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乡建情怀遭遇经济规律:对当代新乡村建设运动的反思

张慧鹏

一、问题的提出:乡建青年何以总是遭受挫折

2023年春节期间,我在微信朋友圈中读到一篇短文,是一位乡建青年的自述。他在文中写道:“我叫小杨,怀化的一名90后,普普通通的青年一枚,因为团队的安排,我2022年的工作和生活,大部分时间都在这个叫翁郎溪的地方度过。当每次外出几天再回村里的时候,乡亲们总是笑呵呵地打招呼‘小杨,回来了啊!’那是一种回家的感觉和滋味,总之,就是这些感觉和滋味,促使了我在今天写了这篇文章:2023年,我希望,继续留在这个小村庄”(1)转自微信公众号“翁郎溪”的推文,2022年12月12日。。

小杨所在的翁郎溪村,是湖南省怀化市洪江市龙船塘瑶族乡的一个偏远乡村,有600多年的历史。20世纪80年代,村里人在当时村党支部书记蓝华新带领下,自力更生整治村庄环境,提升村民素质,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世界卫生文明村”称号。这是整个村子引以为豪的荣誉。此后,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持续快速推进,大量年轻人进城,翁郎溪村也和国内许多乡村一样,成为一个空心化和老龄化很严重的村子。

小杨并不是翁郎溪村人。他只身来到这个村子,并不是为了个人的私利,而是被团队安排来这个村子从事公益服务。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中国社会逐渐发育出一些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它们专门从事社会公益事业。关注农村发展是许多社会公益组织重要的业务板块。进入21世纪,随着“三农”问题引发全社会的广泛关注,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和个人投身乡村建设事业。和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开发式扶贫相比,社会公益组织更加强调自下而上的社会动员,注重培育乡村社会内生动力(古学斌等,2004)。小杨进村之后,就开始走访调研,记录村庄里的人、事、物,拍摄各种图片和视频,创建并经营“翁郎溪”公众号,向外界宣传介绍这个村子,吸引人们来这里旅游。他还动员和组织村民自己动手进行环境整治,把荒芜的梯田进行复垦,发展绿色生态农业。

驻村一年的经历,让小杨和村民之间建立了信任关系。小杨也在工作中实现自我价值。2023年春节过后,小杨再次来到翁郎溪村。这次,他失去了项目团队的资助,需要“自带干粮”参与乡村建设。作为一个农村家庭出身的青年,小杨的家庭经济状况并不支持他这样做。他的选择显然也不符合家庭成员对他的期望。但他并没有退缩。他在公众号的文章中写道:“2023年的我勇敢返村,不怨不悔”。他的真诚和勇敢感动了不少人,几位青年人决定和他一起进行公益创业,发展乡村旅游和生态农业。

小杨的故事很励志,他的推文得到许多人的点赞和转发。小杨的故事让我想起身边的很多朋友。他们也是乡建青年,和小杨一样,处在社会底层的他们不是想方设法实现向上的阶层流动,融入社会主流,而是关怀社会弱势群体,执着于理想和情怀。当村里的年轻人都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的时候,他们却选择逆流而上,回到农村从事社会公益事业。他们是这个社会中的另类和少数,但每个时代都不缺乏这样的有志青年。回首百年历史,青年参与乡村建设的传统不绝如缕(2)1919年,李大钊在《晨报》发表了《青年与农村》一文,指出“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热情洋溢地号召广大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彻底改造中国社会(李大钊,2006)。同一时期的青年毛泽东,在思索救国救民道路时也将目光投向农村。他起草了建设新村计划书,并一度打算在湖南长沙岳麓山付诸实施。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梁漱溟等人主导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到21世纪以来温铁军等人主导的“新乡村建设运动”,都有大量的年轻人参与。。

小杨刚刚大学毕业走向社会,没有多少社会阅历,他的乡村建设事业才刚刚起步,未来究竟会遇到多少困难,恐怕他自己都无法想象。而我的这些朋友从事乡建工作已经十多年了,很多人已经从乡建青年变成了乡建中年。这期间,他们经历了各种困难和挑战,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他们都是农家子弟,原生家庭的经济状况并不好,而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工资待遇又比较低,不但不能改善原生家庭的生活条件,反而使自己的日子更拮据。然而,最让他们感到苦恼的,并不是个人生存境况,而是事业上的挫折——他们不但没有改变整个中国农村的面貌,甚至连一个农村都没有改变。他们长期用心经营的几个乡村,仍然在不可避免地衰落,年轻人仍然在流失。

