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产业振兴中的“联村发展”
——对陕南H县“三联”经验的考察

许汉泽

一、问题提出

乡村产业振兴不仅是乡村五大振兴的首要目标,而且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经济基础(朱启臻,2018)。对于农村社会来讲,只有产业兴旺了,其他方面的振兴才能容易实现。脱贫攻坚时期,在产业扶贫政策的加持下,欠发达地区的乡村产业飞速发展,基本上每个村庄都有产业,为乡村产业振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随着“三农”工作重心从脱贫攻坚转向全面乡村振兴,乡村产业发展面临多重挑战。一是,农业农村政策环境的改变决定了乡村产业发展政策的转型。脱贫攻坚时期重视的是扶贫产业的精准性和对贫困农户的带动;而乡村振兴政策背景之下产业发展的获益群体则转向了全体村民。二是,进入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期之后,各级政府对于产业方面的项目资金投入相较于脱贫攻坚时期大幅减少,助力乡村产业发展的外在力量开始弱化,乡村产业发展面临资金短缺困境。三是,如何保证脱贫攻坚期内发展起来的大量扶贫产业可持续地生存下去并实现保值增值。

为了缓解乡村产业的上述发展困境,欠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纷纷开始了自主探索与制度创新。其中,通过联村发展助推乡村产业发展模式成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阶段的一个典型创新做法,其出现在很多农村地区并被地方政府所提倡。传统的乡村发展都有特定的单元和边界。一般而言,“村落”被看作乡村发展的基础性单元。长期以来,我国农村政策的实施和“三农”资源的分配都将村落作为最基本单位(1)无论是扶贫开发中的“整村推进”,还是乡村振兴过程之中各类“三农”项目的分配等大多都是以行政村为基本单位。。但是,随着乡村产业的不断发展,产业的发展边界逐渐超越了村庄既有的地理边界与行政边界。联村发展模式就是通过构建村庄与村庄之间、企业与村庄之间以及城镇与村庄之间的制度化联结来突破乡村产业发展的边界限制的。从本质上来讲,这是乡村产业的跨边界发展问题。联村发展模式既能够助推乡村产业振兴,又能够缓解县域内不同村庄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从而实现共同富裕。联村发展作为新时代乡村振兴的一种新现象和新模式,为村庄发展的“升级”提供了条件(田毅鹏,2022)。但是,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联村发展模式何以助力乡村产业振兴?这种产业驱动型的联村发展模式的运作机制是怎样的?本文将从陕南H县“三联”案例研究出发,试图对上述研究问题进行分析与阐释。

二、文献综述与案例简介

联村发展已经引起学界的关注,相关研究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从组织效能角度来审视联村发展的创新性。杜志雄等(2022)指出,跨村联建、村企共建是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创新与发展的实践探索,是一种适应了时代发展要求的组织创新。原珂(2023)认为,跨村联建形式改变了传统的农村基层组织架构,通过“组织连带”的策略驱动了农村共同富裕。马超峰和肖龙(2022)提出,“条块结对”是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衔接过程中的组织创新,具体表现为部门与村庄结对形成任务型行动共同体来推动乡村发展。二是,从基层党建视角来阐述联村发展的重要性。例如,有学者指出,村庄联合发展的核心在于建立联村党支部,有助于解决农村基层党支部的软弱涣散问题,提升党在基层的组织力、保障力和影响力(董江爱,张瑞飞,2020)。陈晓宏(2018)认为,“跨村联建”的基层党建模式创新通过组织联合、基础联建、产业联营、民生联动等方式助力乡村振兴。还有学者指出,通过成立联村党支部,建立基层党建领导机制和基层党组织的结构调试来实现乡村产业发展联兴(王美英,2022)。三是,从集体经济发展的角度强调联村发展的必要性。有学者指出,联村发展是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新路径之一,这种跨地域的抱团发展方式有利于打破既有制度的限制,最终推动集体经济实力的发展壮大(李杰,2014)。还有研究进一步提出,联村产业共同体的打造是共建共治共享理念的实现,这是薄弱村发展集体经济的有效路径之一(赵玥,郑永君,2023)。

由此可以看出,首先,无论是从组织赋能、党建引领还是集体经济发展等角度都侧重于研究联村发展的某一种类型或者其中一个方面,缺乏从整体性上来探讨联村发展为何兴起以及如何运作;其次,很多研究将联村发展看作一种先验性的经验,缺少对其何以可能的原因分析以及如何运作的机制性总结;最后,在研究的类型上,以往研究宏观理论分析和政策研究较多,较少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研究的经验性与丰富性不足。有鉴于此,本文将通过对陕南H县“三联”经验的案例考察,在乡村产业振兴的背景下对联村发展这一新模式开展深入研究,并试图对联村发展的产生原因、实践样态与运作机制进行经验阐释与理论分析。

