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山四皓形象的文化意蕴及其传播

王家民，孙浩章，王丰

（西安理工大学艺术学院，陕西西安 710048）

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和夏黄公四人由张良举荐，改变了高祖刘邦“废太子”的主意，稳定了汉初政局。在《史记·留侯世家》中叙述“废太子”与“不易太子”的1 200余字中，与四皓相关的描述为：“四人从太子，年皆八十有余，须眉皓白，衣冠甚伟。上怪之，问曰：‘彼何为者？’四人前对，各言名姓，曰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上乃大惊，曰：‘吾求公数岁，公辟逃我，今公何自从吾儿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轻士善骂，臣等义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窃闻太子为人仁孝，恭敬爱士，天下莫不延颈欲为太子死者，故臣等来耳。’上曰：‘烦公幸卒调护太子。’四人为寿已毕，趋去。……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1]四人事迹依附于留侯传记中，是为张良歌功而出现的人物。

唐司马贞《索隐》谓：“四人，四皓也，谓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按：陈留志云：‘园公姓庾，字宣明，居园中，因以为号。夏黄公姓崔名广，字少通，齐人，隐居夏里修道，故号曰夏黄公。甪里先生，河内轵人，太伯之后，姓周名术，字元道，京师号曰霸上先生，一曰甪里先生。’”[1]于此，独缺四人中的绮里季，而在皇甫谧的《高士传》里有“绮里季姓朱，名晖，字文季。四人详矣。”[2]至此，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和夏黄公四人在后人的考辨中似乎逐渐明晰，但依然存在太多的想象。三国时期，曹植随父西征潼关，途经商山，撰写《商山四皓赞》肯定此四人“汉嗣以宁”[3]的历史功绩和做人操守，开咏诵谒拜商山四皓、追随古风之先河。

两千年来，商山四皓备受推崇，咏颂之风，长盛不衰。但其可考史料欠缺，溯源艰难，于其本事说法不一，褒贬皆有。商山四皓究竟是历史的真实存在，还是文学形象？认识并不完全统一。所以，也就始终存在着考辨求证、文学溯源和民间传说并行的研究方式。本文将商山四皓定义为“文史人物”，即以文学接受和书画艺术再现的历史人物形象，同时讨论商山四皓文化形象的意蕴、传播途径及其现实意义。

一、四皓形象的文化意蕴

（一）无为而治的群体意识

讨论四皓文化形象不宜仅就此四人而言，离不开与其密切联系的人物张良。张良善谋，被誉为天下第一谋士。辅佐布衣刘邦由沛公、汉王到皇帝高位之后，自己何去何从？如何避免“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4]的命运？对此，张良早有所谋，即从未觊觎官职，从不计较利益得失。张良代表了“大隐隐于朝”的智慧。在嫡庶之争的关键时刻，张良举荐的“商山四皓”走入汉室，从容不迫地面对皇帝，礼貌得体地离去，与其传奇生平何其相似。可以说，商山四皓映射着张良的思想，既是张良丰富多彩人生的简约版，又是以张良为代表的阶层的群体化和扩大版。张良从获《太公兵法》为刘邦谋天下，到“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1]的经历与四皓高度相似，其中隐含了“进退裕如”追求无为的人生信念。将其放大至汉初，对新生政权面临的主要社会矛盾的化解来说，张良与四皓代表了休息养生、无为而治的治国选择。

无为而治主张清静无为，随其自然，不是什么也不做，而是不过多地干预，充分发挥庶民的创造力，做到自我实现，走向崇高与辉煌。“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作为，不违背客观规律，遵循客观规律而为。刘邦率领家乡农民起义，顺应历史潮流西进伐秦获得成功，善用人才战胜项羽，建立了统一的国家。此时人心思治，盼望安宁，休息养生便是唯一的选择。商山四皓的出现，使即将谢幕的张良不再形只影单，而是以集体智慧、集体意识和集体力量，使刘邦在“社稷江山”与“绝代美人”的纠结中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保全太子，维护礼制，使朝政不乱，庶民无扰。汉惠帝刘盈作为新生政权的第二代君主，实施仁政、减轻赋税，无为而治七年，形成了“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政不出门户，天下晏然，衣食滋殖，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5]的局面，为其后“文景之治”，铺就了道路，也为汉帝国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汉承秦制的连接纽带

秦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之一，由秦非子开国到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统一全国，经历了600多年。布衣刘邦7年取天下，龙袍加身做皇帝，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没有做好治理大一统国家的充分准备，承袭秦制便是必然抉择。“汉承秦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刘邦总揽一切行政、立法、司法、军事和国家的财政大权，延续了以丞相为核心的中央官僚体制，与秦国一样实行专制与集权。二是在地方承袭秦制设立郡国，保证国家对地方的绝对控制，因人因地的分封王侯也只是短暂的过渡现象，诸如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燕王臧荼很快都被“平叛”或“计杀”。三是在萧何的主持下，以秦律为蓝本，制订完善了法律制度，秦国的文化礼仪、经济商贸制度也成了新生政权的必然抉择。

