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儒林外史》的悲剧性管窥八股取士之弊

【摘要】《儒林外史》书写了一部儒林痛史，也是一部儒林群体的悲剧史。吴敬梓在书中刻画了形形色色的儒生群像，众多儒生的遭遇带有悲剧色彩，他们的身心皆被八股制艺深深桎皓着。造成儒生悲剧的原因是多样的，而其悲剧性的根源与八股取士的弊端密不可分。

【关键词】《儒林外史》；儒林群体；悲剧性；八股取士之弊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16-0028-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16.008

《儒林外史》是一部对儒林众人命运进行讽刺和反思的小说，它以描写文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为主，为我们展示出一幅幅社会风俗画。从宏观方面来看，《儒林外史》是一部反映清初科场现实的小说。从微观方面来看，小说塑造的儒林群体具有浓重的悲剧色彩。研究造成悲剧的根源，以及八股取士带来的影响对探究整个儒林群体有着重要作用。

一、《儒林外史》儒生的类型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多次抨击八股文，他大声疾呼：“故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尸。”[1]648这句话足以说明八股取士对人才的毒害之深，其程度可以和秦始皇焚书坑儒相较。在《儒林外史》中，吴敬梓犀利地揭露科举制度的罪恶，深刻地剖析出封建科举制度下八股儒士们腐朽愚昧的灵魂。

（一）背着“沉重镣铐”行进的苦行僧——周进、范进

周进、范进的故事是众多八股儒士中的第一个连环章，可以将这二人看作是背着“沉重镣铐”行进的苦行僧。他们把青春和精力都奉献给了科举事业，被八股制艺深深束缚着、羁绊着，变得思想僵化、麻木不仁。周进六十多岁，他教过的学生都中了秀才，自己还是个老童生，受尽了新秀才梅玖和王举人的明嘲暗讽。在失去了坐馆这一生计后，他万念俱灰，进到贡院，“长叹一声，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2]15对于周进而言，科举是他唯一的虔诚追求，虽然耗尽心力投身于科举，可结果却不如人意。直到看到贡院的号板，他积攒的悲愤之情全部迸发出来，号啕大哭的不仅是自己科举之路的失意，也是受尽人间的白眼和嘲弄后的酸楚。

范进考了二十多次，五十四岁还在参加科举考试。放榜当日，家里穷的没有米吃，他还想着借钱应考，可见举业对他的影响根深蒂固。范进背着八股功名的镣铐沉重前行，被厚厚的枷锁勒住无法呼吸。当周进看到衣衫褴褛、穷困潦倒的范进，自然而然地想起了昔日的自己，原来同是科场沦落人，格外仔细地批阅了范进的试卷。至此，范进的命运开始改变。在学而优则仕的时代，迈不过科举这道门槛的儒士便意味着清贫、地位低下，如果抗不住世俗的压力，可能会变得人格扭曲、郁郁而终。范进中举前，他的丈人胡屠户将他骂得狗血喷头“不三不四，就想天鹅屁吃”[2]219；中举之后，对范进的称呼立刻变成“贤婿老爷，天上的文曲星”[2]29，一夕之间，周围的乡亲都来家中送礼，银子、房子、丫鬟应有尽有。作为八股儒士，范进和周进是幸运的，穷尽一生最终得到功名。他们也是不幸的，人生只有“科举”与“功名”四字，是一辈子戴着“沉重镣铐”的苦行僧。

（二）八股功名荼毒下的无耻文人——匡超人

匡超人本是淳朴勤勉的农家子弟，因受到八股功名的引诱，在名利场熏陶下蜕化为无耻文人。他抛弃自己的家人到达杭州后，结交了景江兰等所谓的“名士群体”。这些名士自诩清高，但同时又渴望功名富贵。在他们的影响下，匡超人逐渐学会吹嘘拍马，变得虚伪狡诈。尤其遇到潘三后，匡超人利欲熏心的本性逐漸暴露，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他先是写假婚书，得到一笔横财后，立马脱离了名士群体。接着替别人应考，获得了二百两银子的笔资，赚得盆满钵满。赌钱替考、作假公文，拐卖妇女等缺德事情他都一一应承，乐此不疲。当潘三出事被抓后，他立马撇清关系，抛下新婚的妻子和年幼的女儿，立即投奔李给谏去了。

