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穆尔卡对波兰道路的探索及其当代意义

李斌

（商洛学院人文学院，陕西商洛 726000）

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是波兰人民共和国杰出的共产党领导人和著名的政治家。波兰道路是哥穆尔卡担任波兰工人党中央书记、党中央总书记（1943—1948）和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1956—1970）期间探索的波兰社会主义道路。

哥穆尔卡使用“人民民主道路”[1]、“波兰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波兰的道路”[2]3、“波兰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波兰的社会主义道路”[2]7等词表达他关于波兰道路的主张。学术界习惯称之为“通向社会主义的波兰道路”[1，3]，[4]486、“The Polish road to socialism”[5]，[6]245，[7]296，[8]215、“Polish road to socialism”[9]59，122，中文论著亦常简称之为“波兰道路”。但国外也有学者认为哥穆尔卡“很少使用”[5]或“从来没有使用过”[8]XVI“通向社会主义的波兰道路”的措辞。即使如此，哥穆尔卡是“通向社会主义的波兰道路”这个构想的“作者”[5]，[10]357、“创造者”[11]和“坚定的提倡者”[10]357是确凿无疑的。波兰学者称波兰道路是“温和的”[12]366，381社会主义道路，西方学者认为它是“民族共产主义”，是“通往共产主义的民族道路”[13]。实际上，波兰道路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探索波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一次有益尝试。

哥穆尔卡关于波兰道路的构想和实践一直处在探索之中，他从未系统、完整地阐释过或者定义过波兰道路的具体含义。依据他执政时期的相关文献以及他的探索可以明晰波兰道路的基本含义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波兰的民族历史、文化传统和具体条件相结合，走独立自主的、民主化的、具有波兰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从地缘政治之视角看，波兰位居欧洲的中心，波兰的首都华沙被喻为欧洲的“心脏”[14]。波兰一直被称为是欧洲文化、宗教、地理的十字路口[15]，波兰在反法西斯战争期间“是欧洲大陆的战略中心”[16]449，二战之后波兰是“克里姆林宫战后欧洲安全体系中的一个关键环节”[17]，是美苏冷战的前沿地带。因此，波兰的发展道路实际上象征着原东欧国家二战后发展道路的趋势，代表了原东欧国家的前进方向。

哥穆尔卡提倡的波兰道路是原东欧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典型。在原东欧国家中，他是最早提出走本民族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主张的共产党领导人。哥穆尔卡甚至在铁托支持民族共产主义之前就赞成“通向社会主义的波兰道路”[18]，他早在反法西斯战争后期就开始了探索，苏共二十大之后率先提出了社会主义民主化的方针和构想，他关于波兰道路的思想和实践给社会主义时期的波兰“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5]。波兰道路历尽坎坷之后被迫半途而废，它折射了原东欧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历程和命运，是原东欧社会主义道路的缩影。

哥穆尔卡执政后期曾有过失误甚至于错误，波兰一些知识分子当时就指责他“从未打算使波兰民主化”[6]245。另外，哥穆尔卡在波兰统一工人党的五届七中（1970年12月）和五届八中全会（1971年2月）上都受到了严厉批评，盖莱克继他之后执政，“由于政治见解和治国方针的不同”[19]287，哥穆尔卡“遭到多次攻击和批评”[19]263，这些因素给他的政治家形象蒙上了阴影，也影响了学者们关于他本人及其波兰道路的研究旨趣和价值取向。

波兰剧变之后，哥穆尔卡及其相关问题再次“引起了舆论以及历史和政治领域专家们的兴趣”[11]。近些年来，国外学界有学者指出哥穆尔卡“是20世纪波兰历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是波兰工人运动的传奇人物，也是为了维护尽可能独立于苏联而斗争的象征”[20]，他“将仍然是20世纪波兰最令人感兴趣的人物之一”，“是20世纪波兰政治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在东欧共产党领导人的素质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波兰反法西斯抵抗运动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战后波兰政治和‘去斯大林化’进程中发挥了作用”[11]。哥穆尔卡去职之后对他的攻击和负面宣传正在“逐渐被改变，他的一些建设性贡献得到了认可”[11]。这些建设性贡献中就含有他关于波兰道路的思想与实践。

相较而言，与哥穆尔卡及其波兰道路相关的研究，西方学术界因便于获取文献和资料，使其在学术界有影响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也相对较多[5]，[6]231-257，[7]344-406，[8]215-239，[21]123-137。囿于资料来源，国内学术界在该领域的研究论著相对有限，在这方面奠定了基础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当属刘邦义[1]，[19]91-100，192-226和刘祖熙[16]494-506的论著。波兰道路历时短暂且后来被放弃和哥穆尔卡执政后期内外政策的失误是国内学者在该领域研究成果薄弱的主要原因之一。

总之，国内外学术界在该领域的已有研究成果清晰地显现了哥穆尔卡执政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有助于了解事实真相。但国内学术界对波兰二战之后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的历史关注不够，尚无专门研究，至于直接针对哥穆尔卡波兰道路的发展轨迹及其思想价值的研究则较为鲜见，有些问题和认识仍有深入探究的必要，本文试图弥补其中的某些缺陷与不足。系统性梳理和研究哥穆尔卡对波兰道路的理论探索及其实践，对我们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哥穆尔卡对波兰道路的探索

