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常” 中的“人”

【摘要】在高速发展的当下，利益的地位凸显使得那些潜藏在深处的人性弱点慢慢显露，当自主的约束性不断弱化，社会和社会中的人便逐渐一反常态。针对这样的现实问题，马原发现了原有的人伦秩序似乎都在崩解或在崩解的边缘，由此写下了以“财产社会”的窘迫和窘迫下的冲突为表现中心的《纠缠》，用内容和叙事艺术上的“反常”提示现实中的人们关注当下社会的反常，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用对于人的审视和“人”元素的融入指引人们从“反常”中走脱，从而展现其作为作家发现问题找寻救赎的责任与担当。

【关键词】反常；人性；马原；《纠缠》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16-0017-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16.005

人们常说“时间就是金钱”，这样的类比关系无形之中就显现出了当下以利益为主导的社会法则，可以看到，“自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人类社会日益陷入了空前的精神危机和价值混乱之中，意义迷失、精神颓废、道德堕落日甚一日，虚无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的迷雾四处弥漫”[1]，社会陷入了一反常态的泥淖。面对社会“反常”下人性的扭曲，马原抓住了“财产”这一社会矛盾的核心，回归现实写下了长篇小说《纠缠》，将纠葛缠绕的社会丑态娓娓道来，旨在用“人”的力量弱化利益的掌控，洗涤社会的浮躁和混乱，从物欲至上的社会中剥离出人的情感延宕和缺失，在情理摇摇欲坠的临界点重拾人的本真。

一、世界变了后“人”的审视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各项制度都被不断完善，“蕴涵和体现着社会的伦理精神和道德合理性。”[2]人作为社会的主体，自然而然地应该接受制度的约束和道德的要求，可急剧变化的物质环境和对于物欲泛滥的渴求招致了道德的漠视，人们内心深处传统的价值观念正在被颠覆，由此在潜移默化中就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自私狭隘的人格。在物欲控制下，不同的社会角色或轻或重地产生了异己的症状，因为这样的反常，合乎法理似乎不再是万能的钥匙。为了弥补规范触及不到的盲区，《纠缠》为摆脱这一两难的境地找寻到了出路，体现出变化世界中对人的重新思考。

（一）秩序崩塌：社会角色的颠倒

在社会的剧变中，人们长期以来所坚守奉行的不同社会角色的行事习惯在被逐渐瓦解，惯有的社会秩序呈现出崩塌的趋势，当然，其中有与时俱进的积极转变，但同样存在不少负面的社会隐患。

首先是知识分子的世俗化。面对当今社会复杂的发展趋势，“当代知识分子呈现出精英化向世俗化、中心位向边缘地的流动。”[3]人们所期许的知识分子形象，向来都是以其敏锐的社会感知力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引领者，然而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却已然与这样的社会要求背道而驰。姚亮作为一个知识渊博的大学教授，在祖屋中发现明末的紫砂茶具和珍贵的黄花梨这样的老物件时，说的却是“爸遗嘱中的遗产清单上可没有这套茶具”，带着些许斤斤计较的小家子气；在调查凭空出现的大哥吴姚的身份真伪时，姚亮也展现出了自己的心口不一，“他的身份让他已经习惯了使用公众能接受的词汇，所谓冠冕堂皇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在下意识中就选择了貌似公允的真相二字” ①，不再追求真理至上。这显现出知识分子在物欲横流的社会现实中并未坚守初心，他们主动投奔以经济利益关系为核心的商业化的市场漩涡，在摧枯拉朽的时代变革力下只能选择妥协。马原揭露了当今社会大部分知识分子的两难命运，旨在自省更意欲唤醒这一先锋群体的良知，这样的自我拷问正体现了他在变化的世界里对于人的重新审视。

