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妖与先知》的三维检视

【摘要】《文妖与先知》作为传记文学破体创新的作品，具备传记体所要求的非虚构性、主体性、历史性的同时，兼具文学性、艺术性，创造了独特的文学审美价值。张培忠先生在《文妖与先知》一书中，对人物的刻画十分重视，对其进行了大量的肖像描写和语言描写，从而赋予了其鲜活的生命力。此外，以情景交融为特色的艺术化的文学意境，提高了作品的文学艺术性。从叙事技巧与逻辑上看，叙事艺术精妙绝伦。本文立足文本，从人物形象、文学意境、叙述技巧三个文学维度来探讨作品的审美艺术，体会其文学美。

【关键词】《文妖与先知》；形象；意境；艺术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獻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16-0014-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16.004

《文妖与先知》的“后记”写道：“张竞生是一位出色的哲学家，是一位重要的美学家，是一位启蒙的性学家，是一位杰出的社会学家，是一位乡村建设运动的实践家，是一位具有诗人气质的文学家。”[1]这是对张竞生一生的高度评价，书中运用多样的文学艺术手法塑造了一个具有复杂的文化性格和高深的思想内涵的文学典型。相对于中国众多声名显赫的名人，张竞生可谓“失败者”，然而正是这样的人生际遇，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审视的角度，从而使我们能够一窥中国近代历史的特殊面貌。张培忠先生深谙此道，用更大的视角和更有力的证据，塑造了一个真实的张竞生。张培忠先生为本传倾注大量心血，书中“后记”又写道：“念兹在兹近三十年，积累考证近二十年，研究写作近十年。”正是这种细致的调查研究和作家的生花妙笔相结合，创造出了一位生不逢时的浪漫主义文人，从侧面反映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超越世俗，超越时代，追寻真理的不屈不挠的精神。

关于张竞生的生平、个性特征等方面的研究，已有相关研究成果，但就传记类新闻报道而言，仅从文本层面上对其创作手法进行剖析，欣赏其文学性，则鲜见。由此，笔者以本书中的文本作为引证，从文本层面对此书进行人物形象、文学意境和叙述艺术方面的分析，以期为传记体报告文学的文学性塑造方法提供一定研究思路。

一、人物形象的鲜活书写

报告文学要做到以人为本，鲜活灵动的报告形象是衡量报告文学文学性的标杆。[2]传记体报告文学属于以传主为中心的报告文学，因此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就显得尤为重要。要使读者对传主的生平、经历等有一个完整的认识，作品既要有纪实性，又要有文学性，否则就是平铺直叙，索然无味。本传记在人物塑造上独具匠心，对人物的描写细腻，刻画不少人物形象，人物性格鲜明。因此有必要对小说中人物的刻画手法进行分析，本文主要从两个层次来探讨：一是对传主自身的描述，二是对次要人物的描述。

首先，通过对张竞生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描述来看，指出抓住典型细节，才能将人物写活。黄埔风潮时期的张竞生，少年血气壮，革命意志坚。“张竞生被称为‘小个子，他身材略为矮小，脑门较突出，常常鼓着腮，努着嘴，一副愤世嫉俗的样子，却是班里读书最用功的学生。”寥寥数语，把张竞生平凡外表下的志气活现了出来，这是对人物肖像的刻画。异国求学时的张竞生，报国热情满，远洋憧憬长。“张竞生惯于走南闯北，惯于天涯孤旅，况且他曾经是职业革命者，乡愁对于他来说，不啻是邮轮的后舱所排出的一条条雾气迷蒙的水带，不断地出现，又迅速地消失。”此句不过是在表达张竞生的乡愁并不弥漫，习惯于奔走他乡的事实。却巧妙借助邮轮水带，形象表现了张竞生的乡愁，凸显人物情感。留学归国时的张竞生，思想转变大，革命理想化。“为了展示自己的才华和抱负，张竞生字斟句酌，旁征博引，用一些旧纸在船上洋洋洒洒地写了一份建设家乡广东的施政建议。”“哼哼，跟我张某人摆什么谱呢！因此，对陈炯明的扭捏作态，张竞生不以为然，也不以为意。”“他就大模大样地把那份建议书郑重其事地当面交给陈炯明，希望陈炯明以民生为念，能够采纳和推行。”这几段的动作、语言等等元素，将学成归国，渴望施展才华抱负却又构思理想化的热血青年张竞生跃然纸上，展现了新时代知识分子渴望变革社会，革除陋习的理想愿望。“洋洋洒洒、大模大样”等语言的运用中可以窥见张培忠先生善于运用性格化的语言来描写人物个性。由此，抓好典型细节，从各种肖像、语言、动作、神态等的人物描写方法或各类修辞手法来塑造人物，是本传记将人物写活的重要手段。细节虽小，但却最能使读者共情，挑拨情感，写活人物。