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哥穆尔卡对波兰道路的探索问题仍存有分歧，尤其是对他何时提出、阐释波兰道路并无一致认识。波兰学者认为他在1946年11月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积极分子的会议上“陈述了这个构想（按：指波兰道路）最广泛的形态”[5]；有西方学者认为他在1956年11月波兰统一工人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概述了他的改革计划（按：指与波兰道路相随的改革）[8]215；国内学者认为波兰道路的设想是他在1945年12 月波兰工人党的一大上“提出”[1，3]的，他在1946年11月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积极分子会议上“全面而详细地阐述了关于‘波兰道路’的观点”[4]486，他于1956年10月复出之后“重新提出”[22]375波兰道路，他在1957年5月波兰统一工人党的二届九中全会上“进一步阐述了”[22]375，[23]波兰道路。这些说法都有事实依据。

实际上，仔细研读哥穆尔卡执政时期的相关文献，纵向梳理哥穆尔卡对波兰道路的探索历程不难发现，他在不同时期对波兰道路阐述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波兰道路并非是他在某次会议的报告、某个纲领宣言或某篇文章中提出来的，而是他在领导波兰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逐步探索并实践的结果。

（一）波兰道路的最初设想

1942年初，在纳粹德国占领状态下的波兰成立了波兰工人党，哥穆尔卡起先组建了下喀尔巴阡山地区的党组织，8月开始担任波兰工人党华沙市委书记。波兰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诺沃特科认为哥穆尔卡“具有与时代需要相称的勇气，并把他吸收到中央委员会”[21]126，他稍后进入了党中央书记处。在波兰工人党中央书记诺沃特科和芬德尔相继遇难后，哥穆尔卡于1943年11月出任波兰工人党中央书记。在波兰工人党的形成过程中，他“发挥了重要作用”并“迅速成为党的主要思想家和领导人之一”[5]。作为党的领导人，他“是一位有主见的和更开明的政治家，他能够主动追求自己的目标，并寻求创造性的方法去完成集体确定的党的目标”[21]126。

哥穆尔卡和波兰工人党的波兰道路萌发于反法西斯战争后期。1943年，苏联红军在苏德战场上全线反攻，波兰解放指日可待。波兰工人党的主要领导人哥穆尔卡开始思考波兰未来的发展道路。2月，他指出，波兰未来的临时政府必须是民主的联合政府[19]51，将“建立除萨纳齐亚（按：指毕苏茨基政权）和右翼民族武装军之外的波兰所有政党的联盟”[7]239。9月，他在《论波兰民主派的政治思想》中强调，未来波兰的民主和自由的社会制度，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广大群众必须拥有决定性的发言权[24]。事实上，他在此期间还提出了波兰工人党“作为独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将“为民族独立和通过宪法的手段建立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7]239的想法。

11月，哥穆尔卡受波兰工人党中央委托撰写了党的纲领宣言《我们为什么而斗争？》。纲领的要义是：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工业、银行、交通运输业实行国有化，保护中小工商业和手工业，实行土地改革，发展农业生产，没有提农业集体化，社会主义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和农民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互相补充长期共存；在反法西斯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建立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制度，保持波兰传统的多党议会民主制[4]485。宣言“突出了民族独立和社会革命的双重目标”[25]407，强调了战后“重建独立和民主的波兰的必要性”[26]，将“在民主国家的框架内由工人阶级领导向社会主义制度过渡”[27]。这个纲领宣言就是以哥穆尔卡为代表的波兰工人党领导人关于波兰道路的最初设想和轮廓。

（二）波兰道路成为波兰工人党的行动纲领

二战结束后，基于波兰的历史和现实，哥穆尔卡倡导建设民主的波兰国家，主张通过人民民主道路（按：即波兰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在波兰工人党的“一大”上，波兰道路被确立为党的行动纲领。

哥穆尔卡认为波兰“完全有可能通过渐进社会变革和逐步发展的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28]174。他在1945年5月的党中央全会上提出“我们需要建立民主的联合政权”[29]。他在12月党的“一大”的政治报告中提出，波兰将作为一个独立国家而发展，逐步地、循序渐进地建设社会主义，通过和平方式自人民民主过渡到社会主义民主[1]，也相应地提出了国有化和其他的社会经济建设纲领。此外，哥穆尔卡在党的“一大”上还阐述了党关于民主政治建设的初步设想：加强政治文化的新模式，党的政治生活的新颖特色，民主因素成功地融入政治制度，严格遵守法律义务的重要性以及建立民主政治制度的必要性[21]133，放弃教条主义思维的绝对必要性，党有义务在所有重要问题和各级组织上遵守集体决策的原则，使党加强与群众的联系，建立与人民密切有机联系的全国性政党等[21]134。

在讨论哥穆尔卡的政治报告时，波兰工人党内部以哥穆尔卡为代表的坚持走波兰道路的国内派与以贝鲁特为首的主张照搬苏联经验的国外派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其焦点问题是依据波兰特点还是模仿苏联模式来建设社会主义。哥穆尔卡坚持人民民主路线，驳斥了国外派忽视波兰传统文化和民族特点的教条主义观点。会议的大多数代表反对照搬苏联经验的主张，他们认为“应当通过波兰的特殊道路走向社会主义”[1]。

