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灏《学山堂印谱》版本考述

贾胜岳

内容提要：明崇祯年间张灏编辑之《學山堂印谱》，是印学史上第一部集名家自刻印谱。该谱现存版本较多，印谱质量良莠不齐。本文首先对国内外现存《学山堂印谱》版本作概述，由于序跋、册数、钤印质量等皆有不同，进而比较不同版本之优劣，选出最佳善本；其次分析《学山堂印谱》序跋和收录印章，以此窥看印谱在清代的摹刻与再辑谱；最后以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学山堂印谱》为中心，管窥中国印谱在日本江户时期印坛的传播情况。

关键词：张灏；学山堂印谱；版本；日本篆刻

《学山堂印谱》开名家自刻印之先河，历来流传版本较多，且国内外图书馆均有收录，通过对该印谱版本的收集、整理与分析，我们发现这些印谱在收印数量、钤印质量、序跋数量等方面不尽相同，这为研究《学山堂印谱》带来一定困扰。因此，梳理并考察不同版本之优劣，成为全面、准确研究该印谱的必要条件。

一、国内外藏《学山堂印谱》版本及优劣分析

张灏（生卒年未详），字夷令，又名休，号白於山人，明末江苏太仓人。张灏有着显赫的家族条件，其父张辅之，“明苏州府太仓人，字尔赞。万历十四年进士。历官兵科给事中。时神宗深居禁内，疏请帝讲学、视朝。前后上四十余疏，论及征倭、镇压播州杨应龙叛乱等，皆当时大事。天启时，官至工部尚书，以魏忠贤擅权，乞归”[1]。堂弟张溥，“初字乾度，后改天如，号西铭，太仓（今属江苏苏州）人，崇祯四年（1631）中进士，授庶吉士，一年后以葬亲乞假而归，后终身未履官。幼年嗜学，每读书必手抄，必六七遍方止，故名其书斋为‘七录斋。熹宗天启四年（1624）曾与顾梦麟、朱隗、周钟等十一人成立应社。崇祯初，又联络大江南北各文社成立复社”[2]。

显赫的家庭背景为张灏编排印谱提供了大量的财力支撑。他先于万历丁巳年（1617）辑成《承清馆印谱》，又于崇祯辛未年（1631）辑成《学山堂印谱》六册，两年后增补重辑成十册。《学山堂印谱》现存版本较多，国内外图书馆均有收集。目前，国外共有三所图书馆藏《学山堂印谱》不同版本，分别为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八卷本、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东亚图书馆藏一卷本、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藏八卷本。

（一）国外图书馆藏《学山堂印谱》版本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学山堂印谱》，为明崇祯四年（1631）钤印本。该谱尺寸纵29厘米，横16厘米。印谱卷首题：明古吴白於山人张灏夷令氏鉴藏，婿葛鼐竑调参考。印谱页面以两行四列界格划分，采取上印下注版式，双面钤印，始于“学山迂士”，止于“早知穷达有命恨不十年读书”。但该版本未附“名家篆刻姓氏”及印谱序跋，且该版本呈现的部分印蜕有残损现象，数量达22枚。

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东亚图书馆仅藏《学山堂印谱》一卷。该谱尺寸纵为24.5厘米，横13.7厘米，这是笔者找到的新见版本。根据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汉文古籍目录记载，印谱卷首题：明吴郡白於山人张灏夷令氏鉴藏。印谱首页钤印为“山容凉肺腑”“张灏之印”，末页为“今之相者兮与肥”“莫谓白云无世法日供诗料送山家”。该版本印谱中的卷首原题“卷二”，“二”字经前人墨笔添作“上”字。

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藏《学山堂印谱》八卷本。该谱尺寸纵30.2厘米，横17.3厘米，全谱共载印章2048枚。卷首题：明古吴白于山人张灏夷令氏鉴藏，婿葛鼐竑调参考。印谱页面以两行四列界格划分，采取上印下注版式，双面钤印，始于“学山迂士”，止于“早知穷达有命恨不十年读书”。序跋作者为董其昌、陈继儒、王在晋、顾锡畴、陈仁锡、许士柔、杨汝成、李明睿、马世奇、钟惺伯、舒曰、张寿朋、方应祥、刘士斗、许国荣、吴伟业、陈万言、徐日久、项鼎铉、葛鼏、吴震元、张溥、张灏。后附录“篆刻名家姓氏”及红色印刷的《学山张灏主人载白》。