21世纪以来轰轰烈烈的新乡村建设运动中,大量的乡建青年投入其中,奉献了自己的激情和青春。除少数体制内知识分子,多数乡建青年都承受着巨大的生活和精神压力。曾经作为乡建青年的张艺英(2021)在一篇文章中分析道,一些青年满怀理想主义投入乡村建设,然而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落差,面对现实生活的压力,许多人不得不痛苦地离开。对于这种退却,并不能以“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来否定。另一位乡建青年周其义(2018)在其硕士论文中回顾了乡建青年在原有社会关系网络中被边缘化,以及乡建青年如何在内部抱团取暖。温铁军是当代新乡村建设运动的旗手,也是众多乡建青年的精神导师。他参与主编的《乡建笔记:新青年与乡村的生命对话》一书,汇集了几十位乡建青年的故事,主基调是展现乡建青年积极进取的一面,但在每个故事中我们都可以感受到乡建青年遭遇的挫折与压力。

对于乡建青年这个群体,以及他们所从事的乡村建设工作,国内学术界公开的反思和批评并不多。毕竟,青年人坚守理想并付诸行动实在难能可贵。但是,本文仍然要对乡建青年遭遇的挫折进行反思。青年们前赴后继投入乡村建设事业,却屡屡受挫,是因为他们自身不够努力,还是因为其他社会结构性原因?乡建青年默默承受着许多压力,他们的现实困境应该如何回应?21世纪以来的乡村建设运动已经持续了二十多年,整体上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积累了多少成功经验,又有哪些失败的教训?乡村建设运动在大的方向上是否正确?这些问题都值得反思。当然,这样的反思并不是简单地否定,而是要探讨新时代应该如何推动城乡融合发展,青年应如何更好地参与公益事业,推动社会进步。

本文采用“解剖麻雀”的方法,对华南地区某社工机构乡建青年团队的案例进行深度分析。过去十多年,这个团队依托某社会工作组织,扎根在华南地区的一个偏远乡村,全身心投入乡村建设事业。团队的核心成员有3～5人。我和这个团队的核心成员保持了密切的交往,经常参与他们的活动,了解他们的运作情况,倾听他们分享工作体会和心路历程。此外,我本人也曾深度参与乡村建设实验,深切体会了其中的艰难和复杂。局内人的视角让我们对乡村建设实践中可能会遇到的问题有较全面深入的理解,旁观者的视角则有助于我们跳出乡建看乡建。

二、改变中国农村面貌:乡建青年的理想情怀

21世纪以来的返乡青年可以分成不同类型,一类群体是返乡创业就业的农民工,另一类是通过“大学生村官”等体制渠道进入乡村工作的青年(3)党和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支持和引导广大青年投身乡村建设,并通过“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特岗计划”等体制化渠道为乡村输送了大量青年人才,同时解决了许多青年的就业问题。,而乡建青年则属于第三类。

返乡创业就业的农民工通常受教育程度较低,其行为主要是受现实经济利益的驱动,他们返乡创业就业主要是看中国家政策支持下乡村产业发展空间。与之不同,乡建青年在城市接受了高等教育,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他们并不是简单地接受现实,而是反思和批判现实。他们进入乡村并不是寻找个人发财致富的机会,而是在小小的村落里关心着整个中国的发展,希望改变整个中国农村的面貌和农民的命运。

通过官方渠道进入乡村工作的青年,虽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体制内人员,但他们的身份是被体制认可的,得到体制内资源的支持。与之不同,乡建青年参与乡村建设事业,并不是为了一份稳定体面的工作。他们通常也并不认可政府部门自上而下的做法,而是希望通过社会力量来参与乡村建设。作为体制外人员,他们不受政府科层制的束缚,有更大的自由发挥空间,却也因此缺少了体制内资源的支持,面临更多的困难。

对于当代乡建青年群体的事迹和心路历程,温铁军主编的《乡建笔记:新青年与乡村的生命对话》一书有许多案例。这里,我们只对本文将要展开分析的案例进行一些介绍。

王刚(4)遵照学术惯例,已作匿名化处理。且本文是将多个真实案例叠加在“王刚”一人身上,请勿对号入座。出身湖北农村。作为村里有出息的好孩子,他一路苦读,顺利考进西南地区一所重点大学的社会工作专业。2006年大学本科毕业,他考上了硕士研究生,然而这时的教育制度已经改革,读研究生需要自费。高昂的学费让他望而却步,最终他选择了放弃。当时的中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外贸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王刚来到广州,顺利进入一家外贸公司工作。公司位于市中心光鲜亮丽的写字楼中。对于这份一线城市的白领工作,他不但没有“逆袭”的喜悦,反而感到不自在。出身社会底层的他在大城市中有一种自卑感,自认为是“穷矮矬”,与商务精英在行为举止和精神气质上都有很大差异。这种差异正如社会学家布迪厄在《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中所揭示的,是一种社会阶层的差异。原本他可以适应这种差异,慢慢转变自己的言行举止,但他觉得这不符合他的价值追求。没多久,他就选择了辞职,加入一家社会公益组织,到云南一个偏远的小山村从事农村发展工作。