波兰工人党“一大”批准了哥穆尔卡的政治报告并通过了与其相应的决议，选举哥穆尔卡为党中央总书记。“一大”的政治决议指出，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22]360，“一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党的“最终目标是在波兰建成社会主义”[30]。这样哥穆尔卡倡导的波兰道路就被党所接受，成为全党的行动纲领。在波兰工人党的历史上，一大“是一次富有创造性的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大会”[16]467。它解决了波兰通过人民民主方式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关键性问题，表明了党的领导人哥穆尔卡力求引导党探索具有波兰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三）波兰道路与苏联模式的区别

波兰工人党“一大”的路线确定波兰以人民民主方式而不依苏联模式向社会主义过渡。这就要求党去回答波兰道路与苏联模式的关系问题。哥穆尔卡对此进行了思考和阐述。

1946至1947年间，波兰工人党内部再次发生了关于波兰道路问题的争论。国外派的明兹等人要求消灭由三种经济成分组成的混合经济，建立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一党制和无产阶级专政[31]。党中央总书记哥穆尔卡基于波兰与苏联两国文化传统和民族特点的差异，认为有必要明确回答波兰道路与苏联模式之间的区别。

哥穆尔卡在1946年6月的党中央全会上，指出了共产党在波兰夺取政权与俄国革命的不同情况。在波兰“无需使用无产阶级专政”[28]270。11月，他在华沙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积极分子会议的讲话中具体阐述了波兰道路与苏联道路的根本区别，实际也是对波兰道路含义的扩展。其要旨是：社会政治变革在俄罗斯是通过流血的革命而我们是通过和平的途径；苏联经过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阶段而我们没有并且可以避免这个阶段；苏联政权是通过苏维埃代表来实现，苏维埃结合了立法和执法的职能，表现为社会主义的政权体制，我们的社会是将立法和执法分开的，国家政权依靠的是议会民主制度[32]。他强调正是基于这些差别，“我们选择了波兰自己的发展道路，我们把它称之为人民民主道路”，波兰的人民民主“通过多党议会制来行使政权”[1]。

1943至1948年间，哥穆尔卡关于波兰道路的基本构想是：波兰的社会主义道路必须考虑到波兰人民的“爱国情感”及“国家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特点”[33]212，“培养和珍惜波兰最优秀的爱国传统，走社会主义的自主道路”[7]296；根据波兰人民的需要，依靠人民以和平的、逐步发展改革的方式向社会主义过渡；无需仿效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典型经验，波兰工人党、波兰社会党与民主政党组成联合政府，国有、合作社和私有三种经济成份并存；努力把“波兰工人党建设成一个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和本质上的共产党，党内生活要按照列宁主义的传统通过民主集中制来管理”[5]。

（四）波兰道路遭遇挫折

正当波兰人民沿着波兰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之际，苏联的东欧政策和波兰国内政局发生了变化。苏联授意波兰工人党内部的莫斯科派批判“右翼民族主义”，激化了波党内部的斗争。波兰工人党内的教条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在1948年8至9月的党中央全会上占了上风，他们错误地给哥穆尔卡加上了“右倾民族主义”的罪名予以批判。党的中央全会通过的决议指责哥穆尔卡的“右倾民族主义错误”，主要是：他低估了国家的革命传统及其在争取独立斗争中的作用；他夸大了波兰社会党的作用，并在1944年表现出错误的倾向；他反对情报局倡导的农业集体化，并捍卫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和平趋同的观念；他对苏联表现出不信任，贬低了阶级斗争的意义，并对铁托表现出调和的态度[34]206。中央委员会据此解除了他党中央总书记和其他的党内职务，随后他被逮捕关押。哥穆尔卡的政治生活被停止了，他对波兰道路的探索因此遭遇挫折。此后，波兰照搬了苏联模式，像其他原东欧国家一样“经历了一个深刻的苏维埃化过程”[35]。波兰工人党与波兰社会党于1948年12月实现了合并，建立了波兰统一工人党。

（五）波兰道路的再次探索

1956至1959年间，哥穆尔卡经过长期的独立思考突破了对社会主义的教条式理解，他继续探索波兰道路并且领导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波兰人民对照搬的苏联式体制进行了改革。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后苏联的“去斯大林化”辐射到了波兰，波兰统一工人党批评了国家保安部门违反和破坏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问题，哥穆尔卡于次年12月获释出狱。1956年2月的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揭露及批判“刺激和鼓励了波兰的改革运动”[5]，促进了波兰国内政局的变动，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奥哈布承认1951年逮捕哥穆尔卡“是不公平和不合理的”[36]。哥穆尔卡倡导波兰道路和坚持波兰独立自主的立场，使他在波兰人民心目中“象征着波兰人对反斯大林化和他们在与苏联的关系中更多自主权的渴望”，党的二届八中全会之前民众对于他的支持“稳固地上升”[10]387。新近档案资料表明他事实上“在1956年夏天获得了几乎所有中央委员会成员以及苏联的信任，确保了他在政治局的地位，使他有条件地返回波兰统一工人党”[17]。1956年10月，波兰统一工人党的二届八中全会一致选举民众期待的哥穆尔卡担任党中央第一书记。在大多数波兰人看来，他重掌政权“象征着斯大林主义的结束”[9]113，“被称颂为伟大的爱国主义的胜利”[37]。哥穆尔卡在波兰党二届八中全会上所做的施政的纲领性发言中，提出了建立波兰式社会主义的任务和社会主义民主化的基本方针。

