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回社区:中国农业转型研究的视角拓展

孙新华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农业现代化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环节。

我国的农业现代化进程主要开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70多年的努力,我国农业经历了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的剧烈转型,农业现代化水平大幅提高。第一,作为我国主要农业经营主体的小农户的现代化水平大幅提高,并发展为“现代化了的小农经济”,其主要内容为“劳动与资本双密集”的高附加值的现代化设施菜果生产与相当高度机械化的现代化小农业粮食生产并存(黄宗智,2021)。第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新型农业服务主体发展迅速。截至2022年底,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分别达到390万家、222万个。农业社会化服务覆盖面积18.7亿亩次、带动小农户超过8 900万户(1)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发布会 介绍2022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https:∥www.gov.cn/xinwen/2023-01/18/content_5737816.htm。。第三,科技装备应用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强。2022年,全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62.4%、农作物良种覆盖率稳定在96%以上、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72%,累计完成10亿亩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2)国务院关于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工作情况的报告,http:∥www.npc.gov.cn/npc/c2/c30834/202309/t20230905_431547.html。。

与西方三大农业现代化模式——英格兰式道路、普鲁士式道路和美国式道路相比较,中国式农业现代化具有两个典型特征。第一,我国农业现代化中没有出现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农业对小农户的剥夺,长期以来小农户都是最主要的农业经营主体,而且国家也在不断引领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从而形成了小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并行发展的格局。第二,我国农业现代化没有像西方国家的农业现代化带来对农村社区的负面冲击,并呈现“去社区化”趋势(毛丹,王萍,2014),而是一直深深嵌入农村社区,并与农村社区相互促进、协同发展(高原,2011;孙新华,冷芳,2020)。实际上,以上两方面是一体两面的关系。我国农村人口规模巨大,而且绝大部分都生活在农村社区之中,这构成了我国的基本国情。因此,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需要根据我国国情合理地处理农业现代化与农民和农村社区的关系,从而使农业现代化服务于农民和农村的发展。正因如此,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了“农业农村现代化”概念。这要求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坚持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一体设计、一并推进”(习近平,2019)。

这提示我们,探讨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离不开我国传统深厚而又富有活力的农村社会基础。正如陆益龙(2016)所说,中国“不可能剥离农村社会发展而孤立地发展现代农业,这既不现实也难以推行,农业的发展仍要依托于农村社会并要与农村社会基础相一致”。在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基本实践场域恰恰是一个个具体的农村社区。虽然我国的农村社区在现代化进程中正在经历快速而又系统的变迁(熊万胜,2021),但是依然容纳了根深蒂固的社区成员观念,如对土著与外来者的区分,在本村人员间广泛运用拟亲属关系,由社区自身来处理成员间纠纷的惯习和机制,社区亲邻间的生产互助等(黄宗智,2017)。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社区,构成了形塑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关键变量。因此,从农村社区角度来探讨中国式农业现代化或农业转型,应该构成一个独特而重要的视角。

但是,学术界少有研究从社区视角研究中国农业转型,即使有少量研究在农业转型研究中提及社区,仍未将其作为分析农业转型的关键变量,更没有将其上升到研究视角的层次。鉴于此,本文提出在中国农业转型研究进路中应该找回社区,并将农村社区作为解释农业转型的关键内生变量,以此丰富中国农业转型研究的视角。

一、何以必要:农业转型研究的主要视角及其不足

随着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学术界围绕农业转型展开了大量研究。长期以来,农业转型问题是国际学术界持续关注的热点问题,并构成了农政问题的关键议题(叶敬忠,2022)。按照叶敬忠和吴存玉(2019)的概述,当前关于农政问题研究共有马克思主义、实体主义、新古典/新制度经济学、生计框架、后现代/后结构主义五大理论框架。具体到中国农业转型问题上,包括以上五大理论框架在内的各种解释框架,主要从阶级、经济、农户、国家、社会等视角对农业转型展开了深入研究。以上研究视角的划分,主要是依据研究者研究农业转型时所选用的主要分析单位和解释视角。这些研究视角的引入或拓展极大地推进了中国农业转型研究,但是都在不同程度上忽视了社区因素。

