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自己的路: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理论建构与路径选择

张明皓

一、问题的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1)习近平出席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https://www.gov.cn/xinwen/2022-12/24/content_5733398.htm。。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重大命题(2)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http://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中国式现代化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之上的现代化,旨在突破西方中心主义和“一元性”之现代化,具有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时代意蕴。如何在中国式现代化叙事语境中系统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内生演进规律,提炼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农村现代化理论体系,成为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3)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https://www.gov.cn/zhuanti/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充分的现实必要性。一方面,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现实矛盾构成农业农村现代化最直接的启动因素。农业农村现代化是满足亿万农民美好生活需要和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基本途径;另一方面,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应对农业基础薄弱、农业生态和资源约束趋紧、城乡经济循环不畅等问题的重要手段(杜志雄,2021),是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压舱石”。当前,农业农村现代化仍面临国际国内诸多挑战,必须补齐农业农村现代化短板,全面助力中国式现代化。

与西方“串联式”现代化发展路径不同,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呈现出典型的“并联式”特征(刘吉双等,2023)。“我国农村、农业、农民如何进入现代化,需要根据本国情况,走自己的路”(杜润生,2008:1154)。综合文明形态创新和现实发展视野,“走自己的路”是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部理论和实践的出发点,这意味着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需要在自身国情和独特的历史逻辑展开中把握“中国特色”,在理论上破除西方国家农业农村现代化经典理论预言,秉持多元化的理论视角,在非西方世界经验语境中建构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理论逻辑和自主话语体系。同时,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亟须在实践中贯彻独立自主原则,探索农业强国之路。本研究以“走自己的路”为统领性概念,深入探索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逻辑和理论意涵,旨在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农业农村现代化迷思,为世界范围内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全新道路选择。

二、“走苏联的路”到“走自己的路”: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逻辑

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一个动态过程。置于长时段的历史视距,在“走什么路”的问题上,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从“走苏联的路”到“学会自己走路”再到“走自己的路”,日益展现出农业农村发展的自主性和文明形态的开拓性。

(一)走苏联的路:以“技术为主”的农业现代化范式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学习苏联经验。以苏联经验为范本,我国开启了农业现代化的战略部署。自1953年完成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后,我国开始探索农业现代化的道路。1954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建设现代化的农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1a:503),并提出依托重工业和合作化推动现代化农业的发展。1964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明确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1b:423)。这一时期我国农业现代化基本遵循苏联农业现代化“技术为主”的模式,即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以合作化为主,以农业机械化、化学化为核心,注重将现代生产要素应用于农业,从而实现农业生产力跃升,尽快摆脱落后农业国地位。可见,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社会主义制度和“技术为主”发展模式的统合使我国农业现代化初步具备了独立的生产条件。但苏联农业现代化模式暴露出的农业管理体制集中和工农比例失调等严重问题,引起了中央的进一步思考。毛泽东指出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毛泽东,1976:3),并提出“工农并举”的思想(毛泽东,1957:37)。可以说,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国农业现代化实践虽然总体遵循苏联“技术为主”的发展范式,但仍然保持对苏联农业现代化模式的清醒认识,“工农并举”的发展思路虽然在这一时期尚未得到根本贯彻,但仍然对后续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产生重大影响,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也逐渐在“走别人的路”的过程中积蓄自省性力量。

(二)学会自己走路:以“市场化改革”为主的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范式

改革开放后,我国农业现代化逐渐从经验效仿转向自主探索。198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1c:229)。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我国集体化农业逐渐转变为市场化、产业化农业。在生产经营体制方面,我国确立了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与商品化改革相结合的农业发展方式,农业发展转向依托市场经济提质增效,农业现代化实践呈现出明显的中国特色。因循市场化改革方向,党的十七大正式提出“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4)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https://www.gov.cn/ldhd/2007-10/24/content_785431.htm。。在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实践中,我国逐渐探索出一条现代农业和小农户家庭经营多元并行、以工促农、循序渐进、稳中求进的发展路向,适应市场化改革背景下多种农业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实际。同时,在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范式中逐步兼容农村现代化的内涵,具体的政策指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为统合农村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的一次深刻农村改革实践,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农村现代化的崭新开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我国实现了从“走别人的路”到“学会自己走路”,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互支撑,催生出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融合设计与实践。

