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现代技术伦理风险防范的理念选择

潘建红，陈井

（武汉理工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湖北武汉430063）



面向现代技术伦理风险防范的理念选择

潘建红，陈井

（武汉理工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湖北武汉430063）

摘要：世界正在进入风险社会语境下的风险社会时期，技术进步与工业化的迅猛发展带给人类的不确定性，使传统工业社会的思维逻辑发生了颠覆性转变，并形成了现代技术伦理风险。现代技术伦理风险成了风险社会的又一表现形式。正是由于现代技术伦理风险成为了一种普遍的文化形态，这种文化形态的防范需要在理念上坚持主体观、系统整体观与协同防范观。

关键词：技术伦理风险；防范；理念

现代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其巨大的惯性在塑造人类历史画卷、引导社会进程、引领世界变革的过程中，使得传统的意识形态属性在观念文化领域日渐的消弭。意识形态是文化共同体固有的属性，以各种形式成为大众所接受的公众意识，并逐渐内化为人的价值观念，从而造就良好的社会规范。每个社会群体都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其成员通过其普遍认同的文化观念，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共同体成员的风险防范认知，并认为风险防范认知中存在的差异是个体之间的“文化偏差”造成的。文化观念在伦理风险防范中具有核心作用，因为伦理风险防范是作为防范主体的人的活动。由于风险的整体性，人们越来越排斥通过颇具合理性的假设加上理性的计算和分析来排除和防范风险，反而倾向于更加抽象的运作方式，尤其是通过更具象征意义的文化理念来应对涉及现代技术伦理风险的各种问题。

一、主体观

第一，主体价值观。现代人往往会把技术简单地理解为科学理论应用于实际的产物，仅仅把它看作一种工具化的应用。而事实上，技术就其本质而言，是作为一种价值观念的体现，是主体认识和改造客体以及在客体中体现主体意志的方法。“技术的过程是干预事件的进程、预防事件的态势、制造不能自发出现的状态，然而这一切是根据某个目标而进行，这一目标最终又是由支配全部行动的价值系统所决定，正是这些价值系统决定着追求什么而又避免什么”［1］。技术先进与否，不仅要看其构成要素质量的好坏，更要看构造它的系统结构图式，而在这个意义上的系统结构图式却不是简单的功能和操作的说明书，更是人类自身价值在系统层面的具体实现。简而言之，这种图式是人类对大千世界更深层次理解，促进了人类文化观念体系的形成。

主体价值观是指导科学家进行科学探索、技术发明的精神力量，是技术进步的重要力量。受主体价值观的驱使，人的行为方式需要遵从一定的规范。面对现代技术前沿的各种伦理风险，技术主体需要以正确的价值观来指引，在技术发明和应用过程中做到趋利避害，以预防可能出现的风险。随着高技术的发展，核威胁、克隆人问题、基因诊断与基因治疗问题、转基因食品、网络信息安全危机等潜在的技术伦理风险已然成为现实，切实地威胁到了人类日常生活。当科学家越是不遗余力地宣扬高技术及其诸多好处时，人们往往会越感到忧虑。就像索尔维所说，“公众认为灾害与各类风险特征有紧密关系，于是，在采用或忽略有用的风险信息时，他们很明显将自己的感情因素加入进去了”［2］。而正是人们的这种情感是促使主体价值观形成的重要因素。“每一个利益主体都试图通过风险感知与风险界定来保护自己，并通过这种方式去规避可能影响到它们利益的风险。”［3］因此，人的情感因素和社会心理在技术的文化建构中往往会决定人们对新技术发展的态度。耶鲁大学在“纳米技术风险感知：情感和价值观的影响”的纳米技术认知实验中，提出人们关于纳米技术的倾向主要是基于其情感因素。当公众对纳米技术了解不多或基本不了解时，则其对纳米技术应用的潜在风险与可能的利益冲突往往过于感性，依赖于经验判断；而当人们更加深入地认识纳米技术后，那么其受价值观驱使，感知和判断技术风险会更加依靠理性。

技术伦理风险首先可以作为一种事实判断。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仅仅重视“工具理性”而漠视人的情感和精神价值，那将很难实现对技术伦理风险的防范，为此，在技术伦理风险防范过程中，必需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大力倡导价值理性。“现代技术伦理风险”其次又是一种文化概念，人们能够理清风险内在深层逻辑关系，用自己的知识、经验、智慧掌握和分析风险的现状和未来趋势，切忌以简单的工程思维或因果思维草率决策。现代技术创新和发展过程中，或多或少存在潜在的风险，为此，需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从源头处预防风险。这亟待我们从文化理念中发掘正确的价值评价原则，发挥价值取向在现代技术伦理风险防范的重要作用。

