现的是这样一个毫无生机、破败、缺少温情的环境，而这个满目疮痍的伏盖公寓，其实正是当时那个冷漠、如情感荒原般的缩小版的巴黎社会。在整个巴黎社会，人们对于“冷漠”早已习以为常，没有人真正关心他人，而只是关注自己，若是注意到或谈论到他人，要么想为自己平庸且痛苦的生活增添一个调味剂，要么就是“在他身上所发生的事情”会与自己有关。同时在这个冷漠、被地位和财富所主宰的大环境中，他们将自己的灵魂交给了“金钱”，若是金钱在，则灵魂在。于这个对金钱的追求近乎疯狂的“情感荒原”中，两个女儿做出了错误的伦理选择，她们依仗着父亲对于自己的感情、蚕食着父亲的最后的一点点心血，在索取完毕之后，便将父亲随意地丢弃在了社会的角落中，正如书中所言，“柠檬榨干了，那些女儿把剩下的皮扔在街上。”[1]73

亚氏在其《尼各马可伦理学》中阐释道：“德性是一种具有选择能力的品质，它受到理性的规定，像明智人那样提出要求。”[2]107有德性的人，会做出理性的选择并成为善良之人，显然在文本中的两个女儿做出的伦理选择，是违背德性的，在赡养和疼爱父母与满足自己虚荣的欲望之间，他们选择了后者，选择了一个错误的伦理立场。作者在作品中是透露出对于两个女儿丧失德性的行为的批判的，但是对于恪守家庭伦理、拥有爱孩子的德性的高老头是同情并且抱有赞赏之意的。

高老头是新旧交替时期的人物，他处于动荡的大革命时期，整体的社会大环境的思想观念是金钱至上，高老头既是那个时代的资产者，同时高老头的心态上依旧带有封建家庭伦理的思想观念，他又是宗法制社会中的父爱典型。他将女儿视为自己生命的延伸，“我的生活都在两个女儿身上”[1]121，同时他恪守着家庭伦理，认为父母应该爱护女儿，女儿应该孝顺父母，使得他们享受天伦之乐，“法律应该帮我的，天性、民法，一切都应该帮我的。我要抗议，做父亲的给踩在脚下，国家不是亡了吗？这是很明白的。社会、世界，都靠父亲做轴心；女儿不爱父亲，不是天翻地覆了吗？”[1]249在当时这个利欲熏心的大环境下，高老头对于女人的爱是显得真挚甚至是令人感动的，但是他最后却落得了悲剧的下场。高老头恪守家庭伦理的选择以及女儿违背德性的选择相互冲突，并导致了这场家庭伦理混乱的产生。

在财富、地位驱动的模式下，几乎没有人可以摆脱通行在资本主义社会的金钱主义原则，又怎么指望像高老头这样虽有金钱欲望但依旧留有一缕人性温情的人只身逆行？其悲惨的结局在一定程度上是命中注定的。

最后是因德性危机引起的伦理混乱，即“人因违背自身德性中的中庸原则”引起的伦理混乱。在亚氏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提到，德性就是中庸，是对中间的命中，若是“过度”或“不及”则成了恶[2]89。文本中，人因无尽的贪婪和过度的欲望，而成了无德性的非人，显现了“人的异化”。“异化”是指人的各种有目的的活动的总和形成一种盲目的力量反过来支配人自己、成了人的异己力量，而在17、18世纪，人的异化主要体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性的失落”和“人的物化”。在巴尔扎克的《高老头》中，人的“私欲”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从外省已经败落的贵族之地来的欧也纳·拉斯蒂涅，来到巴黎这个名利场中，一次次被打击被震撼，看到巴黎的妇人因为绑定利益关系的爱情受伤，看到高老头悲剧的结局，然而这些事情却无法打击其逐日膨胀的欲望，他依旧奋不顾身地奔向了物欲横流的巴黎社会中.在《高老头》的结尾中写道，拉斯蒂涅对着巴黎热闹的蜂房说：“现在咱们俩来拼一拼吧。”[1]266他向这个巴黎社会发出来挑战，这个来自外省的读书青年已经在巴黎让人眼花缭乱的花花世界里迷失了。