其次是家庭关系的异化。在快节奏的生活中，亲情一改曾经相互依偎的温馨，跟随着时代浪潮或淡薄或扭曲，逐渐面目全非。在经历了一段失败的婚姻后，如愿获得抚养权的姚亮却忙于工作导致姚良相从小父爱缺失，当他终于意识到要融入儿子的生活，儿子早已变成了拿到零花钱会说“谢谢”的礼貌疏离的模样，从小就国内外到处折腾的姚良相与姚亮的隔阂并非一时形成的，矛盾显然也无法轻易化解，姚良相的动态、计划几乎都经由他人转述给姚亮，两人力图交心的谈话短短几分钟甚至都会剑拔弩张，不欢而散；作为秦皓月父亲的秦关，面对女儿的抗拒，竟然选择害怕地逃离，父亲的威严尽失。置于这样的关系中，长辈与子女的话语权发生了颠倒，那種对于长辈的尊重和礼让似乎正在淡化。

最后是女性主导地位的显现。在传统社会中，女性常常被作为弱势群体，而在《纠缠》中，女性角色则打破了偏见，这样的转变代表着女性的崛起，同时也为男性敲响了警钟。姚明是整个家庭的主心骨，能力强人脉广，面对繁杂的遗产变现手续，处理有方，还处处替弟弟着想，这展现出了她身上所具备的女性特有的细腻，同时，无论是在商界还是在生活中，她都能够处变不惊，展现出了超越男人的力量和担当；姚亮的现任妻子卢冰总能够在姚亮陷入两难境地时如及时雨般出现开导，对于姚亮如同救世主一般，她有着十分难得的豁达心境，总能以积极的心态化解思想症结，有着男人都难以做到的通透。这些女性角色充分地彰显出了极强的自主意识和坚韧力量，她们在困难出现时挺身而出，先于男性一步承担责任找寻解决之道。反观小说中的男性，都或多或少倚仗女性或受其制约，这显现出了男性的懦弱无力，和社会所设定的男人的强势是截然不同的，这是女性地位提升的见证，同时也警醒男性承担起责任，不要被时代淘汰，马原的这一视角，显然提供了利益社会中男女互相配合应对社会浪潮席卷的新思路，极具借鉴意义。

（二）良知重构：法理情理的较量

社会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往往会造成人们社会活动的失控。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新体制不断向前推进的进程中，势必会随之产生许多新的社会活动，而“社会法律制度的某些规定已经不符合社会形势的发展，适应新形势要求的法律制度又尚未健全，因而造成了人们社会行为的混乱。”[4]小说中描述了法律极端约束下的乱象，可以看到，固定的理性框架无法解决所有的问题，有时也需要融入情感参与的机动性。

在保障权益的完整法律程序链下，存在着一些隐形的压迫和弊端，当人们试图用绝对的理性去克制欲望，约束行为，维护秩序，那些过度的框架反而让世界陷入了更加手忙脚乱的境地。在姚明姚亮处理遗产变现的过程中，依照法律需要证明自己合法第一顺位继承人的身份，还必须保证他们作为姚清涧子女的唯二性，这维护了姚清涧的权益，但却给实实在在作为姚清涧子女的姚明姚亮带来了无数不必要的麻烦；对于社保局而言，姚清涧发现多领了已故配偶的社会保障金却不退缴这样的行为是恶意侵吞国家财产的冒领，甚至连累不知情的姚明姚亮被起诉，这样的定位和定性显然是有失偏颇的，原本应是不知者无罪，姚明和姚亮却似乎陷入了“父债子偿”的困境；姚良相希望提前卖掉有自己名字的房子，分到属于自己的一半财产，这是其合法的正当权益，但对于姚亮来说，以爱为名却由此引发了父子的矛盾，显然是十分讽刺的。从中可以看到，合乎法理的事件本身确实履行了保障权益的职能，但矛盾并未被化解，反而因为一些情感的忽视和伤害而激化。姚清涧遗产问题的推进，依靠的是子女对于父亲的尊重和顺从；当姚清涧冒领的违法行为眼看就要板上钉钉时，邱律师力挽狂澜，仅仅依靠宣扬姚清涧无私的奉献精神，用其高尚品德就唤醒了在场所有人的感动和共鸣，打赢了官司，在与权威对峙处于劣势的局面下，是温暖的人情占据了上风，击败了压迫感十足的法理；面对姑妈的病倒，父亲的焦头烂额，姚良相终究违背了自己言听计从的母亲的意愿，没有去逼迫催促父亲尽早将房子卖掉从而分得自己应有的一半房产，而是闭口不提装作无事发生，这是因为“他在去实行的过程中又受到良知的制约” ②。