第二，主体责任观。主体的责任观从内在方面规范着技术主体的活动，它约束着技术主体的科学行为和科学方向，规定技术主体在应然领域里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主体责任观能够为技术主体在不同价值冲突中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为技术主体的技术创新提供必要的智力支持。如贝尔纳所强调指出的：“掌握科学的人在解决日益重大的问题时所肩负的责任越来越沉重，他们发现强大的力量失去了道德的指南，所以今天的科学家比任何时候更加需要伦理道德的指导。”［4］只有技术主体树立正确的责任观，既包括技术责任，也应有社会责任，认识到其职责是不仅要持续进行技术创新，更要对技术推广与应用的效果负责，尽量做到减少甚至消除可能的风险，这样才能使其认识到技术活动对于社会的巨大意义，进而更加规范主体的行为，防范可能出现的伦理风险。

技术责任与技术风险必定是相伴而出现的，两者联系密切。从因果逻辑来看，后者是因，导致了责任问题的果。作为全程参与技术设计、管理以及应用的技术主体，是为数不多的能够把控技术的人，所以对技术应用产生的社会风险比一般人有更清晰和专业的了解。基于此，我们在处理技术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伦理风险问题时，最终还是要归决于技术主体，从源头上规避可能的风险。美国伦理学家哈里斯指出：“新技术的发展总是与风险密切相关的，工程师的责任就是对风险负起道德的责任。”［5］尽管外在的法律约束对规范技术主体的研究行为起着重要的作用，但自身内在的责任观念更加不可或缺，要求技术主体自觉肩负起其应负的责任。这意味着开发与应用技术以实现人类社会的需要是一种责任，同时尽可能减轻不利的影响和意想不到的结果。［6］这就要求相关利益主体负责任地发展技术，督促他们在风险识别与风险控制过程中，加强行业之间、地区之间、国家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尽可能把风险消灭在萌芽的阶段。

风险责任观不是要靠外在力量来对人加以硬性的控制，而是要强调自我约束、自我控制和自我反省，使心性的修炼达到一种内在的自觉。冯友兰先生说过，西方的技术发展理念具有外求的理性文化特征，因而它必然导致主客二元对立，产生技术伦理风险，西方文化的分析式理念虽然有助于技术的发展，但这种二元对立也直接造成了工业化对生态环境和人类精神家园的破坏；中华文化自古讲求以和为贵，崇尚天人合一的和谐思想，注重从和谐理念出发来规避风险，可谓是中华宝贵的思想精华。和谐的理念从根本上表明，中华文化蕴涵着规避风险的理念。所以，现代技术伦理风险防范应注重从中国传统文化理念中汲取精华，以和谐理念树立防范风险的责任观。

第三，主体伦理观。主体伦理观通过对技术的伦理审视，确定其“善”与“恶”的正负价值评价标准。技术要根据特定的标准对其在发展应用过程产生的影响进行道德与否的判定，从而在一定的程度上规范和引导技术发展的方向以求达到最大善的目的。“现代技术不仅是一种物质性实践，而且还可以视为一场开拓型的社会伦理试验。”［7］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不仅丰富了人类的物质基础，而且极大地繁荣了社会文化，推动了精神文明的建设；同时，技术活动也是一种社会行为，影响着社会的方方面面，要充分考虑社会和道德所赋予的责任。新时期新常态下，技术伦理问题越来越突出，人们争论的核心是，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应有利于人类社会，绝不是带来负面影响，甚至威胁人类生存。显然，技术发展已与其初衷背道而驰了。而技术一旦脱离伦理规约，其负面影响将难以扼制，风险必然成倍放大。所以，技术发展的同时，相应地伦理规范不可忽视，否则，缺乏制约与引导，技术活动失去方向，负面效应彰显，更无所谓造福人类。在这个意义上，技术开发过程中必须要遵守一定的伦理准则，任何有悖于伦理道德的技术研发都将受到公众的异议和道德的谴责，甚至受到法律的惩处。