云南的这个村子被称为绿寨,位于大山深处,交通极为闭塞,85%的人口是壮族,发展非常落后。云南曾是各类非政府组织的大本营,绿寨也是许多非政府组织的项目点,在公益圈小有名气。在王刚到来之前,该公益机构已经在绿寨开展过几年的工作了,但工作人员的流动性很大,多数人都受不了艰苦的条件和微薄的薪资。王刚来了后,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很快融入当地生活。王刚在这个村子一干就是八年多。直到2015年,他才从云南的大山深处回到繁华的广州。然而,回到广州的他,并没有进入城市主流生活,而是依托一家社工机构,继续从事农村发展相关的公益工作。他们的项目点在广东北部一个偏远的小山村。这里和云南绿寨一样,生态环境优美,但产业发展落后,老龄化严重。整天和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农民打交道,王刚反而感到心里踏实。

王刚并不是没有改行的机会,他之所以执着地要从事乡村建设,在于他认定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是在改变穷人的命运,也是在改变整个中国。许多像他一样的乡建青年都有这样的情结。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农民负担过重、农民收入过低等问题已经成为一个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农民在整体上成为一个弱势群体。世纪之交,时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上书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反映“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引起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也引发社会公众广泛的关注。农村出身的大学生来到城市后,切身感受到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引发他们对社会问题的思考。一些人在城市接受城市文明的洗礼之后,认清现实,努力通过个人奋斗实现身份转变,融入城市主流生活。另一些大学生则在温铁军、李昌平等知识分子的感召下,开始关注“三农”问题,甚至投身乡村建设。

王刚的周围聚集了一批和他有相似经历的年轻人,大家因为共同的理想信念走到一起。对乡村的感情激励着他们投身乡村建设,反馈乡村社会。

三、探索另类发展道路:乡建青年的理论体系

这些知识青年投身乡村建设,并不只是受朴素情感的驱动,而是有着一整套的价值理念和理论体系在支撑。这套理念和理论体系比较庞杂,包含了性别平等、社会团结、生态友好等内容,总体上是站在弱势群体立场上,反思市场化改革造成的负面后果,属于左翼的价值理念,是对流行的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对冲。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持续推进市场化改革,主动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倡导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西方经济学逐渐成为中国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显学。用西方经济学学术话语包装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社会上也十分流行。市场化改革带来经济繁荣的同时,带来社会分化和不平等。现实与西方经济学描绘的美好蓝图相差甚远。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反思和批判市场化改革带来的社会不平等,强调要关怀社会弱势群体,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正义。知识分子群体之中充斥着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激烈争论。进入21世纪,左派学者关于国有资产流失、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的批判,在社会上引起很强的情感共鸣。《发展的幻象》《反市场的资本主义》等反思发展主义、批判市场至上的著作变得流行起来(5)许宝强、汪晖选编:《发展的幻象》,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许宝强、渠敬东选编:《反市场的资本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波兰尼于20世纪上半叶出版的《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以其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批判(波兰尼,2007),重新引起中国学者的关注,“嵌入”“脱嵌”“双重运动”“社会自我保护”等概念在国内学术界变得时髦。

但是,仅仅批判市场化改革带来的负面后果还不够,还必须提供一套可操作的替代方案,不但要能“破”,还要能“立”。为此,国内一些学者再次引进西方左派理论,包括团结经济、社会经济、公平贸易等。这些概念分属不同的理论脉络,但有着相同或相似的主张,即对主流市场经济的替代,包括用互助合作替代市场竞争、用社会效益替代资本利润、用城乡互惠替代城乡对立、用在地的小生产替代全球化的大生产等(潘毅等,2014)。