重返政坛之后，哥穆尔卡以他之前波兰道路的思想为基础，遵循着社会主义民主化的路线，逐步深入地阐述了通往社会主义的波兰道路。他指出民主化道路是与波兰民族需要相一致的、在波兰条件下建设最好形式的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这条道路的主旨是：加强党的领导作用是社会主义民主化的首要条件，保证议会成为最高权力机关是最重要的民主化纲领，党与各同盟党在人民统一阵线内的合作是人民民主政权稳固的基本因素，政治制度坚持社会主义的原则，实现国家生活的民主化，严格遵守和加强法制，根据群众需要依靠人民建设社会主义。

1957年5月，哥穆尔卡在波兰统一工人党的二届九中全会上广泛而深入地阐述了波兰的社会主义道路。其要义是：波兰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形式是工人委员会、扩大人民会议的权力和发展各种不同的农民自治的经济形式，这三个方针构成了波兰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式决定于具体的地点和时间的条件；具体的总的历史条件、国内以及国际上阶级力量的具体对比，决定着通向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苏联社会主义道路，对其他国家来说，既非完全必要也不十分适宜；强调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特征和民族特点，并不否认社会主义建设的一般规律和普遍原则[2]3-8。

作为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哥穆尔卡在对波兰道路进行理论思考的同时，也领导党和人民在党的二届八中全会（1956年10月）至党的三大（1959年3月）期间实施了社会主义民主化改革，这其实也是他在制度实践中对波兰道路的继续探索。

第一，建设波兰式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其主要内容为：恢复加强法制和党内生活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保证党组织对党机构工作的适当监督；提高议会的地位和作用，保证议会的立法和监察权力，议会内允许有限度的质询；波兰统一工人党与统一农民党和民主党共同执行国家政治领导权，恢复三党中央协商委员会，在各省、县成立相应的机构，扩大统一农民党和民主党在议会中的席位、政府中的权力和自治权；增强地方人民会议的自治性，扩大其管理职权和范围。1953年3月，哥穆尔卡在波兰党的三大上强调了“人民政权必须始终依法行事”[38]69，“国家权力机关与公民之间正确的相互关系、国家机关遵守法律和制度以及公民遵守法律和社会纪律”[38]68对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根本重要性。

第二，建设波兰型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哥穆尔卡设想的波兰经济模式是：集权与分权相结合，扩大地方和企业自主权，允许国营、合作社和私营三种经济成份并存。据此，波兰经济改革逐步实施。成立计划委员会负责“制订国家的经济政策、制订长远和年度的经济计划，评价计划执行的情况”[4]490，设立经济委员会作为政府的经济咨询机构；颁布工人委员会法，规定“工人委员会以集体的名义管理属于全民所有制的企业”[19]208，在工厂、企业和国营农场都建立了工人委员会，它的主要任务是管理企业和监督企业行政等；改革中央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实行非集权化，削减指令性计划指标，扩大企业自主权和地方自主权；调整农业政策、增加投资，解散以行政命令推行的农业合作社，鼓励农民扩大生产，建立农业小组，实行农村自治。

第三，建设平等互利的波苏关系。哥穆尔卡坚持独立自主的波兰道路，以主权和平等的原则为基础，对存有民族矛盾和现实积怨的波苏关系进行了调整。1956年11月，哥穆尔卡率波兰党政代表团访苏，同苏联党政领导举行会谈，两国同意以“完全平等、尊重领土的不可侵犯、尊重国家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扩大和加强波苏联盟与友谊，并“决心在平等、互利和兄弟互助的基础上发展和加强两国的经济合作”[39]。并据此处理了两国关系中经济、军事的遗留问题。这些遗留问题的解决，缓和了波兰公众的反苏情绪，也改善了波苏两国关系。

此外，波兰在其他方面也进行了改革。如，波兰党和政府调整了与天主教会的关系，加强党对群众社团的领导，发挥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密切党群关系，放宽非政治性的公众生活，给予科学文化和思想舆论较大的自由。

哥穆尔卡实行的社会主义民主化改革使波兰实现了政治稳定，摆脱了经济危机，党和政府赢得了人民的支持，增强了人民对社会主义的真诚信仰。1956至1958年间，波兰“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多年来第一次超过了投资，实际工资的年平均增长率接近8%（1956至1957年间几乎为10%）”，“农业产量的增长大于六年计划期间的增长”[34]281。波兰从1957年开始经历了六年的稳定发展，1957至1960年期间“是人民波兰四十年中经济形势最好的时期”[40]。哥穆尔卡执政时期，波兰“进入了世界上最发达的10个工业国家的行列”[41]。

（六）波兰道路被迫放弃

遗憾的是哥穆尔卡对波兰道路的再次探索及改革历时未久就被迫放弃了。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原东欧各国的自主和改革毕竟是有限度的。赫鲁晓夫实际并不认同波兰统一工人党二届八中全会“主权、民主化和社会主义”[42]的基本方针，他偏袒波兰党内的亲苏派，指责哥穆尔卡支持苏联的敌人和犹太人[43]94。苏联对匈牙利事件的残酷镇压“向波兰统一工人党预示了苏联能够容忍的限度”[44]，而纳吉的命运则是杀一儆百的严厉警告，波兰十月不能超出莫斯科可以接受的限度[33]289。这种情势“使得哥穆尔卡和整个波兰社会更加小心和克制”[43]92，使他意识到没有赫鲁晓夫的容许波兰的民主化改革难以成行。此外，原东欧其他国家尤其是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也对波兰的改革“满怀敌意”[33]287。