新技术的出现极大地冲击着旧有的道德体系，不断地扩展着人类伦理道德领域，促进了新的伦理观念的形成；反过来，主体伦理道德理念也已深深根植于现代技术的土壤中，并积极吸收技术进步的营养，丰富和充实自身的内涵，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从而为技术发展提供智力的支撑。技术究竟如何发展，作为主体的人才是决定力量，而人类只有在正确的伦理观的指导下，才能使技术发展契合人类的利益。同时，现代技术伦理风险产生的消极影响，表面上看归究于技术本身，但深入的看，是主体的利益导向使其伦理观念错位。因此，“只有对非道德行为通过规范和法律的手段坚决予以禁止、惩治、消除，努力创造一个缺德必惩无德不富的社会道德环境，新的伦理规范的确立才有保证。”［8］

随着现代技术与伦理道德相互渗透，联系日益密切，技术的伦理意蕴和道德属性也越来越凸显，作为技术活动和技术伦理风险防范主体的人更应清晰地认识到，在技术研究过程中，要摒弃单纯地“为技术而技术”的想法，不仅要做到“求真”，在追求真理的同时，更要全面考虑技术应用产生的后果，把“求善”、“求美”统一起来，使技术达到完美的一面，真正具有“真善美”意蕴，树立同时兼顾发展技术与防范技术伦理风险的伦理观。

二、系统整体观

一般系统论的创始人贝塔朗菲指出：“复杂现象大于因果链的孤立属性的简单总和。解释这些现象不仅要通过它们的组成部分，而且要估计到它们之间的联系的总和。有联系的事物的总和，可以看成具有特殊的整体水平的功能和属性的系统。”［9］这是贝塔朗菲关于系统整体观的核心观点。根据其观点，在某种意义上讲，任何系统都是一个具有组织性的有机体，系统各要素相互依赖与作用组成了其特定的结构。系统整体观就是诉诸于整体，强调系统本身的统一性、完整性及系统内部要素的联系，用系统的方法研究各要素的性质和结构图式，从而实现对整体的认识。现代技术伦理风险防范作为一个系统，要从研究其主客体及其关系中寻求系统整体运行的特征与规律，能很好地反映了系统思维的复杂性。

现代技术伦理风险区别于传统风险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已不是某个单一的专业领域能够解释和控制，也大大超越了单个国家政府能够独自防范和治理的范围，呈现出极大的复杂性；现代技术伦理风险呈现的另一个特点，那就是影响广泛而深远，它不仅涉及所有社会个体，地球上的每个成员国家都不能幸免，不存在能够不受风险影响的个人和国家。同时，现代风险的分配方式也与过去迥然不同，传统工业社会的技术风险更多的是根据所拥有财富的多少进行分配，而现代技术伦理风险则是不论贫富，无分种族、国家，实际上是风险均担。现代技术伦理风险的这些特征，宣告了传统的、以地区或国家为单一治理主体的风险防范机制已经过时，完全适应不了现代技术伦理风险防范的需要。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建立一个具有整体性功能的“风险防范中心”，并为其出现开辟新的道路，已成为现代技术伦理风险防范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传统的方式和观念有待转变，需要探索一种新的系统的整体观。

从技术伦理风险防范系统的主客体关系层面来看，现代技术伦理风险防范是一个系统内主客体内外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作为风险防范主体的人以自己的文化理念和知识结构来解构作为客体的风险，以期实现防范目的。任何技术都不会是完善的，实际上，技术从开发到应用就是一个不断趋向完善的过程。主体往往因为技术自身存在缺陷而去开发另一种新的技术来弥补，这样必然将多种技术内在的不确定性因素人为的兼容，使技术内部不兼容性扩大，进而使风险程度大幅提升。正如吉登斯所说的那样，“科学和技术不可避免地会致力于防止那种危险，但是首先它们也有助于产生这些危险”［10］。可以说，现代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内在地促进了技术伦理风险的形成。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主体盲目追求经济利益则外在地诱发了现代技术伦理风险。技术决策者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以占领市场和获取利润为目标的取向为现代技术伦理风险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为了尽快进入商业领域，技术开发者和生产应用者不再会精雕细常地对各种技术进行测试与设计，以了解所有潜在的风险。［11］从文化理念视角思考现代技术伦理风险的防范和规避的策略，仅仅止于内在的技术本身是不够的，也不能只考虑外在的市场环境。首先，单一地凭借技术自身来消弥技术伦理风险，会掉入技术循环的恶圈，会不断产生新风险，也会陷入盲目的技术乐观主义；其次，限制技术掌控者对利益的追求也有诸多弊端，使技术创新动力不足，趋向保守主义。这就要求我们从现代技术伦理风险防范的系统观出发，通过对系统内的要素如风险的主客体以及引发风险的主客观因素的分析，弄清这些要素在风险防范系统中内在的作用与外在的影响，从而能更好地指导风险防范的实践。