一是农业转型研究的阶级视角。这种研究视角主要是由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开创并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考茨基等经典作家极大地推进了农业政治经济学研究并使之实现了科学化。他们一致认为,随着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特别是大机器和新技术在农业生产领域的应用,家庭农业必然会被资本主义农场替代,从而在农业生产关系中催生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阵营。而阶级分化是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动力(伯恩斯坦,2011;叶敬忠,吴存玉,2019)。针对进入21世纪以来的中国农业转型实践,近年来也有一些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视角开展了实证研究,研究议题包括农业资本化(Zhang &Donaldson,2008)、农业生产关系(黄宗智等,2012;陈义媛,2013)、农业转型动力(严海蓉,陈义媛,2015;孙新华,2015)等。这些研究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中国农业转型研究,但是依然忽视了社区在农业转型中的积极作用。马克思等经典作家在研究农业转型中已经将农村纳入了分析视野,并将其作为农政问题的四个核心议题之一(考茨基,1955)。但是,经典作家一方面认为农村是落后的封建势力的堡垒,对先进生产力发展起到阻碍作用,因此是一种负面力量;另一方面在分析农业转型对农村的冲击时主要将其视为无能为力的被动接受者,忽视了农村的自主性和回应能力。显然,这两点都不符合社会主义中国农村的实际。

二是农业转型研究的经济视角。农业转型是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甚至发展出了专门的分支学科——农业经济学。经济学将农业视为一个经济部门,在研究中关注的重点是,如何有效利用土地、劳动、资金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实现农业生产效率的最大化,因为传统农业改造的关键在于新的现代生产要素的引入(舒尔茨,2006)。国内外经济学者围绕中国农业现代化进行了大量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但是这些研究主要是从物质、技术、经营、服务体系、环境保护等经济层面切入的(杜志雄,2021),很少将农业现代化所嵌入的农村社区及其影响纳入分析视野。正如王春光(2021)所说,“经济学在研究农业农村现代化上更关注产业的发展,较少关注产业与社会结构、文化的关系”。这主要是因为经济学主要从个体理性出发,“以农民个体为研究对象,较少关注农村社会结构以及农民之间的关系”(叶敬忠,王丹,2019)。但是,在我国农村不仅存在农民个体理性,而且具有强烈的“村社理性”,这是“乡土中国异于西方典型理论模式的一个核心机制”(温铁军,董筱丹,2010)。因此,无法从村社理性出发研究中国农业现代化是经济学的一大缺陷。实际上,一些经济学家也开始认识到这一问题:“讨论农业如何发展问题,在聚焦经济理性的同时,也需要扎根乡土文化与国情农情”(魏后凯,崔凯,2022)。

三是农业转型研究的农户视角。首先,农户视角在以恰亚诺夫为代表的实体主义研究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恰亚诺夫(1996)在《农民经济组织》中,以小农农业为重点、以农民家庭为切入口,建构了“劳动—消费均衡”模式,即家庭经济活动取决于“劳动艰苦程度”和“需求满足程度”的动态平衡。正是基于对农户的以上认识,恰亚诺夫才形成了对家庭分化以及小农农业生命力等诸方面的深刻认识。其次,农户视角也体现在生计框架视角对农业问题的研究中。生计框架视角明确提出,在农业转型研究中,将个体农民或农户家庭作为分析单位,一切分析和思考的起点都是“农民现在有什么”,强调农户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叶敬忠等,2019)。在中国农业转型研究中也有不少学者选择从农民视角切入,特别是在有关农业转型动力(黄宗智,高原,2013;夏柱智,贺雪峰,2017)、农业转型方向(张建雷,2018)、农业转型后果(周娟,2018)等的研究中。相对于其他视角,以上运用农民视角研究农业转型的学者已经有意识地开始重视农村社区的作用,比如恰亚诺夫(1996:267-270)强调了村庄在小农“纵向一体化”中的作用,贺雪峰(2013)也特别强调了农业发展与农村社区之间的相互作用。但是,他们在农业转型研究中占主导的视角依然是农户视角,并没有将社区发展成为一种审视农业转型的独立视角。

