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三农”思想及其价值

吕翠萍

（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桂林 541006）

马克思曾断言：“最文明的民族也同最不发达的未开化民族一样，必须先保证自己有食物，然后才能去照顾其他事情。”[1]受马克思的启发，毛泽东满怀热情地投入“三农”问题探索之中。毛泽东笃定农民问题是中国发展的根本问题，农业生产和农村建设是赢得中国革命胜利的重大助力。如今，中国处于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时期，如何进一步处理好“三农”问题，毛泽东的“三农”思想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借鉴。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三农”思想形成的历史脉络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科学指南，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在国民大革命时期萌芽、土地革命时期已具雏形、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走向成熟[2]。“三农”思想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亦经历了萌芽、发展、成熟时期。

国民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在实事求是精神的指导下开始了解中国“三农”问题的基本情况；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以实地调查为手段，深入探寻解决“三农”问题的具体途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将赢得农民作为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基点。经历时间与实践的重重考验，毛泽东“三农”思想与实践逐步成熟，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农民、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新景象。

（一）萌芽初显——国民大革命时期

毛泽东“三农”思想的萌芽时期是从中国共产党创建到国民大革命结束[3]，其对“三农”问题的探索被张国焘称为“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4]。毛泽东是出身于农村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心中饱含无限的农民情结。他从小生长于农村，亲历过长沙饥民暴动，深深地同情中国广大农民的艰难处境。1923年，毛泽东秉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精神，在湖南进行调研活动，得出在革命中应当发动农民力量，注重农民运动，唤醒农民革命意识的重要结论，为探索和研究中国“三农”问题奠定了坚实基础。1924年底，毛泽东投入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建设，并担任导师，培养了大批农村运动骨干。1925年，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声明：“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5]3在文章中，毛泽东准确地划分了农民阶级，肯定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同时揭示了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可信赖的同盟军的真理，帮助党内外革命同志廓清了无产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关系，发出了联合农民、占领农村以谋求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强有力的号召。1927年4月，国民党发动“四一二”政变，国共第一次合作全面破裂。

国民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系统性地总结了国民大革命的失败教训，提出应当重视农民群体，将农业和农村发展纳入了中国共产党未来发展蓝图，以期扭转中国农民积贫积弱的局面，并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以造福农民、发展农业和改造农村为最终目的的土地革命，用实际行动走出了找寻中国农民、农业和农村发展出路的重要一步。

正是由于国民大革命时期的严重阶级压迫，农民群众迸发出强烈的反抗意愿，加之对农民的深厚情感，毛泽东开始聚焦农民、农业和农村的发展问题，在思想上引领党和人民认清农民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极端重要性，在实践上号召革命人士联系农民、依靠农民并主张发动伟大的土地革命，紧紧地将农民的命运与党和国家的命运相连。以此，毛泽东“三农”思想得以破土萌芽。

（二）逐现雏形——土地革命时期

土地革命时期是我党扎实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确立农村包围城市路线的重要时期。受国民革命时期农民运动讲习所等教育影响，农民的革命意识逐渐被唤醒，革命积极性高涨。在1927年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中，农民运动积极分子发挥了重要作用。

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率领部队驻扎井冈山，牢牢地团结广大农民群众，建立了第一个农村根据地，撰写了《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名篇章，向党内外的有志之士和广大群众宣传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思想，带领中国共产党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工农割据新道路。与此同时，毛泽东基于多年亲身实地调研的成果，起草了反封建反压迫的中国第一部土地成文法《井冈山土地法》，而后在此基础上修订完善颁布了《兴国土地法》，宣布没收公共土地和地主阶级土地，削弱了地主阶级力量，进一步解决了萦绕农民心间的大事，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作出了有益探索，激发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热情，在短时间内快速提升了根据地农业生产力。此外，毛泽东深知提高农业生产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在有限的条件下积极支持农民学习农业种植技术、兴建水利工程、开垦荒山荒地，有力地保障了粮食生产。1934年，在《我们的经济政策》中，毛泽东要求全党一定要重视农民、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强调必须把发展农业生产列为我们经济建设中心的第一项，并鼓励农民以合作社的方式积极探索农业大规模创收的进路，提高了农业生产，为红色区域的经济发展增添了重大助力。

