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载“南路徐”正误考

辛梓 杨蕙瑜

摘要：“北路鱼，南路徐”是批评南梁时期鱼弘与徐君蒨行事铺张的古谣，后演变为专指家世富贵、行事奢侈之语。古籍文献对此谣注解杂乱陈芜，出现人物、关系、事迹等误载和错刊情况。考证发现源自《襄阳府志》《建康实录》《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以及对《南史》的误抄四条误载线索，并归纳出史学、注书和类书三类正确记载文献。

关键词：“南路徐”；正确记载；误载；考证

中图分类号：K235           文獻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37（2024）01-0082-06

“北路鱼，南路徐”是南朝萧梁时期著名的府中谣，“北路鱼”指襄阳鱼弘，“南路徐”指徐君蒨。此谣原载于《南史》，后世许多书籍对此谣都有单独的条目记载并作注。按材料编撰分类的书籍，往往在“汰侈”“富贵”“奢汰”一类的条目下记载此谣，后渐渐演变为专指家世富贵、行事奢侈之语。

然在诸多古籍记载中，对于“南路徐”的注解，往往有许多异于《南史》的误载，这些错误张冠李戴、毫厘千里。鉴于此，通过收集符合时间线与古籍分类的材料，建立合理性推测，考察这些误载出现的原因，发掘这些错刊之间的历史继承关系。

一、“南路徐”的正误记载

史书中关于“南路徐”的记载可见《南史》：

“绲子君蒨，字怀简，幼聪朗好学，尤长丁部书，问无不对。善弦歌，为梁湘东王镇西谘议参军。颇好声色，侍妾数十，皆佩金翠，曳罗绮，服玩悉以金银。饮酒数升便醉，而闭门尽日酣歌。每遇欢谑，则饮至斗。有时载伎肆意游行，荆楚山川，靡不毕践。朋从游好，莫得见之。时襄阳鱼弘亦以豪侈称，于是府中谣曰：“北路鱼，南路徐。”然其服玩次于弘也。”^[1]441

“南路徐”古谣载于《徐君蒨传》，传并论及徐君蒨宴饮玩乐、闭门酣歌的奢侈生活，故可知在正史记载中“南路徐”即指徐君蒨。《南史》以“府中谣”称此条目。刘师培《文说》谓：“太古之文，有音无字。谣谚二体，起源最先。”^[2]最初的谣与谚都是口头创作的形式，古今多以谣谚共称，但二者实际上是有区别的，然何为谣何为谚？清代杜文澜辑《古谣谚》一书，其中《凡例》云：“谣谚二字之本义，各有专属主名。盖谣训徒歌，歌者咏言之谓，咏言即永言，永言即长言也。谚训传言，言者直言之谓，直言即径言，径言即捷言也。长言主于咏叹，故曲折而纡徐；捷言欲其显明，故平易而疾速。此谣、谚之所由判也。”^[3]3由此观之，谣需配以歌曲进行咏唱，句式偏长言；谚则更口语化，句式偏短言。“北路鱼，南路徐”语句短而平易，读时节奏轻快迅捷，似乎属于“谚”的范畴，然《南史》却称其为“府中谣”。《凡例》又载：“一谣之名目甚多，就大纲言之，约有数端。是故或称尧时谣，周时谣。如《列子》载尧时谣，《国语》载周宣王时谣。或称秦时谣，汉时谣。如《述异记》载秦始皇时谣，及汉末谣。此以时为标题者也。或称长安谣，京师谣，王府中谣。如《汉书·石显传》载长安谣，《后汉书·黄琬传》载京师谣，《南史·徐绲传》载湘东王府中谣。”^[3]3这里，将之归入“谣”的范畴。《南史》记载徐君蒨“好声色”“善弦歌”，其府中做谣有可能出自本人之手，原应有配套的曲调，只是在历史传唱的过程中丢失。故本文仍以最早《南史》所载的“谣”称此。

正史以外的古籍文献，记载“北路鱼，南路徐”一谣的众多，其中除去重复收录诗歌之题，再剔除无具体记载的条目和没有注解的用典之作，以时代排列，分别包括宋代9部、元代2部、明代7部、清代15部。这里，将含“南路徐”一条的相关古籍，以正确记载和误载错刊的方式，分列如下：