作为新乡村建设运动的主要发起者和旗帜性人物,温铁军为这场运动提供了一套系统化的理论。温铁军早年从事比较具体的“三农”问题研究,例如农民合作社发展等。后来,他认为“三农”问题产生的根源并不在于“三农”自身,而在于整个现代世界体系的运作。温铁军先后提出了八次危机、成本转嫁论、去依附、人民经济等概念,构建了一整套宏大的话语体系来重新解释这个世界的运作。温铁军的理论体系可以概括为全面彻底地“解构现代化”(6)温铁军以“解构现代化”作为自己一部著作的名称。。在温铁军(2020:10)看来,发源于西方的现代化,其核心是工业化和城市化。任何搞现代化的国家必然会遭遇以资本过剩为代表的经济危机。西方发达国家在推行现代化过程中,可以把现代化的危机转嫁给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不可能对外转嫁成本,只能把城市遭遇的现代化危机转嫁给农村。因此,现代化的结果必然是工业剥夺农业、城市剥夺乡村,发达国家剥夺发展中国家。近代中国是被迫纳入西方的现代化进程,在追求“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道路上已经发生了N(N≥8)次危机(7)温铁军(2013)提出过“八次危机”的说法,并以此为书。此后,他又提出九次危机、十次危机等不同的说法。。中国之所以能够应对危机,在于中国广大的农村能够分担危机成本(温铁军,2020:12)。在温铁军看来,要从根本上解决危机必须终结工业化和城市化为核心的现代化,代之以乡村建设。人类的未来应该是复兴乡村文明(8)温铁军介绍说,他本人推动的21世纪以来的乡村建设实际上应该叫作“乡村文明的复兴”,只是为了维持百年的传承,才叫作“新乡村建设”(温铁军等,2020:5)。。温铁军的乡村建设理论是对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等当代多种左翼理论的融合,带有较强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色彩。在市场化和全球化带来的发展不平衡问题愈发凸显的今天,温铁军替弱势群体说话的价值立场和带有很强批判性的理论话语,让他在广大青年学生中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9)温铁军在B站、抖音等平台上宣传自己的理论体系,获得大量粉丝。。他的理论成为许多乡建青年的行动指南(10)当代致力于推动乡村建设的知识分子也存在不同流派,并非所有人都完全认同温铁军的理论体系。从事乡村建设实践的青年也因此有着不同的理论导师。本文详细介绍的王刚团队就不属于温铁军的团队,但在笔者看来,“大乡建”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共同点远大于内部的差异。。

四、理论为何难以落地:乡建青年的现实困境

乡建青年不但有理想,有理论,还有很强的行动能力。王刚在云南绿寨一待就是八年。回来广州后,他和同事一起在一个偏远的村子里一待又是十多年。为了和村民打成一片,他们经常和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尽管他们都非常踏实努力,然而他们的事业进展并不顺利,几乎在各个领域都遭受困境。

(一)在推动农民互助合作上的困境

发展农民合作社,是当代新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在主流市场经济体系中,农民作为分散的个体,缺少市场议价能力。要改变农民的地位,就要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从2006年进入云南绿寨工作时开始,王刚就动员和组织村民发展合作社。他发现绿寨的少数民族妇女心灵手巧,特别善于制作手工艺品,于是,他发动当地的留守妇女成立妇女手工艺小组。他本人及其所在的社工机构利用自己的社会资源来对接市场,村民的手工艺品很快就顺利被销售出去。这让村民的信心大为增强,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手工艺小组。第二年初,他们又筹建了生态老品种谷子种植小组、高山土鸡养殖小组。合作社的起步很好,但问题很快就出现了。

合作社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产品销售问题。随着经济效益的显现,加入合作组织的村民也越来越多,合作社生产的产品数量已经超出社工机构的销售能力。妇女生产的手工艺品比较精美,堪称艺术品,但在使用功能上和工业制品没有多少差别,甚至还不如工业制品好用。手工艺品的价格要高出工业制品很多倍,这就限制了其销售规模。王刚只能以讲故事的方式,给合作社生产的产品赋予很多文化价值,以此来打动消费者接受产品的高价格。他们还经常要通过给熟人道德压力的方式来促销。但这种方式销量毕竟有限。没有足够的销量,不能产生足够的现金收入,农民从事合作社生产的动力就弱了很多。在基金会的支持下,绿寨的合作社项目勉强维持了几年,但最终还是失败了。

