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翻译学“三维转换” 视角下中国古代信件的英译研究

苏娟 陈超

【摘要】生态翻译学是由胡庚申教授提出的中国本土的跨学科翻译理论，重点强调生态文化与翻译学的有机结合。近年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带动了中国古代典籍的英译。本文从生态翻译学的“三维转换”出发，以中国古代诗人郑燮的家书《致弟书》的英译为例，分析古代书信英译时在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三个方面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希望通过研究分析这封家书的翻译，对中国古代典籍的翻译研究与翻译实践起到推动作用。

【关键词】生态翻译学；英译；三维转换；《致弟书》

【中图分类号】H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16-0110-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16.034

一、引言

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是发展社会主义特色文化，提升社会主义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大国和文化强国的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六中全会上强调，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承中华文化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深厚源泉和重要途径[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始终是我们的“根”与“魂”，只有坚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不忘本来、面向未来[2]。因此，中国古代典籍的外译对于传播中华文化，带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意义深远。作为古代典籍文献的一种，古代书信也反映了中国文化的深层底蕴。

生态翻译学倡导“自然”观念，以系统理论、协同理论等哲学基础来指导翻译，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这一理论的提出，是对传统译论的一种超越。鉴于此，本文从生态翻译学的“三维转换”角度出发，以《致弟书》的英译为例，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三个维度的转换上，分析源语和目的语在语言、文化和交际方面的适配，进一步探究中国古代书信的翻译方法。

二、生态翻译学“三维转换”

生态翻译学产生于全球生态思想的背景之下，植根于中国古代的“天人之合”“道法自然”“以人为本”的生态智慧，以翻译适应选择论为基础，由胡庚申教授在2001年提出。生态翻译学从翻译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出发，以生态翻译学的叙事方式，对翻译的本质、过程、标准、原则和方法以及翻译现象等作出新的描述和解释[6]。生态翻译学将翻译方法简括为“三维”的转换，也就是以“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三个方面为重点，以“多维适应、适应性选择”为基本原则，对译入语进行相应的调整。语言维度的适应性选择转变，也就是译者对语言形式的适应转变。文化维度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要求译者要关注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之间的差异。交际维度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交际意图的传递[5]。

三、生态翻译学“三维转换”视角下

《致弟书》英译研究

以生态翻译学的“三维转换”为切入点，研究古代书信此种语言文化内涵丰富、交际性强文本的外译，对于促进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意义重大。通过运用翻译理论和方法，可以准确地传递古代书信的语言和文化内涵，促进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传播和对话。这不仅有助于增进各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理解，也有助于保护和传承中华文化的独特性和独特价值。此外，翻译古代书信还有助于保护和传承中华文化的独特性和独特价值。通过将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带入国际舞台，我们可以让更多人了解和欣赏中华文化的瑰宝，促进文化的多元发展和交流。

当代出版的《郑板桥家书》是中国古代“齐家”文化的代表作，而本文选取的《致弟书》一文讲的是郑燮委托堂弟郑墨建屋一事，文中语言表达简洁，行文逻辑清晰，且极富交际性。以《致弟书》为源文本，探讨译者以“三维转换”的视角进行英译时，采取的处理方式，希望能对研究古代书信英译的翻译实践有所启发。下面，本文将从“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三个方面深入分析研究。

（一）语言维

所谓“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是指语言表达形式的转换，主要体现在语言的不同类别与各层面的形式差异。从语言的分支来看，英语属于印欧语系，汉语属于汉藏语系。不同语言體系之间的表达方式和语言习惯差别甚大。英语是一种静态的语言，其主要特征是使用大量的名词或名词性结构；汉语则是一种动态的语言，以动词为主要特征。英语重视形式上的匹配，而汉语则重视意义上的连贯。因此在语言维进行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则会通过主动态和被动态的转换，名词和动词的转换来实现。

例1

原文：门内多栽竹、树、草花，用碎砖铺曲径一条，以达二门。[7]

译文：Inside the gate，bamboos，trees，grass and flowers should be planted，with a narrow winding path paved with broken bricks leading to the second gate.

例2

原文：共八间，俱用草苫，如此足矣。[7]

译文：A total of eight rooms in this house，all of which are covered with straw mats，which is enough for me.