虽然“党的大多数行政官员拥护新路线（按：指哥穆尔卡的改革），有些人比其他人更热情”[34]282，他们推动了党的最高领导机构的“全面改变”[34]282以促使改革顺利进行。但国内的教条主义者与外部势力相呼应，他们谴责他（按：指哥穆尔卡）背叛共产主义、倾向铁托主义[33]287，这使得哥穆尔卡改革的政治处境相当孤立。

迫于苏联的强大压力和内部保守势力的顽固抵制，哥穆尔卡退却了，并逐渐转向与苏联保持一致。1959年3月，他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三大”上指出，波兰政策的基础“是同苏联的兄弟友谊和牢不可破的联盟”[45]35，他的政治报告和大会的决议都指出，修正主义是目前阶段党的主要危险[45]101，249。修正主义即“在共产党内部实行民主化和工人自治”[12]383，要求实现绝对民主化和充分自由化，进行更为激进的改革。修正主义者在当时的波兰主要是一大批知识分子。哥穆尔卡认为修正主义会分裂党的思想、破坏党的领导和党的团结一致，并对其进行批判。几乎与此同时，他逐渐减缓了政治民主化进程。此后，波兰屈从于莫斯科的压力，以哥穆尔卡为首的波兰党中央逐步放弃了波兰道路。20世纪60年代中期，波兰再次对集中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了局部的探索性改革，但收效甚微。波兰又在苏联式的经济政治体制上徘徊。

二、哥穆尔卡及其波兰道路的曲直成败

哥穆尔卡对波兰道路的探索与实践历经坎坷，波兰道路的两次制度实践均历时短暂就中途夭折，它的基本思想并没有全面地付诸于实践。这其中的原因除了苏联大党主义、大国主义的掣肘和国内保守派的持续施压使他的政治处境艰难孤立之外，哥穆尔卡思想认识的局限和他执政后期的失误与错误也是不能被忽视的因素。

哥穆尔卡在党的二届八中全会前后无疑是主张彻底的“去斯大林化”，但他并未从理论层面深刻地剖析苏联模式之弊端的根源与危害，也未深入探讨如何彻底突破苏联体制的束缚。此外，波兰道路始终是在与苏联模式的矛盾、冲突和摩擦中进行探索的，哥穆尔卡明确地阐述了波兰道路应区别于苏联模式，他对波兰道路及其改革提出了原则性设想、勾画了轮廓性蓝图，至于具体纲领及实施措施还需要完善，而有些设想则没有采取相应的具体措施，这使得已有的某些改革无法继续进行下去。再者，他1956年10月之后对波兰道路的探索及相随的改革是在严重的波兹南政治危机的背景下进行的，有些构想和改革政策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深思熟虑的规划，在某种程度上有应急解危实现政治局势稳定的权宜之计的痕迹，甚至出现了反复。言论自由很快就受到限制、工人自治和工人委员会为时短暂就名存实亡、集中管理体制不久又得以恢复、人民代表会议落空、经济改革停滞，经济委员会提出的试图突破苏联经济体制的各项措施并未实施。从某种角度来看，他关于波兰道路及其改革的理论设想要多一些，他也曾努力争取过，但后来真正实现的要少一些。

认识的局限性使哥穆尔卡在波兰道路的具体实践中难以与苏联的体制和意识形态实现决裂、难以摆脱其影响。他反对盲目照搬苏联模式并试图改革其弊端，但他的改革并未从根本上冲破苏联模式传统观念和体制框架的窠臼。当需要为改革中出现的诸多疑难问题寻求解决方案时，哥穆尔卡却又滑向了集权体制，这种体制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他应对各种危机，维护他的政治权力与执政地位的支撑。当然，这与哥穆尔卡始终处于既要与苏联和解又要限制波兰民众积压已久的仇俄反苏情绪，既要摆脱莫斯科对波兰事务的控制与干涉以谋求独立自主又要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寻求其支持与援助的异常艰难的矛盾和夹缝局面密不可分。

思想认识之局限和夹缝局面的影响使哥穆尔卡在他执政后期的实践活动中，完全背离了他提出和探索的波兰道路的主旨及基本思想。20世纪60年代后期，哥穆尔卡的思想渐趋保守，“由于害怕破坏制度稳定，他不愿意引进或允许改革”[11]，抑制改革倾向、打击革新力量。他当时的态度和立场是“已经取得的政权我们永远不能放弃”[43]93，他因之认为需要稳固自己的权力地位，需要巩固政权，尤其是“巩固党内权力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34]284。为此，他逐渐独断专权，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脱离群众，忽视群众利益，官僚主义也愈益严重。与之相随的是经济的失败，1969至1970年间，波兰的“国民收入呈下降趋势”[34]291，造船厂工人的工资在1970年“下降了大约15%”[34]292。20世纪60年代，“波兰与西欧各国（甚至像较穷的西班牙）的经济和生活水平之间的鸿沟开始大幅度加深”[12]384，及至这个年代之末，日用消费品、食品、肉制品匮乏和市场供应紧张已是司空见惯，群众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经济衰退已经成为整个波兰社会普遍不满的主要根源。

