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孩子的心永存：论巴金小说《还魂草》中的儿童性

摘要：巴金的小说《还魂草》在创作过程中并没有明确读者对象，却在接受的过程中逐步被认为可以作为少年儿童的读物。其文本采用成人视角的书信体形式，却又承载着童心与童话，看似互相悖论消解的表达正是巴金忠实于自我和生活的创作留痕。巴金作品中别异于主流话语的儿童观念，既包含了对儿童的再发现，也包含透过儿童精神对历史真相的诗性把握。

关键词：《还魂草》；儿童性；巴金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37（2024）01-0054-05

《还魂草》是巴金在20世纪40年代写作的短篇小说集。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1942年4月初版，包含《摩娜·里莎》《还魂草》《某夫妇》和《龙》。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5年12月再版，列為“文季丛书之十六”；1947年10月三版，删去《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海平明出版社1953年7月一版，1953年9月和1954年7月再版。而人民出版社1959年12月刊印时，只保留了单篇《还魂草》，可见短篇小说《还魂草》在巴金文学作品中的地位非比寻常。研究界普遍认为巴金创作风格存在“由热到冷”的演变，即从封建大家族走向市井小家庭、从社会革命的激情走向民族战争的温情。这一“冷”的风格是从《还魂草》开始稳定下来，“作家在冷静的客观描述中蕴藏着浓烈的内在激情，在日常生活的琐事中寄托自己的人生理想，在表现与现实生活浑然一体的艺术境界中追求至善至美。”^[1]研究者近年来也开始关注《还魂草》文本内容层面的意涵，秦雅萌在论文中分析《还魂草》等“小人小事”类型文本的伦理内涵，阐发“小人小事”在沟通战争现实与小说叙事方面的意义，探讨作家对于战争伦理的深沉思考。石健从主体间性的角度切入，梳理人物之间互为主体的关联性，认为该小说突破了主旋律的藩篱，是敬畏生命的个性化抗战书写。这些研究面向，无疑抓住了该文本突出的类型特征和时代特点，既丰富了巴金文学风格特征的研究，也发掘了别样的历史视窗。

值得注意的是，《还魂草》面世时并没有明确作为写给儿童的读物，却在改革开放后被一些少年儿童出版社归入巴金的儿童文学作品。巴金的儿童文学作品中，享有盛名的当属现实主义童话《长生塔》，借童话抨击专横残暴的帝制和黑暗的封建社会。而《还魂草》是否可以界定为儿童文学作品？作家创作时的隐含读者是儿童还是成人？后世读者为何将之纳入儿童文学的世界？这些问题都关联着一个核心问题，即作品中呈现的儿童性。蒋风在专著《中国儿童文学史》中评价巴金的儿童文学作品：“巴金的童话给儿童读稍嫌深奥。他的童话似乎一半是为儿童，一半是为成人而写的，所以在语言上，尤其是内容上，还不够儿童化。”^[2]童话尚且如此，小说《还魂草》也明显具有这样复合的阅读体验。讨论它是否为中国儿童文学，容易陷入非此即彼的断裂式自证。而探究作品生发的儿童性，能够触及儿童文学知识论中最根本的元问题，也将有可能钩沉出儿童观念史的一环，感知板结历史文化中的鲜活脉搏。正如吴翔宇所指出的：“中国儿童文学的元概念是以‘儿童是什么为原点的观念探索，但对‘儿童概念的探寻并不能溢出现代中国的动态文化语境。因为它既是其知识逻辑生成的场域，也为儿童文学嵌入中国社会历史与文化提供知识现身的现场。”^[3]

一、童年智慧中的民族还魂

儿童文学这一名称诞生于“五四”时期，这一时期对“人的发现”，不但是对中国历史和现代文学的伟大发现，同时也催生了对儿童的伟大发现。其中周作人的经典论著《儿童的文学》已然阐释了儿童的显性特征，那就是生物学上儿童与成人的差异，“近来才知道儿童在生理心理上，虽然和大人有点不同，但他仍是完全的个人，有他自己内外两面的生活。儿童期的二十几年的生活，一面固然是成人生活的预备，但一面也自有独立的意义与价值；因为全生活只是一个生长，我们不能指定那一截的时期，是真正的生活。”^[4]谈及儿童文学作品中儿童性和教育性的融合话题。而《还魂草》在某些方面显现出了满足儿童精神世界的特性，蕴含童心童趣及童真，表现出具有普泛的人类学意义的美学认知价值。