在这种认知基础上，应该将现代技术伦理风险防范当成一个复杂的整体任务来完成，要把它作为风险防范的方法论纲领。为此，试图确立一种能够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和方法论框架的风险防范的系统整体观。它采用系统论和整体论为理论范式，并且秉承中国文化整体观思想传统，强调以一种生态的、整体性原则看待自然，遵循整体共生性原则，要求我们在实践活动中不能仅以经济利益作为价值判据，而要顾及生态整体利益。现代技术伦理风险防范中的系统整体观与中国文化中整体观的这种趋同，使得立足整体观以考察和理解技术伦理风险，同时也可以从东方哲学中吸取思想营养，实现现代技术伦理风险的防范。

三、协同防范观

协同是不同主体之间通过建立协同体制机制、构建协同平台，从而打破部门之间、行业之间和地域之间的界限，有效提高技术活动组织能力和技术资源整合能力；通过不同主体的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共享，使各要素得到有效聚合，形成系统的网络，建立完善的体系，使协同区域往更大范围扩展，进而切实增强协同防范效率和效果，最后提高风险的协同防范能力。风险协同防范观是调和多个不同主体的利益关系，使其避免冲突并且步调一致、共同采取防范行动的观念。这一观念除了突出强调风险防范主体的多元性，主体间的协作性也尤为重要，同时，自组织的协调性也是防范取得效果的重要因素。目前，协同防范观念在西方已被广泛应用于技术伦理风险防范领域。

现代技术伦理风险防范要想在协同中实现，并取得理想成效，主体必然要在防范链条中发挥其核心作用，这就要充分发挥主体协同优势，集中多方力量，充分聚合风险防范各要素和各种资源，创新协同防范模式，这是推进技术伦理风险协同防范的必然要求。在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任何重大技术难题的攻克都不是某个单一主体所能完成的，只有依靠多元主体共同的参与，协同攻关，才能在各自成果的基础上取得重大突破。现代技术伦理风险防范同样如此，需要主体树立协同的观念，积极探索风险协同防范的路径，营造良好的风险协同防范的支持环境，从变革自身内部结构做起，打破技术团队间的隔阂和壁垒，共享资本、信息、人才、技术等防范资源，激发协同各主体的活力，推动地区之间、国家之间的沟通与协同。

传统技术伦理风险防范系统中，政府作为风险管理的第一主体，起着主导作用，其他主体则处于从属地位；“条块”分割的体制下，各防范主体自成体系、各自为政，导致政府与其他防范主体之间的协调合作有了层层阻碍。从协同观的视角来看，其实质是对风险防范系统各要素缺乏统筹安排，不同的主体无法在协同防范链条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现代技术伦理风险协同防范的核心就是使防范系统各要素相互作用。在具体结构上，与政府机构一样，社会团体、企业以及公众在现代技术伦理风险防范的结构中都被赋予权力和负有责任。现代技术伦理风险协同防范观旨在实现一种权力与责任对等的多元防范模式。充分汇聚社会组织、企业、公众各主体的优势资源，找准重点领域和突破口，力争实现现代技术伦理风险防范的多方联动。在进行系统网络防范结构的优化后，政府可以重新理清组织内部结构，再次聚合社会组织、企业和公众相互分割的要素，从而极大地增强现代技术伦理风险防范系统的整体功能与效用，建立“公众—社会组织—政府”一体化，点、线、面相结合的风险防范系统，最终以可承受的代价使技术伦理风险得到有效防范。

现代技术伦理风险协同防范可以从三个层面来实现，即可以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来树立协同防范观念：

首先，宏观层面的全球协同防范。现代技术伦理风险随之具有全球化的特性。“我们不管生活在哪里，也不管我们是如何有权有势或者一无所有，许多新危险和不确定性无不对我们产生影响。它们是与全球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0］21。正是由于现代技术伦理风险的全球性特性，导致风险的危害性突破了技术领域，快速波及到各个层面以及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造成世界性的恐慌和严重后果。所以，必须树立技术伦理风险的全球协同防范观，建立并完善国际性技术伦理风险的预警、反应和处置的合作机制，实现地区间、国际间的协同防范。这是现代技术伦理风险协同防范观的宏观层次，也是风险产生的影响最大的层次。