四是农业转型研究的国家视角。以上三种视角构成了农业转型研究的主要视角,而且都可归属于“社会中心范式”——将社会变迁主要解释为经济社会自发力量推动的结果。随着20世纪70年代“国家中心范式”的兴起,一批学者在农业转型研究中强调“找回国家”,从而产生了农业转型研究的国家视角。其中,贝茨(2011)针对主流经济学对市场的迷信,以热带非洲的农业转型为例,探讨了农业政策通过干预市场推动农业转型的过程及其背后的政治考量;斯科特(2012)在《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中也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分析了苏联和坦桑尼亚集体农业发展中的国家逻辑及其后果。相对于国外学者主要从宏观层次上操作农业转型中的国家视角,近年来国内学者在农业转型研究中则主要选择从地方政府的层面开展了一些实证研究。他们发现,地方政府出于各种自利性考虑积极推动农业转型,构成了各地农业转型的主导性推动力量(刘军强等,2017)。这些研究结合典型案例系统探讨了地方政府干预农业转型的过程、机制和逻辑(龚为纲,张谦,2016;孙新华,2017;冯小,2017)。作为一种新的视角,国家视角突出了国家和政府在农业转型中的作用,确实拓展了农业转型研究领域。但是,国家视角为了突出与“社会中心范式”的不同,反而忽视了社区因素及其作用机制。

五是农业转型研究的社会视角。近年来,我国一批社会学者开始重视农业转型与农村社会的关系,并主要从两方面展开研究:一是把农村社会作为自变量,探讨农业现代化的社会基础;二是把农村社会作为因变量,研究农业现代化的社会后果(熊春文,2017)。在社会基础方面,研究者强调,农村社会一整套以“关系”“人情”“面子”为基本特征的关系结构和行为取向构成了农业生产的社会基础,这些社会基础不仅是关键的社会资本,而且构成了人们的行动伦理(周飞舟,何奇峰,2021)。不管是家庭经营还是“下乡资本”,只有扎根乡土处理好与社会基础的关系,才能更好地开展土地流转、市场交易和用工管理等(徐宗阳,2016;付伟,2020;陈航英,2021)。在社会后果方面,研究者强调,农业转型特别是资本下乡对农村社会各个层面都带来了改变和冲击,特别是阶层结构的重构(赵晓峰,赵祥云,2016)、村庄治理结构的再造(贺雪峰,2014;焦长权,周飞舟,2016)以及熟人社会关系的调整(曾凡木,2013)等。我国社会学者在农业转型研究中重新找回了社会,相对于既有视角更加凸显了社会性因素和社会学色彩。但是,这些研究在突出社会性因素时忽视了其所在的社会空间。实际上,社会视角所强调的社会性因素往往依托于农村社区发挥作用,而且以社区为边界坚持内外有别原则(黄宗智,2017)。更何况,我国农村社区不仅拥有社会资本和行动伦理,而且沉淀了各种制度资源等,这些都与农业转型进行着密切互动。

从以上梳理可知,农业转型研究中已形成五种研究视角。但是,这五种视角都在不同程度上忽视了农业转型中的农村社区,没有将其纳入关键变量并作为分析视角。特别是在中国农业转型研究中,社区视角的缺失无法解释农村社区在农业转型中的广泛参与。因此,在中国农业转型研究中亟须找回社区视角。

二、何以可能:农村社区及其与农业转型的关联性

陈锡文(2012)指出,“传统国家与新大陆国家的农业和农村,最大的区别其实不在于农地经营的规模而在于农村的社会形态——有无村庄的存在”。不同于新大陆国家,作为“传统国家”的典型,我国广袤的农村实际上是由一个个村庄组成的。众多的村庄不仅构成了农民的生活交往空间,而且构成了农业生产的实施空间。因此,我国的农业转型与其所处的农村社区必然有着密切的关联。这构成了农业转型研究之社区视角的现实基础。

