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新型生育支持政策研究

彭洋

摘要：本文概括了日本近年的高龄少子化、结婚率低迷以及性别比例失衡的人口现状，对日本政府少子化态势下采取的新型生育支持政策，如鼓励人群离开人口密集区域进行生育、改善高龄女性就业环境等手段进行整理，得出新型生育支持政策有助于生育水平的稳定，但生育水平的提升却更多依赖政策的落实的结论。

关键词：日本经验；对策建议；生育政策

2022年，我国总和生育率跌破1.1，低于警戒水平，低生育态势显露。《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指出，我国亟须加快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建设进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建设已成为维护我国人口稳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本生育观念、生育文化、经济发展状况与我国相似。日本人口发展模式也与我国类似，同样历经了 “低—高—低”的人口发展历程。[1]我国面临的老龄化、少子化、不婚化态势，也是日本面临的人口困境。因此，对日本生育支持政策的系统研究对我国当下的人口问题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一、日本的人口状况

20世纪60年代，日本的生育率保持相对稳定的水平甚至稍有回升。从1974年开始，日本的总和生育率一路走低，1989年更是降至1.57，低于1966年的历史最低值1.58。虽从2005年开始，由于政府干预，其生育率出现一定回升，但仍保持相当低的程度，始终未能恢复稳定更替水平。

（一）老龄化与少子化

据日本公布的2010年至2020年人口数据，十年间，日本新生儿的数量从105万下降至83.2万，降比近1/5。少子化趋势严重。

数据表明，日本2020年只有45—49岁、50—54岁、70—74岁以及75岁以上人口数量呈现上涨的趋势，其增加数量分别为162万、90万、205万和418万。而其他年龄组人口都呈现显著下降趋势，60—64岁和35—39岁人口减少最多，分别减少了274万和186万人。以20—64岁的年龄段作为统计标准，十年间，日本劳动力人口减少了高达766万人。截至2020年，日本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为3 533万，占日本总人口的28%。此外，日本高龄老年化趋势极为严峻。75岁及以上老年人数量达1 825万人，8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也有587万。劳动力规模缩小，老龄化趋势愈加显著，对日本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深遠影响。[2]

（二）结婚率下降，晚婚、不婚形势严峻

根据厚生劳动省统计数据，1971年、1981年、1991年、2001年、2011年、2020年，日本结婚率分别为10.0%、6.7%、5.8%、6.4%、5.5%、4.8%；而离婚率分别为0.9%、1.2%、1.3%、2.0%、2.0%、1.7%。

日本婚姻关系呈现晚婚化和不婚化的态势。《厚生劳动白皮书2020》显示，1989年至2019年，男性和女性的初婚年龄均呈上升趋势。男性初婚年龄增加了2.7岁，自28.5岁上升为31.2岁；女性初婚年龄增加了3.8岁，从25.8岁上升为29.6岁。据日本15岁以上人口婚姻状况的调查，所有年龄段未婚率都呈现上升趋势。1985年至2015年，30—34岁女性未婚率从10.4%升至34.6%；男性未婚率从28.2%上升至47.1%。35—39岁女性未婚率则由6.6%上升至23.9%；男性未婚率由14.2%上升为35.0%。终身未婚率方面，日本1970年的男性终身未婚率为1.7%，而女性终身未婚率则为3.3%。2010年，男性的终身未婚率高达20.1%，女性则为10.6%。到了2015年，男性终身未婚率显著上升至23.4%，女性终身未婚率则攀升至14.1%。不婚和晚婚趋势严峻。

（三）老年性别比例失衡

据2020年日本人口普查数据，65—74岁的女性人口数量达893万，远超同年龄段男性的77万。日本是全球寿命最长国家之一，截至2016年，日本女性平均寿命为87.14岁，而男性只有80.98岁。在男性平均寿命较短的情况下，日本性别比例失衡问题尤为突出，在85岁及以上特别是9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群体中，性别比例失衡更加显著。

二、日本的新型生育支持政策

此种情况下，日本各级政府除了常规的经济支持、调和工作与家庭照护时间平衡等常规生育支持政策外，还采取了诸多新型人口措施，试图回避常规政策所带来的社会逆反与路径依赖。