综合来看国外三个印谱版本，无论是从印谱收入印章的完整性、钤印质量、序跋数量还是从印谱的可获得性来看，相比较之下，哈佛大学图书馆藏《学山堂印谱》著录印章都最全面，印章钤印清晰且无残损现象，封面的包装亦较为美观。

（二）国内图书馆藏《学山堂印谱》版本

西泠印社藏《学山堂印谱》八卷本。该谱版框纵29.7厘米，横16.5厘米。印谱卷首题：学山堂印谱卷之一 ，明古吴白於山人张灏夷令氏鉴藏，婿葛鼒竑调参考。印谱页面以两行四列界格划分，采取上印下注版式，双面钤印，始于“学山迂士”，止于“早知穷达有命恨不十年读书”。序跋作者为董其昌、陈继儒、王在晋、顾锡畴、李明睿、陈仁锡、许士柔、杨汝成、马世奇、钟惺伯、舒曰、张寿朋、许国荣、吴伟业、陈万言、徐日久、项鼎铉、方应祥、葛鼏、吴震元、周钿子、张灏、归昌世、李继贞、马世奇。

台湾图书馆藏《学山堂印谱》四卷本，只存有卷一、卷三、卷四、卷八。该谱版框纵25.6厘米，横14.4厘米。印谱卷首题：学山堂印谱卷之一 ，明古吴白於山人张灏夷令氏鉴藏，婿葛鼒竑调参考。序跋作者为董其昌、陈继儒、王在晋、韩日瓒、顾锡畴、陈仁锡、许士柔、杨汝成、李明睿、马世奇、钟惺伯、舒曰、张寿朋、方应祥、刘士斗、许国荣、吴伟业、陈万言、徐日久、项鼎铉、葛鼏、吴震元、张溥。

上海图书馆藏《学山堂印谱》四卷本，分别为二、三、四、五卷。该谱版框纵21厘米、横13厘米。印谱卷二首页题：学山堂印谱卷二，明古吴白於山人张灏夷令氏鉴藏，婿葛鼒竑调参考。印谱共计四篇序跋，分别为董其昌印谱序、陆献明印谱题跋、李吴滋学山堂印谱序、张灏自序。此版本特殊之处在于墨书小楷释文。

浙江图书馆藏《学山堂印谱》八卷本。序跋作者分别为董其昌、孙慎行、韩日缵、陈继儒、王在晋、钱谦益、顾锡畴、兆旸寅、许士柔、杨汝成、李明睿、徐汧、马世奇、钟惺伯、舒曰、张寿朋、方应祥、刘士斗、许国荣、吴伟业、陈万言、徐日久、项鼎铉、葛鼏、吴震元、周钿子、张灏，其中孙慎行、韩日缵、钱谦益、徐汧仅此版可见。

苏州图书馆藏《学山堂印谱》四卷本，分别为首卷、卷一、卷二、卷三。印谱版框尺寸纵29厘米、横16.5厘米。印谱封面题：学山堂印谱十卷，明崇祯娄东张氏夷令辑本，瓦翁同道珍藏潞渊题眉，辛酉重九。卷首题：学山堂印谱卷一，明吴郡白於山人张灏夷令氏鉴藏。序跋作者为董其昌、陈继儒、王在晋、顾锡畴、陈仁锡、李明睿、杨如成、许士柔、钟惺伯、马世奇、陆献明、许国荣、吴伟业、舒曰、张寿朋、陈万言、徐日久、方应祥、项鼎铉、葛鼏、吴震元、周钿子、李继贞。