小说《还魂草》借在朋友家避居的“我”之口，讲述了两个纯真善良的小女孩袁莉莎和秦家风之间的友谊。她们居住在一个小镇上，一起上学、一起听“我”讲故事、一起守护照看生病中的“我”，她们充满朝气和欢乐的日常生活治愈着烦恼痛苦的“我”。哪怕处在1941年日军轰炸下的重庆，这两个小女孩仍在生机勃勃地生活着，直到秦家风和她母亲被日军炮火炸死在自家房屋中。悲伤的莉莎想用自己的鲜血灌溉故事中能够起死回生的还魂草，却终究明白无法救活自己的好朋友，也在第二天和“我”道别离开已成废墟的家园。在这篇战争背景下的写实小说中，巴金用大量笔墨塑造两个小女孩，在她们身上捕捉到了最美好的原初人性。莉莎家楼下的饭店把炉子放在人行道上，油烟煤灰全上蹿进家里，整日熏着大人小孩。“我”见莉莎的父亲多次交涉无果，无可奈何地接受这是人性自私自利的必然结果，而莉莎固执地说：“我不相信，我就不要只顾自己！黎伯伯，你说得不对？”^[5]141人性是什么，对“我”来说是一个历经世事的成年人自以为看清后的悲哀，九岁的莉莎却用简短笃定的话语，重新带给“我”原初人性朴素而稚拙的震颤。文中这样描写道：“我又一次接触到孩子的纯洁的心灵了。这比良药还更能够治我的病。我用感激的泪眼望着她。” ^[5]141

同时，小说中的“我”为两个女孩讲了《还魂草》和《能言树》两个童话故事，其中童话《还魂草》与小说同题，共同构成极富张力的互文叙事空间。这两个故事分别有两个极具象征意义的物象，看似只有第一层听者和第二层收信者“敏”，在童话外又套上现实主义的小说外壳，虚虚实实之间仿佛是面向所有人的寓言。还魂草作为文本的核心物象，在自然界中一般指的是蕨类植物卷柏，因其在“干草”状态下遇水而荣，便有了“九死还魂草”的名号，又称还阳草、长生草、万年青。而童话中的还魂草却和卷柏大不相同，它在初版封面画中是一株在舒展叶子间盛放着暗红色的繁茂花朵，被一人用血浇灌后救活了奄奄一息身受重伤的友人，两人也终于找到了普照万物永不熄灭的明灯。这个故事是“我”从一个年长朋友那里听来的根据民间传说改编的故事，后来又出现在巴金另一短篇小说《活命草》中，讲给了朝鲜小朋友福姬和明珠。儿童文学理论家班马认为儿童在向后延伸的原始遗传线上，“触及到本民族的深根和文化原型，并特别适合进入梦、神话、仪式和游戏中所载有的（本民族整体文化心理的）‘古老残余之中，启示着我们从中去显示童年期特有的、超乎成人更易流露的个体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的遗传信息。”^[6]因此，巴金笔下的“草”和“树”承载的民族文化基因的精神符码，使得儿童对它有着天然本能的亲近。听完故事的莉莎两眼泛着泪光，低声说：“黎伯伯，我相信大树说的话。”^[5]158正是儿童身上携带的历史文化基因，治愈了走过童年的成人“我”，也暗喻着古老民族在努力找还自己原初的灵魂。

二、童话现实间的双重消解

《还魂草》虽然具有儿童性特征，却也在一些方面表现出对儿童读者的拒斥。小说由“我”写给“敏”的六封信组成，虽然没有“敏”的回信，但从文本可以看出“敏”应是一位与黎先生年纪相仿且亲切的畏友，私语性的对话造成的限制性视角使读者与文本间隔，需要读者大量基于现实生活逻辑的想象参与和把握细腻情绪的较强感知力。因此，儿童文学作品中的书信体小说并不常见，即便其作者采用书信体，第一人称也会用儿童的视角和身份写信。比如张天翼的著名短篇小说《罗文应的故事》，采用书信体的形式，模拟少先队员罗文应给解放军叔叔写信的口吻，叙述了他的转变和进步入队的过程。而《还魂草》第一人称叙述视角是成年人“黎先生”，他是用自己的认知和情感传达对周遭人事的感受，不具有像安徒生“小儿说话一样的文体”特点，很难进入儿童的阅读期待视野。同时，小说内部充斥着对自我的解构，“我”一面给女孩们讲故事，却又在讲故事的过程中感叹自己在做荒唐的梦，还把兩个孩子也引到了梦中。故事和梦都是虚幻的，“我”在清醒的梦中给孩子编织让人念念不忘的故事，作家又在现实的情境里为“我”搭建舞台。《还魂草》的悲伤结局消解了童话《还魂草》的意义与魔力，面对莉莎的苦寻，“我”只能痛苦地告诉她：“莉莎，我讲的故事。还魂草本来就没有的，你不要多想了。我心里也很难过。”^[5]185小说《还魂草》的主人公经历也只是作家脑中虚构的，巴金在《创作回忆录》中谈到创作此作的情境：“我开始写作，就想好了这个故事，就决定描写两个友好的小女孩。我住在沙坪坝互生书店楼上时，我的朋友有小女孩。我住在桂林福隆街木房里写小说，隔壁鲁彦家也有一个小女儿，莉莎正是他的名字。有人说我写了重庆的小姑娘，又有人说我写的是桂林的莉莎。我自己说呢，我把两个孩子捏在一起了。”^[7]61莉莎不是“莉莎”，家凤也就不存在死亡，作家自身完成了对小说《还魂草》的消解，双重的解构描摹出作家在虚实之间、相信与怀疑之间的双重游走。

