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南牙” 和“南衙” 差别

王媛琦

【摘要】唐代习惯用方位为机构命名，比如“南牙政事，北门营缮”，也有贯穿唐中晚期重要话题的“南衙北司之争”。通常情况下认为“衙”字从“牙”讹变而来，史书中不乏“南牙”与“南衙”同义出现的情况。然而，“南牙”一词在唐代多与“宰相”“门下”相连，“南衙”则多指守卫皇宫的禁卫军。一说称“南牙”就是“南衙”，并不准确。

【关键词】南牙；南衙；唐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16-0086-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16.026

唐代习惯用唐长安城的布局代称机构。宰相议政的政事堂及中书、门下二省在宫城内南部，尚书省及六部、九卿、三监在宫城之南的皇城内。宦官的机构内侍省本在宫城的西南角，但宦官出入宫掖，常在宫城北部。因此，用“南”代表以宰相为首的百官僚属，而“北”则成为宫内宦官机构的代称。唐代前期以南北禁军分驻守长安，其中北衙禁军驻扎长安北侧的皇家禁苑，南衙禁军则负责皇宫南侧以及皇城宿卫，都是因它们所在位置而得名的。南北的对称，唐初就已出现。贞观十五年，宰相房玄龄、高士廉问少府少监窦德素：“北门近何营缮？”唐太宗得知此事，对房玄龄等人说：“君但知南牙政事，北门小营缮，何预君事！”显然，唐太宗指宰相为首的政府机构为南牙，而把玄武门附近的后宫叫作北门。此处唐太宗所说“南牙”与后世“南衙”释义是否相同仍有疑问，故而撰文论述。

一、对“南牙”和“南衙”两词的溯源

直至目前学界尚未有对两词的追溯。《“衙兵”释义商榷》中，基于“牙兵”和“衙兵”的差異对两字分析，认为“衙”即“牙”的依据主要来自“讹变说”。“衙”与“牙”本是同源，后二者语义出现分化，仅从“衙”字的本义看，与“牙旗”之“牙”亦有语义相通之处，就单凭字的讹变来推断词义的相通，显然是逻辑不通的结论。那么放入“南牙”和“南衙”两词也是如此，虽然将机构名称和地理方位结合是唐人首创，但《说文解字》记载：“衙，行皃。从行吾声。”汉朝时“衙”字无“牙”音，《唐韵》中对“衙”的标音，依然延续《说文》，而到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就中标注：“衙，鱼举切。又音牙。五部。”说明从“衙”到“牙”读音的变化，大致发生在唐玄宗开元二十年唐人孙愐著《唐韵》之后。

“牙兵”和“衙兵”二者的释义不尽相同，这也从侧面证明“衙”与“牙”在某些词组中的语义确实存在差异。虽然在许多史料记载中都将二者混为一物，但也不能盲目拍板，“衙兵”与“牙兵”经过语义演变已有所不同，那么何以称“南衙”与“南牙”的语义相同呢？

文字的形成一般是晚于语言的形成，这点在史书上的表现尤为明显。唐太宗此处的“南牙政事”，在史乘中就有不同的表达。《唐会要》《大唐新语》《鹤山全集》《史传三编》中均记唐太宗语“南衙政事”，上述史料的成书时间均晚于开元二十年。而《魏郑公谏录》《资治通鉴》《通鉴纪事本末》等均记“南牙政事”，其中《魏郑公谏录》成书时间最早。可作简单推测，唐太宗问询房玄龄等人时使用的应该为“南牙”一词，司马光撰《通鉴》就延续了《魏郑公谏录》中的写法，以至于《通鉴》一脉，均记作“南牙政事”。

除此之外，《贞观政要》正文记载以及朱氏补注对“南牙”“南衙”两词的指代似乎是相同，就此不免会认同“衙”字从“南牙”之“牙”讹变而来，两词本同义这一说法。然，《贞观政要》具体成书时间在史学界尚有争议，李万生先生在《四论〈贞观政要〉之成书时间——与谢保成先生商榷》中指出，着手编录《贞观政要》至进呈唐玄宗的时间在开元五年到开元十七年间，其时间和关键节点相差无几，实在不易当作两词词义相同的证据。

二、“南衙禁军”和“南牙政事”

