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导先进文化建设百年管窥

周忠华，张晨

（湖南文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常德 415000）

“什么是先进文化，怎样建设先进文化”，对于党说来，这是一个融过去、现在和未来于一体的动态命题，它是问题，是过程，也是答案。自成立之日起，党“总是以思想文化上的觉醒和觉悟，来把握前进方向、凝聚奋斗力量、推动事业发展”[1]。回眸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先进文化建设的目标抱持、实践演进和价值遵循，有利于加深人民群众对文化自信重要性的认识，有利于得出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启示。

一、化人与强国：党领导先进文化建设的目标抱持

党领导先进文化建设的百年，是不断化人、实现强国的百年。化人与强国是党建设先进文化的双重目标。

（一）在化大众与大众化的双向互动中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人的发展是以文化的方式进行的。“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2]。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是在经历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及辛亥革命失败后，从技术、制度反思转向思想文化反思中才对此问题有所认识的。这是因为封建社会的特质之一就是文化贵族化。所以在“开民智”这一命题逐渐被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所理解并推行的过程中，陈独秀、李大钊等早期共产党人意识到了文化大众化的极端重要性。他们认为，一个国家的文化，仅仅是少数人有高深学问，而不普及教育，就算是有再多的精英，也犯不着赞誉之[3]；所以提倡知识分子要融入到劳动大众当中去，新文化、新文明要传播到社会底层去[4]。

党成立后，把新理想、新文明引介给了人民大众，让思想处于混沌沉睡状态的大众在“主义丛林”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囿于马克思主义是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产物，是十月革命送来的理论，在如何让人民大众去掌握马克思主义上，党侧重于教化，把理论翻译宣介给大众，在宣介中启发其阶级意识、启发其在新文明中找到解放自身的钥匙，实现理论掌握群众。在如何让普通群众学懂弄通、学深悟透马克思主义这一问题上，党侧重于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化的方式进行马克思主义“化大众”工作。

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马克思主义化大众的双向互动中，党不断推进大众的文化解放，促其全面自由发展。当然，不同的历史阶段侧重点有所差异。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为造就社会新人，党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促进群众同一切旧的思想、文化、教育、道德、习俗来个彻底决裂。在社会主义改造与初步探索时期，党全面接管接办各类学校，并通过改造旧的教育思想，改革课程，改革教育管理体系，整顿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等文化事业，禁娼、禁赌、禁毒，颁布新的婚姻法规，树立社会新风等，“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5]。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全面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注重培育“四有公民”，从整体要求上关注社会主义公民的基本素质。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党把“满足人民基本文化需求”[6]和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7]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把化人这一目标具体化，不仅宏观上有规划，而且微观上有谋划；在教育方面，不仅外部有培育，而且内部有引导。

（二）在文化大繁荣大发展中促进国家的强盛

先进文化不仅能够“开民智”，而且能够“使国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把“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作为“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8]。正是在新民主主义文化这盏思想明灯的照耀下，新中国才同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教育体系、旧道德习俗彻底决裂，经改造后确立起社会主义文化制度，树立起了社会主义新风尚。

新中国成立后，国内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要求同当前的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状况”[9]的矛盾。基于此，党提出了“双百”方针，带来了新中国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尽管后来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影响，致使执行“双百”方针出现严重的偏差，如批判“综合基础论”“合二而一论”；受“反修防修”政治运动冲击，致使应该服务经济社会建设所必需的科技、教育、文化没有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任务。但这不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这一纲领与“双百”方针本身的失误。如此，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这一纲领和“双百”方针依旧是指导我国文化建设的纲领与方针。

在改革开放初期，党以《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为纲领，在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后来面对自由化思潮泛滥，党从社会发展总体布局的高度，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与文化“三位一体”建设，并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为纲，指导着我国精神文明建设跨世纪发展。

进入新世纪后，面对思想文化领域更加剧烈地交锋，党为了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明确提出文化强国战略目标，着力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十八大以来，党所构建的文化建设新格局，无论是把牢意识形态领导权，还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抑或是加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和爱国主义教育、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以及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皆致力于此。“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0]。

二、历史与构境：党领导先进文化建设的实践演进

党领导先进文化建设的百年，是其围绕化人与强国目标不断丰富文化理论与实践内容的百年，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走向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百年。