合作社还遇到内部管理的问题。回到广州的王刚,继续在村里推动合作社建设。他们动员村民把没人住的老房子进行改造,建立了乡村旅馆,由8名留守妇女组成合作社来共同经营。合作社成员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分工,而是由8人共同负责,随机应变。之所以这么做,一方面是由于旅馆的接待任务波动性很大,有时人多有时人少,劳动服务的需求弹性很大,并不容易进行标准化的劳动任务分配。另一方面,在王刚他们看来,之所以要推动农民成立合作社而不是公司,就是因为合作社体现了民主管理、团结互助的理念,合作社不应该按照企业的逻辑运作,也不能采用企业的管理方式,而要把社会意义放在首位,注重团队内部的团结合作。他们期待合作社小组成员亲如一家,不斤斤计较利益得失。但现实情况是,由于劳动任务不可能绝对平均地进行分配,很容易产生有人干多有人干少的争议,不可避免地产生内部矛盾(11)关于乡村旅馆经营困境的详细情况,参见何宇飞(2017)。。社工机构除了引入外部资源支持合作社的发展,还要经常调解合作社成员内部矛盾,维持合作社的正常运作。

合作社的困境还体现在社工机构和合作社成员的关系上。王刚所在的社工机构,一直希望能够培育出合作社的内生动力,让合作社能够自行运作,成员自我管理。但是,合作社的成立原本就是社工机构从外部推动的,不是农民自发组织的。合作社的运行也长期依赖社工机构提供的外部支持,否则经营上会遇到很大困难。王刚等工作人员长期驻扎在村里,为合作社提供全方位的支持。他们直接介入了合作社的经营管理,投入了很大人力物力财力成本,但这些成本并不计入合作社的生产成本。王刚等人并不从合作社获得收入,他们的工资来源于社工机构。王刚等人把合作社团结互助的理念看得非常重要,认为这是对主流企业模式的挑战。但对于加入合作社的农户来说,他们更多的是考虑自身的经济收益,并不关心合作社本身。以青梅合作社为例,合作社发展青梅深加工,制作青梅酒、话梅等食品,以此提高青梅的附加值。为了保证产品品质,需要对原材料提出更高要求,要求采用生态方式来管理,并优先把好的产品卖给合作社。但现实是,合作社的农户常常并不遵守合作社的约定,他们也会把品质好的青梅卖给前来收购的商贩,这完全取决于谁给的价格更合适。对于农户来说,合作社只是多了一个销售渠道而已。

(二)在发展社区支持农业上的困境

社区支持农业(CSA)是王刚等人进行的另一个尝试。他们一方面在村里组织动员村民成立生产合作社,种植优质农产品;另一方面在城市动员组织消费者成立合作社,集中购买农民合作社生产的农产品,城市消费者和农村生产者之间建立互惠互利的关系,践行“城乡合作、公平贸易”等理念。这种社区支持农业模式是主流市场体系的一种替代方案,乡建青年对其抱以很高的期待。

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在中国一些大中城市的兴起,有着特定的经济和社会背景。随着中国经济的起飞,大中城市中形成了中等收入群体。这些新兴的中产阶级收入水平和受教育水平都比较高,对生活质量有较高的要求,关注生态环境和食品安全问题,反思高度工业化、化学化的现代农业的危害,希望能够买原生态的农产品(石嫣等,2011)。理论上,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在城乡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信任关系和有效的利益联结机制,摆脱中间商的操控和盘剥。但是,社区支持农业实际操作起来却遇到许多挑战。

一方面,社区支持农业的前提要有这样一批城市中产阶级消费者,愿意为小而精的农产品支付更高的成本。虽然有学者认为中国已经形成了规模庞大的中产阶级,但是,“中产阶级”本身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标准并不清晰,相当多的城市中产阶级实际上是刚刚摆脱社会底层,生活稍微有所改善,社会经济地位并不稳固,并且面临着房贷、子女教育等多重经济压力。一些城市中产阶级热衷于谈论社会责任,但他们的消费行为并不是只讲情怀而不计成本,他们也并不会真正站在生产者的立场,和生产者共担风险。

另一方面,社区支持农业的生产者要有足够的技术,用过硬的产品品质赢得消费者的信赖。王刚推动的社区支持农业,主打小农户生产的生态农产品。他们认为小农户用传统方式生产出来的产品更环保,更能让消费者体会到“小时候的味道”。但是,农民小生产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品质难以控制。以青梅酒为例,主打手工制作、天然、生态、无添加等概念。一开始合作社的生产者数量少,产品的品质总体上也比较容易控制。随着生产者数量的增加,生产端质量的控制变得困难起来,产品的品质非常不稳定。于是,各种投诉也多了起来。作为中介组织的社工机构,肩负着帮助小农户的道义责任,不能有效约束小农户的行为、管控产品质量,不能回应消费者的诉求,结果便是失去了消费者的信任。最近这些年,市场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消费者对产品品质的要求越来越苛刻,王刚他们生产的“三无产品”,越来越难有销路。他们也想过要提高产品品质,但这需要引进大型食品加工设备,意味着巨大的资金投入,如果没有足够的生产规模,根本无法运营。一向以支持小农户为己任的非营利社工机构,显然承担不起这样的经营模式。