可以说匡超人不仅仅是贪财，更是道德沦丧，毫无廉耻之心。当李给谏想把外甥女许配给他时，他欣然接受，故意隐瞒自己已然婚配的事实，心安理得地过上了锦衣玉食的生活。可实际上，远在家乡的亲人连给过世的妻子买棺材的钱都没有，只得把给娘预备的棺木拿出来用。曾经善良又孝顺的匡超人，在名利场的诱惑下，早已道德沦丧。他不以先妻下葬之事为紧要，反而教自己的哥哥“凡事立起体统来，不可自己倒了架子”[2]182，展现出一副虚伪而做作的官场姿态。潘三听说他回来，想要叙叙苦情，他却搬出一套说辞，说自己是替朝廷办事，将所有罪责推给潘三一人，实际上他比潘三更加无耻。在富贵功名的诱惑之下，匡超人完全丧失基本的人伦道德，他缺乏做人最基本的同理心，只剩下一个麻木虚伪的躯壳。

（三）忠实奉行科举制度的腐儒——马二先生

马二先生是科举制度的忠实奉行者，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腐儒，“他忠于八股、神化八股并乐此不疲地宣传八股。”[3]12他不仅将八股作为人生的头等大事，甚至将读文章看成是能够治病的灵丹妙药。对于做文章，他有一套自己的理论，“文章总以理法为主，任他风气变，理法总是不变。”[2]86就连批改文章时，也要引用前人的精语，读一篇文章也能悟出十几篇的道理。

除此之外，马二先生还是一个呆头呆脑的腐儒。他独自游览西湖时，瞥见女客在船上换衣服，只敢远远地观看。等女客上岸，他才低着头走过去，一言一行恪守着封建礼教。看见“热汤汤的燕窝、海参，一碗碗在跟前捧过去，马二先生又羡慕了一番”。[2]94对美食的喜爱体现出马二先生憨态可掬的一面，也从侧面反映出饱读经书的他囊中羞涩。然而专心致学的马二先生，连李清照，苏若兰、朱淑真等才女都不曾听闻，竟只是因为这些才女与科举功名无关。看到皇帝的御书，他连忙吓得顶礼膜拜。种种游西湖的行为让人觉得啼笑皆非。但作者在此并非为了丑化马二先生，他想通过这种叙述表达的是：八股制艺使人变得麻木且呆板迂腐。

二、《儒林外史》中儒生的悲剧根源

《儒林外史》的整体基调充满了悲剧色彩。小说中描绘的悲剧，既是独立个体的悲剧，也是整个社会的悲剧。吴敬梓在字里行间充斥着对封建社会和八股取士的抨击与不满。从外在看，封建专制主义社会制度及造成了儒生的悲剧；从内在看，底层儒生追逐名利的本能也加剧了自身悲剧的发生。

（一）社会制度的专制与禁锢

首先，明朝时期，皇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地方上废除行省制，设“三司”，中央废除丞相制，权分六部，创立内阁，这些改革措施使得君主专制迅速强化。到了清代，君主专制达到顶峰。朝廷设立南书房和军机处，军政大事完全由皇帝裁决，议政王大臣的权力逐渐被剥削。

其次，在清代为官必须依托皇帝的委任。清代官僚主要有两种来源：其一是科举，其二是捐纳，这些方式的相同之处在于都要由皇帝或受皇帝委托的机构予以委任[4]90，简称委任制。在此制度下，上到朝廷重臣下到低级官员的选拔权都掌握在皇帝一人手中，封建君主专制进一步强化。官吏的委任制将君主权力高度集中，全国各级官吏都效忠于皇帝，为皇帝一人负责，但下层人民的利益却无法得到切实的保障。