再者是《高老头》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伏脱冷，他是一名洞悉了巴黎社会丑恶之貌但依旧不择手段地想要往上爬的人，为了得到金钱和地位，可以不择手段，甚至于杀人、放火。

那么从美德伦理学的角度看，他们显然是无节制之心的人，他们被过度的欲望牵引着，他们放纵自己的欲望，使其不断膨胀，他们严重践踏了“节制”的信条，违背了德性中的中庸原则，他们过度的欲望和贪婪之心展现了一个被权力和金钱堆积和缔造出的巴黎社会，展现了一个充满私欲和恶欲、违背德性的社会。

同时，在亚氏《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他除了指出“节制”“慷慨”等个别德性外，还认为，公正作为一种德性是德性之首，是总德，而公正就是均等和合法，就是中庸。[2]171从这一方面讲，公正是给予和维护幸福，或者是政治共同体福利的组成部分，相对于上述的个别德性，“公正”更多的是从整体部分来谈论的。文本《高老头》中所展现的当时的巴黎社会，因为被财富充斥，所以缺乏均等性和合法性的制约，同时显现了个人实现与社会平等参与的冲突。

在这个需要“关系”才能往上爬的社会里，生在有地位有权势的家庭中的孩子显得那么的“得天独厚”，欧也纳·拉斯蒂涅作为一个从外省来的穷学生，想要在巴黎社会获得一席之地，仅靠自己的努力显得单薄且无力，他必须依靠于贵族的势力，才有可能跻身巴黎的上流社会；而伏脱冷依靠盗窃、杀人等不法手段去获得攀升的机会，去进行自我实现，显然也是不公正的行为，但在那个时期的巴黎社会只认“钱”，可以说在当时社会只有拥有了财富或权力，才拥有自我实现的机会。如果最后的结局是伏脱冷在获得金钱之后，其陋行才被暴露出来，他还会被捕吗？答案或许是否定的。他们的所作所为，从表层上看是自己未能很好把握“道德约束”，实际上，从更深的角度看，是因为这个标榜着平等贸易、平等参与的资本主义社会在现实中无法平衡个人的欲求以及公共的公正之间的关系。

三、“幸福与否”的问题

“幸福”是美德伦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同时也是一个古老且深邃的话题。那么在中西方的小说中有关于人类“幸福”的描述也是较多的，并且在小说中的“幸福”之主题可以基于西方伦理学的两个方面去进行认知，即认为快乐就是德性的感性主义幸福观和德性是快乐的理性主义幸福观。

但无论是何种“幸福观”，不可否认的是人类一直在追寻着幸福的人生，那么小说中各个金钱和欲望至上的人物是否是幸福的呢？此处笔者将以理性主义幸福观为出发點，对文本中人物幸福与否问题进行阐释。

在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提出了“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即是“幸福”的观点，而德性可以从道德德性以及理智德性两个方面分析。

道德德性在具体意义上就是中庸的品质，与过度和不及相反，在抽象意义上即是善，与恶相反。谈及人物的品质，在上文中已经有过相关的对于“节制”“公正”“友爱”等方面进行较为详细的分析，此处再引入“勇敢”这一概念。

对于《高老头》中的伏脱冷的这个角色，或许有人认为他是一个勇敢的人，他敢于去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中丑恶的面貌进行抨击。实则不然，“勇敢的人是在对人是可怕的东西，或显得可怕的东西面前坚定不移，无畏地面对高尚的死亡或生命的危险。”[2]127

从表层方面看，伏脱冷作为一名逃犯，他在逃避惩罚，并且在面对即将到来的惩罚时，他慌张胆怯，转而对揭发他的人愤怒痛恨。面对皮训安无意间透露出自己身份的话语，“他顿时脸色发白，身子晃了几晃，那双勾魂摄魄的眼睛射在米旭诺脸上，好似一道阳光。”[1]183在面对三个警务人员的抓捕之时，“全身的血涌上他的脸……他使出一股狂野的力抖擞一下，大吼一声，把所有的房客吓得大叫。”[1]184