哥穆尔卡曾指出，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和党之间的关系“必须建立在相互信任和相互建设性批评的基础上……在这种关系的框架内，每个国家都必须享有充分的独立和自主权，而每个国家在独立国家内享有主权统治的权利必须得到双方的充分尊重”[10]393。基于这种认识，他为了维护波兰的主权和独立，敢于顶住来自莫斯科的压力，与苏联的大国主义进行斗争。然而，他却不顾及捷克斯洛伐克的主权，错误地参与了1968年8月苏联策划的对捷克的入侵，扼杀了捷克的“布拉格之春”改革运动，这既有损于他共产党领导人的政治形象，也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不良影响。

哥穆尔卡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执政失误根源于“他的构想（按：指波兰道路）的创造性因素的枯竭以及他面对波兰出现的新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无能为力”[5]。他“并不擅长处理经济事务”[12]384，其实是他的各项政策尤其是经济政策中的建设性因素逐渐失去了发展活力。此外，他的“十月方针”虽给予波兰人民莫大的期望，但“他既不能也不愿意去满足这些期望”，“党的民主化纲领没有实现”[33]310。当时，他的社会主义民主化改革正面临着严峻考验，必须探寻新的路径以解决已经出现的党内严重的思想分歧与派别斗争、政治民主化与官僚主义的矛盾、国民经济中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比例失调、集中管理体制与生产力发展的矛盾、群众物质利益需求与高积累政策的矛盾等突显问题。但执政后期的哥穆尔卡思想保守甚或因循守旧，在莫斯科压力和国内保守势力阻挠的双重强劲夹击下，面对人民群众日益滋长的不满情绪，孤立无援的他已经无意或是无力于继续改革，而是与之渐行渐远，其结果是波兰积重难返，以致酿成了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

哥穆尔卡是波兰人民反对苏联干涉、维护主权的象征，但他1968年1月下令禁止演出19世纪的反俄诗剧《先人祭》，完全未顾及波兰的民族情感，引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和抗议。稍后发生的“三月事件”实际上已经“削弱了哥穆尔卡的权威，为他在1970年12月的垮台铺平了道路”[7]392。哥穆尔卡认为，在1956年6月的波兹南事件中工人抗议的是对于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歪曲。而1970年12月，当工人们抗议歪曲了这个原则的提高食品价格的官僚主义决定时，哥穆尔卡却决定使用武力对付曾经信任他的工人阶级，这导致他在工人群众的抗议浪潮中被迫于“十二月事件”后黯然“辞去”了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这实际是独立自主意识强烈的波兰工人阶级对于非集权化和民主化的落空深感失望之后抛弃了哥穆尔卡，是他严重脱离人民群众、漠视人民群众利益的结果。这既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波兰版苏联式集权体制的悲剧。

哥穆尔卡虽然在执政后期出现了不少失误甚至于错误，但在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他是一位品质高尚的共产党领导人。“他从来没有为了个人目的滥用政治权力”[7]406，“是一个正直的大公无私的人”，不去以权谋私，“他过的是清教徒式的俭朴生活并尖锐批评那些享受奢侈生活的同志”[33]309。尽管他遭受过迫害，但却宽宏大量“从未真正清洗过他在党内的主要对手”[33]309。原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安·维尔布兰曾指出，“他严守纪律，生活勤俭，一致保持着自己的优点，没有做任何有损于党的事情”[19]297。事实上，哥穆尔卡始终“坚定地忠诚于共产主义理想”[25]407，“是共产主义的坚定拥护者”[10]357，“是一位忠心耿耿的共产主义者”[6]231，“是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11]。

哥穆尔卡担任党的领导人长达20年之久，他奉献于波兰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探索并实践波兰道路，“对波兰政治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5]。他在波兰与苏联关系中坚决捍卫波兰的利益，为了保障波兰的领土完整，他努力争取促使联邦德国承认了奥得—尼斯河边界，这是波兰外交的巨大成就。此外，波兰获得西欧国家的认可，波兰“更加独立于苏联并从苏联与西方关系的角度获得了地缘政治的重要性”[20]，这些无疑应归功于哥穆尔卡不懈的努力。在波兰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中，哥穆尔卡执政期间的波兰相对稳定且不断地发展，现代化工业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国际地位得到巩固，也曾为世界和平做出过贡献。

哥穆尔卡的波兰道路是波兰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二战之后的波兰处在选择发展道路的十字路口，哥穆尔卡探索的波兰道路回答了“波兰去往何处？”的问题，波兰需要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即波兰道路。波兰人民支持符合他们愿望的波兰道路，他在波兰党二届八中全会上提出的“主权、民主化和社会主义”的方针吸引着波兰人民，尤其是赢得了工人阶级的信任，他们都拥护哥穆尔卡的社会主义民主化改革并充满期待，不希望它遭遇停止和被放弃。波兰统一工人党及其广大党员主体公认的波兰道路是适合波兰实际条件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路线和方法。20世纪80年代，波兰党多次强调实行社会主义多党联合执政自然是受到了哥穆尔卡思想的影响。1980年危机之后，波兰党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再次肯定了波兰道路的理论和主张，党的十大（1986年7月）通过的第一部《党纲》强调“在波兰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党的十届六中全会（1987年11月）政治局的报告重提了“通向社会主义的波兰道路”[46]。波兰道路顺应了波兰人民世代谋求独立自主和选择民族自由的强烈愿望，是波兰社会主义长期聚集的内在发展需求的外在显现，是适宜于波兰的经济和政治发展模式。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曲折发展前进的视角来看，哥穆尔卡对波兰道路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及与之相随的改革既取得了成就，也存在不少问题，但他的波兰道路及他的执政无论成就还是失误，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教训的宝贵财富。既不能无视哥穆尔卡执政后期的过失和错误致使波兰经济建设遭遇挫折，进而发生了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也不能因此去否定他在波兰民族解放运动和波兰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历史功绩及波兰道路在东欧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应有地位。偏于一方的认识都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我们应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和观点对原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思想、运动和实践做出实事求是的客观评价。