调研点H县位于陕南秦巴山区,全县下辖10个乡镇,179个行政村,户籍人口31.09万人。该县是原国家级贫困县与革命老区县,于2020年被批准退出国家级贫困县序列,现在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任务落实县(区)之一。H县是传统的农业大县,经过脱贫攻坚,该县在产业发展方面基本做到了村村有产业、户户搞生产。而在具体的产业类型上,初步形成了“南茶北果、川道蚕桑”的产业分布格局。其中,川道地区蚕桑产业与北山地区的猕猴桃、李子、柑橘、枇杷等水果种植有一定的历史,是当地农村的传统产业;而南山地区几个乡镇的茶产业则是脱贫攻坚期间才发展起来的新产业。由此可见,当地的产业是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的结合,而且每个村庄都培育有一到两个主导产业。

H县推行“三联”促发展工作机制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需要。脱贫攻坚采用的是运动式治理的逻辑,而在脱贫结束之后扶贫工作方式将从集中作战转向常态推进(曾庆捷,2020)。对于广大脱贫地区来讲,需要在总结脱贫攻坚时期经验的基础之上把一些好的机制、做法延续到乡村振兴工作中,而“三联”促发展工作机制正是将脱贫攻坚时期的部门联镇包村、镇园产业联盟、“四社协同”、万企帮万村等好的做法机制延续创新并固定下来。二是,基层党建与经济、社会发展双重推进的需要。当地长期存在基层党建与中心工作结合不紧密的问题,甚至出现了党建与发展结合不紧密的“两张皮”问题,基层党建弱化进一步影响了乡村振兴的组织基础。而“三联”促发展工作机制的出发点就是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领导优势和组织优势,通过党建引领来实现治理有效和组织振兴。三是,解决产业发展不充分、县域内发展不平衡问题。虽然经过脱贫攻坚产业扶贫,县乡的主导产业格局基本形成,但是也存在特色产业组织化、规模化、合作化程度不高的问题。脱贫攻坚中对于贫困村、“明星村”的超常规支持,让没有太多项目资源支持的一般村庄发展动力不足,在县域内不同种类的乡村之间出现了新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为了解决上述现实问题,“三联”工作方法被逐渐探索并总结出来。H县的“三联”创新做法并非一开始就存在,其存在一个产生与发展的演化过程。2016年,为了完成脱贫攻坚任务,H县所在的A市开始在全市范围内推行“支部+X+贫困户”的工作机制;2018年,H县J镇打造了“党支部+X+贫困户”升级版的“支部联创、产业联建、就业联盟、产品联销”的“四联”精准扶贫模式,并引起了地方领导的重视;2020年,在全面总结“支部+X+贫困户”模式和J镇2018年以来实施的“四联”工作的基础上,重点针对脱贫摘帽后农业产业跨村发展、资源要素跨村流动等新情况,H县开始在全县推行“三联”促发展工作机制。

“三联”具体指的是以“支部联建、资源联享、产业联盟”(2)具体参见《中共H县委关于推行“三联”促发展工作机制的意见》,2020年6月18日。为主要内容的工作机制。以支部联建为核心,以资源联享为基础,以产业联盟为路径,打破村域、镇域行政区划制约,推动区域化协同发展,最终形成合作共赢、共建共治共享的新发展格局,促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联村发展模式具有不同的意涵,狭义的联村发展模式指的仅仅是村庄与村庄之间的联合、结对发展;广义的联村发展模式除了指村联村之外,还包括村企联、城乡联等更广阔联结对象与联结空间的拓展。由于产业发展的主体不仅包括村庄,还包括企业、政府单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因此本文中的“三联”经验主要指的是广义上的联村发展模式。

三、案例实践形态的多维呈现

H县的“三联”经验主要是通过“大帮小、强带弱、先进带后进”的联村发展模式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由于各个村庄的情况不尽相同,因此在推动“三联”的过程中根据各村实际所“联”的侧重点不同。我们调研发现,当地推动“三联”的主体呈现出多维的实践形态,“三联”贯穿乡村产业发展的全过程,在不同的产业发展阶段,联村发展的重心各不相同。总的来说,支部联建、资源联享以及产业联盟等具体做法对破除乡村产业发展瓶颈、夯实乡村产业发展基础以及优化乡村产业市场结构等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以“支部联建”优化乡村产业发展环境