在土地革命期间，毛泽东高度肯定了农民的政治地位，重视农运积极分子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重大作用，并吸纳农民力量编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充分发挥了农民群体的力量。在经济上，毛泽东集中精力分析了农民的最大诉求，回应了广大农民心间的“耕者有其田”的夙愿，并领导广大农民解决了农业生产面临的技术、水利等难题，稳步提升了农业水平，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民经济的发展壮大做出了重大贡献。与此同时，毛泽东基于中国具体情况，发展和建设了农村根据地，深入农村积蓄了革命力量。至此，毛泽东“三农”思想初具雏形。

（三）走向成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部分地区农业发展遭受重大打击。为了维护党在处理“三农”问题上取得的发展成果和持续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并强调“中国的贫农，连同雇农在内，约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贫农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6]643此后，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进一步强调：“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现在的抗日，实质上是农民的抗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实质上就是授权给农民。”[6]691毛泽东这两篇文章深入分析了农民群体在中国抗战时期的关键性作用。与此同时，毛泽东开始全面关注农民的教育问题，号召各根据地加强教育投入，兴建小学、中学、大学、夜校，进一步提高了农民的政治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团结了农民阶级。1942年，毛泽东根据农民需求再次修订了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并且倡导在各个革命根据地普及农村互助合作，这些举措不仅大大减轻了农民赋税的负担，还刺激了农业生产，为保证抗战时期大后方粮食供给奠定坚实基础。

抗战胜利后，中国革命形势再次发生巨大变化，农民的土地问题更成为发展国民经济的重中之重。为此，毛泽东积极推进《中国土地法大纲》的施行，全面落实了详尽的土地分配政策，实现了农民“耕者有其田”的长久期望，调动了农民恢复生产和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为中国共产党夺得解放战争胜利夯实了物质基础。

在中华民族的危急存亡时刻，基于对中国农村的现实情况分析，毛泽东始终沿着关心农民、发展农业和建设农村的基本思路，以灵变的思维应对复杂多变的“三农”问题。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农民革命热情高涨，工农联盟日益发展壮大，农业经济稳步提升，互助合作运动也逐步普及。这些事实有力证明了毛泽东关于农民、农业和农村发展理论的正确性科学性，也标志着毛泽东“三农”思想已然成熟。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三农”思想的基本内容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精神的指引下，毛泽东务实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实质，认清了农民、农业和农村在经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切实维护农民利益，推行各项措施保障农业生产，沿着农村包围城市路线开展农村互助合作运动，逐步勾勒了推进中国“三农”发展、实现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美好宏图。

（一）加强农民教育肯定农民政治地位是解决农民问题的基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发展农民教育，肯定了农民群体的政治地位，为中国共产党探索解决农民问题作出奠基性、开创性的重大贡献。

毛泽东作为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深切地体会到普及教育的重要性。通过实地调研，毛泽东同志推行农民教育与生产劳动和中国革命相结合，主张从农民运动讲习所入手培养先进的农民运动积极分子。在抗战时期，毛泽东以小册子为承载物，组织知识分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精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习材料，开展对农民群体的马列思想教育，激发了农民群体强烈的革命意识。毛泽东认为，要实现对农民的教育，最长效的办法就是办学，用系统的方式启发教育农民[7]。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稳固后，毛泽东倡导加大教育投入，各个革命根据地积极筹备并建设了上千所大中小学校，如1945年陕甘宁边区建有小学1 377所，在校学生34 004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注重从思想上改造农民，使中国农民的精神风貌发生新变化。

毛泽东同志对农民群体极度同情，同时赞赏农民吃苦耐劳的精神，他一心想改善农民食不果腹、风餐露宿的生存状态。面对中国的农民问题，毛泽东摒弃以往的阶级偏见，以实地调研的研究方法将农民群体划分为不同阶级，制定了土地斗争的阶级路线：依靠雇农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与此同时，毛泽东主张建立农村党支部以鼓励具有无产阶级信念的农民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且鼓励农民积极参军入伍，最终建立了以工农联盟为坚实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新民主主义时期，毛泽东同志重视农民教育问题，带头肯定农民群体的政治地位，切实保障了农民利益。农民群体的支持和拥护，推进了中国的革命事业。