三、波兰道路的基本思想及其实质

尽管波兰道路中途被放弃，波兰道路的理论和主张未能全部以制度形式付诸于实践，尽管哥穆尔卡的认识存有局限性，但波兰道路的思想的确包含着有益的价值成份。波兰道路基本思想的主要内容就是：第一，坚信无疑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作为行动的指南，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运用于波兰的具体条件，既强调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形式和民族特殊性，也承认社会主义建设的一般规律和普遍原则。第二，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地位，加强党在国家生活和社会主义民主化中的领导作用，坚持党的团结一致，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设党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第三，顾及波兰的历史特点，从波兰实际国情出发，坚持波兰的自由、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具有波兰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建设波兰式的社会主义。第四，反对盲目照搬苏联模式及其经验，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苏联社会主义道路对其他国家来说，既非完全必要也不十分适宜。第五，寻求适宜于波兰的经济政治体制，经济上主张国有、合作社和私有三种经济成份并存，使集权与分权相结合，政治上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联合执政，保留波兰传统的议会民主制度，以民主方式行使政权和进行管理。第六，倡导以国际团结、互相信任、互相援助和权利平等的原则处理社会主义阵营的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摆脱苏联的控制，争取国家和民族的自主权。

波兰道路的基本思想是19世纪80年代以来波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和实践发展的逻辑结果，它既来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又密切联系着波兰社会主义建立和发展的具体实践，它的实质就是建设具有波兰本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

四、波兰道路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纵观东欧社会主义运动，波兰道路具有深刻的理论和实践价值。19世纪70—90年代，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东欧传播，社会主义运动开展，工人阶级政党成立。受十月革命的鼓舞，东欧国家相继建立了共产党。二战之后，东欧各国共产党成为本国的执政党，它们努力探索本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东欧社会主义的发展趋势和前进方向。战后初期，东欧共产党的哥穆尔卡与季米特洛夫、铁托和哥特瓦尔德等领导人，尽管表述有所不同，但都主张根据东欧现实国情通过人民民主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与其他领导人相比，哥穆尔卡最早提出了这个设想且进行了详尽的理论阐述并付诸于实践。

当东欧国家处在选择发展道路的历史十字路口，东欧共产党的哥穆尔卡与铁托、卡达尔和杜布切克等杰出人物，表现出了党的领导人的理论探索勇气。在苏联模式被奉为“经典”的时代，他们不受传统观念的约束，认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形式是多样化的，苏联模式并非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形式，敢于探求与之有别的适宜于本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反映了东欧共产党人实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共同愿望。民族化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内在本质要求。

值得提及的是哥穆尔卡的理论探索在东欧的影响。他关于自主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多党合作联合执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等理论构想符合波兰和其他东欧国家的国情。他坚持以国际团结、互相信任、互相援助和权利平等的原则处理社会主义的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的立场，是对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国家之间关系的探索，这对位居苏联势力范围内的东欧国家正确处理它们相互之间及其与苏联的关系均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他因此赢得了波兰和其他东欧共产党人及人民的赞赏与敬佩。他从体制上揭露和反思个人崇拜制度的危害有利于清除波兰和东欧各国社会主义改革的思想障碍。尤其是他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般规律与民族特点问题的阐述，把社会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模式区分开来，实际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及其体制、机制的具体实现形式问题，他对此的认识是既不能否认社会主义建设的一般规律和普遍原则，又要顾及其历史特征和民族特点。他的阐释为东欧社会主义改革运动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东欧共产党的杰出领导人不仅敢于进行理论探索，而且勇于使之付诸于实践。苏共二十大之后，苏联内外政策的变化和苏东关系的相对缓和为东欧共产党自主探索本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提供了有利机会。哥穆尔卡坚持“主权独立、民主化和社会主义”的原则，发起了针对苏联模式之弊端的改革，顺应了东欧社会主义向前发展的客观需要，推动了东欧各国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的社会主义改革。由此开始的东欧社会主义改革运动曲折延续至1968年8月“布拉格之春”被苏联扼杀。此后，东欧社会主义改革形势出现逆转,改革虽未停止但总体势头受到苏联的压制。

东欧各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践，其主旨是不断突破苏联集权式经济与政治体制的束缚、探索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较有影响的改革当属波兰的哥穆尔卡改革、匈牙利的卡达尔改革、南斯拉夫的自治试验和捷克斯洛伐克昙花一现的“布拉格之春”，而南与匈两国的改革有一定的深度和显著成效。此外，民主德国推行了新经济体制改革，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侧重于经济管理体制改革。

在东欧国家社会主义改革的进程中，基于各自国情的差异，因之产生了各具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像以自治为核心的南斯拉夫模式、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波兰模式、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匈牙利模式和试图建设新的、民主的、符合捷克斯洛伐克条件的社会主义模式等。这些模式实际是东欧各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虽则实践形式有异，但其共同之处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规律同各国的历史文化、政治传统及现实国情相结合，独立自主地探索本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建设具有本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