(三)走自己的路:多维融合的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范式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5)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https://www.gov.cn/zhuanti/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农业农村现代化作为统合性概念,深刻揭示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规律,在农业现代化向农业农村现代化转变过程中实现了从单维到多维、静态培育到动态交互、追求数量到注重质效的转型(李明星,覃玥,2022)。在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战略指引下,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将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一并设计、一体推进(6)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https://www.gov.cn/zhengce/2021-02/21/content_5588098.htm。。从具体内容上来说,农业农村现代化呈现出多维目标融合模态,实现了从市场化农业的单维范式向系统性、协同性和整体性的农业农村现代化范式转型。一方面,农业农村现代化内含农业生产力的优质提升;另一方面,乡村治理、生态宜居、城乡融合发展等内容也涵括于农业农村现代化之中,侧重乡村主体性的维续和内涵式发展,是生产关系的合理优化。农业农村现代化呈现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交互作用,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现代化合力在农业农村领域的折射,体现出多主体参与、多线条并行的融合发展模式,实现了技术观、市场观、要素观、社会观和生态观的有机统一。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提出,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理论境界和文明视野不断跃升,日益突出超越西方中心论现代化普世话语、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鲜明意蕴,为世界范围内农业农村发展转型提供了全新样态选择。总之,基于“大国小农”国情,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内含多重目标,具有鲜明的文明示范效应,已经具备“走自己的路”的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

在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出场逻辑中,我国实现了从“走苏联的路”到“学会自己走路”再到“走自己的路”,由“技术为主”的单维范式转向多目标融合的整体性范式。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产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三农”理论创新迈向新阶段,为打破西方农业农村现代化理论迷思提供了可行方案。

三、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理论构建

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理论构建同样需要面向“中国问题”,诠释“理论中的中国”,破除对西方理论原型的路径依赖,提升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理论自觉性。

(一)建构起点:对西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理论的批判

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现代化是伴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而展开的,在现代化理论和话语的支配下,“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马克思,恩格斯,2009a:36),一切民族被裹挟进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之中。资本逻辑主导的西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方案因此具有了强势话语权。但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与资本主义主导的农业农村现代化秩序不同。

第一,从理论建构原点上看,中国式现代化旨在突破资本为轴心的剥削本质,消除“只见物不见人”的异化局限(唐亚林,2021),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内含产业观、技术观、生态观等多维目标取向,以共享富农和农民现代化为根本宗旨,是蕴含物本主义、人本主义和生态主义的综合性现代化(刘金海,2023)。同时,党的全面领导是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根本保证,使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具备了统筹多主体参与、多要素资源融汇、多战略目标协同的典型特征,并以“新型举国体制”保持对农业农村发展领域的“资本驾驭”(孙德超,李扬,2022),使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始终保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构成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最大制度优势。可以说,制度设计和领导力量的建构前提不同,使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理论建构呈现出与西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理论的迥异性。

第二,理论建构的社会基础不同。理论建构依托社会存在,国情意识是理论建构最大的支撑。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应遵依自身的国情条件和资源禀赋,而非硬套“一元现代性”之分析框架(朱云汉,2015:7)。世界范围内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基础存在“大国大农”“小国大农”“小国小农”“大国小农”四种类型。“大国大农”主要对应美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表现为土地资源辽阔,人均农业资源占有量高,机械化程度高,工农协同互促能力强。“小国大农”主要对应英格兰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路径,其通过“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实现了农业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最终塑造为规模化的农业生产方式。而“小国小农”的主要代表为日、韩等国家,人地关系紧张,人均农业资源占有量稀缺,农民体量较小,易被工业部门吸纳,从而反哺农业生产率提升和农村现代化建设。而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则对应的是“大国小农”国情,人地关系高度紧张和农业资源稀缺,且存在规模巨大的小农户,即使城镇化率达到70%,仍将有4亿多人口生活在农村(唐仁建,2021),农村“稳定器”和“蓄水池”的地位在短期内不会得到改变(贺雪峰,2022)。不同的约束环境和历史机缘使世界范围内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呈现出殊异性,因此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理论模板。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理论建构既无法朝向西方农业经济学中规模化经营的效率逻辑,也无法套用城市化和工业化较为成熟条件下的小农现代化模式,社会存在的不同使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理论探索必须保持独立。