既然已经辨别清楚，“牙”和“衙”二字在开元二十年之前，并不能算作同一个字，接下来就“南衙禁军”和“南牙政事”两词进行辨析。

禁军指皇帝的亲兵。即侍卫宫中及扈从的军队。唐代前期禁军因驻扎地点不同而分为北衙禁军与南衙禁军。南衙禁军是由十二卫将军掌握以保卫皇城南部和城中百官衙门，维护皇权的重要力量。经过西魏北周的草创时期，到了隋文帝在开皇中设置十二府，并以十二府统领禁卫兵，南衙禁军制度正式形成。而隋炀帝改十二府为十六府，结合太子十率，南衙禁军制度更加完善。唐初南衙禁军承袭隋朝“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的规定。朝廷将府兵编入户籍，要求士兵“三时耕稼，祓襫耞耒。一时治武，骑剑兵矢”，达到战时能战，耕时能耕的基本水平。而府兵的征发，府兵番上的确认，这背后都需要兵部和户部的协理实行。就是说“南衙禁军”也可以理解为，是由皇帝默许情况下，中央僚署为保卫皇城和君王安危管理的军事力量，在神龙政变中出现的“相王统南衙”就是指的是这类卫兵。

所以，“衙”到了唐代出现“天子所居之处”义，不足为奇。“南北衙兵”是指守卫皇宫的禁卫军，而“南牙”通常只出现在“宰相专立南牙政事”，专与中书门下事务相连。《资治通鉴》记载：“阿师当于北门出入，南牙宰相所往来，勿犯也。”此处武后以修撰为名，引文学儒臣径由北门入禁中，密令参议朝政，处理百司表疏，以分宰相之权，北门学士和南牙宰相在武后专治问题上是处于对立局面的。又德宗初，张涉、薛邕以赃败宦官，宦官武将借口“南牙文臣赃动至巨万，而谓我曹浊乱天下，岂非欺乎此”。由此可知，在德宗朝南牙文臣和宦官武将是处于对立关系的，这不免联想到贯穿中晚唐的“南衙北司之争”，其中南衙指的是以宰相为中心的中央决策机构，北司指的是以枢密使、神策军护军中尉为核心的宦官集团。

此时，“南衙北司”中的“南衙”虽然是中央决策机构，但已经失去了最重要的军事权力，唐代前期实行的进攻策略造成了由上番府兵卫士组成的南衙禁军兵源不足，玄宗有意进行军事改革，削弱南衙禁军势力。外加帝国发展过程中，土地兼并越发严重，均田制的破坏进一步摧毁了府兵制的经济基础，失去了田地的民众为躲避沉重的兵役和徭役而逃离原籍，朝廷越发无力征兵。于是，玄宗开元十一年宰相张说提议“请一切募士宿卫”，至此，无兵番上的南衙禁军只能被逐渐被北衙诸军所取代。

府兵制度的破坏，导致番上的取消，导致南衙的军事职能取消，南北衙禁军本是一体，肃宗朝宦官权力开始侵扰，南牙宰相权力的分散，宦官神策军力量的逐渐膨胀。在唐初，“南牙”权力范围中就包含了“南衙”的势力，以至于出现双方相互指代的情况，安史之乱后，中央机构经历了崩塌又重建的过程，本就指代不清的两个词，变得更加分不清彼此。举一个更形象的例子，“牙”一词原本有“犬牙”武力的意思，失去了犬牙的宰相机构已经不足以保护他身后的皇权了，也就不再适合“牙”这一词，而原先主要掌管禁军的南衙职能被北衙代替，慢慢和宦官集团结合，褪去了原本的外皮，投身到北司麾下，成了宦官手里的刀。安史之乱前的南牙掌管着南衙，而之后的士大夫只能捡起南衙的外壳，而也不敢再称呼自己为“南牙”，失去了“牙”的南衙就成了纯粹的行政机构。而“牙”一词则被藩镇节度使拿去使用，代指象征武力的“牙将”“牙兵”了。

由此可见，“南牙”一词的两种含义已经十分明确：一是，唐代天子的禁卫兵，如南北衙兵；二是，中央僚署。

三、《资治通鉴》中“南牙”史源追溯

在检索史乘过程中发现，《资治通鉴》中独有“南牙”而无“南衙”，且在胡三省注当中，对南牙的称呼，标注为宰相南牙。其中发现司马光应该是采用李济翁在《资暇录》中：“武职押衙，本押牙旗者。”也就是说，武职的官员镇守衙门，原本是在看守官署里的牙旗，而将以唐朝官制的“衙”全部改为“牙”，虽是否定“讹传说”，但似乎有些矫枉过正。故而，就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出现与讨论主题相关的有10处“南牙”，分别列举标号，并尝试追溯其史源（如表1）。