首先,立体的农村社区依然是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单位。在我国历史悠久的农耕社会,全国各地都形成了众多大大小小的村落,村落内部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形成了联系紧密的社区共同体(滕尼斯,2019)。正因如此,以吴文藻和费孝通为代表的社会学者在探索社会学中国化时,选择以农村社区为分析单位来关照中国社会,并开创了中国社会学的“社区学派”。费孝通(1998:91-92)指出,“以全盘社会结构的格式作为研究对象,这对象并不能是概然性的,必须是具体的社区,因为联系着各个社会制度的是人们的生活,人们的生活有时空的坐落,这就是社区。每一个社区有它一套社会结构,各制度配合的方式。因之现代社会学的一个趋势就是社区研究,也称作社区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在农村地区也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从而赋予农村社区一些新的内涵。进入21世纪,虽然随着人口流动,我国农村社区经历了新的剧烈变化,但是依然是我国农村会最基本的单位。

在传统社会,所谓农村社区,主要是指自然村落。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建设后,生产队(基本对应于现在的村民小组)成为农村集生产、生活、土地产权于一体的基本单位(贺雪峰,2000)。因此,当前的农村社区应该主要是指村民小组的范围,有的地方会扩大到行政村范围。在农村社区内部,家庭当然构成了最小的一个单元,但是在家庭之上的社区层次也形成了立体的结构,这些外在结构在很大程度上约束着农户行为。社区的结构特别体现在社会关系和村社制度两方面。

第一,内外有别的社会关系。长期以来,自然村内部社区成员在共同生活中形成了不同于陌生人社会的熟人社会,在关系结构上具有鲜明的差序格局特征。正如费孝通(1998:36)所说,“在这种社会中,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熟人社会的乡土逻辑要求村民采取不同的标准对待不同的人,特别是在熟人和陌生人之间具有巨大差别(陈柏峰,2011)。随着社会流动的加剧,我国农村社区的关系结构也在发生变化,但是依然在当今农村社区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徐宗阳,2022)。

第二,四位一体的村社制度。陈锡文(2022)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各个时期的不断改革和完善,我国农村逐步建立起了独具特色的四项基本制度,分别是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制度、村民民主自治制度。在土地制度上,不同于大部分实行土地私有制的国家,我国农村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制。即农村土地的所有权由农民集体共同所有,农户享有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而农村绝大部分土地的所有权单位恰恰是村民小组,而且与农村社区单位高度重合。在经营制度上,分田到户后,我国农村社区确立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在保障农民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的同时,也给集体经济组织发挥统筹作用提供了可能。在组织制度上,依托集体土地建立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管理上往往与作为社区治理组织的村民小组或村民委员会实行“两套班子、一套人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主要承担农村社区内部的集体资产管理,以及社区治理和生产生活服务等。在社会治理制度上,农村社区内部实行村民自治制度。在农村社区内部,不仅围绕选举社区管理者,而且围绕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管理等,都形成了相应的自治办法。虽然村民自治制度还存在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但是基本保障了村民表达意见和参与决策的权利和渠道。以上四位一体的村社制度使农村社区不仅是一个生产生活空间,而且使其成为有丰富内涵的基本单位。

其次,中国农业转型与农村社区关联密切。农业与农村是一对古老关系,自古以来都是紧密相连,甚至人们往往把它们等而视之。在工业社会到来之前,农业构成了农村社区最主要甚至唯一的生产方式,农村生活围绕农业生产而展开,生产生活高度重合;村落的农民在生产生活中形成了丰富的互惠合作和紧密的社会关系,从而孕育出了村落共同体和熟人社会(费孝通,1998:6-11)。反过来,农业生产也高度依赖于村落共同体,因为农业的各个生产环节特别是水利灌溉,需要村落内部进行紧密合作方可完成。总之,在传统农村社会,农业具有社区性,社区也具有农业性,农业生产和农村社区之间高度融合并相互促进。

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改变了农业与农村的传统关系,特别体现在西方国家的现代化之中。马克思(1975:784-801)认为,欧洲的资本主义农业不仅改变了原有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而且给农民和农村带来了灭顶之灾。农业资本家不仅将农民从土地上驱逐出去使其沦为无产阶级,而且通过“清扫领地”将村庄夷为平地。韦伯(1997:116-137)在对德国易北河东部农业的系列研究中也发现,“资本主义对于农村社会的影响,既是一种淘汰,也是一种掠夺。大量无组织的小自耕农面对城市的金融力量,自然不堪一击;即使位列自耕农之上的贵族阶层也不能幸免”,“旧日的农村社区也消失了,雇农成为流动的无产阶级了”。韦伯(1997:110)对美国的考察也发现,“在美国,至少就美国的广阔的粮食生产地区而言,能够称得上是‘农村社会’的社会结构已不复存在了”。