载同《南史》者共22部，宋代有钱端礼《诸史提要》、施元之《施注苏诗》、王十朋《东坡诗集注》、叶廷圭《海录碎事》、郑樵《通志》、钱讽《回溪先生史韵》6部；明代有陈耀文《天中记》、焦竑《焦氏类林》、凌迪知《万姓统谱》、梅鼎祚《古乐苑》、刘胤昌《刘氏类山》5部；清代有吴兆宜《玉台新咏笺注》、邓志谟《古事苑定本》、李清《南北史合注》、李世熊《钱神志》、沈名荪《南史识小录》、王初桐《奁史》、吴士玉《骈字类编》、吴襄《子史精华》、周鲁《类书纂要》、章履仁《姓史人物考》、倪文蔚《光绪荆州府志》11部。

误载、错刊者共11部，宋代有孔平仲《续世说》、王象之《舆地纪胜》、祝穆《方舆胜览》3部；元代有佚名《氏族大全》、阴劲弦《韵府群玉》2部；明代有廖道南《楚纪》、陈禹谟《骈志》2部。清代有杜文澜《古谣谚》、汤右曾《怀清堂集》、张玉书《佩文韵府》、张英《渊鉴类函》4部。

刊载“南路徐”条目的古籍共33部，其中误载、错刊者11部，占刊载总数的三分之一，并且自宋至清，每代皆有古籍出现误载或错刊的情况。一条仅六字的简单古谣，在正史中有具体刊载和描写说明，在后世的注解中有以讹传讹、出现多次注解错误的情况。这些古籍在传抄的哪个环节出了纰漏，是对文献的误读还是抄误，关注这种现象及其成因，有利于提高对古籍文献的敏感度，合理分辨材料的正确性，并做到对原始材料的溯源。

据《南史》所载，徐君蒨是徐绲之子、南齐重臣徐孝嗣之孙，所属东海徐氏一脉，祖上颇多能臣政客，家世显赫且名声在外，是南朝时期的大家族之一。这也为徐君蒨的奢靡生活提供了经济基础，是“南路徐”后世被用于形容家世富贵、行事奢侈的人物身份背景。就上述所列出现错刊的11部古籍来看，“南路徐”条目误载和错刊主要有以下六种：其一，记载“徐绲字君蒨”，将徐绲之子的徐君蒨名字错误冠为徐绲的字；其二，错将与襄阳鱼弘并称“北路鱼，南路徐”的徐君蒨载为其父徐绲，且“绲”字多讹为“鲲”；其三，将徐君蒨的名字错载为“徐君”，可能是“蒨”字脱文漏载，也可能是以“徐君”指徐绲或徐君蒨；其四，将《南史·徐君蒨传》所写之事，张冠李戴为《南史·徐绲传》；其五，将“北路鱼，南路徐”中“徐”所指载为徐勉；其六，对于徐绲及徐君蒨出仕的朝代所刊有误，刊为南朝宋。可以看出，这些误载和错刊，大多为考证不足所导致的张冠李戴等基本事实错误。

从这些错误条目所出的古籍文献类别来看，这些误载和错刊情况存在时代上的前后继承性，大略为记载和传抄过程中出现的错误，本文对这些错误的成因有以下几种可能性推测。

首先，《南史》并未为徐绲单独做传，只在《徐孝嗣传》后单列几句交代徐孝嗣的子嗣情况，其中包括载徐绲“子绲，仕梁，位侍中，太常，信武将军，谥顷子”^[1]441。后文皆为《徐君蒨传》，但因无句读和明确的传与传之间的分界，故有人错将《徐君蒨传》当做《徐緄传》。

其次，《徐君蒨传》载“绲子君蒨……”，“子”可能在传抄过程中，被人误断误堪为“字”，所以造成了“徐绲字君蒨”这样的误读。许嵩《建康实录》载：“中兴元年和帝诏赠孝嗣太尉嗣子绲子君蒨仕途梁……”^[4]该句断句错误或者勘误就会出现两种错误的理解，即“徐绲字君蒨”或“徐孝嗣子徐君蒨”，将徐绲、徐君蒨父子当做同一人理解。且《南史》对于“南路徐”所指对象，明确载为徐君蒨，故应不存在父子并称的情况。

再次，错误判断了徐氏家族在萧齐末的家族情况。永元元年（公元499年）徐孝嗣为东昏侯萧宝卷赐死，之后徐氏家族一度没落。而一些错刊编纂者并没有把徐孝嗣的死和徐氏家族的兴衰联系起来，而误认为徐绲、徐君蒨仍仕齐。