近年来,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推动乡村产业的发展上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基层党组织在乡村产业发展过程中具体发挥了领导核心、组织协调、保障以及监督功能(吕烨天,2021:20-28);另一方面,乡村产业的发展也反向激活了基层党建(陈义媛,2021),实现了基层党建与乡村产业发展的双重推进(徐明强,许汉泽,2018)。但与之前有学者研究的党支部直接做产业的“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模式不同,H县是通过城—乡、村—企、村—村党支部联建的方式建构区域化党建联盟,通过党建驱动来实现联村发展。

P镇的X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占地60.62亩,共有11栋楼29个单元,443户1 756人。目前,社区干部4名,驻村干部3名、公益岗位人员7名,党员20名,先后创建成为陕西省“五星级”易地扶贫搬迁社区、A市健康社区。作为H县一处超过800人的大中型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小区,为了防止易地扶贫搬迁脱贫人口返贫,X社区建立有一个社区工厂和一个农业产业园区,解决了搬迁脱贫户的就近、就地就业问题。

该社区的“三联”体现出的是典型的党建驱动型联村发展,主要通过不同村庄/社区之间党支部的联系来推动产业的发展。由于该社区是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没有自己社区的土地,农业产业园建设过程中涉及周围四个村庄的土地流转。在初期的农业园区建设的过程中,各个村庄难以达成一致,在乡镇党委政府的协调之下,该社区与周围四个村庄的党支部多次召开“三联”会议,村庄之间达成共识,周围村庄的农民以土地入股的形式进入产业园。而在之后的产业园平整土地进行标准化建设的过程中,产业园土地上有附近村庄143座大头坟、活人墓和豪华墓需要整治和平整,2023年七八月份在支部联建、党员带头的情况之下才用不到两个月时间完成了园区内土地平整的任务。“因为土地不是我们社区的,我们做不了主。工作方法是先召开几个村子的支部会议,大家达成一致意见,然后再分头做各村的工作,当时党员干部先带头,党员干部先平自己家的(坟),这样老百姓到后面也都没有啥意见了。”(X社区主任访谈,访谈编号20230731XLJYCQ)

X社区通过支部联建消除了产业发展的障碍,优化了乡村产业发展环境。近年来,该社区以“三联”工作机制为抓手,全力推广“党支部+专业合作社+农户”产业发展模式,将蚕桑产业园按照每户2.5亩确权到户,由合作社颁发“两证三协议”,通过独立经营、联合共营、委托代管、返租倒包等形式,实现了合作共赢、助农增收目标,进而让搬迁群众更安心。2021年,合作社总收入为237.5万元,蚕桑产业纯利润为33万元,459户股民获得分红。

(二)以“资源联享”配置乡村产业生产要素

乡村产业兴旺要打破“人、地、钱”等要素流动的制度障碍(董翀,2021),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一方面,对于不同的产业发展主体而言,其所具有的资源优势是不同的,很难依靠单一主体将产业发展好,因此需要不同主体相互取长补短,实现优势互补;另一方面,对于近些年兴起的很多乡村产业新业态而言,面向城乡融合发展带来的新需求空间,更需要整合多方资源,通过资源联享联用,充分发挥各方资源的最大效益,构建抱团发展的资源联享体和利益共同体,建立合作共建共治共享共赢机制(刘合光,2022)。

S集团公司是定点帮扶H县的国有企业,自2012年以来,该集团是H县“两联一包”扶贫牵头单位。尤其是精准扶贫以来,该集团公司先后投入了多方资源用于助力H县的脱贫攻坚,先后派出4名挂职副县长、51名驻村干部,投入帮扶资金突破1.5亿元,实施扶贫项目220个,累计帮扶了3 092户、9 750人脱贫。

在对口帮扶初期,S集团主要开展消费扶贫,也就是购买当地的农产品,但是后来发现这种方式带动贫困户的作用十分有限。为了实现从“输血”到“造血”的转型,S集团探索出了“联社联企联户、直销包销帮销”的“三联三销”富硒蔬菜扶贫模式。对于当地来讲,大棚蔬菜是劳动、资金和技术密集型的新产业,S集团虽然有资金,但是没有技术、土地和劳动力,而其所帮扶的几个村庄有的有土地资源,有的有劳动力资源,但是缺乏资金和技术。可见,仅依靠其中任何一个主体都难以将该产业做起来。为此,S集团通过“资源联享”,优化配置乡村产业所需的各种生产要素,短期内将原本不可能发展起来的大棚蔬菜产业建立起来,并保障其可持续发展,做到了产业发展的“无中生有”。