其次，中观层面的国家范围内的协同防范。一般来说，主权国家范围内某个区域发生风险事故，紧邻的地方政府所管辖地区极有可能受到波及，这种跨辖区的风险传播正需要主权国家各级政府间的协同解决。各级政府间风险协同防范包括以下方面：一是由中央直接下达各直属平行部门展开协同防范；二是央地间的协同防范；三是中央下辖各同级地方政府之间展开协同防范。以上是中观层面的技术伦理风险协同防范观的主要内容。而纵观目前我国的技术伦理风险防范运行机制，政府间的协同合作主要靠上级组织的指令来进行，而不是依靠自主协同来实现。因此，必须建立政府间风险的协调防范机制，树立技术伦理风险的协同防范观。

第三，微观层面的多主体协同防范。多主体包括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及公众等参与协同防范，这个层面至关重要，因为技术伦理风险防范的落实，要依靠基层的组织和个体来执行。当前我国政府在与社会组织、企业及公众的协同防范过程中，由于体制僵化等原因没能取得预期成效，主要原因是各防范主体在参与风险防范时还不够积极主动，自主协同的机制有待完善。因此，有必要树立技术伦理风险的协同防范观，实现政府与社会组织、企业及公众的合作与协同。

随着现代技术伦理风险传播速度的加快、复杂性的增加以及全球化的发展，当代技术伦理风险已突破传统的线性和链式模式，展现出非线性等特性。在这种新常态下，要提高风险防范能力，必须发散思维，与时俱进，学习国外成功案例，努力克服自身障碍，打破部门、行业、区域、国别的界限，构建多样化的风险防范协同模式，重构多层次的、有利于技术伦理风险防范的新协同观，才能切实提高风险防范能力、效率和效果，从而实现现代技术伦理风险的防范。

结语

不管是技术理论创新、技术体制创新还是技术文化创新，其前提必然是要更新观念，在理念上首先实现创新。现代技术伦理风险防范的理念创新的本质在于超越，即对旧有的既定模式的突破。技术创新和技术发展就是一个不断超越现有水平，追逐更先进的技术的过程。所以，就技术伦理风险来说，要实现技术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要建构一种先进的创新理念来实现技术伦理风险的防范。

参考文献：

［1］让·拉特利尔.科学和技术对文化的挑战［M］.吕乃基，王卓君，林啸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38.

［2］SLOVIC，P. Perception of Risk［J］. Science，New Series，1987（Lol 236）：280-285.

［3］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31.

［4］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M］.陈体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37.

［5］查尔斯·哈里斯.工程伦理：概念和案例［M］.丛杭青，译.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134.

［6］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A Matter of Size Triennial Review of the National Nanotechnology Initiation［R］. National Academy Press，Washington，D. C：2006：73.

［7］刘大椿.在真与善之间——科技时代的伦理问题和道德抉择［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90.

［8］白建民，张洪根.关于马克思主义技术伦理思想的当代发展［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4）：14-17.

［9］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M］.林康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123.

［10］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全球化如何重塑我们的生活［M］.周红云，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3.

［11］NANCY Leveson. A New Accident Model for Engineering Safer Systems［J］. Safety Science，Vol. 42，No. 4，A pril 2004：238.

（责任编辑：戢斗勇jidouyong@qq.com）

The Idea Choice on Modern Technology Ethical Risk

PAN Jian-hong，CHEN Jing
（School of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Wuhan 430063，China）

Abstract：The world is entering a period of risky society under the risk of social contex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industrialization brought humanity uncertainty，and it makes logical thinking of traditional industrial society having undergone disruptive changes，which formed the modern technology ethical risk. Modern technology ethical risk has become yet another risky social manifestations. It is because of modern technology ethical risk becoming a universal cultural patterns，which the prevention of cultural patterns needs to adhere to the subject concept and，the whole concept of systematic and coordinated prevention in concept.

Key words：technology ethical risk；prevention；idea

中图分类号：B82-05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18X（2016）03-0001-06

收稿日期：2016-02-26

基金项目：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项目（NCET-12-0913）

作者简介：潘建红（1972-），男，湖北武汉人，武汉理工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井（1991-），男，湖北武汉人，武汉理工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