其次从次要人物的描写来看，肖像描写使得次要人物形象的精神气质深入人心。作者在传主之外的人物身上也使用了形象的笔触，让次要人物形象更加生动，同时也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人物关系，推动人物活动的发展。如珠江时期遇到的赵声和陈铭枢，对赵声这样写道，“身材魁梧，声音洪亮，剑眉倒竖，眉宇间有一股威严之气，人称‘活关公。”“陈铭枢清瘦高俊，精明强干，双眼略小却炯炯有神”，对两人的外貌进行了有神的刻画，进而交代了张竞生对两人的第一印象，为人物关系发展作初步铺垫。再看对孙中山的外貌及神态描写。“孙中山刚过不惑之年，身穿一套朴素的白色中山装，满面光彩，神态自若，虽不十分魁梧，却洋溢着一股逼人的硬气。”把孙中山的年龄、相貌、神态、气质等特征刻画得淋漓尽致，从而使得“尊师”具有合理性。对留学时期女招待的形象刻画也值得一提，“年纪不过十六七岁，容貌美丽，身材苗条，是法国与西班牙的混血儿，富有南国的情调，更惹人爱怜的是生得娇小玲珑。”这是女招待的外在形象，对其身世经历也有相关介绍，出身底层，父亲患酒精病而死，母亲改嫁渔夫，对法文文法一窍不通。至此，女招待的人物拼图便显得完整起来，浅到外貌，深到性格，纵至经历，横至两人的情愫。人物形象变得饱满，因此能进一步窥见张竞生在留学时期的情史，理解人物经历和性格养成。与张竞生邂逅的还有一位女卫生员，将卫生员比作“美人鱼”，可以感知其外貌的美妙。“活泼的身体，愉快的神情，蓝色的眼睛，柔软的金丝发，晶莹透亮的皮肤与充分发达的胸膛。”使人产生幻想，脑中自动浮现这位“美人鱼”的精致容颜。而她所提倡的“卫生的爱情”，又彰显了她健康、纯洁而不含杂质的爱情观。在主人公与其他人物之间的关系描绘上，采用塑造其他人物以推进人物活动发展的方式，加工次要人物以写活主要人物。

总而言之，《文妖与先知》采用了丰富多彩的艺术表达方式，将人物形象刻画得鲜活灵动，富有美感。

二、文学意境的景情营造

一言以蔽之，文学意境属于主客观的统一。作者主观之意（思想感情）与现实生活之境（生活形象）的有机统一，不是两者的简单相加，而是两者的融合。[3]“意境”是把丰富的人物感情与生活场景相融，引起人们的联想，从而具有很强的感染力的艺术境界。好的传记文学不仅要真实，还要能营造出耐人寻味、发人深思的意境，给人以美感。传记文学在写真人真事时，可以通过合理的联想打破平铺直叙的窠臼，塑造文学意境。该书在意境营造方面很有力度，语言富有诗意，让读者身临其境，感悟美感。根据文学意境的艺术特征，笔者从情景交融的角度来阐释其中的文学意境。

情景交融的方式可以划分为景中含情、情中见景和景情并茂三种。这里主要以景中含情式的意境创设作介绍，作者蕴情于景，一切通过生动的画面来表达，虽不言情，却将情藏于景中，反而显得感情真挚。“这时节，晨曦初露，朝雾朦胧，太阳尚未出山，如镰的新月悬挂在村边的榕树梢头，清冷的如银的月光洒在路面上。”诗意语言渲染的诗意环境中，张竞生边走边背诵，枯燥的背书和诗意的景色相映衬，与母亲的温暖亲情相交融，反倒变得奇妙而有趣。一方面表现张竞生年少的聪慧，自然的野趣使他求知之途不那么枯燥，另一方面又隐含温柔的母爱针对张竞生的性格塑造，深化作品意蕴。留学时期，与女诗人的朦胧情愫和巴黎花园的秀丽景致交织在一起，令人浮想联翩。“在深林里，在野花园中，在射水池中，在奇葩与围篱中，在日光皎皎中，在月色迷蒙中，在鸟雀飞鸣求爱中，他们的情感与日俱增，而周遭的所有一切都在烘托和推动着他们的欢情一步步地迈向高潮”。他们之间的缠绵悱恻，和周围的山水景色融为一体，使读者如临其境、韵味无穷。“先前的似锦繁花变成可憎之物，原来的悦耳鸟鸣幻作无情之媒！”这是张竞生在留学期间，与圣格鲁花园的少女诗人在花园分别后，对张竞生睹物思人的一段文字描写。两人的情感与花园的景物相融，时刻拨动张竞生伤感的心弦。想象的幻化将情感寄托于物，是典型的文学意境。“张竞生站在烟霞洞前挺拔的樟树下，望着漫山遍野苍翠的竹子和舒展的散尾葵，那种自由自在蓬勃向上的生命状态，令他向往，也使他感动。”这一时期的张竞生经历了性史风波，避难于杭州，见到生机盎然的植物，向往之情油然而生。以肆意生长的植物反衬人被枷锁禁锢，拓展了表达深度。