（二）发展农业生产是提升国民经济的重中之重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发展水平直接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1933年，毛泽东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中强调要重视农业，努力发展农业生产力，改善农民生活条件。毛泽东呼吁把发展农业生产列为经济建设的重要任务。经过对中国农业发展状况的实地调研，他精准地做出两条判断：一是农业生产力的提升是我党进行经济建设的重难点，二是提高农业产量需首要解决的就是土地问题。在国民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对土地归属权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得出至少半数土地掌握于地主手中的结论，做出将土地革命作为共产党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的重大决策。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五四指示》《中国土地法大纲》等土地政策，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带动了农业生产力的稳步增长。毛泽东重视集体劳作的优越性，揭开了农业互助合作的序幕。对于农村合作组织的成立，毛泽东强调从健全农业基础设施着手，以自愿为原则鼓励农民在水利建设、农田维护、耕收粮食等方面采取小组集体劳作的形式进行组织分工，引导农民走上互信互助的合作道路。毛泽东在《论合作社》中断言：“如果全边区的劳动力都组织在集体互助的劳动组织之中，全边区一千四百万亩耕地的收获就会增加一倍以上。”[8]这有力提升了农民参与合作社的信心，激发了农民耕作的热情，进一步推动了农业合作互助组织逐渐在各个根据地的发展和普及。毛泽东根据不同时期的中国革命状况，颁布一系列政策措施推进解决农民最关注的土地问题，并主张集体互助的劳作方式，大大提升了我国农业生产水平，为中国农业走向近代化开辟了新道路。

（三）坚持农村中心论是获取革命胜利的重要道路

根据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状况，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中将城市设想为主宰，乡村则处于相对附属地位，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首要任务是赢得城市作为自身战略阵地，逐步拿下农村。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沿用城市中心说作为赢得中国革命胜利的正确路线。然而，中国无产阶级力量与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力量差距悬殊，为数不多的大城市牢牢掌握在资产阶级政权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动的多次夺取城市政权的革命运动接连失败，无产阶级力量损失严重。

1927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提出“两条路线”，建议以农村为据点发展壮大力量。结合农村多城市少、农民人口多等中国实际情况，毛泽东提议在井冈山建立一个根据地，通过割据农村达到制约城市的革命目的。毛泽东关于井冈山根据地建设的提议，凸显了实事求是的精神，标志着我党开始摆脱共产国际影响，真正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同年，中共中央在《中央致两湖省委信》中提议开创“割据局面”，要求湘、鄂两省“在乡村中大力发展游击战争”“集中力量割据某县或数县”[9]，正式开展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农村根据地建设。

毛泽东提出的农村中心论本质上是先建设农村根据地，从而以农村为基蓄力夺取城市。农村中心论这一具有创造性的观点，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正确革命道路，赢得了最广大的农民群体，发展了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物质基础和军事基础，为中国共产党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作出了建设性贡献。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 “三农”思想的现实启示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依靠农民、紧抓“三农”问题，带领中国共产党逐步取得革命的主导权。如今，中国共产党成立已届百年，中国正式迈进了新时代。虽然时代背景已发生变化，但毛泽东解决“三农”问题的宝贵智慧和成功经验仍持续绽放光芒，为新时代探索农民、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道路增添助力，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新面貌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

（一）教育为先，打造高素质农民队伍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过程中，毛泽东曾感叹因为文化知识的匮乏，大多数农民长期被以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为代表的封建宗法制所束缚[5]31，农民的思想文化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始终处在低层次。农民是中国人民的大多数，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教育农民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应当贯彻落实的大事。毛泽东深刻意识到农民教育的重要性，始终坚持健全农村教育的基础设施。他主张思想政治教育是党开展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应当时时融入农民教育中。一方面，完善农村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农村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关乎教育质量、教育水平。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毛泽东大力支持在根据地进行小学、夜校、半日校等学校建设，并鼓励知识分子和广大群众开设和参与识字班、工农俱乐部、消灭文盲协会等，帮助农民群体逐渐脱盲，培养出无数优秀的农运积极分子、农民党员和农民军官，实现了农民整体素质的跃升。另一方面，用马克思主义学说强化农民思想政治教育。毛泽东强调“掌握思想教育是我们第一等的业务。”[10]农民作为绵延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受压迫对象，其思想受到封建文化的严重荼毒，观念上具有较强的封闭性。马克思主义是蕴有新世界观的哲学，是富含科学方法论的学说，以马克思主义学说为主线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培育先进的农民运动积极分子，成为毛泽东发展农民教育的一大法宝。新民主主义时期，我党通过开设广播站、创办报纸、分发小手册等方式对农民进行了多样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毛泽东鼓励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深入群众，用群众的语言阐释马克思主义，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农民关心和关注的实际生活要求、物质利益相结合，重塑了农民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解放了农民被压迫数千年的文化神经。