曾庆江在对20世纪20-40年代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形态进行考察时，发现很大一批作家在进行创作时或许处在一种不太自觉的状态。也就是说，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没有明确读者对象的身份，而作品在产生接受的过程中逐步被认为可以作为少年儿童的读物。即便有部分作家在创作时明确了少年儿童作为读者对象，但随着创作的进行，常常不自觉陷入只顾表达自己的状态^[8]。这就导致作品有着浓郁的主体情感色彩，其中的人物描写、心理独白、情节叙事等都在传达作家的情志。《还魂草》也正是这样一篇抒情性极强的作品，字里行间都是以成人世界的愤懑感伤为基调。小说中的“我”写给“敏”的六封信，接近一半都是在情绪震荡的时候写下的，用燃烧着火的胸膛、油锅里煎熬的骨头、铁块般的回忆和针刺的思念直接倾诉内心的感受。作家在描写家凤遇难的现场时，即使用冷峻平静的语言刻画自然环境，含蓄地点出一个小女孩的罹难，也能够使读者通过“一只小小的带泥的腿”感受到其因一个美好生命毁灭的心痛悲伤。参看巴金在1942年为小说写的序言，其文字风格和内容都与“我”的形象高度重叠相似，同样愤慨的情绪、蓄积胸膛的火焰、难以忍受的炙燻，这正是巴金借“我”写出了自己灵魂的出口。

事实上，如此强烈的抒情色彩是20世纪40年代的作家难以回避的时代情绪。20世纪40年代是战火纷飞的年代，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席卷苦难贫瘠的中国大地，人民何在？民族何在？面对现实的惨重，巴金愈来愈蓄积了似火的愤怒、憎恨和不满，将其注入到对社会现实的忠实关照中，在文字中倾诉人民的苦痛，抨击黑暗的统治。巴金在20世纪30年代末所写的战时日记中，述说自己身处硝烟外“隔岸观火”的痛苦：“如果找不到机会来牺牲这青年的生命的话，至少也应该回上海去，经历那许多人在这些日子里所经历的苦痛。在南京太安静了。”^[9]巴金在日记中不断直面本心，他第一次看见自己的柔弱，和同为曾经知识精英的友人一起，既不能互相安慰，也汲取不到一种力量。怒吼大炮和呐喊的士兵在作家眼中心中挥之不去，巴金在日记中对自我的拷问，正是他写《还魂草》童话与现实悖论的写照。处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作家在自顾自呻唤的时候，其情感和思想的内容，必然挤压超越了儿童的认知程度，想创作出真正体现儿童为本位的作品几乎是难以实现的。

三、儿童精神下的忠实写作

儿童性不足也存在于巴金的著名童话《长生塔》中，巴金曾在《关于〈长生塔〉》中谈道：“过了一段时间，书稿给退了回来。朋友来信说，他读了这本小书，不很了了，拿给孩子读，孩子也说不懂。朋友讲得很干脆、老实，我应当感谢他。我虚心地把《长生塔》等四篇重读了一遍放在一边，觉得不印也好。”^[7]58作家显然知道自己的创作特点，并没有作更加受儿童读者喜爱的修改，因为在作家看来，这些有童话形式的短篇小说，有着忠实记录历史和个人精神的重要意义。如何看待和对待战时状态下的儿童，巴金既与其他进步作家立人、树人的思想观念存在相通的精神因素，同时又有其独特的思想视角。当民族救亡成为压倒性的时代主题时，所有的异质性内容都会被召引、被整合。不同地域的文学家表现出空前一致的主题风格创作，共同描写抗战大时代中成长起来的小英雄和小战士，洋溢着昂扬激奋与慷慨悲壮的气氛。战时的环境里，所有的人都应当肩负民族存亡的责任，在这场殊死搏斗中，儿童、妇女作为战备资源都应当发挥出功用性的作用。因此，文学家们不约而同地讴歌赞美小英雄和女英雄，鼓舞国人的志气，彰显民族的血性。