（一）鼓励大城市人口外迁

日本各地尤其是东京等大城市由于其高度发达的城市化进程，人口大量集中。青年男女获得公共资源及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的难度过高，结婚的难度大幅提升。过高的消费水平挤占了大城市家庭生育支出的份额，影响了青年结婚率及城市家庭生育意愿向生育行为的转化。此外，过度依赖大城市的公共设施集成，多数城市家庭就算不生育孩子也能享受高质量生活，这使生育丧失了基本驱动力，各地的生育率一直得不到有效提升。如何协调人口过度集中带来的一系列后果成为日本政府面临的难题。

日本政府采取两种手段：一是通过政策手段鼓励密集人口离开大城市；二是发放一定数额的经济补贴，补贴搬出都市密集区人口的生活成本。

政策手段主要内容是调整大城市人口可享受的工作及生活待遇。日本总务省于2017年推出 “故乡工作假期”制度，允许大城市 （尤其是东京）的日本居民在离开东京等大城市前往其他地区工作时保留其在大城市享有的工作待遇、职位权利等。免去搬离人口对收入和职位的担忧，促进地区间的人口再分配以及地方振兴。[3]此外，为应对该举措对其他地区的财政造成的影响，进而影响其他地区的生育意愿，日本政府推行了 “故乡税”制度，即工薪阶层可以自由选择缴税目标，搬离大城市后可以选择在当地缴税，再从大城市获得同等额度的税收减免。

经济手段主要举措是发放多标准的财政补贴。日本政府自2016年起，每年从财政收入中拨款1 000亿日元，对离开大城市的家庭进行补贴。2023年加大补贴力度，每个搬离东京的家庭将获得最高300万日元的财政补助。如果家庭中子女还未满18岁，每个子女还享有100万日元的额外补贴。以降低离开大城市对各个家庭获取跟大城市同等的教育、医疗服务的难度。

（二）改善女性就业环境，提高女性待遇

日本社会深受中华儒家文化影响，强调女性应当相夫教子，在相关改革前日本的女性就業率偏低。伴随着日本的少子化势头愈发显露，提高女性待遇、强调女性权利、鼓励女性就业，成为日本生育支持政策的重要主题。

日本对女性的就业和工作鼓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女性就业、晋升机会的保障；二是强化女性的工作权利，保证女性的社会地位。

保障女性就业、晋升机会方面。主要是供给女性更多就业机会。2012年日本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女性政策，颁布了 《女性活跃促进法》，鼓励企业雇佣女性。提出到2020年，将日本25—44岁女性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从68%提高至73%，对高龄女性群体也加以关照。[4]还提出在2020年将企业女性领导层比例从10%提升至30%的社会目标。该政策主要针对那些在职场上遭受限制的中高龄女性群体。而且，由于日本公司的晋升机制更注重资历积累，这些女性能够从这项政策中获得更多的机会和回报。

强化女性权益方面。主要是拓宽女性可享受的权益范围以及保障女性的劳动价值。2016年，日本政府修改 《育儿护理休假法》，规定合同工、小时工等非正规就业女性满足一定条件，可延长雇佣合同，并享受正规员工育儿休假待遇，拓宽了女性享有育儿假的范围。2018年6月，日本政府出台了 “加速女性活跃的重点方针”，举措主要包括改变公众对女性健康、对女性暴力等问题的传统认识，以及在少子化背景下提高女性社会参与度的方针。2018年，日本政府提出 “配偶者控除”的税收减免制度，即夫妻之间低收入一方可要求高收入一方 “抚养”自己。其原因是家务劳动多为女性承担，该类型劳动不进行社会交换难以转化为市场劳动，交换价值的缺失使妇女这方面权益缺乏保障，故采取再分配的手段来承认家务劳动的价值。[5]2019年，日本政府还提出了对女性参政的鼓励政策，号召各县、道级行政区符合条件的女性积极参选。

三、新型生育支持政策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一）政策的效果

从政策效果来看，上述政策均展现出一定生育支持效用。

人口外迁政策降低了育龄青年的生活成本和生育成本，确实达成了促进生育率提升的目标，相对缓解了日本人口下降的趋势，在一定程度上提升育龄男女的结婚意愿，维持、促进了日本结婚率的稳定，并刺激了生育率的提升。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2020年数据，接近90%的日本外迁育龄夫妻享受到政策的福利。2020年东京市是日本出生率最低的地区，其总和生育率为1.13，日本全国总和生育率是1.34。而到了2021年，东京的总和生育率下降为1.09，日本全国的总和生育率则维持在1.3的状态。到了2022年，东京的总和生育率下降为1.04，日本全国总和生育率则为1.26，与2005年日本的总和生育率持平。东京等大城市的生育率下降趋势明显，而全国的生育率相对稳定。