这些难以抑制的情感涌现似乎可以看作是反常世界中的自救尝试，马原将自己的救赎之道写进了《纠缠》，读者发现，人情竟然能够神奇地化解法律无法解决的难题，血缘的凝聚力使得结局最终皆大欢喜。在反常的世界里，法理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在陷入理性和利益无尽循环的漩涡之后，能够帮助人们走出困境的破解之道只有人情。

二、先锋余韵下“人”的叙事

作为先锋派的领军人物，马原的“叙事圈套”深入人心，在其弄假成真的叙事惯技中，真假的界限被刻意抹杀，而即便决定回归现实主义创作，这样曾经近乎登峰造极的求新求奇的笔法也不可能完全消失殆尽，因此，“反常规”的叙事安排，依旧在其作品中处处可寻踪迹。与此同时，既然马原走进了现实，那么定然为自己找寻到了一条“从上至下”的途徑，也就是发挥社会主体——人的作用，而正是因为“人”的参与，“反常规”的叙事也就不再如同曾经那般晦涩难懂，怪诞遥远，而是随着他的现实创作一起走进人间，带上了人情味。

（一）精心布局下的超自然力量

“阿尔贝等最终将反常规叙事定义为物质上、逻辑上以及在人类世界里不可能存在或发生的场景和事件”[5]，马原就运用变形与夸张为小说营造了一系列不可能。一是体现在故事主线推进障碍的不可知性，马原为故事设置了剪不断理还乱完全无法解释其发生的纠葛，运用了带有先锋叙事痕迹的变形和夸张。在姚亮为姚清涧办理保险理赔时，竟然发现了父亲擅自涂抹修改自己的名字，甚至经过调查，还是“俭”字，更加说不清道不明，这样莫名的涂改行为就如同阴云一般笼罩，为本就复杂的遗产处理增添了又一重负担。除了这样的阻碍，还有很多的变形，有姚良相携女友玛丽突然回国、范柏三番五次打电话甚至还“不期而至”这样动机不纯的行为下的思想变形，也有姚明突发脑溢血病倒这样的身体变形，在这些无法解释的变形下，主角陷入了纠缠的怪圈，深感无力。

面对这种消极的超自然现象，人物应对的态度和个性就愈发鲜明，读者也就随之被代入了这样的纠缠，与曾经那个先锋战士不同的是，马原不再执着于无限放大丑和恶，而是在叙事的精心安排中，让其有迹可循，他以意外和巧合、伏笔和铺垫使得故事发生的一切都恰到好处，姚明的脑部问题在其与姚亮的交谈中就以“是我脑子出毛病了”提及，姚明生病更是与姚亮在飞机杂志中看到的病倒的律师如出一辙，那时姚明对于姚亮的代理委托也一语成谶，以及结尾褚克勤女儿的出现，也在肖凌风律师反复确认姚明姚亮是否还有兄弟姐妹这样不厌其烦地行为中有所显现，他开始注重合理，注重在有悬念的同时考虑读者的接受，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接地气的“人”的叙事的融入。面对这样的超自然阻碍，以平常的举措化解多少显得有些牵强，于是，马原同样为其安排了不可言说的超自然力量，这样的力量，是由角色为主体而发生的，不再是虚无缥缈的神力，这显然是人物反抗“反常”的社会所做出的努力，姚明突发脑溢血，损伤到了她之前灵活的大脑，这看似令人叹惋，但其实又未尝不是一种抛开世俗烦恼的清醒，脑溢血和在恢复过程中无端的空中作画，这可以看作是一种逃离现实远离纠缠的途径，而明明在卧室却能察觉到覃湘的到来，执意要到客厅中驱逐这位利欲熏心刻薄的“不速之客”，则是一种对纠葛漩涡靠近的敏锐感知，姚明的怒不可遏是曾经在生意场惯会隐藏情绪的她不可能展现的，但因为脑袋已然“不正常”，她就能够按照自己的心意行事，不用克制和隐忍，这种“超感”，也恰恰是姚明康复的预兆，凭借着这样的敏锐，姚明在姚亮和吴姚针锋相对时突然做起了调解者，在她的指示下，一家人最终相认，叫停的遗产处理重新展开，也避免了一场即将爆发的辨认身份的新官司。足以见得，马原的反常规叙事充满了人的痕迹，无论是他作为作者的叙事思考，还是他赋予人物完成的无法解释的主体性救赎，甚至还将女性作为最后破解迷局的英雄，这都说明人站起来了，也在努力摆脱纠缠。