最后，古籍在传抄过程中脱落难以辨认或者出现误文的情况，比如误将“绲”写为“鲲”，“徐君蒨”的“蒨”字脱落。然受限于资料流通获取的难度，无法从他本或善本进行校正。这种错误具有继承性，后世的古籍以前代的古籍为依据，当资料来源不足或难以进一步考证时，这种错误就在传抄中继承了下来。

二、“南路徐”注解误载的四条线索

由于“南路徐”误载、错刊的条目存在同类古籍在时代上的沿袭性，故本文考其源流，认为“南路徐”注解的误载情况，主要有以《襄阳府志》《建康实录》《新唐书》为代表的四条线索。

（一）以《襄阳府志》为源头的“子冠父戴”

《襄阳府志》是襄阳地方志书，地方志是记录地方风俗、物产、山川等情况的史志，通常也是地理著作的重要文献来源。王象之撰《舆地纪胜》所引众多，如其注引郭见义《襄阳府营造记》等，皆引叙写襄阳地方事迹、史迹之书。其中《舆地纪胜》卷第八十二载：“其地近被二京之饶富，远通三川之游佚，北鱼南徐之习不替，故其俗尚侈。”注引：“襄阳图志又云：鱼洪徐鲲皆襄阳人，尚豪侈，故府中谣曰：‘北路鱼，南路徐。”^[5]661此条记载襄阳一带的风俗习惯，以“北鱼南徐”为例证其尚侈崇奢的风气，却将“南徐”错载为“徐绲”，此乃作注时的引用错误。此处“襄阳图志”应指《襄阳府志》中的“舆图”卷。这是可考错误中最早有明确记载的引用来源。同类错误可见祝穆《方舆胜览》卷三十二：“榖城……俗尚豪侈。”注引：“《旧志·雍州序》鱼洪徐鲲皆襄阳人，尚豪侈，人化之，府中谣曰：‘北路鱼南路徐。”^[6]574南朝宋时，襄阳县属雍州治下，此处“旧志”应指襄阳地区早年的地方府志，这段由父代子的张冠李戴也自早年府志中引用传抄了下来。

《舆地纪胜》成书于南宋嘉定、宝庆间，王象之作书自序：“余因暇日，搜括天下地理之书，及诸郡图经，参订会萃，每郡自为一编。”^[5]9这亦可以作为王象之取材的说明依据。《方舆胜览》成书时间约于嘉熙三年，稍后于《舆地纪胜》。祝穆对此书亦作自序：“其后稍识户牖，则酷好编辑郡志……其癖所至，辄借图经，积十余年……”^[6]1可见祝穆平生阅读的书籍，亦包括“郡志”“图志”一类地志。南宋时地方志书编修成为一时风气，陆敏珍《宋代地方志编纂中的“地方”书写》一文统计：“两宋各代共编修各类地方志书492种，其中北宋138种，南宋354种。”^[7]可见地志之盛已成当时时代风尚，从事地理著作编纂的作者，自然会对这些地志多加参看引用。以《舆地纪胜》和《方舆胜览》二书作为地理类著作的取材途径来看，对于古时湖北襄阳一带地区，最明确直接的资料来源就是地方志书。两书皆以当时版本的《襄阳府志》所载为第一依据，而对于不是特别重要的人物历史史实的考证大多忽略不计，因此也误将《襄阳府志》中“子冠父戴”的情况一并编入书中。另有一种可能是二书同为地理类著作，前后有参伍因革之关系，亦符合这种借鉴的条件。还有元代《氏族大全》卷二“南徐北鱼”条目载：“《襄阳府志》云：徐鲲鱼宏尚豪侈……”^[8]同样是以《襄阳府志》作为资料的来源依据。此三条可证旧时《襄阳府志》对“南路徐”一事所堪有误，从而导致“子冠父戴”的情况。

此外，本文推测应还有廖道南《楚纪》卷四十三“鱼弘”条目载：“同时有徐绲者，亦以豪侈相尚，诗人语曰北路鱼，南路徐。”^[9]据考《楚纪》的史料来源包括“地方志书”一类，且书中所引有《襄志》一书。襄为古州名，即襄阳的古称。此条亦可证《楚纪》关于“南路徐”的误载源于《襄阳府志》，属于误出同源的继承关系中的一个环节。

（二）以对《建康实录》误读为源头的“子替父名”