(三)在推广有机生态农业上的困境

农业现代化意味着用工业化成果来改造传统农业,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在支持现代化的视角看来,工业革命以来的农业现代化大幅提高了产量,让人类突破了马尔萨斯陷阱,同时把人从繁重的农业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这是巨大的成就。但是,乡村建设学派知识分子站在反现代化的视角,批评现代农业的负面后果——使用机械化的大规模单一化种植破坏了生物多样性,大量使用农药、化肥、除草剂不但破坏生态环境,还增加了农业成本,挤压了小农户的生存空间。他们非常推崇传统的小而美的生态有机农业(周立,2019)。

王刚无论是在云南还是在广州,都致力于推动农民发展生态有机农业。他们希望农民少用甚至不用农药、化肥等化学品,尽可能采用传统生产方式。有机农业劳动力的投入很大,产量却低很多,这种方式生产的产品必然价格高昂。王刚他们期待城市消费者能够为生态有机农产品支付更高的价格,因为这其中包含了生态环境成本,包含了对农民劳动价值的尊重。然而,不管这一系列说辞如何动听,高昂的价格让很多人望而却步。

在前工业化时期,全世界范围内农业都是主要的产业。特别是在东亚地区,人多地少,人们很少有其他就业渠道,只能在土地上投入劳动,由此形成过密化农业(黄宗智,2000)。传统农业很大程度上是自给自足的谋生型农业,农民家庭并不是现代企业,并不强求利润最大化。农民的逻辑里不会把自己的劳动计算为投入的成本(恰亚诺夫,1996:49-50)。但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城市现代部门有了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劳动力持续从低报酬的农业转向高报酬的工业和服务业。在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背景下,农民会盘算到底是留在村里种地划算,还是外出务工划算。留在村里种地,就会失去外出务工的收入,这对农民来说是一种机会成本。这时,农民就开始计算自身农业劳动的成本。农业的真正成本就会体现出来。农业剩余劳动力被充分吸收之后,农村劳动力的价格也必然开始提高。这时,采用传统方式进行的农业生产,用劳动力替代资本品,必然导致有机农业的成本很高。

(四)在保护传统村落形态上的困境

当代新乡村建设运动反思城市化带来的各种问题,主张逆城市化,认为中产阶级下乡必然会成为一个趋势,乡村应该保留传统村落形态,最好是生态化的农村,让城里人到村里来,有一种回归自然的感觉(温铁军,2016:202-209)。

王刚团队希望在乡村发展旅游业。他们的项目点在大山深处,距离城市有2个多小时车程。2015年前后,王刚刚刚进入的时候,这个村子还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原生态。一方面是由于这里比较偏远和封闭,年轻人都外出了,很少回来住。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村民并不富裕,没有能力建新房。在王刚看来,村里并没有很特别的吸引物,能够吸引城里人来旅游的主要是村落原生态的建筑和文化,这些可以让城里人沉浸式体验传统文化,找到“乡愁”。因此,他们试图说服村民保留好传统建筑,迎合城市中产阶级的审美需求,发展乡村旅游业。但是,村民自己并不喜欢居住在这些老房子里。土木结构的老房子既低矮又阴暗潮湿,钢筋水泥的新房子既高大又宽敞明亮,两者的对比很鲜明。从居住舒适度来说,新房子要远远好过老房子。并且,建新房也是农民在村落社区的面子竞争。当一户人家建起新房之后,村里其他人家就会感到巨大的压力,省吃俭用、东拆西借也要建新房。最终,王刚他们还是没能够说服村民保留老房子,现在村里大部分农户都建成了楼房。对此,王刚他们感到很无奈,但也只能尊重村民的选择。

五、结束语:基于唯物史观的理论反思

除了上述几个方面,王刚团队还尝试过其他很多项目,但多数都不成功。十多年过去了,他们选择的道路不是越走越宽,而是越走越窄。他们的另类探索实践,是在对抗主流市场经济模式。他们试图在市场经济体系的边缘地带,开辟出一块小小的根据地,践行非市场化的生产生活方式。因此,无论是在云南还是广州,他们选择的项目点多是偏远地区的山村,这里受到市场的影响最弱,最有可能培育出另类发展模式。但是,客观来看,在今天的中国,即便十分偏远的地区,农民的生产和生活也高度商品化,人们的经济行为不得不遵循市场的逻辑(温士贤,2014)。按照市场的逻辑,这些另类实践没有足够的效率,经不起“算经济账”。王刚他们希望村民能够超越“算经济账”的逻辑,但村民毕竟生活在现实世界里,并不是处在封闭的世外桃源,“算经济账”的逻辑实实在在地支配着村民的生计。