最后，明清之际的君主大兴文字狱，用来排除异己，巩固自己的统治。这种行为看似是对文化的专制，实际上是政治权力的专制。在清代，文字狱的现象十分严重，达到了人人自危的程度。例如著名的《明史》案和《南山集案》，牵连甚广，十分残忍。文人的处境愈加艰难，俨然成为统治集团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二）追名逐利的本能

众儒士在走向科舉之路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名利”的熏陶。一大批儒士在“名利场”的诱惑下，不仅丧失了基本的道德，而且做出了谋财害人的勾当。例如牛浦郎、严监生、匡超人等，展现出人性“恶”的一面，他们是作者着重讽刺的一类儒士。

牛浦郎在老师父出门时私自撬开了他的枕箱，心里竟然想着“三讨不如一偷”[2]135，不仅将偷东西当作理所当然，而且顺走店里的钱给自己刻书印章。这一系列事情做得滴水不漏、毫无愧疚，顺利变身为“牛布衣”开始进行招摇撞骗。匡超人原本是一个勤学孝顺的普通农家子弟，但当他开始靠近名利时，贪婪的欲望吞噬了一切。他跟着潘三干起了谋财害人的勾当，凭借自己之前的学问，做出了一系列丧失道德、毫无底线的事情，比如用豆腐干做假印章拐卖妇女，做枪手替别人应考等。作者描写匡超人的卑劣行为实则是揭露这类不断攀附名利之人的丑恶本能，这种本能是造成人性堕落的根源，而这也是造成他走向不归之路的原因。

三、八股取士的弊端

科举制度起源于隋代，止于清末，历经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每个朝代选拔人才的方式有所侧重，例如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度重视考生对诗赋、时务策的理解，其目的是选拔具有深厚文学功底和治国理政之才的考生。到了明清时期，统治者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开始实行八股取士制度，在此期间科举制度的弊端随之显现，造成了一系列负面影响。比如考试不公正现象频发、八股制艺的腐朽、儒生价值观的扭曲等……这些影响在《儒林外史》中都有深刻地体现，需要我们给予重视。

（一）考场舞弊现象频发

科举制度作为封建社会选拔人才的重要方式，理应具备公平性。但是在实际考试过程中，很多考生为了取得功名不惜铤而走险。科场常见的舞弊方式有：行贿、通关节、徇私情、夹带、泄题，换卷等。在明代，科场舞弊现象已经十分严重。《儒林外史》中描写的匡超人代考、虞博士巡考等科场舞弊事件，值得深入分析。

匡超人代考的方法，书中描写非常生动细致。当学道点名时，金跃原地不动站在黑影里等待，匡超人借机与他互换衣帽，拿到卷子后归队作答。可谓神不知过不觉，无人发现，最后金跃果然中举。事情过后，匡超人和潘三得到了五百两银子的报酬。虽然替考具有极大的风险性，但因其报酬极高且对双方均有利，所以这种行为频频发生。书中十九回李四说“绍兴的秀才足足值一千两一个”[2]125，由此说明在民间，替考这种行为早已被明码标价，且此类舞弊之事不在少数。虞博士巡视考场时，发现有考生夹带文章。为了包庇自己的学生，他把文章悄悄藏在自己的靴筒内，以此方法躲过巡考蒙混过关。学生上完厕所回来后将夹带递给他，等于默默支持考生的抄袭行为。

科场舞弊行为频发，导致的结果是考试公平性失衡。封建统治者原是通过科举考试这一途径，公平、公正、公开地选拔出最优质的人才为国之栋梁。但科场舞弊现象频发，使得一部分儒生通过投机取巧获取功名。尤其是徇私情，这种现象体现在同师门、家族之中，科考的公平性难以保证。一些“漏网之鱼”摇身一变，倒成了真进士。

（二）八股制艺的腐朽

清代科举实行八股取士制度，严格限制试题的命题范围，仅选取四书五经中的内容，考生必须依据《四书集注》中的观点进行答题。也就是说考生无须发表自己的观点，只需要按部就班地作答。这样导致的结果是科举考试极大地束缚知识分子的真才实学和创新能力，只会让儒士们墨守成规、反复咀嚼前人的文字，无法发挥自己的见解。