第三,从理论模仿结果的“后传式”角度上看,在西方农业农村现代化理论的强势影响下,诸多亚非拉国家开始对西方理论经验进行模仿,最终结果是农业生态破坏、农业农村发展受制于外国资本控制、农民边缘化、城市“贫民窟”等问题,陷入农业农村发展失活境地。例如巴西通过多次农业技术革命显著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益,但由于忽视农村现代化,造成农村凋敝和严重的城乡差距,产生城市“贫民窟”和两极分化问题(蒋永穆,2020)。盲目的西方理论模仿实践使发展中国家难以摆脱农业农村发展“衰败陷阱”。制度设计和领导力量的根本差异、国情基础的不同以及理论模仿实践的失败使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理论建构必须“走自己的路”,探索适合“大国小农”国情基础的农业农村现代化理论体系,在西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理论方案弊端日益显现的当下,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谋求独立自主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新型理论选择。

(二)理论内核:马克思主义农政理论的创造性转化应用

制度设计、领导力量和国情农情的不同,决定了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理论建构的路径也不同。构建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需要深入马克思主义农政理论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内源性机制层面。“农政”(agrarian)概念源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指农业、农地、农民和农村这四个方面关于生产与再生产、物质资料与政治权力等方面的社会关系或阶级关系(叶敬忠,吴存玉,2019)。“农政问题”作为学术概念由考茨基正式提出(Kautsky,1988:12),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农政变迁与转型理论具体关注农业生产形式、农地所有权形式、农民群体分化和农村社会管理与治理等方面的变化(叶敬忠,2018)。马克思主义农政理论的创造性转化运用为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基础。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农政理论本身具有整体性,与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协同性、综合性和联动性相互契合,即可以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交互规律的整体层面窥探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内在规定性;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农政理论对于研析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子系统内容演化也具有重要意义。首先,马克思主义农政理论强调农业劳动的“自然基础和前提”地位(马克思,恩格斯,1972:28-29),这一思想与中国共产党一直强调“三农”工作的重中之重地位是一致的,构成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起点论”。其次,马克思、恩格斯注重分析农民阶级的内部结构及阶级分化规律,探求农民阶级的历史性作用和改造方案。而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则吸收了组织农民的思想,注重组织小农户将其纳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构成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主体论”。再次,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消除资本主义农业的剥削制度,实施土地公有制和规模化经营,推行“自由的联合的劳动”(马克思,恩格斯,2009b:198),这为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坚持社会主义性质提供了内在理据,构为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方向论”。最后,马克思主义农政理论注重“城乡的融合”(马克思,恩格斯,2009c:689),城乡融合思想为“四化同步”提供了理论指导,构成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协同论”的思想基础。上述观点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农政理论与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深度契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农政理论创造性转化,使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实践走向新境界。

在马克思主义农政理论框架下,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了多元农政思潮的兼容并包,其中实体主义、新古典/新制度经济学、生计框架和后现代/后结构主义的合理元素为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理论建构提供了思想资源(叶敬忠等,2019),为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理论对话国际农政思潮开拓了空间。同时,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拥有深厚的文明根基,农耕文明具有连续性和包容性,并且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实现了现代转化。总之,马克思主义农政理论构成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理论建构的基本内核和总体引领,实体主义等国际农政思潮的合理元素被纳入其中,农耕文明构成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绵延展开的基因密码,多元性理论融合推动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呈现出鲜明特色。

(三)理论特质:通向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开新

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同样具有通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特质。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深刻的人民性特质,是传统农耕文明现代复兴的关键环节。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五个基本特质。

一是,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小农户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当前,全国小农户数量仍占到农业经营主体98%以上,在现代化进程中促进巨量级的小农户发展成为紧迫任务,是任何国家都没有面临过的难题。这反映于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理论特质则表现为两点。其一,坚持小农户的主体地位。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首先解决“依靠谁、为了谁”的问题,要树立小农户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持依靠小农户、为了小农户,使小农户真正成为建设主体和受益主体。其二,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核心在于小农户组织化,变小农户“数量优势”为“质量优势”。实现小农户组织化,就是要推动小农户技能素质、心理状态和发展理念的整体更新,推动“人的现代化”,凝聚小农户的内生动力,为驱动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强大的人力基础。同时,要顺应小农户老龄化和人口结构失衡趋势,构建支撑小农户的民生保障体系,使小农户在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中“不掉队”。总之,要把巨量级的小农户转化为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优势支撑力量,使小农户的主体地位真正得到彰显。