唐人许嵩《建康实录》卷十六载：“中兴元年和帝诏赠孝嗣太尉嗣子绲子君蒨仕途梁……”^[4]此句本无错刊，但后人在断句或误抄的时候，很可能抄为“子绲绲字君蒨仕途梁”，如此就会出现“子替父名”的误读，认为“君蒨”是徐绲的字，二者为同一人，此点前文推测时已有提及。

除上述所提及记载“北路鱼，南路徐”一事出现误载的古籍外，推测受到《建康实录》断句影响，还有其他一些记载徐绲、徐君蒨事迹的书，现将内容汇集如下：

徐君蒨字怀简东海郯人，孝嗣之子……（陆时雍《古诗镜》卷二十三^[10]、冯惟讷《古诗纪》卷九十九^[11]、陈祚明评选《采菽堂古诗选》卷二十七^[12]）

物玩：《南史·徐绲传》，时襄阳鱼宏亦以豪侈称，于是府中谣曰：‘北路鱼，南路徐……（张玉书《佩文韵府》卷七十四^[13]107）

《南史·徐绲传》为梁湘东王镇西谘议参军……（杜文澜《古谣谚》卷十一《湘东王府中为鱼宏徐绲谣》^[3]198）

骄佚：……《南史·徐绲传》为梁湘东王镇西谘议参军……（张英《渊鉴类函》卷二百八十五^[14]）

从材料明显可以看出，明代就有人将徐绲、徐君蒨父子混淆为同一人。《古诗镜》《古诗纪》《采菽堂古诗选》三本书都认为徐君蒨即“孝嗣之子”，本文推测大概是对《建康实录》的断句错误、“子”和“字”误抄所造成的误解。杜文澜《古谣谚》和张玉书《佩文韵府》载为“南史·徐绲传”应是基于前三本错误类型之上的误传。加之《南史》原载并未对徐绲单独作传，《徐孝嗣传》后附《徐君蒨传》，两篇前后相接，又增加了这种混淆的可能性。

（三）以《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为源头的时代混乱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卷七十五下对徐氏一脉的总体记载，有一些细节上的错误：

徐钦之《南史》原载：羡之兄钦之位秘书监^[1]434。

徐钦之《新唐书》误载：钦之字真宇，宋丞相、东莞公^[15]。

徐孝嗣《南史》原载：（徐湛之）子聿之为元凶所杀。聿之子孝嗣^[1]438。

徐孝嗣《新唐书》误载：恒之字景方……二子：孝规、孝嗣^[15]

徐绲《南史》原载：（徐孝嗣）子绲，仕梁，位侍中……^[1]441

徐绲《新唐书》误载：绲字仲文，齐侍中^[15]。

对人物的出仕年代，以及具体的直系亲缘关系的归纳较混乱且不全。从刘宋到萧齐，徐氏一脉一共出过三位宰相，分别是徐羡之、徐湛之和徐孝嗣，此三人在《南史》中都有传记载其事。而徐钦之并无单独作传，《徐羡之传》提及其位秘书监。

张玉书《佩文韵府》卷六载：“南史宋徐君蒨好声色，为湘东王参军……”^[13]114此处对徐君蒨的年代考证错误，大约是受到《新唐书》的影响，作者误以为徐绲及其子皆仕宋所致。以徐羡之一脉为代表的徐氏家族，确是自刘宋朝起就享有世代国婚的关系，家族势力发展极快。然萧齐末年徐孝嗣被诛之后徐氏家族一度没落，到萧梁初期徐孝嗣之子徐绲方得重用，徐君蒨自然不可能仕宋。且湘东王即指萧绎，朝代又岂能是刘宋时期，此处误载混乱而不严谨。“北路鱼，南路徐”是萧梁时期的古谣，若后世编纂者受到《新唐书》的误导，有可能认为徐绲及其子徐君蒨“仕齐”，故并未多加考虑“南路徐”的人选。

同类错误可见汤右曾《怀清堂集》，两次用“南路徐”典故，从其中《为徐勉斋侍御题日南种菜图》“自昔风流南路徐”^[16]一句可看出，作者认为“南路徐”指“徐勉”。这个错误就本文当前所收集的资料来看具有唯一性，其他材料的误认基本上都是将“徐君蒨”误载为“徐绲”，将父子事迹混淆。此处将“南路徐”一谣引自徐勉，应是汤右曾在创作诗歌用典时未加考证所致。汤右曾所说的徐勉，实属于萧梁时期徐氏另一脉崛起的人物。徐勉正值仕途的上升期，其声名远大于走向没落期的徐绲、徐君蒨父子，故才会出现这样张冠李戴的误读。