国家图书馆藏《学山堂印谱》八卷本。该谱版框纵20.3厘米，宽13厘米。卷首题：明古吴白於山人张灏夷令氏鉴藏，婿葛鼒竑调参考。印谱页面以两行四列界格划分，采取上印下注版式，双面钤印。序跋作者为董其昌、孙慎行、韩日缵、陈继儒、王在晋、钱谦益、顾锡畴、许士柔、杨汝成、徐汧、马世奇、钟惺伯、舒曰、张寿朋、方应祥、许国荣、陈万言、项鼎铉、葛鼏、吴震元、张灏。但该版本缺点之处为未附“篆刻名家姓氏”。

洪洞董氏旧藏《学山堂印谱》六卷本。谱中于每方印章下标注材质。卷首题：明吴郡白於山人张灏夷令氏鉴。序跋作者为王在晋、许国荣、舒曰、李继贞、王志坚、李吴滋、张寿朋、徐日久、吴、钱龙锡、王在公、陈万言、黄元会、武文达、吴震元、陈世埈、项鼎铉、张大复、张嘉、袁德温、薄澹儒、张灏。

由上可知，《学山堂印谱》诸多版本优劣各异，在卷数收入的完整性、钤印质量与数量、序跋数量等方面不尽相同。因此，综合反复比较来看，国外图书馆中，以哈佛大学所藏版本最善；国内版本中，无论是在印谱刊行的整体版面，还是印章与序跋数量的完整性上，都以浙江图书馆、西泠印社藏《学山堂印谱》最善。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印谱版本序跋数量虽然较少却于印章下方标注印材，抑或是此版本中的序跋为其他版本所未有。因此，在研究《学山堂印谱》时，应當不同印谱之间结合来看，取长补短、互作补充。

二、《学山堂印谱》钤印在清代的翻刻与再辑谱

《学山堂印谱》在清代享有极高的艺术评价，文人以“连城之璧”来形容：

前明嗜印，推娄东张子夷令。集三桥、雪渔、文休、尔宣、杲叔、梧林诸君子所镌，编为《学山堂印谱》十册，鉴赏家胥珍重之。盖三百年一人而已。近时有欲购者，几等连城之璧。[3]

或以“重资”求购：

时损重资从江左购致张氏两谱。[4]

由此可见《学山堂印谱》在清代具有标杆的威望和地位。随着明亡，家道中落，张灏“学山堂”藏印也逐渐星散，清初有好印者集其旧印，又请时人补摹作刻，或亦辑原谱旧印成谱，仍沿“学山堂”之名，促使《学山堂印谱》在清代广泛传播。其传播过程具体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点：

第一，“学山堂”中藏印屡经后人学习与翻刻。汪启淑曾得“学山堂”旧印数十方，辑入《讱庵集古印存》中。该印存集先秦至明代各类古玺、官印、私印、元押等杂印千余方，每页二至五印不等，印无释文，但注明印章材质。此谱虽名集古印存，然所见以明代及清初人刻印为多，后汪氏又摹刻“学山堂”藏闲章254方，合原印辑成《临学山堂印谱》六册。

第二，辑“学山堂”旧印成新谱。清顾湘购藏“学山堂”中遗印，潘遵祁在《小石山房印苑》中形容他“学山园旧物数百方，亦为君有，称大观焉”。顾湘先于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集成《学山堂印存》四卷，藏“学山堂”印章93方。后一年又集成《小石山房印苑》，藏“学山堂”印章164方。

三、《学山堂印谱》传入对日本江户时期印坛的影响

韩天雍在《日本篆刻艺术》中言及：“日本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对外来先进文化的吸收史。”[5]日本篆刻的发展依附于中国篆刻，日本早期篆刻发展较为缓慢，直到印学东传，印谱大量传入日本，给日本印坛注入了新的活力。结合日本大庭修撰写的《江户时代的唐船持渡书的研究》《江户时期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中田勇次郎编著的《日本的篆刻》等相关文章，以及文章中当时江户时代船舶载文字、印谱等相关资料，汇总当时“江户时代中国印谱传入日本时间表”（见表1），以此来探究日本篆刻在江户时期对中国印谱的汲取。

