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创作中的西安想象及其嬗变
——以“西京”系列小说为中心

梁雪莲

（西南大学文学院，重庆北碚 400700）

西安曾以其千年古都之样貌岿然于世，也因其颓败的态势一度陷入尴尬之境。在文学叙述之中，西安亦经历了从汉唐巅峰到现代低谷的曲折过程。直到进入当代，在一众陕籍作家的现实观照之下，西安在文学中重新焕发出生命活力，打破了长期以来北京和上海等城市作为文学想象和城市研究“重镇”的局面。毫不讳言地说，这种局面的改变与开拓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贾平凹“西京”系列长篇小说的问世。通过《废都》《白夜》《土门》《高兴》等作品，贾平凹为中国的城市想象“复活”了一个独具特色的文学意象——西安。

城市不单是一个拥有街道、建筑的物理空间，也是一种被表述、建构和阅读的文学文本。而一座“文本城市”建构与呈现的关键，则在于其如何被想象、如何被表述。以此观之，贾平凹的“西京”系列小说，从《废都》《白夜》到《土门》，再到《高兴》，既凝聚着贾氏对西安城的个性化阐释和创造性想象，又清晰地呈现了作家在“想象”西京时叙述方式的转向。因此，本文立足“文学中的城市书写”这一视角，探究贾平凹在“西京”系列小说创作中想象、建构及呈现西安这座城市的方式，以期推进文学研究中西安想象的研究。

一、从神秘想象转向写实叙述

奇诡灵异的神秘想象在中国文学中早已有之。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写道：“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讫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1]古西安作为秦汉唐三朝都城，本身便氤氲着神秘主义的气韵。贾平凹虽非西安土著，却在西安生活了20余载。“西安的科技人才云集为国内前茅，产生了众多的全球也著名的数学家、物理学家，但民间却大量涌现着《易经》的研究家，观天象，识地理，搞预测，作遥控，你不敢轻视了静坐于酒馆的一角独饮的老翁或巷头鸡皮鹤首的老妪，他们说不定就是身怀绝技的奇才异人。”[2]其生长之地商洛，巫风盛行，鬼神灵异故事充斥。他曾自述：“我老家商洛山区秦楚交界处，巫术、魔法民间多的是，小时候就听、看过那些东西，来到西安后，到处碰到这样的奇人奇闻异事特多，而且我自己也爱这些，佛、道、禅、气功、周易、算卦、相面，我也有一套呢”[3]。在内外多种因素影响下，神秘想象成为贾平凹文学创作的重要特质之一，而这种特质在其城市小说中得到了深化。正如陈平原一再强调的那样，“必须把‘记忆’与‘想象’带进来，这样，这座城市才有生气，才可能真正‘活起来’”[4]。“当贾平凹投入以西京为描写对象的文学创造时，他已从习惯性地讲求全面、典型、本质和细节真实等现实主义文学原则的笼罩下基本脱出，由此更行放诞了自己的个人体验和对西京历史文化传统及现状的观察和想象。”[5]一个神秘的西安城在贾平凹的笔下生发开来。

《废都》开篇便充溢着大量具有隐喻性质的神秘意象。西京城里，四枝无种奇花为人所残，其指向的是牛月清、唐宛儿、阿灿和柳月四位女性的最终命运——无根的漂泊；四个太阳同时出现后陨灭，则是暗示着西京城的四大名人——庄之蝶、汪希眠、阮知非和龚靖元必然陨落的事实。这些神秘意象隐喻了荒诞的社会现实，《废都》也在一种似真似幻的空间中展开了故事。此外，破烂老头所唱的“十类人”歌谣对现实社会鞭辟入里的剖析，庄之蝶岳母能通鬼神、与逝者对话并预知未来发生的事情，孟云房、智祥大师能算卦卜测……这些神力背后实则也是贾平凹以剧中人荒诞的言语和行为审视当下现代文明的困境。《废都》中最耐人寻味的神秘想象当属那头具有哲思的牛，“可悲的，正是人建造了城市，而城市却将他们的种族退化，心胸自私，度量窄小，指甲软弱只能掏掏耳屎，肠子也缩短了，一截成为没用的盲肠。他们高贵地看不起别的动物，可哪里知道在山林江河的动物们正在默默地注视着他们不久将面临的末日灾难。”[6]125置身城市的人无法参透现实社会和人的退化，反倒是一头牛看透了这座“废都”之“废”的根源，无疑具有极强的反讽意味。