在例1中，汉语句子为主动形式，动词皆使用主动语态，如“栽……”“用……铺……”“以达……”，这与汉语本身具有的动态属性有关。在英语中，就要注重其使用被动语态、多名词形式等静态形式进行转换。因此，英文译文中，不会简单使用“plant”“use to pave”等，而是使用译文中的“...should be planted”被动形式，以及介词“with”、名词结构“leading to”。同样地，在例2中，“俱用草苫”使用的是主动语态，而在译文中，译者选择将其译为被动语态“be covered with straw mats”更加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做到了语言维度的转换。

例3

原文：开门延入，商量分惠，有什么便拿什么去。[7]

译文：If they should come，I would open the door and invite them to step in，so as to discuss the distribution of my belongings and they can take whatever I have.

就表达习惯而言，汉语可以说是一种“形散而神不散”的语言，句子中常常省略主语或谓语等成分，特别是在文言文中更为常见。然而，英语则更注重逻辑的连贯性，要求每个句子的结构都是完整的。例3中的句子在原文中紧接着上一句“不知盗贼亦穷民耳”，故而说的“开门延入”的前提是“如果盗贼来偷盗”，这层含义则必须加到译文中，使用“If they should come”。同时，考虑到目的语的表达习惯，还需添加主语“I”以及宾语“them”使句子结构完整清晰。这一点还体现在汉语中一些代词的使用。例如，在原文中“其”的使用。

例4

原文：其内茅屋二间，一间坐客，一间作房。[7]

译文：Inside the second gate， there are two thatched cottages used as a drawing room to receive guests and a study respectively.

例5

原文：其后住家，主屋三间，厨房二间，奴子屋一间。[7]

译文：Behind which，there is residence with three main bedrooms，two kitchen rooms and one room for servants.

以上两个句子中皆使用了“其”这一代词，对于第一句的翻译，译者选择将其本身的含义翻译，将“其”转换为代指的“二门”，也就是“the second gate”。而对于第二个“其”的翻译，译者直接使用“which”进行语言维度的转换，更加符合原文中句与句之间的关系密切程度。

因此，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通过转换动词和名词等语言形式，翻译者能够适应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实现翻译结果的语言匹配和意义连贯。这样的转换不仅有助于准确传达原文的意思，也能够使译文更加贴近目标语言的语言习惯和表达方式。

（二）文化维

“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会注重两种语言背后文化的内涵解释及其传递。在进行转换的过程中，要注意到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的特点和内涵，充分意识到二者之间的差异，避免对其进行片面解读或曲解其原意，从而使两方语言在文化层面上得到适应和糅合[1]。

例6

原文：吾意欲筑一土墙院子。[7]

译文：I am thinking of building a house with mud walls.

在本例中，原文表达的意思是作者想要一座土墙建造的小院子。在中国人看来，毫无疑问“院子”表达“房子”的含义，因此译者在翻译时，并没有直接将其翻译为“a yard”，而是通过文化维度的转换，将其蕴含的含义转换为目的语读者能够理解其内涵的词，选择翻译为“a house”。

例7

原文：其内茅屋二间，一间坐客，一间作房。

译文：Inside the second gate， there are two thatched cottages used as a drawing room to receive guests and a study respectively.

在本例中，原文是指两间屋子，分别作不同用途。其中“一间坐客”实际是指一间用来招待客人，而不是单纯地指客人坐在这一间房间；“一间作房”中的“房”根据下文指的是书房，因此译者通过文化维度的转换，分别译为“a drawing room to receive guests ”和“a study”，使译文读者了解原文含义。

例8

原文：或曰，此等宅居甚适，只是怕盗贼。[7]

译文：However，some people say that this house is so comfortable to live in that the thieves might easily break in.

在例8中，原文“或”字是中国古代文言文常用词，表示的含义甚广，包括作为代词使用表示“有人”，作为连词使用表示选择，作为副词使用表示“或许”，以及作为虚词使用等等。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必须注意英汉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首先就是充分理解原文，再进行选择性转换。这里，“或曰”就是指一种设问，意思是“有人说”，所以在译文中选择使用英文常用表达“some people say”，达到了在文化层面的转换。

例9

原文：若一无所有，便王献之青毡，亦可携取质百钱救急也。[7]

译文：In case that there is nothing at all worth taking， I would give them the blanket that Wang Xianzhi（A famous figure in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of ancient China）had used，with which they may pawn for some money to meet their urgent need.