而巴金将目光凝视在时代挤压下的褶皱处，记录了不一样的儿童形象。《还魂草》中的莉莎和家凤，既不是政府培养的小医务兵、小识字老师、小纺织工，也不是主流儿童文学作品中智斗敌寇的小战士、小侦察兵、小报信员。她们成长在自己的小家庭里，又随着一个又一个小家在连绵炮火中沉浮漂泊。她们的生活是在警报响起时和家人躲进防空洞，解除警报后扎蝴蝶结发带、坐在书店看画报、过生日吃面条。她们有不可遮蔽的柔弱性及有限性，象征小英雄之外的普通儿童的生命痕迹，或者是流离失所，或者是连敌人的面目都不曾见到，就突然葬身在轰炸中。巴金在《还魂草》中不仅写了她们凡俗肉体的不堪一击，也写了儿童本性的诗性智慧。她们感知春天的花木，相信童话的真理，在当下的生活里尽享生命的乐趣和人世的温暖，善良纯真地拂去“我”、莉莎父母亲这些成人心中的阴霾。她们的生存智慧代表了人类集体的智慧：日常生活是人心底的希望和勇气，生命的耐力和韧性能够使人在平凡岁月中视死如生。或许正是这种超历史的力量才是我们民族得以保存血脉和魂魄的根本原因之一。正是这些成千上万无名无姓的普通个人，由于某些精神基因或多或少不自觉地形成一种合力，并构成社会的力量。英国史学家E.H.卡尔指出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数目问题，“实际上，历史事实就是关于个人的事实，不过，不是关于孤立状态下的个人行为，不是关于一些真实的或想象的动机，个人根据这样的动机想象自己曾经采取的行动。历史事实是关于社会之中个人之间彼此关系的真实，是关于个人活动结果所产生的那些社会力量的事实……”^[10]。

儿童性不足不只是巴金不刻意回避的特质，也正是儿童文学的宿命结局和结构缺憾。儿童文学话语的操持者是成人而非儿童，乃至儿童的概念也是成人的投注建构，使得儿童文学不可能真正准确传达儿童的主体性，成人代言不可能真正写出儿童主体的深处。巴金或许是在忠实于生活的探索中，潜意识地减少了代言儿童视角的创作，以成人的姿态爱怜孩子，尽可能像孩子忠于自我的表达，由此探寻儿童自我与成人自我之间存在的连续性。他在《还魂草》中保有了不妄图凌驾儿童的书写态度，才能在战时主流话语中直面儿童的脆弱和局限，才能看到曾经作为“救救孩子”的启蒙者也正在被孩子拯救，正如英国评论家彼得·霍林代尔所说的“凭借儿童性，我们成长”（by our childness we grow）。《还魂草》这样的故事更像是巴金写给自己的对话，走过岁月的洗礼，逐渐看清历史的真相。巴金对这个作品的情感也从1942年序言里的控诉呻吟到1980年的自豪，当是自豪于自己写了那样的历史日常，写了那样年轻孩子的心。儿童精神使巴金在坚持自我本性的同时，也坚守了文学的本性。正如《能言树》吸收了女孩眼泪的大树发声：“……在大地上一切的人都是没有差别的。凡是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用种种方法来维持自己的幸福，这样的人是不会活得长久的。连那二十二层的长生塔也会在一个早晨的功夫完全倒塌。只有年轻孩子的心才能够永远存在。”^[5]15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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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锺叔河.周作人散文全集：第2卷[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274.

[5]巴金.巴金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6]班马.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与构想[M].武汉：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1990：11.

[7]李存光.巴金研究资料[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

[8]曾庆江.“抒情性”：作家个体情感的抒发：20世纪20—40年代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形态论[J].文艺争鸣，2011（6）：56.

[9]巴金.戰时日记[J].战时中学生，1940，2（1）：63-69.

[10]E.H.卡尔.历史是什么[M].陈恒，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128.

[11]DAVID RUDD. Childness or Child-Less： Signs Taken for Wonders[J].Children' s Literature in Education，2019（50）：8-22.

作者简介：胡光明（1996―），女，四川射洪人，西华师范大学在读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