《废都》之后,贾平凹又接连推出《白夜》《土门》，其中的神秘色彩均有增无减。《白夜》延续了《废都》开篇便营造的神秘氛围，叙述了再生人来到西京城找寻前世妻女，却不为儿女所接受，最终“死过了的人又再一回自尽死了”[7]4。由此开始，再生人遗留下的钥匙就成为夜郎如鬼一般游荡在西京城里的见证。“可以说夜郎是活着的再生人，延续着他上一世的痛苦、迷茫和悲戚”[8]。此外，能知阴阳的库老太太，测字算卦念咒的刘逸山，患病后清亮如蚕的祝一鹤，身上长满硬壳和白雪片的宽哥，他们或是通得神灵，或是为异疾所困。而《白夜》中最为浓墨重彩渲染神秘气氛的当属“目连戏”的上演。目连戏本身具有“阴间阳间不分、历史现实不分”的神秘特色，《请巫攘灾》《灵界》《目连救母》等鬼戏的反复上演，消解了虚与实的界限，使得小说落入了亦真亦幻的空间。

《土门》中有着灵性的土狗阿冰，在多次追杀下侥幸活了下来。反观仁厚村的村民们，他们又何尝不是在城市化进程中侥幸挣扎：“在仁厚村的左边右边，建筑就如熔过来的铅水，这一点汇着了那一点，那一点又连接了这一片……做了一场梦似的，醒来我们竟是西京里的人了。我们在西京里，就真的如这些可怜的丧家狗啊！”[9]152不仅动物通得灵性，独眼瞎子云林爷大病后竟成为仁厚村中“神”一般的存在，意外获得了治疗现代城市顽疾——肝病的药方。而具有传奇经历的村长成义的那双阴阳手，更赋予了人物神秘的色彩，也喻示着他并非一个完满的英雄式的人物。还有梅梅的尾骨、狗的亮鞭等，都是神秘的意象和象征。

《废都》中大量的神秘想象在《白夜》《土门》中得到了延续，这种非理性的想象与叙述所暗含的是现代文明对人的异化。在《高兴》中，这种神秘色彩逐渐淡出，转向了写实叙述。《高兴》以一种理性而又冷峻的叙述方式，勾画着刘高兴们在西安城的生存现状和生命过程。它褪去了此前作品中灵异奇诡的外衣，直抵西安城里拾破烂群体的内心深处，展现了他们各自的精神状态和城市生活。“这一创作的审美嬗变，正应了《高兴》的故事常态，应了刘高兴们弱势生存的常态和悲悯生命之重的常态。”[10]这一转变，究其因由，概有两点：一是贾平凹的世界观、人生观发生了转变。他在《高老庄·后记》中说道：“……蓦地醒悟这个世界上根本是不存在着神灵和魔鬼的，之所以种种奇离的事件发生，古代的比现代的多，乡村的比城市的多，边地的比内地多，那都是大自然的力的影响。类似这样的小事，和这样的小事的启示，几乎不断地发生在我的中年，我中年阶段的世界观就逐渐变化。”[11]二是贾平凹创作心态之变化。贾氏从“商州系列”小说开始就热衷于“以实写虚”，原生态地描写生活，整体上竭力张扬意象，追求形而上与形而下的结合，但是这种叙述手法极容易陷于虚妄，缺乏从“实”到“虚”的转换桥梁。贾平凹认识到这一点后，在虚与实、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处理中便显得融合、畅达了许多。因而，《高兴》没有像《废都》《白夜》和《土门》那样将时代风云稀释异化为具有神秘色彩的日常生活，而是“尽一切能力去抑制那种似乎读起来痛快的极其夸张变形的虚空高蹈的叙述”[12]362-363，以大量生活化、细节化的描述回归城市生活的本真。

二、从精英话语转向民间立场

精英和民间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叙述话语和文化立场。罗伯特·芮德菲尔德在《农民社会与文化》一书中提出了大传统与小传统的概念：“在某一种文明里面，总会存在两个传统：其一是一个由为数很少的一些善于思考的人们创造出的一种大传统，其二是一个由为数很大的、但基本上是不会思考的人们创造出的一种小传统。”[13]其中所指涉的就是城市社会中少数上层人士、知识分子所代表的精英文化和农村多数农民所代表的大众文化。