不仅如此，八股取士制度对答题形式也有严格要求。考生必须以八股文为答题形式，一篇文章之中必须出现四段对偶排比的文字，格式固定规格严谨，对于字数和书写方式也有明确的要求。众多知识分子在严苛的科举制度下，想要进入仕途，只能顺应其要求。统治者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实行八股取士，禁锢知识分子的思想，导致在当时的社会中，科举考试的成功者并非都是才学极高之人，有些人甚至缺乏基本的文学知识和生活常识。比如范进一心想着老师的嘱托，却荒谬到连苏轼是谁都不知道。马二先生游西湖，连李清照、周淑珍这类女词人也不清楚。他们擅长的只是科举考试所规定的内容，除此之外的东西却很少涉猎，只能称其为：为八股取士应运而生的“应试者”。

（三）儒生价值观的扭曲

对大多数儒生而言，科举是自己唯一的出路，也是改变命运的契机。它对士人命运的决定作用使得“举业”成为一块工具性的“敲门砖”，从而扭曲了士人的价值观念。[5]156一旦考中进士，不仅可以光耀门楣，也可以获得一步登天的社会地位。可以说科举制度决定着大部分儒生的命运，既能解救自身朝不保夕的困境，更是一种名利场下欲望的驱逐。

范进中举喜而发疯，胡屠户打了他巴掌的手疼了许久，心想“果然天上文曲星是打不得的，而今菩萨计较起来了”[2]21，何等荒谬！这生动地反映了科举制度可以让底层儒士的地位发生巨变的事实。正因如此，儒生获得安稳的仕途以及崇高的社会地位后，“名”与“利”的角逐场上，开始做出一切满足自己私欲的道德败坏之事。如匡超人在名利面前，由一个至纯至孝之子变成了道德沦丧之徒，做出背弃恩人、代笔考试、停妻再娶等事，让人痛恨而悲愤。

另一方面，科举制度严重侵蚀儒生的思想。鲁编修官至翰林，是一位有名望的达官显贵。因家中没有儿子继承举业，便把女儿当作儿子一样培养，从小教鲁小姐作八股文章。在鲁编修心中，诗词歌赋是虚无缥缈的“野狐禅”，举业才是正经的学问。他把举业看成是人生的头等要事，并将这个观念传输给女儿。鲁小姐成亲后，他把希望又寄托在女婿身上，当发现女婿对举业毫无兴趣时，自己便忧愁抑郁生了一场大病。

傅继馥在研究《儒林外史》时指出：“一代文人是厄运的受害者，《外史》书写了一部“儒林痛史。”[6]285在清代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封建社会产生了一大批身心俱损的儒士。吴敬梓将他的笔觸集中在这类“小人物”身上，根据这些儒士的不同人生经历，刻画出他们的身上沉重的“苦难感”，反映出整个社会给文人造成的悲剧。

清代实行的八股取士制度，不再是对儒生才华和学识的肯定，而逐渐沦为统治者加强集权的工具。众多儒生在科举之路上，被八股制艺套上了厚厚的枷锁，有些儒生变得性格扭曲、有些逐渐丧失自我、有些道德沦丧……从他们身上能管窥出科举制度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影响，这既是八股制艺的悲哀，也是时代的悲哀。作者批判八股取士带来的危害，也对不幸儒士的遭遇抱有同情之心，他们被时代和社会异化，沦为了封建社会的牺牲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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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清）吴敬梓.儒林外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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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邓敦同.清代的君主专制与官僚政治[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03）：89-95.

[5]陈海峰，叶嘉馨.从《儒林外史》看清代科举制度下的人才观[J].安徽文学（下半月），2013，（04）：156-157.

[6]傅继馥.一代文人的厄运—— 《儒林外史》主题新探[J].社会科学战线，1982，（01）：285-292.

作者简介：

王欣怡，女，陕西宝鸡人，陕西理工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