现今，中国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农一代”已经无法跟上城乡发展的步伐，提升农民素质、培养新型职业农民队伍是大势所趋[11]。基于毛泽东的农民教育思想，中国共产党将解放农民思想作为解放农村生产力的重要突破口，全面提升农民素质，帮助农民全身心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使农民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容忽视的坚定力量。以乡村人才振兴为着力点推动乡村建设发展，教育培养具有“高素质、新思想、强技术”的新时代农民，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强大动力。

（二）以人为本，稳步提升农业生产水平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时刻关注在内忧外患、三座大山的重压之下的农民、农业和农村，并将推进“三农”发展的真知灼见写入他的诸多著作中，为我国继续推进“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理论指引。毛泽东多次表明，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既要读懂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书，也应当注意不要把中国农民忘在脑后。1933年，毛泽东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中强调贫农是发展合作社和提升农业生产力的基础。1947年，毛泽东断定农村经济要经历由分散的个体经济到合作社经济的历史转变，在农民的集体化合作中实现农业生产力的大幅度提升。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农民是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提升农业生产力离不开农民群众的力量，尊重农民、团结和依靠农民成为解决农业问题的宝贵经验。以人为本，维护农民根本利益，以稳步发展农业生产这一路线贯穿毛泽东解决“三农”问题的全过程，成为中国共产党解决社会主义大国农业问题的重要遵循。

当下，中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决胜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不能忘记广大人民群众，要将农民发展成一个有吸引力的职业，使农民富起来强起来。他支持和鼓励农民掌握科学的种植养殖技术，推进农业科学化、机械化、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全党全国范围内打响脱贫攻坚战，将脱贫工作精准到户，使惠农强农政策走进千家万户，帮助农民真正走上了富裕道路。

以农民为本推动农业生产力稳步提升是我党建党以来应对“三农”问题的良策，有助于切实解决国计民生问题，满足农民群体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实事求是，发展社会主义农村新面貌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农村建设思想的萌发离不开其务实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探索精神。毛泽东注重实地调查研究，认为解决中国问题“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12]。毛泽东通过多次实地调研，逐渐摸透中国农村发展存在的问题，牢牢掌握了推动解决农村发展问题的发言权。毛泽东根据不同时期国情适时地调整农村建设的措施成为我党建立和巩固农村根据地的一大法宝，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开辟了坚实的大后方阵地。毛泽东探索解决中国农村问题时实事求是的态度与做法，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启示。

在中国迈入现代化国家的征程上，“三农”问题更为复杂。对此，党秉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把握中国农村现阶段发展的具体情况，从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现阶段出发，孕育出乡村振兴的伟大设想，并将乡村振兴作为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战略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正式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主张推行“五位一体”的农村发展模式，以保障农民政治权利，提升农民经济收入，保护农村美丽风景，多方面打造社会主义农村新面貌。在实事求是基础上，我党稳步迈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的崭新步伐，加快了中国农民、农业和农村发展的现代化，强力推动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进程。

四、结语

毛泽东秉持务实的精神，多次开展实地调研了解农民状况。农业生产和农村建设。毛泽东以其远见卓识，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全方位关怀农民群体，因时而进调整土地政策，带动了农业生产力的大幅度提升，实现了中国农村发展的更新换貌。新时代，我国进入了社会转型期、矛盾凸显期和改革攻坚期，农民精神贫困、农村产业大而不强等问题层出不穷，解决“三农”问题，实现乡村振兴已然成为全党工作的重要内容。深研毛泽东同志关于发展农民、农业、农村问题的创造性理论，对推进新时代乡村振兴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