二是,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共享富农的现代化。其一,共享发展是先导理念。要坚持共享发展理念,持续推动城乡均衡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将共享发展理念贯穿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全过程、全环节、全领域,不仅要注重城乡差距的缩小,而且关注农村农民内部收入差异的平衡。其二,共享富农的根本在于构建多元主体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一方面,要从整体层面上打通城乡经济循环体系,有序引导城市资源要素下乡,营造工农互促、共同繁荣的发展格局;另一方面,要从微观层面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耦合发展,健全保护和支持小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使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成果真正惠及小农户,实现共享富农。

三是,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产业兴旺和乡风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其一,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必然建立在坚实的物质基础之上,这需要农村产业兴旺的支撑。要深入推动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构建现代化农村产业体系,提升农民的生活水平。其二,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要实现乡村文化和风俗习惯的创造性转化,实现乡风文明。乡风文明反映出农村整体性的精神面貌,是全体农民精神富足的显著标志。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要深入基层文化根脉,寻求“以文化人”的可行路径,破除农民的精神贫困,真正实现“人的现代化”。其三,要深刻把握产业兴旺和乡风文明的交互规律,助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全面推进。坚持物质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统一原理,在产业兴旺的坚实基础之上,不断推进乡村建设行动,创造富民润心的生活环境。在乡风文明的濡化中,增进农民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自觉行动力量,为产业兴旺提供内源式发展动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创造出产业兴旺和乡风文明的互构式现代化典范路径。

四是,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人—业—生态”和谐统一的现代化。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旨在中断“生产—生态”的失衡发展状态,构建“人—业—生态”交互式发展方式。其一,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以具有生态理性的人格主体为立足点,着重将绿色理念转化为农民自觉性的生产生活方式,筑牢生态责任基础。其二,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包含“业”与“生态”的有机整合,是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的耦合驱动,包含维护农业多样性功能,实现农村产业结构的生态化改造与多产业体系循环对接,深度促进农村生态资源价值转化,彻底盘活农村生态资源,释放农村生态红利。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以生态优先理念为牵引,着重实现“人—业—生态”有机联合,内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义。

五是,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共享农业农村发展机遇的现代化。中国积极向国际社会分享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经验,将本国发展机遇转化为国际社会的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农业对外援助,促进世界各国农业农村发展进步,真正体现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胸怀担当。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为世界提供了一条“去依附”、共发展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

上文分别揭示了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主体动力、目标旨归、综合要求、生态支撑和对外传播的基本维度,形成了全面完整的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理论逻辑展示。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理论建构呈现出“走自己的路”的逻辑定向,即在西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理论批判基础上,根植于中国农业农村之历史传统和现实实际,坚持马克思主义农政理论创造性转化应用,从而开辟出以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支撑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全新理论方案。

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走自己的路”是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出发点。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应立足国情、农情,探索自我更新和可持续发展的实现路径。

(一)时空条件:平衡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的“发展差速”