20世纪90年代，都市成为大众消费文化的重要载体和表现空间。此时，根植于市场经济的大众文化迅速勃兴，而精英文化则逐渐退居边缘。“知识分子赖以安身立命的启蒙话语、神圣使命、终极理想顷刻间失去了意义，知识分子精神牧师的身份自行消解。”[14]这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便是知识分子形象跌落久居的神坛。在80年代末期，贾平凹还确切地表示，“除了写作再不会别的，我过去怎样现在还怎样”[15]。但是到了90年代，商品化大潮带来的巨大冲击，使他深感迷茫、困惑与失落：“舍去了一般人能享受的升官发财、吃喝嫖赌，那么搔身子头发，淘虚了身子，仍没美文出来，是我真个没有夙命吗？”[6]460往日企羡的旖旎词章和盎然情意显得愈发缥缈与苍白，于是他便随着时代的洪流汇入了消费主义的大潮之中。

《废都》不单是消费时代的产物，也是贾平凹的文化阵地由商州开始扩展到西安的标志。在某种程度上，它同构并契合了消费浪潮中都市环境里知识分子精神困窘的现状和被边缘化的过程，“是这个时代的弃儿们——文化英雄们自恋与自虐的‘天鹅绝唱’”[16]。《废都》建构的西京城，是一座在现代化进程中日渐颓败的历史古都，更是一座没落知识分子的精神“废都”。贾平凹曾直言，“西安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废都”，“这里的人自然有过去的辉煌和辉煌带来的文化负重，自然有如今‘废’字下的失落、尴尬、不服气又无奈的可怜。”[17]庄之蝶作为西京城里一位名流雅士，周旋于官场、商场与文化界。这种表面上看似精英化的叙述，却在庄之蝶自我的精神放逐中被不断边缘化甚至消解。一方面，传统知识分子原有的精神信仰、伦理道德在现代都市欲望面前一概崩塌，性爱成为庄之蝶“重生”的信条。另一方面，他又在偌大的西京城里找寻不到自我。“我常常想，这么大个西京城，于我又有什么关系呢？这里的什么真正是属于我的？只有庄之蝶这三个字吧。可名字是我的，用的最多的却是别人！”[6]110庄之蝶陷入了无家可归的精神漂泊之中。这座“废都”里的知识分子正以其精神堕落与迷失，不断地消解自我的文化身份，撼动着叙述的中心地位。因此，《废都》可以视作贾平凹逐渐放弃精英意识立场，进而转向民间的一个过渡性文本。

如果说《废都》中游荡于西京城的知识分子只是在社会生活上被边缘化，在叙述上还仍处于中心位置，那么《白夜》则在社会生活和叙述上都将知识分子置于了边缘地位，取而代之的是更为鲜明的、世俗化的民间立场。吴清朴和祝一鹤作为小说中知识分子的代表，其话语叙述退居在了平民叙述之后。夜郎脱去了知识分子的外衣，一个乡野青年闯入城市，一心要在西京开拓出一片属于自己的生存空间。“与知识分子到西安的感悟方式不同，乡下人大部分首先是将西安作为‘城市’去看待，而早已习惯城市的生活方式的知识分子，则是将西安作为‘古都’去看待的。”[18]所以尽管在夜郎眼里，西京“哪里又像是现代都市呢？十足是个县城，简直更是个大的农贸市场嘛！”[7]17但西京终究不同于乡村，他决意“要在西京！就要在西京！”[7]17但他也只得以市井闲人的身份游荡于城市，最终剩下一个精神空虚的躯壳。显然，在《白夜》里，贾平凹所欲展示的是“这一时期中国人特别是下层平民这类中国人的生活原貌”[19]，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时期乡下人进城后的生存体验。此后，贾平凹的城市书写更是自觉地转向平民大众，并以其敏锐的洞察和深刻的体悟对都市中的平民生活做出尖锐的审视与叙述。