再从深层的方面看，伏脱冷看透了这个已经腐化了的、在泥潭当中的巴黎社会，他没有选择坚持理性的品德，而是在这个盛开着“恶之花”的名利世界里，“以恶制恶”去面对这个可怕的、罪恶的社会，他继续以弱肉强食的法则去掠夺。他即使死亡，也与“高尚的死亡”不相挂钩，而同时他也没有选择在腐烂的、可怕的世界中坚定理性的自我。

那么，他即使最后的结局是获得了财富，没有被抓捕，他就一定会幸福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亚氏认为有德性才有幸福，康德也曾说美德是配享幸福的必要条件，伏脱冷受到非理性因素——膨胀的欲望驱动行为，缺乏德性，因此他即使最后获得了现阶段所渴望的“金钱和名利”，最后也不会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理智的德性则体现为智慧、思辨。在巴尔扎克的《高老头》中展现的是：虽政治动荡，但人们思想观念更新，科学较于前代也有了较高的发展。然而，科学的发展会使得人们的知识量一定程度上的上涨，但这并无法克制人的欲望的膨胀。诚然，在文本中，高老头等人的某些行为是带有理性主义色彩的，比如他们作为商人，有精细的计算能力以及经商的头脑，如高老頭在曾为面粉商的时候，通过特·朗日太太之口展现了一个精明的有敏锐嗅觉的商人的气质，“他完全知道底细：当时面粉的售价比进价高出十倍，他从此发了财，那时他屯足面粉，光是我祖母的总管就卖给他一大批。”[1]72时代的发展给这位有经商头脑的人带来的机遇，并且在当时的年代，不少人都是依靠着自己的头脑乘着时代的风发家致富。

但是在大家的“理性”意识逐渐提高的同时，社会上的许多人却暴露出扭曲的、缺乏德性的婚姻观和家庭伦理观等。这恰恰说明，有知识并不同等于有智慧、有思辨力，有知识的人会因为无法克制欲望变得贪婪无度，但是有智慧的人即有理智德性的人却能够进行思辨地思考，使得自己能够摆脱财富的奴化，不累于外物，进而成为一个自足的幸福者。

根据亚氏的理论，可以得知幸福是最高的山，是合乎理性的现实活动，而善是一切事物的目的，也即幸福是完善、自足的，是所有活动的目的。而财富作为幸福的从属目的，是不自足的、不完善的。

《高老头》中的各式人物，高老头的两个女儿、伏脱冷等人在这个金钱至上、享乐至上的社会中，将自己的“幸福”负载在某个名利、地位或金钱财富上，他们注重满足自己外化的欲望，在未曾满足之时会流泪会埋怨会痛苦，而以上帝视角来设想，即使他们最终得到自己所期望的名利和财富，他们依旧不会是一个幸福的人。因为幸福它是一种内在的满足感，是以其自身而被选择的东西，不是为了他物而选择，所有累于外物的人，是无法跨进幸福的门槛的。

四、结语

巴尔扎克作为一个文学家观察到了当时社会中人的私欲正在以凶猛之势主导着人们的行为，并以细腻真实的文字将其写于纸张之上。从美德伦理学的角度看待这部作品，可以看到作者批判了一心追求权力和地位的贵族和中层阶级甚至是下层阶级，而对于处于新旧交替时代的高里奥老头，他恪守家庭伦理，作者则展现了一定的同情的态度。同时，也可以感知到作者在文章中描绘了一个腐化了的巴黎社会，但也透露出其对于人性善、人的德性的呼唤，这一声呼唤正是在那个黑暗的世界里露出的一缕光明。

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关于类似《高老头》这类的现实主义作品，使用文学伦理学批评角度分析作品的文献或专著是较少的，但现实主义文学是反映社会的文学，在社会大环境中正是拥有众多伦理关系的，我们如何去认识这些伦理关系，如何从中得到教诲和反思，这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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