（四）对《南史》的误读或误抄

除上述提及的《建康实录》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造成的错误外。此类对史书的误读、误抄造成的误载，还可能直接源于对正史记载本身的误读。

如孔平仲《续世说》卷九“汰侈”条目下载：

安成食，临汝饰，湛之兼何孟之美。湛之孙绲字君蒨，仕梁，为湘东王镇西谘议参军。颇好声色，侍妾数十，皆佩金翠，曳罗绮。时襄阳鱼弘亦以豪侈称，于是府中谣曰：“北路鱼，南路徐。”^[17]144

除对徐君蒨的名字记载有误以外，其余文字皆从《南史》中来。且钱熙祚校书跋文载：“录自刘宋迄后周，仍分三十八门，于南北朝取李延寿，于唐取刘昫，于五代取薛居正，其讹说处，并得据诸书订正。”^[17]206可证其材料来源确实出自《南史》一书，而所载“湛之孙绲字君蒨”的错误，应是转录 “子”与“字”二字时误抄所致。

陈禹谟《骈志》卷七“北路鱼南路徐”條目载：“……安成食，临汝饰，湛之兼何孟之美。又徐鲲，颇好声色……”^[18]所载内容亦同南史。又《四库全书总目·<骈志>提要》：“是书取古事之相类者比而录之。……因而采为骈句，名为隶事，实则钞胥……”^[19]1156《骈志》所录“北路鱼南路徐”，该条前后文与《续世说》相同，都记载有徐湛之产业甚厚之事。从内容上推测，虽错误内容的字略有差异，即将“湛之孙绲字君蒨”变为“徐鲲”，但考其内容与行文应为同源。故《骈志》此条可能是直接转录于《续世说》的内容，属“钞胥”之作。

另有现代学者刘宝春《南朝东海徐氏家族文化研究》^[20]一书，该书误将徐氏一脉徐绲之女徐昭佩，张冠李戴为徐孝嗣之女，因涉及徐绲、徐君蒨父子的事迹及东海徐氏一脉兴衰，故以下略论之。刘先生以徐昭佩作为徐孝嗣的女儿进行讨论，并且在此基础上论述徐羡之一脉到徐孝嗣就已经没落，唯一在徐孝嗣死后的国婚是徐昭佩尚萧绎，虽然同样也提及徐昭佩是徐氏一脉没落的分水岭，但他认为在齐末，从徐孝嗣被杀开始，就代表徐氏家族走向沉寂。书中完全绕过了徐绲以及其子徐君蒨，出现了真空期。据《南史》载：“南徐兖二州刺史宝玄娶尚书令徐孝嗣女为妃，孝嗣被诛离绝。”^[1]1120确实徐孝嗣有一女与萧齐有国婚关系，但此女并非徐昭佩。关于徐昭佩的身份，《南史》载：“元帝徐妃讳昭佩，东海郯人也。祖孝嗣，齐太尉、枝江文忠公。父绲，侍中、信武将军。”^[1]341明确记载徐昭佩应是徐孝嗣的孙女、徐绲的女儿。误读徐昭佩的身份，应为该书考证时的失误。

综上所述，对于“南路徐”一事的误载主要有《襄阳府志》《建康实录》《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对《南史》的误读误抄四条线索，这些错误具有时代上同类古籍的前后继承性。概因同类文献的著述往往前后相因革，或者直接转录引用参考古籍的内容。

三、“南路徐”注解正确的三类文献

对于“北路鱼，南路徐”的记载，与《南史》相同的书籍，可分为史学系列、注书系列和类书系列。

史学系列有《诸史提要》《通志》《南北史合注》《南史识小录》《奁史》《子史精华》6部古籍，对“南路徐”一事的记载都尊崇《南史》原载，因其对历史面貌的还原要求，故考证引文皆源于正史。《四库全书总目·<诸史提要>提要》：“是书乃取诸史之文可资辞藻者，按部采摘，汇辑成编。各以一二语标题，而分注其首尾于下。”^[19]579可知此书原取于正史。《通志》本就为纪传体通史，撰写时多应是直接取材于正史记载，兼考它书。《南北史合注》原是李清将《南史》《北史》删后整理而成。又《四库全书总目·<南史识小录>提要》：“是书仿两汉博闻之例，取南北二史，摘其字句之鲜华，事迹之新异者，摘录成编。”^[19]578可知此书亦从正史中来。《子史精华》虽为类书，然《四库全书总目·<子史精华>提要》述其“最为浩博”^[19]1157。《奁史》虽为专录历史女性之类书，但仍不离讲史事的内容。此六书就其内容分类来看，多应直接取材正史，故引“南路徐”解释同《南史》，并不会造成转录抄录有错刊的误会。