S集团出资300多万元,在对口帮扶X社区的13个村成立蔬菜合作专业社,13个蔬菜合作专业社共同成立H县XJ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再由联合社将300万元资金投资到H县紧邻移民搬迁社区、交通便利、有传统种植习惯的“蔬菜村”ZY村,整合了该村川道一片土地用于“S集团富硒功能蔬菜扶贫示范项目”的硬件建设,吸纳了周围十几个村庄的劳动力前来务工。另外,为了解决缺乏种植技术的难题,还专门从西安引入了一个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对蔬菜种植进行专业技术方面的指导。目前,已种植富硒蔬菜2 000亩,营收3 000万元,带动1 000名贫困户增收。在每个村庄资源有限、难以发展产业的情况下,通过资源整合解决了农村产业发展难题,现在对口帮扶发展起来的大棚蔬菜不仅销售到县城各大超市,甚至还销往西安等大城市,有广阔的市场发展前景。

(三)以“产业联盟”重塑乡村产业市场结构

“产业联盟”指的是乡村产业本身的联合发展。很多具有地方特色的乡村产业并不是一开始就能做大做强,地区农业产业化其实经历了从分散到统一的过程,而产业联盟为乡村产业的标准化、技术化与品牌化提供了基本条件(刘小峰等,2023)。具体来看,产业联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不同经营主体联合,拓展产业规模,实现“横向一体化”;二是,乡村产业链条不断向上下游延伸,增加乡村产业的附加值,实现“纵向一体化”。“产业联盟”重塑了乡村产业的产销市场结构,使生产出的产品在市场上更有竞争力。

Y镇地处富硒带,汉江穿境而过,水量丰沛,阳光充足,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赋予了当地茶叶“清香馥郁、滋味甘醇”的特质。当地有种植茶叶的传统,但是长期以来都是农户分散种植。这一方面形不成规模,没有市场效益;另一方面,当地茶叶的产量和标准达不到市场要求,缺乏市场竞争优势。脱贫攻坚以来,在产业扶贫政策的大力扶植下,Y镇的茶产业迅速发展起来。为了避免分散化,通过“产业联盟”,超过80%的产业帮扶资金用于茶产业的发展。加快培育优势特色主导产业,先后引进“陕茶一号”“紫阳群体”等优质茶种统一推广、联合种植,大力发展了8 500余亩高效密集茶园,把1 963户贫困群众纳入15个村级茶业专业合作社,持续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茶叶生产规模做起来之后,仍然需要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条、打造区域品牌。为此,当地村庄联合建立了三个现代化茶叶加工厂,用来加工周围村庄的鲜叶,还在乡镇上成立了茶叶公司进行销售。并于2022年开始与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的专家合作,共同研发出了“果蜜红”红茶品牌,还将全乡镇的茶叶产业纳入品牌,进行标准化生产加工。通过“产业联盟+供销社+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按照统一生产技术、统一产品标识、统一商标使用、统一产品包装、统一质量标准、统一对外宣传的“六统一”管理理念,既规范了市场,保证了产品质量;也提升了品牌效应和市场溢价,推动了当地的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短短几年时间,Y镇的茶产业发展实现了从之前的分散经营到集中管理、从低端鲜叶销售到高端品牌打造转型。现在,当地生产出的高端红茶、滤茶纸杯等系列产品供不应求。

四、联村发展模式的机制分析

通过上述对H县“三联”案例的多维呈现,可以看出乡村产业振兴背景下的联村发展模式实践样态各异,不同的产业发展阶段所“联”的重点各不相同,实际通过联村发展模式来推动产业发展可能包括支部联建、资源联享、产业联盟的某个方面,也可能是三个方面的结合,只不过在产业发展的不同环节各有侧重而已。联村发展作为一种创新模式在实践过程中缓解了政策转型背景下乡村产业发展的困境,助力了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但是,这种以联村发展推动产业振兴的模式何以成为可能?其背后存在哪些机制?这需要进一步的理论分析,我们将联村发展的机制概括为跨域机制、整合机制与链接机制三个方面。