西方国家的农业现代化导致了农业与农村的分离,现代农业的发展不仅没有促进农村社区的繁荣,反而在消解农村社区赖以存在的人口、屋舍、土地和社会关系等。在此过程中,大部分农村社区被消灭了,即使少数被保留下来,社区与农业的关系也经历了农业的“去社区化”和社区的“去农业化”历程(毛丹,王萍,2014)。

反观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农业却始终嵌入农村社区。与西方传统社会一样,传统中国的农业生产高度嵌入传统村落。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土地改革改变了土地占有不均的局面,农民成为土地的真正主人,并自主地开展农业生产。因此,农业与村落的关系进一步加强。农业合作化运动虽然强化了国家对于农业生产的控制,但是依然没有改变农业生产与农村社区的密切联系,甚至从整体上强化了两者的关系。同时,“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建设进一步夯实了生产队的基本生产单位,使农业生产与农村社区高度融为一体。分田到户后,土地所有权归村民小组所有,农户享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农业生产也由集体经营转变为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随着打工经济的兴起,大量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并将土地在社区内部流转。流入土地的往往是那些无法外出务工的中老年人,并催生了一批适度规模经营主体。至此,农业生产与农村社区依然高度融合。

近年来,随着资本下乡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工商资本下乡流转土地从事农业经营,使一些地方的农业生产开始出现脱嵌于农村社区的倾向(孙新华,2016)。但是一方面因为工商资本流转的土地面积有限,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到2021年,流入企业的面积为5 640.5万亩,仅占流转面积的10.13%(农业农村部政策与改革司,2022);另一方面因为农民依然享有土地承包权,工商资本无法像西方一样将农民从土地上驱赶出去。因此,我国资本下乡并没有普遍带来农业的“去社区化”。我国的农业经营主体主要是本社区成员。一则经营自家承包地的农户依然构成我国农业经营主体的主体部分。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到2021年底,我国农村承包地流转面积为5.57亿亩,占比35.37%(农业农村部政策与改革司,2022),这说明仍有64.63%的农村承包土地面积并未流转。二则农村的土地流转主要发生在农村社区成员内部。来自全国29省农户调查的数据显示,土地流转中将农地流转给亲友或本村农户的转出户占比为71.01%(仇童伟,罗必良,2022)。

与此同时,不少研究发现,下乡资本在土地流转和农业经营过程中面临着农村社区带来的各种社会困境(陈义媛,2019),从而导致经营失败,甚至不乏“毁约弃耕”、亏本跑路等现象(周振,2020)。因此,在不少资本下乡的地方又重新出现了农业再次嵌入农村社区,从而催生了一种新型的社区本位的农业规模经营(孙新华,冷芳,2020;梁伟,2022)。

总之,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农业呈现出“去社区化”趋势,我国农业始终嵌入农村社区,并与之保持密切关联。因此,研究中国农业转型需要根据中国实际找回社区视角。

三、何以可为:农业转型研究的社区视角及其命题

之所以要在中国农业转型研究中“找回”社区,主要有两层内涵:一是,在中国农业转型实践中农村社区确实非常关键,而在既有研究中并未得到研究者的足够重视,因此需要将社区作为一个关键视角;二是,费孝通(2006;2012)在《禄村农田》和《江村经济》中分析农业生产及其转型时运用了社区分析方法,即费孝通在分析农业转型时曾使用过社区视角,我们在当前中国农业转型研究中应该进一步继承和发扬。

当前,运用社区视角研究中国农业转型,需要在其他研究视角基础上采用社区视角系统审视我国的农业转型。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大研究命题:一是将农村社区作为自变量,探讨农村社区对农业转型的影响,即农业转型的社区基础;二是将农村社区作为因变量,探讨农业转型对农村社区的影响,即农业转型的社区后果;三是基于农村社区与农业转型的关系,探讨农业现代化模式,特别是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模式。

首先是农业转型的社区基础。从上文分析可知,中国的农业转型一直嵌入农村社区,并受到农村社区各方面的影响。因此,应该基于中国农业转型实践系统探讨农村社区对农业转型的形塑。具体而言,包括三个子命题。