到了《土门》和《高兴》，农民便成为穿梭于西安这座城的主要身影。《土门》所塑造的两个知识分子形象——范景全和老冉，百无一用，被彻底边缘化，其背后所突显的则是改革浪潮中知识分子被无视的影像，因而“《土门》也以非主旨的方式再次冰释了知识分子的文化英雄神话”[20]。反倒是以新村长成义英勇反抗城市吞噬仁厚村、梅梅视角下城乡各自的藏污纳垢、云林爷妙手回春的医术等农民群体的思想与话语为城市书写的中心。难能可贵的是，不同于《废都》和《白夜》流露出的对乡村文明的留恋，《土门》呈现出了对城市和乡村的双重批判，显露出了贾平凹较为中立的文化价值立场。《高兴》则直接以草根农民刘高兴在西安城里的生活体验为叙述中心，展现了他对西安的想象与认同。但是，贾氏的友人却十分鄙夷这一创作构想，认为叙写精英才能创作出主流的、大格局的作品，譬如现在“管理层的实业界的金融行的时尚群的叱咤风云人物”[12]352。然而，时间的沉淀已经让贾平凹明白了自己应该写什么，也明白了写作的意义，更不会像《废都》那样出于困惑、无奈，为迎合市场和消费大众而舞笔弄墨。

总体上看，从《废都》以知识分子为中心的精英化叙述，到《白夜》《土门》《高兴》以底层平民为中心的民间构想，这种转向呈现了贾平凹想象与建构西安这座城市时，叙述视点和文化立场的转换。它反映的是在现代化浪潮之下精英文化日益边缘的处境，知识分子丧失了话语权，底层人民获得了被叙述的机会。这种转向既是时代语境变革带来的结果，也是贾平凹明确自身文化身份与价值立场的过程。

三、从个人书写转向群体记忆

如果将“西京”系列长篇小说放在一起比较，可以清晰地发现，贾平凹在文学中想象西安时，除前述两种转向外，还从个人化的书写转向了对群体记忆的叙述。《废都》明显带有贾平凹主观化的个人意绪，可谓是解剖心灵的深切自叙。庄之蝶作为知识分子被社会生活和叙述话语边缘化的处境、面对都市喧嚣的精神困惑与迷失，正是文化转型时期贾平凹本人的现实写照。他在《废都·后记》中写道：“几十年奋斗营造的一切稀里哗啦都打碎了，只剩下肉体上精神上都有着病毒的我和我的三个字的姓名，而这名字又常常被别人叫着写着用着骂着。”[6]461于是，《废都》书写这种颓然的世纪末情绪和丧失精英作家中心地位以致无法进行身份体认的尴尬局面，便多少带有贾平凹精神幻灭与情绪颓唐之感。确如论者所言，“他抓破了自己，也抓破了废都的面皮”[21]。

《白夜》可视作贾平凹个人意识创作的延续，依然是精神的困顿与流浪，是个人于城市的孤独与愤懑之情的宣发，是始终无法认同城市的外来者的自白——“城是人家的城”[7]201。不同的是，《白夜》在展现都市生活的角度和视野上都比《废都》广阔了许多，从文人圈子延伸到了打工者的蜗居和贵族遗老的宅院。因此，《白夜》即便仍侧重表达个人的精神流浪和时代情绪，但已从狭窄的个人空间跳脱出，将目光转向了社会大众。

理查德·利罕认为“城市经常以换喻的方式现身，比如体现为人群”，“每一类人群都提供一种阅读城市的方式。”[22]9-10他强调的是，每类人群所感知的城市为我们阅读城市提供了一个城市的侧面。也即，不同群体眼中的城市各有其异。卡尔维诺也曾谈及，“在路过而不进城的人眼里，城市是一种模样；在困守于城里而不出来的人眼里，她又是另一种模样；人们初次抵达的时候，城市是一种模样，而永远离别的时候，她又是另一种模样。”[23]那么，西京究竟是一座文人的精神“废都”，还是始终不属于外来者的“他城”，又或是他们实现抱负的“理想之城”，这都取决于体验、叙述与想象这座城市的主体。

《土门》展现了抵御城市化进程的农民群体乃至城里人眼中的西京。在梅梅看来，西京城就“广场这么大的，学着外国的样儿，全植了草皮，但草皮并不完整，一块发绿，一块发黄，甚至有裸露着的肮脏的黄土，斑斑驳驳有些像爹的那颗癞疮头。”[9]2西京城里大量的农民，“盖大楼他们搬砖，修马路他们挖地沟，饭店里洗碗，商场里送家具，因为他们是乡下去的农民，他们无法享受市民的福利待遇，他们无法进入城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他们出着苦力而不被城里人看得起。”[9]94这不正是社会转型时期农民们在城市苦苦求生存的身影吗？同时，城市的各种利欲、恶习和疾病渐渐袭入仁厚村，面对这一切，成义不得不发出“这都是城市造的孽”的喟叹。就连城里人范景全也厌烦城市，竟构想出一个乌托邦式的“神禾塬”：距西京五十里，“它是城市，有完整的城市功能，却没有像西京的这样那样弊害；它是农村，但更没有农村的种种落后……”[9]118所以，对于仁厚村的村民和范景全来说，西京城并不是他们的理想归宿。