由表格可知，《承清馆印谱》是目前所确知最早流往日本的中国印谱，而《学山堂印谱》的传入时间为宝历十三年（1763）。此阶段日本从中国引进的印学书籍与集古印谱已蔚为大观。

到明治十三年（1880），杨守敬亲自前往日本，带去自己书法作品的同时，还带去了载于《飞鸿堂印谱》中所藏古印。这加深了日本印人对印章实物的直观感受，编撰而成了《松石山房印谱》，激起了日本印人前往中国追求篆刻本源的欲望。圆山大迂、中村兰台、桑名铁城等日本印人又相继前往中国，学习吴让之、徐三庚、赵之谦、吴昌硕等印人篆法，将其印风带往日本，广为传播。这样一来，众多中国印谱通过日本人留学、贸易往来等途径被带回日本，经过日本印人的接受与转化，变成了其独特的篆刻文化。具有“印圣”之称的高芙蓉（1722—1784），“通过中国的舶载印谱知道古铜官私印，并注意其艺术性，通过日本古代古印的字体，扩大复古之风”[6]。印学东传既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也促进了日本篆刻艺术的发展，掀起了日本人学习中国古印的热潮。对于此，陈振濂在其《日本书法史》中写道：

篆书工具书和中国学者的文字学著作鱼贯而出。到山本格安著《六书开示》《说文进余》《驳篆髓》之后，日本出现了第一代专事文字学的学者。与此相对应的是出现了大量的篆刻专门书籍。元禄十年（1697）京都刊行了明代徐官的《古今印史》，首开篆刻书籍出版之先河。其后，吾丘衍《学古编》刊出，伴随而来的是日本印人的许多印学著作，如木母馨的《铁笔执谊》等还直接用和文撰写，其对日本印坛的普及型贡献不言而喻。[7]

日本看到了中国篆刻独特的艺术魅力，陈麦青谈到《学山堂印谱》在日本书店以高价格畅销，“以东京最有历史、最有声名、最有规模的中国古籍专营店之一的山本书店为例，原钤印谱之中，明万历间甘旸的《甘氏集古印正》、崇祯间张灏的《学山堂印谱》、清代徐坚的《西京职官印录》、陈鍊的《超然楼印赏》、吴式芬的《古铜印谱稿》（《双虞壶斋印存》）稿本等，标价都在二百五十万日元左右”[8]，足以看到日本对《学山堂印谱》乃至中国印谱的重视程度。篆刻艺术东渡日本，令日本印坛感受到了明清时期的篆刻艺术魅力，打开了日本篆刻大门，促进了日本篆刻的发展。

余论

明万历以来，张灏遍求当时印人为其篆刻印文内容多为经史诗文的印章作品，先辑成《承清馆印谱》。随着搜集的印章愈来愈多，且家中筑成“学山园”，张灏遂合前谱增为《学山堂印谱》六册，后新刻印作又大量增多，于是再编成十册本。印谱影响力之大，在四百年的流传过程中，出现了多个不同的版本，给印学研究者带来一定困扰。因此，梳理并比较不同版本之间的优劣显得尤为重要。

由于本身包含的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印谱自明崇祯问世以来，在清代得到印人大量临摹，或辑原谱旧印成新谱。后随着印学东传，《学山堂印谱》和明代大量印谱又以船舶贸易的方式流传到日本，并在日本的书店中以高价畅销。中国印谱传入日本，既对中国篆刻在日本的传播起到积极推动作用，也更好地促进当下中日篆刻研究交流。

参考文献

[1]张?之. 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1294.

[2]吴楚材，吴调侯. 古文观止：下[M]. 张天来，王华宝，主编.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1164.

[3]郁重今. 历代印谱序跋汇编[M]. 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8：342.

[4]黄惇. 中国印论类编[M]. 北京：荣宝斋出版社，2010：670.

[5]韩天雍. 日本篆刻艺术[M]. 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19：19.

[6]小仓慈司. 日本古印谱的研究（序说）：关于藤贞干以前[J]. 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研究报告，1999（79）：582.

[7]陈振濂. 日本书法史[M]. 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8：353.

[8]陈麦青. 随兴居谈艺[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229.

策划、组稿、责编：金前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