虽则囿于对社会主义思想认识的局限以及东欧国家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及苏联的控制影响，东欧各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始终未能跳出苏联模式的窠臼而取得突破性进展。但东欧各国注重依据本国实际，均以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为核心，不同程度地触动了过度集权的体制、完善了所有制结构、调整了计划体制与市场机制的关系、健全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强调社会主义建设的各国特点和独特条件，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总体观之，哥穆尔卡与季米特洛夫、铁托、哥特瓦尔德、卡达尔和杜布切克等东欧共产党领导人对本民族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的探索，虽然存有挫折、问题与缺陷，有需要完善之处，但毕竟是东欧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实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本土化的有益尝试。东欧共产党人的探索丰富了东欧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属性和计划与市场机制问题的认识，催生了东欧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发展模式，促进了各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缓和了各国的社会矛盾，推进了东欧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五、波兰道路的当代意义及启示

反思和汲取以往世界社会主义实践兴衰成败的经验与教训，是执政的共产党娴熟掌握执政和建设规律的精神财富及必要条件。哥穆尔卡对波兰道路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及其迂回曲折的历程，再次用波兰社会主义的特有经历和清楚事实，启发和增添了执政的共产党深刻认识共产党执政规律、科学把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政治智慧。

（一）共产党人必须坚定地信仰共产主义

哥穆尔卡虽然历尽了艰辛和磨难，也有过执政失误，但他毕生都信仰共产主义，追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共产主义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和精神支柱。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价值旨归，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依然面临着“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这就要求全体共产党员和党员干部必须牢固恪守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统一起来，经得起各种考验，不惧任何风险，善于克服阻力、敢于应对挑战、勇于抵御风险，提高防变拒腐的能力，增强实现共同理想和远大理想的信心，不负共产党人崇高的历史使命。

（二）共产党应探索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原波兰统一工人党放弃本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波兰剧变的主要根源，党的最后一任中央第一书记拉科夫斯基曾说，被迫接受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波兰统一工人党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47]。社会主义道路必须符合而不能悖于本国的具体实际和现实国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赋予了科学社会主义更加丰富的理论与实践内涵和民族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根植于中国大地的道路，是以人民为中心的道路，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道路，是加快推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道路。中国共产党要坚持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现实国情融为一体，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矢志不渝地建设好、发展好、完善好、巩固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谋中国人民之幸福和中华民族之复兴，实现伟大的中国梦。

（三）共产党要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

波兰道路顺应了波兰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但也需要探寻新的措施与方法去解决它在实践中遇到的多种矛盾和问题，以促进波兰道路良性向前发展，但哥穆尔卡却停止了探索、中止了社会主义民主化进程，以致酿成了严重的政治危机。社会主义制度并非一成不变，改革是巩固、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由之路，执政的共产党应依据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不断地改革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解决新问题、新矛盾以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否则某些体制和机制就会影响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发达。中国共产党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科学把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畏艰险、不惧阻力、不屈压力，持续深化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项基本制度，不断发展和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愈益成熟和更加完善。

（四）共产党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哥穆尔卡的改革曾使波兰经济较大幅度增长，但放弃和停滞改革之后，波兰经济衰退、居民生活状况恶化以致酿成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执政的共产党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辉煌，但我国依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依然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依然面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因此，中国共产党务必要使全体党员和党员干部牢固遵循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深化教育改革，实现教育现代化，加强培养创新人才，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加速科技创新，实现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以推动我国经济持续、稳步加速增长，为人民美好生活、国防建设和综合国力提升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有力保障。

（五）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

哥穆尔卡在波兰人民拥戴的欢呼声中重掌政权，却在波兰人民愤怒的抗议声中黯然下台，再次用事实清楚地表明了政之兴衰与民心向背的关系，其实质是执政者能否代表人民的利益。执政的共产党要坚持始终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反之就会在执政党与人民之间掘开一道鸿沟而失信于民。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坚持人民利益至上是中国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制度建设与治理现代化的价值目标就是为了实现和保障人民的利益。我们党要坚持依靠人民、从人民利益出发筹谋国家治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依靠人民、从人民利益出发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尤其要加强和完善地方治理、推进地方治理体系和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全体共产党员和党员干部在国家治理、地方治理和社会治理中，要始终践行党的根本宗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理解人民需要、尊重人民意愿、保障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协调解决好人民的切身利益，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新需求，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实现共同富裕。

（六）共产党要坚决反对强权政治

苏联的大国主义掣肘无疑是波兰道路两次夭折的主要原因，莫斯科严防控制东欧安全带与卫星国，波兰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空间极其有限。执政的共产党要坚决抵制强权和霸权政治的干涉，独立自主探索本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坚定维护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当前我国的外部环境变化深刻，国际局势波谲云诡，周边环境风云变幻，各种敌对势力对中国的阴谋破坏活动从未停止。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合作共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使命，坚决反对强权外交、霸权行径和政治霸凌，绝不畏惧任何霸权者的无端讹诈和极限施压，绝不允许各种敌对势力及邪恶势力干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诋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决维护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任何渗透和颠覆阴谋注定必然失败，任何分裂和侵犯活动必将遭到中国人民的迎头痛击。

总之，社会主义道路没有现成既定的统一模式，社会主义建设既无一劳永逸的方案，也从未曾一蹴而就，社会主义制度需要不断发展和完善。执政的共产党必须与时俱进地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和时代要求紧密融合，探索与实践本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48]。只要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持续深入广泛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将再次铸就新的更伟大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