但是在拾荒者群体眼中，西安城却是福地，是金山银海。在《高兴》之前，贾平凹从未关注过这个特殊的行业。“我怎么就没有在脑子里想过这些人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来拾破烂，拾破烂能顾住吃喝吗，白天转街晚上又睡在哪儿呢？”[12]349正是带着这样的思考，贾平凹深入拾破烂群体体验生活，展现拾破烂农民工的“成套行规”和“五等人事”。他决心要写出这个乡下进城群体，“他们是如何走进城市的，他们如何在城市里安身生活，他们又是如何感受认知城市”[12]352。原本《高兴》是以第三人称叙述的，也尝试过第二人称，最终采用的是第一人称。看似是叙述人称的变化，实际上是贾氏创作心态之转变。贾平凹坦言，严重的农民意识使他“内心深处厌恶城市，仇恨城市”，“我在作品里替我写的这些破烂人在厌恶城市，仇恨城市。我越写越写不下去，到底是将十万字毁之一炬”[12]358。因此，《高兴》便从第一人称的视角，叙写了刘高兴以及拾荒者群体在西安的城市体验和生活。

刘高兴将西安看作是理想之城与文明之境，他“通过步行、骑自行车、坐出租车和卡车，实现了对西安城的散点透视和流动观照”[24]，并且言谈举止都以他想象的城市人的方式来重塑自己和五富。“咱既然来西安了，就要认同西安，西安城不像来时想象的那么好，却绝不是你恨的那么不好”[12]95，一再提醒自己“活着是西安的人，死了是西安的鬼”[12]115。他用乡下人的诚实、乐观、幽默和坚强努力融入城市，期盼在城市获得归属感。讽刺的是，城市并没有接纳他，反倒是垒起高高的围墙，使他成为了城市中孤独的漂泊者。但面对城市的拒绝，刘高兴并未绝望，因为他确信西安城终究是归宿。于此，贾平凹所传达的正与理查德·利罕的观点不谋而合，“无论其是好是歹，城市终究是我们的未来。”[22]384

从《废都》到《高兴》，贾平凹将书写主体由带有明显化主观意绪的个体过渡为饱含时代、社会与文化意蕴的群体，以此树立一种富有深刻意味的公共价值。相对应的是，对民族群体命运的追问与反思取代了较为狭隘的个体的心灵迷惘与精神困顿。这种转变，首先是出于作家“记录时代”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忠于生活和良心，怀着平民的忧患意识写出有特点的作品，不奢望存之名山、流芳百年，只求作品能变成一份份社会记录，让后世从中能看到一点历史足矣！”[25]其次，是作家自身对城市认同与否矛盾而痛苦的确证过程。正如贾平凹早在写于1992年的散文《西安这座城》中断言的：“我生不在此，死却必定在此，当百年之后躯体焚烧于火葬场，我的灵魂随同黑烟爬出了高高的烟囱，我也会变成一朵云游荡在这座城市的上空的”[26]。

四、结语

当一座城市进入纷繁的文学想象视域之中，必然会呈现出多重面孔。就贾平凹在“西京”系列小说所构建的西安形象来说，它既是一个充满神秘气韵的“古都”，又是一个在现代化进程中缓慢发展的“新城”；它既是埋葬知识分子的“精神废都”，也是底层平民向往的“理想圣地”；它既是一座游荡者的“他城”，也是一座为人认同的“我城”。这一切看似矛盾的叙述背后，实际上关涉十分复杂而多变的因素。时代语境的变革，作家审美观念和文化价值立场的转变，各异的叙述主体对城市的感知与体验等，都影响着一座文学城市的生成。因而，从观照、想象和叙述城市的不同角度出发，就会建构出截然不同的城市形象。这时，“废都”二字便无法概括贾平凹笔下的西安形象，一个多义的甚至矛盾的西安形象，在贾氏的文学想象中，得到了多维的、立体的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