(一)跨域机制

要想实现乡村产业的联村发展,首先需要打破既有行政边界的限制。随着乡村振兴政策的推进与城乡融合发展,乡村产业的发展不断突破区域边界。一是,脱贫攻坚结束后,欠发达地区乡村产业的发展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脱贫攻坚时期,乡村产业发展的社会效益是优先于其经济效益的,地方政府为了带动贫困户脱贫增收甚至不计成本也要将扶贫产业发展起来。但是乡村振兴阶段,开始更加注重乡村产业发展的经济效益,尤其是需要联村发展优势互补来缓解外部扶持力量弱化所造成的困境。二是,对于乡村产业性质而言,跨域发展也是乡村产业本身发展的市场规律使然,与传统高度行政化的“旧农业”不同的是,劳动与资本双密集的“新农业”(黄宗智,2020:449)以及第二、第三产业在农村地区迅速发展,这些乡村产业新业态对于市场的反应更加敏感,村庄行政边界已经对产业的发展产生了诸多限制。三是,对于目前已经发展起来的很多乡村产业,参与其中的多元主体来自不同的村庄和地区,他们在产业发展过程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很多矛盾冲突,而这些已经超出了属地管理的范围。

“三联”主要是通过以下三个方面来推动乡村产业的跨域发展。首先,通过政治引领,达成不同主体之间的产业发展共识。党建引领并不是党支部直接带头做产业,而是利用政治力量的引领来弥合不同村庄与发展主体之间在发展思路上的分歧。对于产业发展而言,村庄与村庄之间由于存在一定的利益关系,往往难以形成一致的决策。通过研究以往的经验可以发现,党的意识形态资源与具体的治理情境相结合,有利于多方治理主体达成共识从而实现合作治理(黄晓春,2021)。即使不同主体之间存在矛盾纠纷,但是在讲政治、顾大局的前提下,为了整体利益,最终也容易达成发展共识。因此,通过不同主体之间的支部联建能够寻求产业发展的共识,减少发展分歧与日常矛盾纠纷。其次,搭建联建平台,构建常态化跨域沟通协调机制。这里的联建平台主要指的是党政主导的协调平台,由各乡镇党委牵头,联建各方建立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制度。通过联合开展党员教育和党组织生活、支部之间互帮互促,做好联建规范基础工作以及联合共促发展。例如,要求联建各方必须精心组织开展“签订一份联建协议、共办一次主题党日、培育一批产业项目、解决一批困难问题、结成一批帮扶对子、开展一次观摩活动”等六项活动(3)具体参见《关于开展六项活动深化支部联建工作的通知》(〔2021〕38号)。。联建各方除了每年签订联建协议之外,还制定了联建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明确了联建方向、重点任务、保障措施等。这样就将党建工作与各村具体工作深度结合,推动了党建工作的实体化、功能化。有地方干部反映,“我们(联建)各方会定期坐到一起开会,一个月至少一次吧,大家要签到,如果哪个村有事情牵涉到其他村了,对方马上可以去协调”(L村村主任访谈,访谈编号20230804LYCWDL)。最后,建立跨域发展制度化与规范化的日常管理机制。H县已经将“三联”工作纳入了年度工作目标责任考核内容。在考核评优树模方面,对联建各方实行“捆绑”和“联评”,实施村与村“联动”考核(4)具体参见《关于实行县直机关单位与联建村联动考核深化“三联”工作的通知》(〔2021〕103号)。。在考核赋分方面,“三联”工作考核实施百分制,并以10%的比例加权计入村年度目标责任考核总分。在村年度目标责任考核中,“联动”赋分。即本村目标责任考核得分乘以60%,加上其联建对子得分乘以40%,二者合计得分为年度目标责任考核最终结果。在奖优惩劣方面,目标责任考核结果与村干部绩效补贴挂钩,目标责任考核结果前三名的干部,在当年绩效全额发放基础上,加发岗位绩效的10%,并优先推荐评优树模;目标责任考核结果后三名的,减少当年绩效补贴的10%。对“三联”工作措施得力成效明显的单位和人员予以表彰奖励,对工作不力、消极懈怠的严肃问责。

为了进一步推动“三联”工作机制的落实落细,H县还推行了联村干部互派制度(5)具体参见《中共H县委组织部关于实行互派干部挂职锻炼深化“三联”工作的通知》(〔2021〕19号)。,即在全县村村、村企联建对子之间实行互派干部挂职锻炼。参加联建挂职锻炼的干部原则上应是政治素质好、发展积极性高、热爱“三农”工作、年龄在45岁以下的现任村“两委”成员(含后备力量),挂职时间原则上为一年,其中在对口联建村(企业)驻村(企)工作不得少于两个月。在有重要会议、重大活动或重点工作任务时,这些干部须随时到联建村(企)工作。到村(社区)挂职的,挂职期间兼任村(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或产业发展指导员,挂职人员照片及任职信息须在“村级岗位台”公示,补贴待遇等各项保障在原单位保持不变。要求村与村联建对子须100%互派干部,村企联建对子互派干部不得低于60%。联建挂职对象主要负责“三联”重点任务落实,并兼具理论学习宣讲员、发展共商联络员、互助联通信息员、破题解难协助员以及产业发展指导员等多重身份,依靠联建干部进一步落实“三联”工作。