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的发展不同步必然会造成二者的“发展差速”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中国方案是将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进行一体设计、一并推进。从二者相互关系上看,农业现代化对农村现代化的边际贡献先递增后递减(陈明,2022)。农业现代化是农村现代化的初始动力,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将会带动农民收入水平提升,从而反作用于农村现代化水平的提升。但农业现代化也会释放出大量农业转移人口,造成农村老龄化和空心化,城乡差距加大,形成对农村现代化的阻滞作用。在现代化中后半程,农村现代化对农业现代化的反哺作用日益突出。一方面,城乡融合发展趋势加快,城镇化、工业化和信息化带来庞大的市场机会,农产品上行通道打通,农业附加值增加;另一方面,城市的资源要素和技术装备扩散将持续反哺农业现代化,助推农业现代化提质升级。中国正处于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的交叠期,人口外流、农村空心化、农业边缘化仍是主要趋势,但也应看到中国步入现代化中后半程的时代重心转变,农村人口外流趋势减缓,县城作为城乡发展的“第三极”地位日益突出(桂华,2022),城镇化对农业农村发展辐射效应渐趋强化。在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交叠的历史机遇期,一是,要着重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的系统谋划和全盘考虑,结合各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因地制宜地编制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规划方案,使农业农村现代化一体推进有所依据;二是,弥补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短板领域,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子系统多元整合。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子系统包含“物”的现代化、治理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要重点关注完善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和构建现代化农村产业体系,推进乡村建设行动,持续提升农民的生活质量。同时,要强化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发展农村基层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构建“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切实提高农村治理效能。另外,要将促进“人”的现代化作为根本宗旨,以现代化农业技能知识武装农民,以乡村优秀文化滋养人心,促进农民综合素质提升,丰富农民精神世界,促进农民自由而全面发展,使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子系统实现有机协调。总之,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要深入解决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交叠”产生的现实性问题,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各子系统耦合协调,构建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的传导机制,真正使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相互支撑(王春光,2021)。

(二)实践基点:以村社集体再造推动小农户组织化

改革开放后,我国改变了农村生产经营“统得过死”的束缚,确定了小农户家庭经营的合理地位,激发了农村经济的活力,但“分得太过”又成为制约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阻碍,以小块土地为基础的小农户家庭分散经营格局尚未得到根本改变,村集体统筹组织功能弱化,进而衍生出小农户与大生产、小农户与大市场两对矛盾。推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无法仅靠分散的家庭经营实现,需要村社集体的组织化整合。因此,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需立足农村基本经营体制的内生优势,重构村集体统筹和治理功能,实现小农户再组织化,向“第二个飞跃”迈进。一是,推动土地经营权的内生性整合,强化适度规模经营的资源基础。针对小农户与大生产之间的矛盾,由村集体统筹推动地块整合,统一提供农业基础设施和对接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实现统一耕种和规模化技术使用,降低交易成本,实现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王海娟,胡守庚,2022)。村集体要强化需求识别和利益协调,促进村庄的公共性建构,使小农户家庭经营组织为社会化大生产的合力。二是,推进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破除小农户与大市场对接的障碍。合作社是小农户组织化的现实载体,也是提升小农户议价能力、实现小农户与大市场对接的关键平台。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是为村集体经济发展赋能的有效途径,有助于实现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的有机耦合,避免下乡资本对农民利益的侵害(张龙,张新文,2023)。同时,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有助于为村集体经济发展定向,推动农业品牌建设,提升农业产业收益和市场竞争力,保证小农户可持续稳定增收。总体而言,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要以村社集体再造赋能村庄内生发展,打破小农户与大生产、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将小农户有组织地纳入现代农业发展的轨道,探索出一条保留小农户家庭经营特色基础上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真正体现社会主义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显著优势。

(三)重点突破: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助推农业农村现代化

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推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7)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https://www.gov.cn/zhengce/2023-02/13/content_5741370.htm。,县域已经被视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要把握县域城乡融合发展这一关键环节,打破城乡经济循环障碍,助推乡村全面振兴。一是,以县城城镇化为重要载体,打造均衡的城乡空间分布格局。县城是“农头工尾”,在城乡发展综合体中处于核心地位。推进县城城镇化,首先要发挥县城的统筹规划功能,按照城乡演变规律和人口集聚特点,减少城乡建设不合理空间,统筹规划县城、城镇和农村联动性空间网络体系,重视城乡空间功能的互补性,克服城乡同质建设问题,以城乡一体化规划启动县域城乡空间融合发展。二是,以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协同为支撑,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布局。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鲜明的现实互需性(张明皓,2022)。二者协同发展的重心在于推动城乡要素资源的双向流动与转化,整合城乡地域系统的资源、产业和技术等要素,深化城乡全产业体系建设,促进城乡一二三产协同化发展。同时,优先补齐农村公共服务短板,实现城乡医疗、教育、交通和物流等方面普惠联通,打造城乡公共服务共同体。三是,坚持稳中求进原则,推动县域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推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要稳中求进,尤其避免劣质城镇化和过度“经营”村庄(夏柱智,2023),防止大规模合村并居和“农民上楼”,违背农民意愿,消耗农民家庭积累,将县城城镇化推向“高消费、高社会风险”的境地。同时,要严格规范资本下乡,避免过度经营村庄,以“整村推进”为名实施农村的“旅游化”和“景区化”,这种盲目催生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景观”,无法真正激发村庄内生动力,联农带农机制尚不稳固,易发生工商资本“跑路烂尾”的情况(周振,2020)。以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要切实坚持以农民为主体。总之,推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点突破口,在于以县域为实践切入点,以县城城镇化为主要载体,在城乡空间格局优化、城乡要素流动和公共服务配置等方面推动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激发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动能。