注书系列有《施注苏诗》《东坡诗集注》《玉台新咏笺注》3部古籍。前二者为注苏轼《刁景纯席上和谢生二首》用“南路徐”的典故，同是注苏诗，时间先后又相差不大，大抵有相互借鉴。且注家作注若有“南路徐”这种明确的查找对象，一般亦多取径正史，而少杂取其他类别的书籍。《玉台新咏笺注》所注诗歌皆为梁前作品，故注释的史料来源，亦当取与作品创作时间相近的史书记载。故上述三书，所引内容皆同《南史》所载。

类书也有许多载同《南史》的古籍。类书条目众多，其修订资料繁杂，整理工作需细致，极考验编纂者的文献功底。考证类书的内容，既有正确，也不乏错误，且无论正误都有一定的继承关系。《渊鉴类函》是官修大型综合性类书，其错刊情况一般少于文人自编，其“南路徐”条目记载正确同《南史》，但在“骄佚”^[14]条目下，却将《南史·徐君蒨传》的内容载为徐绲名下。

专科性类书，因分门别类不同，各有所专，但同类题材的类书不可避免地会在时代上形成后来者对先行者的借鉴。如元代阴劲弦、阴复春编《韵府群玉》一书，载“徐君与襄阳鱼宏皆豪侈，人曰‘南路徐”^[21]，此或为錯载、或为脱文漏载。在张玉书等人奉敕编撰的《佩文韵府》中，“南路徐”一条共出现四次，其中“物玩”条目下所刊系以《建康实录》为源头的误读，“北路鱼”条目和“南路徐”条目下注引“南史宋徐君蒨传”对时代考证有误，系以《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为源头的误载，余“徐君蒨”条目下记载则无误。二书同为音系类书，其出现错误有可能是编者疏忽，但《佩文韵府》的编订曾以《韵府群玉》为参照，不排除这种同类书籍错误因革的继承关系。

“南路徐”一事，元代《韵府群玉》、清代《佩文韵府》这样的音系类书记载有误，但明代《万姓统谱》、清代《姓史人物考》之类的姓氏书却记载正确，这都有前后相因的关系。类书形成这种差异，主要在于各种类书专攻方向不同。重语言的类书与重史证的类书在编排成书过程中，侧重不同，取材途径也大相径庭，考证时亦有各自的偏重。如《天中记》有《提要》：“……又向来类书之沿讹者……皆一一辩证，尤能于隶事之中兼资考据为诸家之所未及。”^[19]1155述其考据之详，论证之可信。其余它类专科性类书在此不多做赘述。

综上所述，对“南路徐”的文献记载，基本上都转述自《南史》所载，可细分为史学、注书和类书中偏史证部分。此三类往往都因书籍性质和参考等原因，尊重、核实正史原有的记载。

四、结语

对“南路徐”这一古谣的史载进行研究，分析源自《襄阳府志》《建康实录》《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的注解误载以及对《南史》的误读误抄，发现共四条误载线索。同时，也归纳出史学系列、注书系列和类书系列偏史证部分的三类正确记载文献。

考证将“徐君蒨”载为“徐绲”错误最早源于《襄阳府志》；将《南史·徐孝嗣传》载为《南史·徐绲传》或源于对《建康实录》的误读；对徐绲父子出仕朝代的错误源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徐绲、徐君蒨父子字名混淆源于对《南史》的误读。并且进一步证明了同类古籍在编排成书过程中对前人作品的继承性，包括正确和错误两方面的继承关系。本文通过对史载“南路徐”条目的文献研究，解读了不同类型的古籍前后因革的继承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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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孔平仲.续世说[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18]陈禹谟.骈志[M]//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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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刘宝春.南朝东海徐氏家族文化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1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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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辛梓（1992―），女，广西桂林人，桂林医学院讲师，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先秦汉魏六朝；杨蕙瑜（1992―），女，广西桂林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文献分社编辑，硕士，主要研究方向：隋唐五代社会经济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