(二)整合机制

虽然脱贫攻坚时期通过产业扶贫政策,已经建成了不少扶贫产业,积累了很多扶贫资产,但对于村庄来讲,现在这些乡村产业的发展面临碎片化的困境。共同富裕背景下的乡村振兴产业发展面向的是全体村民,因此要想实现乡村产业的整体性高质量发展必须整合不同主体的资源,构建一个有利于乡村产业发展的共同体。现代生产要素的整合是突破乡村产业发展“低水平陷阱”、实现产业跃迁和共同富裕的关键(黄曼,庄晋财,2022)。跨域机制打破产业发展的行政边界限制之后,需要进一步整合不同联建主体的资源,实现优势互补,解决乡村产业发展的资源不足问题,让基层党组织由“单兵作战”向区域“协同抱团”转变、产业发展由“离散运行”向“集约经营”转变、资源配置由“粗放配置”向“精准供给”转变。

一是信息整合。信息的短缺与不对称是影响乡村产业发展的关键(赵培,郭俊华,2022),传统的乡村产业发展都是各自为政,在产业项目选择、市场销售等方面存在信息不对称和信息短缺,长期以来农户面临着种什么、怎么种、卖给谁的迷茫;与此同时,园区、企业却面临着基地往哪里扩展、原料从哪里供给的问题。这样非常容易导致产业的盲目发展与重复建设,以致最终影响农产品的价格,导致农户利益受损。信息整合主要是对联建区项目和各企业用工需求,以及各村主导产业、优势资源、重点项目、剩余劳动力和发展需求等信息,进行摸底、建立清单和信息库,定期更新清单内容,确保信息内容及时共享。搭建联建各方信息对接服务平台,建立定期沟通联系和对接服务机制,为村提供就业、产业、创业、项目建设等信息,为企业和经济合作组织提供土地、山林、水资源、劳动力等信息,推进信息对接服务共享。信息整合缓解了农户与市场主体双向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二是生产要素整合。生产要素整合包括资本、土地、技术与劳动力/人才四个方面。在资本要素方面,不同联建主体所拥有的资本是不同的。一方面,拓宽各村、社区资源资产资金互通渠道,充分盘活农村闲置资源,使其转化成为可使用的资本;另一方面,探索资金有偿借贷机制,实行联建各方资金互借互贷,对口支持项目启动、产业建设、基地培育等工作的资金资本共享共用。在土地资源方面,有的县城、集镇周围的社区/村庄想发展产业或者扩大产业规模,但是土地资源不足;有的村庄由于劳动力外出打工,大量土地荒废无人耕种。对此,需要土地资源的社区/村庄可以与有土地资源的村庄联建,利用其土地资源发展产业。在技术要素方面,如果每个村庄都邀请专家进行技术培训和技术指导,容易产生资源浪费,规模较小的产业也难以获得充足的技术支持。因此,联建各方采用专家共邀、培训共办、技术共学、成果共用,采取到点指导、结对服务等方式开展对口技术交流,共同培育优势产业。尤其是近年来,运用“互联网+”思维,在网络电商、线上带货等方面联合培训、共享平台。在人才方面,当地全面摸清各类人才资源,建立“土专家”“田秀才”“产业大户”等人才信息库,畅通联系沟通、技术服务渠道,实现人才共用。建立人才交流联系制度,定期组织产业大户、技术能手、创业带头人、乡土人才专家对口交流、技术指导和实地培训。推行村级后备力量“定岗锻炼”和跨村交流,加强实践培训,提升农村实用人才数量和专业化水平,推进人才共培、共育。