例9中，“王獻之”是一个重要的文化词，其翻译主要涉及在文化维的转换。王献之为中国古代东晋时期著名的书法家、诗人、画家，其用过的物品具有收藏价值。但是目的语读者若是没有这些相关知识储备，就很难理解其“青毡”可“质百钱”。因此，在翻译时译者在其名字之后进行增补，解释王献之的身份，以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译者能够更好地传递源语文化的内涵和意义，同时使目标语读者能够理解和接受翻译文本。

（三）交际维

“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是指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除了要考虑语言与文化维度之外，还要注意源语与目的语的交际意图的选择性转换。书信作为古代交流的重要媒介，其主要作用就是完成其本身具有的交际功能[4]。因此，译者在进行汉英翻译时，必须使翻译文本符合源语的交际意图。

例10

原文：共八间，俱用草苫，如此足矣。[7]

译文：A total of eight rooms in this house，all of which are covered with straw mats，which is enough for me.

在例10中，原文“足”指的是足够了；“矣”是个语气词，“如此足矣”的意思就是“这样就足够啦，不再需要什么了。”但是考虑到本文是一封家书，其交际意图是十分重要的，故而不能仅仅生硬地译为“That is enough.”而是添加“for me”，使译文更加贴近原文的语气，使目的语读者感受到书信传达出的这种交际的目的。

例11

原文：吾弟留心此地，为狂兄娱老之资，不知可能遂愿否？[7]

译文：My dear brother， please attention that this place will serve as my last resort to enjoy my peaceful old ages，but I wonder if I can be able to fulfill it or not？

在本例中，“吾弟”一词是中国古代书信常用的对话形式，这里使用吾弟也表现出写信者与其弟关系亲密，故而在译文中应该考虑到这一点，不是将其简单译为“my little brother”而是如英文常用表达，使用“my dear brother”，这样兄弟二人的亲密友爱关系便跃然纸上。其次，“不知可能遂愿否？”表达的含义是“不知道弟弟你能不能满足了我的心愿？”。但实际上，写信者疑问的语气实际上表达了中国人含蓄内敛的性格。因此在译文中没有使用“Could you fulfill my wish？”，而是译为“but I wonder if I can be able to fulfill it or not？”，这样一个自已作为被动的句式，使其作為兄长表现出的友爱和求人办事的低姿态十分符合原文的含义。同时，这种疑问语气在原文中表达的交际意图，也能使目的语读者同样感受到。这样做不仅有助于传达源语书信的交际意图，还能够促进读者对翻译文本的理解和接受。

四、结语

生态翻译学是中国在21世纪提出的一种翻译理论，旨在让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综合考虑语言、文化和交际三个方面，选择适当的翻译方法，以实现跨文化交流。古代家书是中国古代典籍的一部分，蕴含着丰富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因此将其翻译成外语对于传播中国文化十分重要。在应用生态翻译学指导古代书信翻译时，首先要关注语言方面，译者需要意识到两种语言在形式、逻辑和结构上的差异，以使译文符合目标语言的表达习惯，并传达源语信息；其次，在文化方面，要考虑不同文化背景所带来的理解差异，准确传递中国文化的内涵；最后，在交际方面，译者需要关注原文和译文之间的交际性，将原文的交际意图体现在译文中。然而，译者还应该注意到，在翻译中国古代文本时，如何在译文中体现源文本的古文风格也是一个难题，这是翻译实践中需要考虑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邓楠.生态翻译学视角下《战狼Ⅱ》字幕翻译分析[J].海外英语，2022，（04）：15-16+39.

[2]董梅，袁小陆.论英语专业教育中的文化传承与创新[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29（05）：

128-138.

[3]袁小陆，赵娟，王辉.英语专业教育中的中国文化传承现状研究[J].中国外语，2021，18（04）：68-74.

[4]李微.生态翻译学视域下《后浪》宣传片的字幕翻译分析[J].海外英语，2021，（08）：47-48.

[5]胡庚申.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J].中国翻译，2011，32（02）：5-9+95.

[6]胡庚申.生态翻译学解读[J].中国翻译，2008，29（06）：

11-15+92.

[7]郑板桥.郑板桥家书评点[M].长沙：岳麓书社，2004.

作者简介：

苏娟，女，山东济南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英语笔译。

陈超，男，山东泰安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外语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