日本的鼓励女性就业政策起到了一定效果，根据日本发布的 《厚生劳动白皮书2020》显示，日本女性就业率在各年龄段均有提升，25—29岁女性就业率为84.6%、30—34岁女性就业率为83.4%、35—39岁女性就业率已经达到了88.9%。而60—64岁男性就业率为80.0%，65—69岁男性就业率为61.7%，70岁以上的男性就业率为19.8%。可以说，鼓励高龄人口及女性就业是日本政府的明智决策，伴随女性工作机会增多，女性可支配收入增加，提振了女性的生育意愿。女性就业政策打击了日本职场的性别歧视，促进了职场性别均衡化，削弱了育龄女性对生育成本的担忧。根据东京电视台一项对适龄青年的婚姻观念调查显示，不少职业女性认为该政策减少了对 “养育孩子导致无钱养老”的担忧。

在常规及新型生育支持政策的作用下，日本总和生育率虽然始终不高，却止住了下滑趋势。2020年、2021年、2022年，日本的总和生育率保持在1.3左右，在发达国家及亚洲国家之中，均算是不错的生育率稳定成绩。

上述政策虽然在刺激生育上起到了一定效果，却也存在一定的弊端。人口外迁政策被指补贴力度不足，虽然提高了人口的结婚意愿，但日本生育成本过高的状况并未改变，结婚和生育之间的转化依然困难。[6]职场改革政策被批评陷入形式主义，女性的就业处境并未真正改善，高龄女性依旧就业困难，相关政策形同虚设。女性的工作福利提高也导致用工歧视等问题。[7]

（二）政策的启示

结合日本的相关政策施行经验，本文提出新型生育支持政策的中国化建议。

一是关注生育成本过高的问题。我国城镇化进展迅速，大量人口集中于城市中，城市生活成本剧增，公共资源的获取难度大幅增加，挫伤了适龄青年的婚姻及生育意愿。中国新型家庭支持政策构建应先从降低城市青年生活、婚姻及生育成本着手，以提供针对青年的住房、生活补助或推广更易获得的社区医院等方式来平衡公共资源供给，降低生育成本，提高其对生育行为的承担能力。

二是加强女性工作权益保护。根据相关研究，提高女性就业比例、减少男女工作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女性收入，有利于促进性别平等、强化女性生育意愿。新型生育支持政策也应重视女性权益保护，除了为女性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和更直接丰富的晋升渠道外，还需加强监管，保证女性就业合法权益。此外，强化女性福利、完善女性专属假期及男女共休假期等生育支持手段的落实及推广也很重要。

四、结束语

本文对日本新型生育支持政策的现状及特点进行分析。研究表明，以经济刺激为主的人口外迁政策和以权益保障为主的相关就业措施是提升生育率的关键路径。在我国生育率持续降低和生育支持政策调整两大背景下，本文的研究结论从经济维度和权益维度出发，对完善我国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促进生育率提升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 张伯玉.日本实施促进生育政策的得与失[J].人民论坛， 2022（17）：78-81.

[2] 王红漫，杨磊，金俊开，等.积极生育支持背景下家庭生育支持政策与生育率的历史转变：基于中国、日本、韩国、俄罗斯、美国和德国的比较分析[J].卫生软科学，2021，35（12）：17-22+27.

[3] 曹有顺.“地方创生”：日本提升生育率的一种新探索[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05）：73-77.

[4] 吴霞.日本女性就业政策合理性研究[J].合作经济与科技， 2017（9）：150-151.

[5] 许程程.新人口政策下职业女性生育福利政策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23.

[6] 王吉力，杨明，张宇，等.疏解与再集聚的要素分析：基于事权、人口和成本的东京经验与北京对比[J].城市发展研究，2019， 26（06）：37-44.

[7] 谢立黎，韩文婷.日本促进老年人就业的政策改革与启示[J].人口与经济，2022（06）：77-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