三是产权整合。产权是影响乡村产业发展效率的重要因素之一(郑永君等,2023),要想实现乡村产业的高效发展必须处理好复杂的产权关系。联村发展中的产权整合具体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要厘清既有的扶贫产业、扶贫资产的产权关系,减少产权不清导致的纠纷,做到让已有的产业保值增值;另一方面,要通过产权整合与制度创新的方式来将产业做大做强,让经济薄弱村庄共享产业增长的成果。产权不清晰是影响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要障碍之一。由于联村发展的乡村产业的参与主体包括农户、经营大户、村集体以及企业等多元主体,也有国家扶贫资金的大量投入,可以算作“混合经济”。为加强对脱贫攻坚时期由于大量资金项目投入所形成的跨村扶贫产业和扶贫资产的后续管理,H县创新实施“133”扶贫资产管理长效机制(6)关于扶贫资产确权与管理详细参见《强化扶贫资产管理 接续推进乡村振兴:“133”扶贫资产管理长效机制的实践与启示》(内部资料),财政部陕西监管局专题材料第187期,2021年11月11日。,坚持依法依规确权、分级分类管理以及效益优先原则。依据项目的资金构成和组织实施单位,科学界定扶贫资产的所有权。例如,扶贫资产确权坚持如下原则:各级组织实施的单独到村项目形成的经营性资产,产权归属村集体;以帮扶资金投资或入股的,在征得帮扶单位同意的基础上,形成的资产或股份归属村集体;整合后的行业扶贫领域资产,原则上按照整合后行业相关要求进行确权和管理;对于跨镇跨村实施的项目,要按比例将权属量化到村集体,无法量化到村或产权无法清晰界定的,产权归行业主管部门。公益性扶贫资产,则按照全省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工作要求进行确权;到户类扶贫资产,产权归属农户;属国有资产的,产权归属县公共资产管理部门。而针对经济薄弱村,则通过充分盘活和利用农村土地、山林、库塘、水源等自然资源和集体固定资产,以推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为抓手,在不改变所有权的前提下,实行联建范围内资源联享。例如,利用土地指标漂移和扶贫资金入股等方式与强村联合打造产业园(李敢,徐建牛,2020),推动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激发村庄合作动力,拓宽协作领域,推进互利共赢。

(三)链接机制(7)“链接”不同于简单的“联结”与“连接”,其意味着小农与市场对接的同时,乡村产业链条也在不断延伸发展,小农在其中也得到了应有的多重保护。

通过联村模式乡村产业在打破行政边界限制及解决了资源不足问题后,最终还要与市场端做好对接,将产品转化成商品。在这一问题上,东亚学者曾提出了著名的“六次产业化”理论。该理论的核心强调要实现农产品供应链和价值链的“连接”,打破市场壁垒、拓展农业多功能性、放大农产品价值,并在产业融合的过程中注重对小农户的保护(张晓颖,王小林,2023)。链接机制不仅要实现村庄与村庄之间跨边界的联结,更要实现一二三产业之间的链接、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的链接以及利益分配的多重链接。链接机制就是为了解决传统乡村产业发展的市场化程度不高问题,但与传统市场化策略不同的是,链接机制并不是将小农户直接推向大市场,而是在推动市场化的同时能够兼具效率与公平,能够最大限度地确保农户的市场收益,最终营造出有利于小农户发展的市场环境与市场秩序。

首先,注重乡村产业内部的链接,打通一二三产业之间的界限,促进产业融合发展。H县的做法是对于相同类型的产业采取“同质联营”,推动乡村产业的“横向一体化”。坚持县级统筹、镇级主抓,以支部联建主体为主导,推进集体经济、园区非公企业、龙头企业、合作社等组建产业联盟,采取联合建设原料基地、加工车间等方式,对同质化产业进行高水平开发、高效率运营,改变产业分散经营状况,加快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进程,推动产业链向中高端攀升。对于不同类型产业采取“异业联动”,推动乡村产业的“纵向一体化”。同时跟进产业发展和产业链延伸,细分联建各方发展要素,推进不同产业种类、不同市场主体之间,通过合同、协议、订单等关系,错位发展种植养殖、生产加工、市场销售、物流运输等发展环节,加速优势企业、优势人才、优势资源跨行业整合,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打破以往乡村产业发展的“孤岛效应”,促进联盟产业优势互补、各展所长。

其次,推动小农户与大市场的链接。在“大国小农”的背景下,如何推动小农户和现代大市场之间的衔接既是当下中国农政问题的核心,也具有重大政策意涵(叶敬忠等,2018)。传统乡村产业发展的最大困境就是小农户很难有效与大市场对接,要么小农户的生产脱离于大市场,要么小农户容易在市场之中沦为依附。与传统分散的小农难以融入大市场并获得有效的市场地位不同,联村发展中充分发挥龙头连带作用,发挥联建主体企业、产业园区的市场竞争优势、品牌影响力,带动联盟成员,形成统一原料采购、统一组织生产、统一产品加工、统一质量管控、统一市场销售的生产方式,积极与大型商超、批发市场、电商平台建立稳定购销关系,努力形成一批联系紧密的集团型、旗舰型发展联盟,持续提升抵御内部产业结构调整、外部价格波动等风险的能力。除了龙头带动,在产业发展过程中通过联村发展不断延伸产业链,并将农户嵌入产业链,不仅在种养等环节,而且在加工、管理以及销售等环节不断吸纳本地农户,让农民在产业链条分工之中不仅能找到应有的位置,而且能通过自身技术积累在产业链中不断上移。H县的联村发展中还以乡镇为单位建立“镇园产业联盟”,充分发挥“官场+市场”(刘蓝予,周黎安,2020)在乡村产业发展中的作用,将分散的农户通过跨域合作和新集体经济等多种形式组织起来之后再与市场主体进行对接,提升了农户的市场谈判地位。