对于当代新乡村建设运动面临的困境,有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反思。对于农民合作化的困难,黄宗智(2015)认为是缺少了国家的支持,严海蓉和陈航英(2015)强调是市场经济下农民社会分化构成的障碍。付会洋和叶敬忠(2015)详细分析了社区支持农业面临的困境,并从理论上指出这一模式本质上带有后现代性的特点,但最终还是无法脱离现代化的发展环境。具体的反思还有很多,这里不再列举。

对于当代新乡村建设运动面临的困境,其推动者也进行了自我辩护。温铁军和林珊(2023)认为新乡村建设20多年的实践,挫败多于成就,但这项事业意义重大,是在保护和传承华夏5 000多年农耕文明,为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探索出路,“义之所在,不计成败”。针对乡建青年面对的压力,温铁军(2016:6)认为“存在就是一切。只要我们在随处可见的排斥下仍然以另类的方式存活下去,就证明了方式的可持续”。潘家恩和杜洁(2012)从“社会经济”的理论视角,指出新乡村建设运动是一种波兰尼意义上的社会保护运动,是要挑战主流市场经济体制,让经济重新嵌入社会,因此,对乡村建设运动的评价不能完全按照市场标准,单纯计算经济效率。

本文尝试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更加宏大的理论视角进行探讨。21世纪以来的乡村建设运动,不管是自我标榜为复兴传统,还是走向后现代,都是对以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为核心的现代化方案的质疑和替代。在这一点上,当代新乡村建设运动和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立场高度一致。两者也共享着同样的困境。对新旧两场乡村建设运动的反思,涉及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以及经济全球化和农业现代化,如何看待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功能定位。

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本身就包含了正反两面性,对此我们需要辩证来看。马克思、恩格斯是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最深刻的批评者,他们强烈抨击资本主义现代化带来的社会弊病,致力于通过革命埋葬资本主义制度。但他们也高度肯定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资本主义用机器大工业取代了传统手工业,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为人类的解放提供了物质基础。生产力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如果没有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马克思,恩格斯,2012a:166)。资本主义的市场竞争促进了分工的深化和生产的社会化,形成了世界市场,客观上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使人从封闭愚昧的状态中走出来,丰富了人类的精神生活(马克思,恩格斯,2012a:404-405)。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是共产主义的另一个前提条件(马克思,恩格斯,2012a:166)。

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周而复始的经济危机已经充分暴露出来。马克思深刻洞察了资本主义制度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正是这种矛盾生产着危机。但这种危机只是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危机,不是现代化自身的危机。要消除这种危机,不是退回到前资本主义制度,而是要发展到社会主义制度。作为资本主义制度替代方案的社会主义制度,本质上也是一种现代社会制度,需要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水平上。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这种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就是机器大工业。从农业文明发展到工业文明,是整个人类都要经历的历史进程。因此,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并断言这是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马克思,恩格斯,2012b:82)。

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也有不少思想家看到资本主义带来的负面后果,他们以社会主义的名义开出药方,却是开历史倒车,试图回到前现代状态。他们把传统社会描绘成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2012a:425-426)指出,“在农民阶级远远超过人口半数的国家,例如在法国,那些站在无产阶级方面反对资产阶级的著作家,自然是用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尺度去批判资产阶级制度的,是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替工人说话的”。“这种社会主义按其实际内容来说,或者是企图恢复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或者是企图重新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已被它们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它在这两种场合都是反动的,同时又是空想的”。

现代化意味着各个领域全方位的深刻变革,必然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危机的过程。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新中国面临着赶超发达国家的压力。我国的现代化是“并联式”现代化,同步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等进程。赶超型的“并联式”现代化具有明显的“时空压缩”特点,用几十年时间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历程。这使得现代化正反两方面的后果都更集中地呈现出来。一方面,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的正面效应来得更集中、更迅猛,体现为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另一方面,持续快速的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进程也带来生态环境破坏、城乡关系失衡、贫富分化加剧等问题的集中爆发。人们在享受着现代化带来的文明成果的同时,对现代化的负面后果进行反思,也是正常现象。但是,反思现代化道路不能走向反对现代化本身。