第一,社区视角下的中国农业转型方向。关于农业转型方向,既有视角已经进行了非常深入的探讨。总体来看,学术界基本形成了小农户主导、规模经营主体主导、小农户与规模经营主体并行发展等认识。但是,当我们将社区视角纳入后就会发现,中国农业转型方向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在不同社区表现出不同的发展方向。比如,在劳动力转移较多的社区,农业转型方向以规模经营主体为主;在劳动力转移较少的社区,农业转型方向以小农户为主。因此,研究中国农业转型方向,需要从社区视角探讨谁能成为农业经营主体以及农业经营的规模、农业经营的效果等问题,从而进一步丰富农业转型方向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第二,农业转型的社区动力。围绕农业转型动力,既有视角也都有相关探讨,比如农业转型的阶级动力(伯恩斯坦,2011)、市场动力(舒尔茨,2006)、国家动力(斯科特,2012)、农户动力(恰亚诺夫,1996)等。具体到中国农业转型的动力时会发现,一方面以上驱动力在作用于农业转型时都在不同程度上需要借助社区层面的力量,另一方面不少地方的社区组织在农业转型中也都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陈靖,冯小,2019)。因此,需要在以上农业转型动力基础上深化社区动力的探讨,具体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家庭之上的社区层次在农业转型中有哪些推动作用;二是社区推动农业转型的动力来自何处;三是农业转型社区动力与其他动力的关系等。

第三,农业转型的社区形塑机制。既然农村社区对农业转型产生了重要影响,就需要系统探讨其中的影响机制,特别是农村社区的哪些因素通过何种机制影响了农业转型的哪些方面。正如前文梳理,农业转型的社会视角已经关注到了某些社会性因素对农业转型的影响及其机制,但是没有从社区层面分析社会因素及其影响机制。因此,一方面需要在社会视角基础上将社会关系及其背后的行动伦理纳入社区视角,另一方面也需要重视农村社区内的村社制度、社会结构、治理主体等因素,从而基于以上两方面建构社区形塑机制的综合分析框架。

其次是农业转型的社区后果。长期以来,农业生产都是农村社区最主要的生产活动,是社区成员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成员之间围绕农业生产展开各种互动,甚至社区治理的主要事务也是围绕农业生产展开。近年来,我国正在经历快速的农业转型,也对农村社区的经济、社会、治理等各种层面带来深刻改变。因此,从社区视角研究农业转型,也要关注农业转型的社区后果。具体而言,包括三个子命题。

第一,农业转型对农村社区经济的影响。当前,绝大部分农村社区不仅仅是生活空间,也是非常重要的生产空间。其中,农业生产构成了各类社区成员的重要生计来源,特别是对于无法外出务工的中老年人和留守妇女而言。农业转型会改变原有的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也会对现有的生产秩序带来冲击。因此,需要关注农业转型对农村社区经济的影响。其中的自变量主要是不同类型的农业转型方式,因变量主要包括社区成员的生计空间及其自主性,社区成员的经济分化,社区成员间的生产互助与合作等。

第二,农业转型对农村社区关联的影响。村庄社会关联是反映农村社区内部社会团结和一致行动能力的关键维度(贺雪峰,仝志辉,2002)。社区成员之间围绕土地流转和农业经营等形成的社会关联,是农村社区内的主要社会关联形式之一。农业转型正在改变农村社区内部的社会关联。在这一议题中,自变量主要包括土地流转方式、流转双方的关系、农业经营过程中的合作与冲突等,因变量主要包括社区内部的社会关联变化程度、村庄秩序的变动、社区共同体的走向等。

第三,农业转型对农村社区治理的影响。长期以来,农业生产构成了农村社区内的主要经济活动,而且生产生活密切联系,因此农村社区的治理内容、治理机制、治理主体等各方面都与农业生产高度相关。但是,近年来快速推进的农业转型正在从各个层面弱化社区治理与农业生产的关系,社区治理的基础秩序正在被重塑(桂华,2022)。在这一议题中,自变量主要是各种类型的农业转型,因变量主要包括农村社区治理在治理内容、治理主体、治理规则、治理机制等方面的变化。