（一）战争与革命主题下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求索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国民革命时期，一方面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另一方面，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文化启蒙运动，不仅涤荡了农村旧思想、旧道德、旧习俗，而且发展了文化教育事业，通过农民运动讲习所“训练一班能领导农村革命的人才出来”[11]。同时，奠定了国共第一次合作的良好精神基础，国民党人通过比较十月革命与欧美革命、中国革命，逐渐信服苏联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社会的历史意义。

土地革命期间，党围绕“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创造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12]等基本任务，颁布《训令》要求开展文化建设工作且不得以任何理由拒之[13]。经过制度设计及这一系列的实践，党在此时段初步形成了领导先进文化建设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和行政网络，发展了文化事业。

抗战全面爆发后，针对民族文化“遭逢着旷古未有的大灾难”[14]的现实，党迅速将对工农民主文化的领导转向对抗战民主文化的领导，提出了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这一重要命题，并就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重要地位、指导思想、方针原则、人才队伍、领导力量等多个内容进行了论述，形成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

在解放战争时期，尽管文化建设中的许多根本性的原则依然延续抗战时期的思想，但在实践层面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就思想理论宣传来说，不仅继续办好《解放》等报刊和新华书店等出版发行机构，且伴随解放区的巩固与扩大，报刊数量巨增、质量提升，中央领导同志的论著与马列经典著作一版再版；就教育事业的发展来说，应革命战争之需，在大力发展干部教育、办好陕北公学等院校基础上，又应“恢复和发展生产”新形势之需，迅速办起了中国医科大学等院校，且设置马克思主义教程；就文艺创作来说，广大文艺工作者遵循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在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的直接领导下创作小说、诗歌、话剧等文艺作品。

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及相应的文化制度是依据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社会存在而确立的。当新的社会存在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新政治上层建筑确立了，观念上层建筑自然也要重构。因此，对新民主主义文化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使其发展成为社会主义文化是历史的必然。于是党在文化领域也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以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并提出了“双百”方针。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党带领人民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开始艰辛探索。在思想文化领域，通过转变知识分子政策，号召向科学进军，培育民族精神，建设先进文化取得了显著成就，不仅涌现了红旗渠精神等民族精神，而且文化艺术大放光彩，教育事业也蓬勃发展。但后来发生的“文化大革命”不仅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背离了实事求是精神，还让文化专制主义盛行起来，使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遭到全方位破坏。

（二）和平与发展主题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探索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继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在思想文化领域开展拨乱反正工作。不仅批判了“文艺黑线专政”“两个凡是”等论调，而且重新提出“双百”方针，更为主要的是，党的领导人强调了“三不主义”[15]并要求坚持“二为”方向。在此之后，坚持“二为”方向和贯彻“双百”方针成为改革开放新时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原则。伴随着文化建设工作指导思想的正本清源，曾经遭受迫害的文艺工作者得以平反，文联和各协会的工作得以重新开展，文艺刊物得以复刊或新办，文化机构得以恢复或新建，文艺创作与批评领域的行政命令得以废止，优秀作品得以解禁，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及相关专业得以重建或新设。各种文化思潮百家争鸣，各个艺术门类百花争艳，文艺产品日益丰富。

在文艺界生机勃勃的同时，由于西方思潮的引入，思想文化领域有了“去政治化”的倾向，甚至使文化虚无主义盛行起来，特别是苏东剧变后，一时间“历史终结论”“社会主义失败论”甚嚣尘上。对此，党作为“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者全面解答“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命题，“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16]，全力推进中国先进文化建设工作进入新世纪。

新世纪面临新情况、新课题。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的需要不再停留在“有没有”上，而是跃升到“好不好、精不精”。所以，党领导先进文化建设，不仅要满足人民群众越来越多的数量需求，还要满足人民群众越来越高的质量要求。如此，党不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不仅把发展文化产业纳入国民经济发展体系之中，还积极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同时，在更高层面、更大范围、更多领域，为促进中华文明同世界其他文明深度交流交融，党积极引领社会思潮发展，着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消除新自由主义、民粹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对人民群众的消极影响，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进入新时代。

（三）大变局背景下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索

新时代，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及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出的多元、多样、多变的复杂情况，党着力从国家、社会、公民个体三大伦理实体进行了“精神”建构，以期培育“我”成为“我们”的伦理觉悟[17]。

面对世界文明交流交融交锋的新特点、新情况，党一方面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上升为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另一方面对思想宣传、文学艺术、新闻舆论、网络信息、党校工作、学校思政、哲学社会科学等进行全面领导，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同时不断加强国际话语权建设以解决“挨骂”问题。