（二）隐匿声音中人的意识

马原延续了其先锋叙事的惯用手段，打破线性叙事结构，用冷眼旁观、不加批判这样的客观叙事来讽刺现实，他致力于使自己“消音”，以大量的场面呈现，如：大篇幅的对话、人物的行为动作以及形形色色的新闻事件等，以此为内容的插叙还原了现实场景，放大了现实生活中所充斥的荒诞、无聊以及戏剧性，而这也恰恰是当代社会的焦虑之源。

文中最为典型的插叙就是与核心事件毫无关联的观摩鸡血石，姚明姚亮姐弟俩受孙总之邀一起去会所做客，姐弟俩由此有机会一睹顶级鸡血石的风采。鸡血石是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价值的文物，但马原却并没有着力于描绘鸡血石的文化内涵和审美价值，而是把笔墨倾注于直呈昂贵的价格，鸡血石成了一种变相的奢侈品，“所谓的鸡血石收藏不过是变相的奢侈品收藏，成了财富炫耀的一种手段和工具。专注于对奢侈品象征意义的描述，使作者看起来似乎沉浸在对物品的欣赏之中不能自拔，以至于需要不断地提供更多的细节来阐释其珍贵”[6]，实际上，反讽或批判立场则隐匿其中。

除此之外，在琐碎的插敘拼接中，马原还注重体现人物的主体意识，这是在曾经冷漠晦涩的笔调下难得一见的温情。姚亮和玛丽在搬家前往纽约纠结家具和生活用品的取舍，这一生活细节侧面突出了两人为了未来所做出的对于利益的退让，最终理想战胜了物质；下姚村吴老爷子的家庭气氛融洽，即便老人家耳背也享受着一大家子替他传话的温馨，没有人为了财产而算计，有的只是四世同堂的天伦之乐。诸如此类的温暖细节数不胜数，对于这样的美好，马原同样也并未展现向往和赞扬，而是静待读者深入探索和发掘，也正是这样的温情，恰恰会成为反常世界中最为难能可贵的救赎。

可见，马原借用先锋笔触重拾起作家的使命感，将并未随着时代浪潮支离破碎的人的美好融入叙事，用人情味十足的叙事消解了先锋叙事技巧至上的冰冷，在为叙事艺术提供了新的借鉴意义的同时彰显了人的价值。

混沌才是生活的本质，马原期望以意料之外的偶然性书写战胜历史理性，他在“反常”叙事中掺入“人”的元素，将关注群体延伸至鲜少为人所关注的中产阶级，凸显“反常”社会中人的“反常”的同时，发挥人本身的作用摆脱“反常”。可以看见，在法律与血缘情感、事实真相的博弈中，人情味十足的情理最终战胜了逻辑严密的法理。即便纠缠不止，但只要能够充分发挥人的主体作用，一切烦扰都能够迎刃而解。

注释：

①②马原：《纠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238页，第215页。

参考文献：

[1]何显明，揭扬.漂泊的心灵：现代性进程中的文化价值失范现象[J].学习与探索，1996，（01）：78.

[2]罗建文，陆自荣，朱春晖.关于经济秩序失范原因的伦理解析[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02）：23.

[3]孙晓蕾.文化市场与文学想象[D].青岛大学，2021.

[4]邹广文，丁荣余.当代中国的文化失范现象及其价值建构[J].社会科学辑刊，1993，（06）：39-43.

[5]陈文铁.正常或反常：反常规叙事的内涵及阐释方法[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7（06）：97.

[6]吕兴.“多余”的插叙与隐匿的声音——论马原的《纠缠》与《黄棠一家》[J].小说评论，2019，（03）：77-84.

作者简介：

傅玲芸，浙江宁波人，长江大学人文与新媒体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