当然,农业转型对农村社区以上三个层面的影响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很多时候都在同时推进,这里只是为了分析的方便而选择分开论述。同时,为了更好地考察农业转型对农村社区的影响,需要选择历时性的分析和比较方式。

最后是社区视角下的农业现代化模式。与农业转型的具体研究一样,在农业现代化道路或模式的研究中,既有研究也忽视了社区视角。现有对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归纳中,主要采用的视角是阶级视角和经济视角。不管是从农业转型与农村社区的密切关系来看,还是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目标来看,在思考农业现代化模式时都需要运用社区视角进行重新审视。具体而言,包括三个子命题。

第一,社区视角下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及其比较。马克思主义学者从阶级视角归纳了世界范围内四种具有代表性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分别是英格兰式道路、普鲁士式道路、美国式道路和东亚式道路(伯恩斯坦,2011:41-49)。如果从社区视角重新审视既有农业现代化道路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比如,从农业与农村社区的关系来看,英格兰道路、普鲁士式道路和美国式道路大同小异,即农业总体上都脱嵌于农村社区,而东亚式道路中农业则较深地嵌入农村社区。因此,采用社区视角对现有道路的归纳以及对其他农业现代化道路的研究和比较,对于丰富农业现代化研究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

第二,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的关系。学术界对农业现代化展开了大量研究,但是在党的十九大提出“农业农村现代化”之前,国内学术界很少有人研究农村现代化,更不用说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的关系了。但是,当农业转型研究找回社区视角后,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的关系则是一对绕不开的内生议题。该议题与“农业转型的社区基础”“农业转型的社区后果”两大议题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区别在于,不同于两个议题从各种微观层面思考农业与农村的关系,该议题主要从现代化的宏观层面思考农业与农村的关系。联系在于,两大议题及其各个子议题构成了该议题的分析基础。

第三,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模式。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加上社会主义国家所赋予的独特村社制度,使我国农业和农村在现代化进程中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近几年,国内学术界开始尝试从各种角度总结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但是缺乏从社区视角特别是从农业转型与农村社区关系角度展开探讨。从农业转型与农村社区的关系角度切入,东亚式道路完全不同于西方农业现代化道路;而在东亚内部,中国与日本和韩国虽然有很多共性,但是也存在巨大差异。比如,我国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制度等都是日韩所不具备的,这些制度直接影响着农业转型与农村社区的关系,也在很大程度上形塑着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模式。

以上从三个方面总结了农业转型研究社区视角的主要议题,共有三大议题和九个子议题。其中,有些是农业转型研究中的既有议题,通过加入社区视角而赋予了其新的内涵;有些则是找回社区视角后衍生的新议题。当然,关于以上议题的讨论只是初步的,而且目前主要是展望,还缺乏实证研究。但笔者希望通过这种粗浅的展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发更多的讨论和研究。

四、结束语

中国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农业转型,并深刻影响广大农村社会。因为我国存在历史悠久而又极具生命力的农村社区,所以我国的农业转型深嵌于农村社区,使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具有密切关联。正是基于此,本文认为在中国农业转型研究中亟须找回社区视角。

为此,本文主要从找回社区视角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可行性三个层面展开论证。首先,通过爬梳农业转型研究的主要视角,发现农业转型研究中形成的五大视角都在不同程度上忽视了农业转型与农村社区的关系,更没有将农村社区作为关键变量分析农业转型。即使社区视角的缺失不影响其他国家的农业转型研究,也不适用于解释中国农业转型。因为中国农村最基本的单位依然是农村社区,而且在农村社区内部不仅沉淀了厚重的社会关系和行动伦理,还有着独具特色的村社制度。因此,在我国农业转型过程中,农村社区扮演着关键角色并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更好地从社区视角推进中国农业转型研究,本文最后尝试勾勒了农业转型研究社区视角的三个基本命题及九个子命题。

近年来,我国一批社会学者通过各种方式积极推进了中国的农业社会学研究。特别是很多学者基于一手资料运用各种视角做了大量实证研究,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学术作品,快速推进了中国农业转型研究。中国农业社会学研究的推进,除了需要借鉴既有研究视角并推进本土化应用外,也需要根据中国独特的农业转型实践积极拓展新的研究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