最后,构建分配中的多重利益链接。联村发展通过建立股份化、协作化、多元化利益链接机制,将集体收益与群众利益紧密捆绑,促进村集体和农民群众同增收、共致富。通过创新链接方式,把贫困户的生产要素有机嵌入产业发展的各个环节,不断创新贫困户增收渠道。例如,当地通过推行“土地流转得租金、基地务工得薪金、委托经营得酬金、资产入股得股金、订单生产得现金”的“五金收益”模式,实现了产业发展与群众增收的相得益彰;通过突出链接重点,遴选全县有能力、有实力的产业园区、龙头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参与产业脱贫工作,将产业奖补多少与产业益贫、带农能力相结合,把带动贫困户脱贫作为示范类经营主体晋级认定的硬性约束,明确数量指标、带动模式、预期收益。再比如,在乡村产业发展过程之中探索出“136”分红模式,将乡村产业收益的10%预留为产业发展风险金,30%为合作社集体收益,60%作为股民权益红利,产业发展之中首次分配和再分配相结合。这种分配模式既能够预防产业发展风险,又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农户的收益。

五、结论与讨论

脱贫攻坚时期,通过国家产业扶贫政策与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欠发达农村地区的乡村产业快速发展,做到了“村村有产业、户户能增收”,为乡村产业兴旺打下了基础,这可以称为乡村产业发展的“前半程”。但是,进入全面乡村振兴阶段后,乡村产业起步阶段往往局限在村庄内部特定的边界之中。随着产业的发展壮大,其逐渐超越了既有的地理边界与行政范围,在国家产业政策扶植力度有所弱化的背景下,如何实现乡村产业的内生可持续发展以及做大做强让更多村民受益?这是乡村产业发展“后半程”所面临的新挑战。

以H县“三联”为代表的联村发展模式有效缓解了上述乡村产业发展的难题。乡村产业振兴背景下的联村发展从本质上来讲就是试图解决乡村产业发展的市场边界与行政边界不一致的问题。“三联”通过支部联建、资源联享、产业联盟的做法超越了既有村庄行政边界的限制,有效整合了不同主体的多方资源,而且通过跨域机制、整合机制与链接机制打破了乡村产业跨边界发展的梗阻、缓解了乡村产业发展资源不足问题、推动了小农户与现代大市场之间的有效衔接,并营造出了有利于乡村产业发展的制度与政策环境,构建了乡村产业发展共同体,实现了优势互补、区域协作、共建共赢、全域发展的目标。乡村产业振兴背景下的H县联村发展模式不仅有利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而且缓解了县域内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直接推动了乡村产业兴旺与共同富裕政策目标的实现,这是共建共治共享理念在乡村产业发展领域的充分体现。

H县的“三联”是产业发展驱动型联村发展模式的典型之一,在现实中还存在其他类型的联村发展模式。例如,治理导向的联村发展、集中居住类型的联村发展、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型的联村发展等等。而东部地区乡村产业长期在市场需求的驱动之下也较早地实现了内在的产业链分工与村庄之间的联合,这种自下而上主动的联村发展与西部欠发达地区在政府推动下的联村发展有不少差异。但是,本案例中所提炼出的联村发展机制、做法仍然对其他地区与其他类型的联村发展具有一定的可复制与可推广的意义。还需要说明的是,产业振兴过程中的联村发展并不意味着乡村产业发展的集中化/集体化、公司化。例如,X村通过与周边四个村庄联合建设蚕桑产业园,虽然将土地、劳动力、资本与技术等生产要素进行了有效整合,种养规模持续扩大,但是在具体经营之中,又将蚕室和桑园分包给了小农户进行家庭经营,出现了再小农化(repeasantization)的发展趋势,这充分展现出了乡村产业市场化下的小农韧性。本文对联村发展模式的研究更多的是从产业发展角度出发,总结在政府的推动之下能够实现联村发展的背后机制。但是,联村发展中的农民主体性不容忽视,联村发展如何与中国农村传统小农经营模式共存?联村发展对农民个体的生产、生活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将是联村发展研究需要进一步关注的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