面对文化融入经济社会的新动态，党全力解决文化领域供给总量欠充分、供给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促进文化事业产业高质量发展。在文化事业方面，重点是促进城乡、区域文化均衡发展，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在文化产业方面，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准许社会资本参与对外出版、网络出版；允许国有影视制作机构、文艺院团“混合”经营；支持小微文化企业发展。先进文化建设新格局不断形成，人民群众文化自信不断增强。如今文化自信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话语体系的基本内容之一[18]。

三、经验与启示：党领导先进文化建设的价值遵循

从价值维度来看，党领导先进文化建设的百年，就是不断凝练经验、升华经验，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积蓄力量的百年。

（一）坚持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回首百年历程，从改造旧文化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再到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新格局，坚持党对先进文化建设的领导，是建党之初就已确立的基本原则。在百年历程中，党顺势而为，深入分析不同历史阶段先进文化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新课题，深刻认识不同历史阶段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自觉肩负先进文化建设的政治责任，把先进文化建设不断推向前进。

历史已经证明，现实正在证明，未来将继续证明，我们什么时候念好马克思主义这本“真经”，中国先进文化就能实现大发展大繁荣；什么时候念歪马克思主义这本“真经”，思想文化领域就可能发生颠覆性错误。因此，建设中国的先进文化，马克思主义“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19]。

（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和话语体系

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不是在党成立之初就已确立的，但党始终遵循“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等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纵观百年历程，党正是在遵循这些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在推进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处理价值观念激荡、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文化生活需求、提升国家软实力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现代化新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既是先进文化建设战略思想合乎历史与逻辑的发展，同时也是为实现民族复兴而作出的战略选择。“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20]。

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是内含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彰显中国智慧，体现中国主张的多层次话语系统。纵观百年历程，党立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科学的指导思想以及中华民族厚重的历史文化，顺应世界形势和时代特征的发展趋势，自觉地讲“马”话、讲“中”话、讲“新”话，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全民，统一了思想、凝聚了力量，用中国智慧观照世界问题，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了新思维、新范式、新方案，极大地增强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软实力。

（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双百”方针

党一刻也没有忘记“为了谁”，始终坚持文化发展为了人民，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始终把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作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党一刻也没有忘记“依靠谁”，始终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使全社会的文化创造活动充满活力。党在领导先进文化建设过程中始终把服务群众与教育群众相结合、满足需求与提高素养相结合，极大地促进了人的发展。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繁荣文化事业、发展文化产业的基本方针。纵观百年历程，党应用辩证思维、战略思维正确地处理了“一”与“多”的关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同时，又始终坚持“双百”方针。同一是差异的同一，没有差异就没有同一，不同的音符构成最美的乐曲。因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不仅不应成为导致文化问题的根源，相反，应该成为推进文化发展、增强文化自信的必要条件。“凡是坚持‘双百’方针的时期，文化事业就能够得到繁荣、文化产业就能够得到发展；凡是放弃‘双百’方针的时期，文化事业就会凋零、文化产业就遭受损失。不过，‘放、鸣’要与主导价值相协调”[21]。

（四）坚持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优秀传统文化既不能被人为地指称为是现代的，更不可能是以“插入”“挤进”等外在方式将其置放于现代之中，惟有经过创新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方能在现代社会中重获新生。

革命文化是党和人民在伟大斗争中孕育的，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等意涵相互关联，具有强烈的政治意指，是中华民族最为独特的精神标识。在任何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都应该经过再生产而弘扬之，将其红色基因传承好。纵观百年历程，党始终强调要把革命战争遗址、纪念碑、领袖故居、烈士陵园等物质文化，革命回忆录、小说、戏曲等精神文化，革命理论、纲领、方针、路线、政策等制度文化保护好、管理好、利用好，形成红色记忆，询唤信仰。

在民族史发展到世界史之后，各国各民族必须进行“文明交流”及“文明地交流”。纵观百年历程，党始终强调文明的差异不是交流的沟壑，而应当成为交流的桥梁与动力，“文化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22]。

（五）坚持推进文化治理现代化

不断完善和优化文化发展的制度框架与体制机制，破除文化建设的结构性、深层次障碍和瓶颈，激发文化创造活力，提升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是增强我国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必由之路。纵观百年历程，党始终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作为根本制度，强化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核心价值观引领制度，完善保障人民文化权益的服务制度，优化突出舆论正向引导的传播工作机制，升级社会效益为首位、“双效益”相统一的文化生产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