儿童时写景突出孩童的天真烂漫，奠定主人公早期性格。留学时写景将留学史诗意化，隐喻张竞生自由烂漫环境中养成的理想、浪漫、崇尚自由的性格。颠沛流离时写景，以乐景衬哀情，彰显人物的悲剧性。文学意境的运用，富有景中衬情，情中赏景的文学表现力。

三、精巧美妙的叙述艺术

作为非虚构纪实文体中的传记文学，纪实写真是基本要求。但在保持纪实写真的前提下，能否进行合理叙述以及如何进行合理叙述，不同论者众说纷纭。胡适非常重视传记的史料功能，为此他对传记写作的第一个要求是记实传真。胡适是主张传记文学要说老实话的，资料考证要严格，写传态度要严肃。[4]孙毓棠对此持不同态度，传记文学作家为将人物性格与精神描写出，解释给一般读者知道，他不得不主观地裁剪材料，合理地以推测或合乎逻辑的想象来弥补知识之空隙。[5]编排材料进行叙述，赋予干瘪的人物史料以血肉。张培忠先生是传记文学破体创新的先驱，他将多而繁杂的人物材料如拼图般合乎逻辑地拼凑起来，极富美感。由此，笔者以叙述艺术为对象，从叙述逻辑、叙述手法两方面进行阐释。

在叙述逻辑上，由聚焦式转向散点式的叙事，一改过去聚焦伟人、英雄、主流的单一维度，充分调用各种必要的艺术表现手段，立体展现，多向透视，随物赋形。[2]首先在时空上，重构了人物活动的时空逻辑。在叙述时穿插历史背景，为人物活动进行时代氛围渲染。少年时期铺垫主人公家乡广东的历史，科举制度的腐朽与废止。留学时又介绍中学西渐的背景，解释人物活动原因。张竞生颠沛流离至欧洲，“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又推动人物活动，使得张竞生在学术上做贡献以报国。以时间与空间活动逻辑为线索，将人物经历置于特殊的時空环境中，呈现出一段特殊的中国现代史，极具史料价值与经典价值。其次在人物上，在前文中提到了对传主和其他次要人物的形象塑造，改变了过去只将笔头聚焦于主角身上的单一化叙述。在叙述张竞生身上的包办婚姻时，引用美国汉学家的评论，以鲁迅和胡适两位文人同样悲剧的包办婚姻进行比较叙述，表现出新中国的知识分子思想上反传统，行为上十分传统的特点。将叙述视角从传主张竞生转到同样遭遇的鲁迅和胡适身上，最后影射于中国知识分子群体身上，是散点叙事的运用。

在叙述手法上，注重人物与故事的有机结合。在人物形象上，前文提到运用多样化的艺术表现手法，使人物具有典型性。在塑造人物形象时，还穿插着多个小故事，有小说般的情节，也有散文式的议论，诗意的语言以及各种画像、语言、心理、环境的描写，让故事变得形象化。各种修辞如比喻、拟人、讽刺、象征等，使传记文学成为小说式的传记，内容又完全真实，不掺杂作者过度想象。在语言运用上，除了诗意化的语言，还运用了几处对话描写，使读者身临其境，起到人物如在眼前的作用。总之，在前文中已从人物形象塑造、文学意境创设两方面针对叙述手法进行深度剖析。

笔者认为，本书是传记文学在文学性上的大胆尝试，突破了平铺直叙、缺乏文学性的桎梏，合理编排叙述，增强可读性，注意到了“文学是人学”的本体回归问题，有效扩大了传记文学的读者群。

四、结语

真实性是报告文学的生命力，但离开了文学性，报告文学依然会萎靡。传记体报告文学的文史之争应该是有机协调的，历史上兼顾了“传记”和“文学”的作品，往往更有阅读性，带给读者审美感受。如夏衍的《包身工》、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等作品，都是思想性与艺术性极高的报告文学作品，至今受读者欢迎。笔者以为，这本传记的第一价值在于让一位被误解的文人重见天日，使他在现代思想中被理解，被赋予生命。此外，由于本传记在塑造典型人物上采用典型细节刻画等手法，在聚焦于传主或主要人物的描写的同时，兼顾次要人物或小人物的形象塑造，在书写文学意境上以情景交融的艺术特征为视角，在景中含情层面对人物的情感色彩进行有力传达，在叙述艺术上合理编排史料，梳理人物活动的时空逻辑，并采用了大量的文学叙事技巧，使得传记的语言呈现出一种诗性的文学艺术美。因此，笔者认为本传记的第二价值就在于赋予传记体报告文学以新的生命力，使其饱含文学艺术性，也为未来的人物传记写作提供一定的审美标准。

参考文献：

[1]张培忠.文妖与先知[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2]龚举善.报告文学现代转型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3]王作昌.试论报告文学的意境创造[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02）.

[4]辜也平.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史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5]孙毓棠.传记的真实性和方法[A]//传记与文学[C].重庆：正中书局，1943.

作者简介：

王红，中南民族大学在读本科生，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