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内容。近代中国的落后挨打本质上是农业国相对于工业国的落后,没有国家的工业化就不会有民族独立。新中国的工业化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经历了很多次危机,但如果新中国不搞工业化,今天的中国就不可能有这样的成就,而是和许多亚非拉国家一样,陷入更大的危机。针对传统工业化模式带来生态环境危机,党和国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目标,加快发展方式转变,但建设生态文明并不意味着反工业化,回到前工业化时代,而是要提高工业化的水平,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城市化是工业化的结果,反过来也会促进工业化的发展。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是现代化的基本规律。人口在城市的集中形成规模效应,是各类服务业发展的前提。通过城市第二、三产业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也是农业现代化的必要前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世界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这期间确实存在很多问题,但如果没有城市第二、三产业发展来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中国农业就无法走出过密化状态,农业农村的问题会更加严重。作为拥有14亿多人口的大国,中国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并没有像拉丁美洲国家和印度一样形成大规模的贫民窟,主要是得益于中国的农村建设为进城农民提供了后路,还是得益于中国城市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创造了足够多的就业机会?以目前中国经济的体量来说,假如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出现问题,农村还能不能挽救危机,靠什么拯救危机?这些问题都需要理性思考。

市场竞争导致优胜劣汰,必然会产生社会分化。对于市场机制的负面后果,我们需要高度警惕并加以解决。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市场竞争引导分工的深化,瓦解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推动形成社会化分工体系,极大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如果没有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没有社会交往的普遍化,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都会是匮乏的。对于市场竞争导致的社会分化问题,应该通过完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来解决,而不是寄希望于农村的小块土地。至于劳动力商品化和劳资关系问题,目前情况下是一个劳动者权益保障问题,不是“去市场化”就能解决的。

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分工体系的全球化,这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反过来促进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由于各国生产力水平不同,产业的科技含量和资本有机构成不同,因此,生产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必然存在价值差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处在不同的地位,这种差异并不完全像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解释的那样,是一种不平等交换。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这里不展开论述。

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我国的现代化取得了显著成就,但还远远没有完成。工业化方面,作为世界工厂,我国制造业总体规模很大,但高端制造业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低端制造业面临成本不断上升的压力。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中国的发展必须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在城镇化方面,当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5%,达到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但和发达国家仍然有差距,未来仍然有较大的上升空间。我国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只有46%左右,比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低了将近20个百分点,因此需进一步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加快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让进城务工人员尽快完成市民化,平等享受城市公共服务,而不是让农民工退回农村。市场化方面,我国城乡二元体制仍然没有彻底消除,城乡市场依然处在分割状态,统一大市场还没有完全形成,一些领域还存在垄断和不公平竞争问题。行政对市场的不当干预,不但没有减少市场机制带来的社会分化,反而造成权力寻租,加剧分化和社会不公。在全球化方面,全球化给中国带来大量资本和先进技术,促进了中国的发展。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其庞大的制造业产能不可能完全靠自身消费,必须要同时依靠全球消费市场。中国需要进一步融入全球化,而不是主动脱钩。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将仍然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当中,会有相当多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这是客观经济规律决定的。中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绝不是要搞逆城市化,而是让城镇化进程更加平稳,城乡关系更加融洽。2020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是大趋势,村庄格局会继续演变分化。有的村庄会聚集更多的人口和产业,有的会逐步同城镇融合,有的会逐渐衰落。要合理确定村庄布局分类”(习近平,2022)。202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对我国城镇化趋势、城乡格局变化进行研判,科学谋划村庄布局,防止“有村无民”造成浪费(习近平,2023)。其实,对于一些村庄的消亡,我们也不需要过分伤感。人多地少是我国基本的国情农情,只有大量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出农村,留守在农村的人口才能拥有更多的资源,才有可能推动生产要素的适度集中和农业的现代化。只有适度规模经营,才有可能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提高农业的科技水平,实现科学种田。

总之,过去几十年形成的主流发展模式带来的问题不容回避,转变发展方式已经是全社会的共识。但是,对传统发展模式的反思,并不能走向否定现代化本身,全面回归传统,而是要探索更好的现代化道路。这也是中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意所在。当然,每一个具体问题的解决,都需要艰难探索,其解决方案也是多元而非唯一的。乡建青年有理想有担当,其行动能力更是令人钦佩的。有志于从事乡村振兴的青年,在埋头苦干的同时,要对大的历史趋势有整体的把握,尊重经济规律,顺应时代潮流,努力做到顺势而为(12)王刚团队也在反思实践中的困境。2019年后,他们重组了新的团队,开启了新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