(四)共建保障: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和有爱社会的三元驱动

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需要调动全社会之力推动。中国共产党建构了“领导—发展体制”“使命—责任体制”(唐亚林,郝文强,2023),为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根本性的领导力量,为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开辟了持续发展的动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和有爱社会“三元驱动”支撑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有效运转。一是,发挥有为政府的制度建构功能,形成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完备制度体系和资源支撑体系。政府“有为”意味着政府要积极发挥引导职能,在涉及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规划设计和标准设定方面需要中央政府统筹安排,保证农业农村现代化梯度有序推进。同时,在农村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农村生产经营制度等关键制度领域均需要适时优化调整,这离不开有为政府的制度建构功能。另外,地方政府也应当积极作为,协调配置农业农村发展资源,保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政策落到实处。但有为政府不等于全能政府,不是大包大揽,政府要明确“元治理”角色,统筹协调多元主体,释放多元主体合作效能,更好助推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二是,构建高标准的市场体系,为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效的资源支撑和回旋空间。中国拥有庞大的国内国际市场,这构成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稳步前进的重要支撑。构建高标准的市场体系需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推动建立统一的农业支持要素、农村劳动力和农产品商品市场,消除地方市场分割壁垒,以区域产业功能协调分工和资源互济支持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同时,健全具有安全保障的农业农村多元投融资制度,推动资本主体下乡合规经营,为农业农村发展提供资源。构建高标准的市场就是要破除城乡和区域市场壁垒,优化资源配置,使农业农村发展有机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之中。三是,强化有爱社会组织化的公益支持,构建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资源补充机制。社会力量的组织化介入是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内源性动力生发的关键条件。慈善社会组织是第三次分配的重要主体,形成对市场初次分配和政府再分配的合理补充。要完善慈善社会组织激励机制,以税收优惠和项目化支持引导慈善社会组织积极介入农村教育、医疗和养老等领域。同时,构建全过程慈善捐赠资金监管网络,确保慈善捐赠资金精准化支持农业农村发展。慈善社会组织的第三次分配功能具有浓厚的农村道德基础。质言之,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和有爱社会的三元协同为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全方位的共建保障。

总体而言,因应国情之基和时代之变,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只能“走自己的路”。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平衡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的“发展差速”,同时立足中国特色村社集体制度,推动小农户组织化赋能,并把握县域城乡融合发展这一重点突破口,实现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内生为源、外生联动”式发展。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以中国特色政府、市场和社会关系为支撑,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和有爱社会三元协同为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共建保障。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建构了全方位和综合性的路径体系,实现了自我更新和可持续升级。

五、结论与讨论

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底层支撑。从历史视域上,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经历了从“走苏联的路”到“学会自己走路”再到“走自己的路”的内生性演化,实现了从“技术为主”的农业现代化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再到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范式转变。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回应“理论中的中国”之时代议题,在反思西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理论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农政理论与中国国情、农情有机结合,探索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理论开新特质,在人类文明新形态视野中把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理论意涵。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具有“走自己的路”的鲜明品格,打破了西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维框架束缚,为渴望独立自主探索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全新选择。

在新发展阶段的时代语境中,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须深入推动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有机耦合,以中国特色村社集体制度推动人口规模巨大的小农户实现组织化,探索出一条保持小农户家庭经营特色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同时,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要坚持内外联动思维,推进县域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另外,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驱动力量必须依托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和有爱社会的多元协同共建保障。推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保持足够的历史耐心,久久为功,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实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