通过以上整理发现，先后完全一样的只有第1条、第6条，温公选择直接套用，是对其“南牙”记法的认同。先分析两处文字，其一，“君但知南牙政事，北门小营缮何预？”唐太宗对南牙的房玄龄、高士廉两人过问北门事务大发雷霆，可知此事发生在贞观八年，此时的房玄龄为尚书左仆射，高士廉任吏部尚书，两人均是掌管国家机要的核心机构，“南牙”在此代表房、高二人背后的中央机构；其二，唐德宗即位之初，打压宦官势力，重用朝臣，后张、薛二人也赃败，宦官武将借口“南牙文臣赃动至巨万，而谓我曹浊乱天下，岂非欺罔邪？”由此话可知，“南牙文臣”和“宦官武将”是两方相对立的势力，而武将和宦官相互勾结，是肃到德宗时期的主题，也就是后世所说的“南衙北司之争”，在此司马光依然使用“南牙”来代指前朝文臣，是对“牙”讹传的纠正。所以第2条，只是将时代换成武后时期的“北门南牙”而已，也应以《通鉴》记“南牙宰相”最为适宜。

从时间上看，第3、4、5条都是对中宗时期的记载，且均与神龙政变有关，司马光将原史料的“南衙”悉数改为“南牙”，似乎略有不妥。

首先，第3条“北门、南牙同心协力，以今日诛?，竖复李氏社稷”，胡三省注：“南牙谓宰相，北门谓羽林诸将。”《大唐新语》记：“忠勇北门将军，南衙执政，尅期以今日诛凶，竖复李氏社稷。”《大唐新语》成书约在宪宗朝，行文中是后世“牙”“衙”混用的体现，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指出：“自高祖、太宗、至中宗、玄宗，中央政治革命凡四次，俱以玄武门之得失及屯卫北门禁军之向背为成败之关键”，北衙禁军作为“卫宫之军”对唐代前期的政变发挥着关键作用。以神龙政变为例，除了北门将军，还有以五王、唐中宗为代表的南牙势力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新唐書·兵志》记载：“夫所谓天子禁军者，南、北衙兵也。南衙，兵是也；北衙者，禁军也。”南衙本为兵士，“南衙执政”的说法是在安史之后才出现混用，应改为“南牙执政”才符合原意。而第4条出现的“从相王统率南衙兵仗，以备非常”，在此沿用《旧唐书》说法，相王掌南衙十率的权力来自中宗所授是符合逻辑的，不做修改。第5条的“怀贞、羲、至忠举兵南衙，为应既有日矣”，吏部员外郎萧至忠、吏部尚书岑羲、窦怀贞属外戚，三人虽属南牙文臣，但政变时调动的军力是北门羽林诸将与南衙禁军，故此处也不应做修改。

余下第7、8、9、10条，时间均在安史之乱后，由前文结论可知，此时的“南衙”已代指中央文臣集团，即第9、10条，“南牙北司相互矛盾”“又南牙北司官共万余员”，比起“南牙”，更应该使用“南衙”代指。此外，又检索“南牙北司”共出现在历代文献中22次，无一例外都围绕《通鉴》所书两条进行阐述。可以推测，北宋以后的文人在撰写相关史书时无一例外会选择温公的《资治通鉴》作为参考，几乎后世有关“南牙北司”的出现，都可确定其史源或者参考均来自《资治通鉴》。司马光此处本是为了追溯讹传本意，但似乎矫枉过正，“南牙”可以代指“南衙”，但“南衙”却无法指代“南牙”。

这点从第7、8条也可得到佐证，《通鉴》对“南牙常参武官”的解释包括“十六卫上将军、大将军、将军也。”这与唐初的南衙禁军组成有所重合，而唐中后期南衙禁军的职能已被北衙侵蚀，此时的“南衙”已经变成了文官的代表，再称其为“南牙”实在不妥，常参武官应属中书门下行列之类，遵循旧唐书使用“南衙”。而第8条，“剥色”意为削去官职，充配卫军。胡三省注《通鉴》中提到“黜守诸陵者，剥色配役诸陵也。”唐朝将发配到诸皇陵、诸王陵的籍户称为陵户，各陵置陵户数十到数百人不等，陵户职责形式如同徭役，和唐初南衙禁军徭役形式相似，由宗正寺下诸陵署管理，说其属南衙中央管辖范围之内也不为过，应尊《东观奏记》记“南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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