汉初各种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与继续任用秦人密切相关。在任用秦人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张苍和叔孙通。张苍“好书律历，秦时为御史。”[6]汉初他先作计相，迁淮南国相，再为御史大夫，灌婴去世后接任丞相，主持制定了历法及度量衡制度。叔孙通“秦时以文学征，待招博士。”[7]他以秦礼为基础制定了汉王朝的礼乐制度，深受高祖刘邦赏识。商山四皓未能像张苍、叔孙通那样有前朝行迹的详尽记载，但他们又岂能是庸碌之辈？虽于四人的“秦博士”身份查无出处，但他们的身份和地位当不亚于秦博士。若非如此，高祖刘邦岂能知晓其人？他们岂敢当高祖之面慷慨陈词？毋容置疑，这些前朝遗老群体是“汉承秦制”的拥护者、践行者和连接纽带。

四皓跨越了秦末汉初两个时代，衔接了始皇嬴政和高祖刘邦两个伟人。此四人在张良的主谋下安刘扶汉，稳定汉初政局，功劳不可谓不大。这其实是顺应历史，审时度势，以天下大势为重的结果。秦始皇不立太子的教训极其惨痛，如果汉高祖任所欲为“废了太子”，朝政必乱，百姓遭殃。皇帝家事关乎国之兴亡，四皓保全太子就是在尽“治理国家”的匹夫之责。肖云儒认为：“四皓保护汉初皇位的继承，是为了让天下不要大乱。因为秦末乱过不久，如果再乱，对社会不好，对人民不好。”[8]

秦统一过程中的诸多风云人物，不是毁誉参半，便是结局悲惨。如，吕不韦弃商从政，居奇货、沽大价、养门客、著春秋，经营了包括秦始皇在内的两代君王，却落得个饮鸠身亡。政治家、文学家、书法家李斯为秦国一统做出了重大贡献，其《谏逐客书》和秦篆摩崖名噪一时，但却因与奸宦共流合污而被杀，落得个千古骂名。社会时局瞬息万变，如何适应政治生态做事做人，显然是道德水平和文化修养的体现。四皓作为共进退的四人团体，适时避秦而隐，以求自保，是一种人生智慧，在汉立之初又出山稳定新生政权，也是一种人生智慧。四皓顺应历史潮流，体现了“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的“天下国家”[9]思想认同。

（三）仕途遂顺的理想结局

忧国忧民的入仕精神是古人家国情怀的重要标识。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读书人的生命自觉、价值追求和文化承续。文人们期盼入仕，试图帮助统治者管理好社会，以谋求包括自己在内的庶民百姓的幸福。事实上，对多数人来说，兼济天下的理想与官场现实并不兼容，想到的，看见的，能做的亦非一回事儿。官运亨通者只是少数，失意落魄，灰心丧气者居多。被贬损，被放逐，甚或被杀头者皆在仕途。名列“汉初三杰”之首，贵为丞相的萧何以令人心酸的“自污法”才能获得皇帝信任。同为三杰之一的“兵权谋家”韩信被吕后、萧何谋杀。张良身为谋士，虽不求一官半职，但在宫斗与嫡庶之争中如何解脱亦是他面临的难题。唯有借局外人“四皓”出场，说透“废太子”的利害关系，方为上上之策。《留侯世家》结尾时，张良便与“商山四皓”一样淡出了历史舞台。

功高盖主者往往只有“归隐山林”方能得善终。张良以“运筹帷幄之中，决策千里之外”[10]的智计为高祖取天下劳苦功高，他举荐四人事件具有特定的暗示和寓意。先是黄石公为张良巧授兵书，后有四皓助张良一臂之力，这些不同凡响的故事和人物都为张良的辟谷、羽化成仙铺垫了基础，营造了氛围。

可以说，传统文人“出仕”与“入世”的心理纠结，在张良及“商山四皓”这里得到了释然和完美体现。这就是善始善终，由仕途全身而退，隐入山林。后世文人雅士羡慕张良，缅怀四皓高风，看重的也就是化羽归尘，美誉不毁。东晋陶渊明的《赠羊长史》曰：“路若经商山，为我少踌躇。多谢绮与甪（以绮里季、甪里先生两人代指四皓），精爽今何如；紫芝谁复采，深谷久应芜。驷马无贳患，贫贱有交娱。清谣结心曲，人乖运见疏；拥怀累代下，言尽意不舒。”[11]24史学家陈寅恪在他的《桃花源记旁证》中称：“陶渊明作《桃花源记》的主要依据，即来自《赠羊长史》诗中所言，由征西将佐所谈庶民百姓逃避秦国暴政的情形。故在《桃花源诗》起首言‘嬴氏乱天地，贤者避其世。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12]陈寅恪认为《桃花源记》的历史背景与商山四皓相关。陶渊明与四皓虽然隔代五百年，但具有精神上的共鸣：即归隐田园，安妥人生。

（四）进退有为的仁德典范

四皓之隐分作前后两段。首隐当在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到三十七年（前210年）之间，即“焚书坑儒”至秦二世登基前。四人遭遇了什么？如何避秦乱？虽难以考证，但他们选择商山隐居却可以使人联想许多。商山距秦都咸阳一百多里，临近丹江，河运发达，水陆转运方便，是出入武关通行江汉的必经之地。商山名利路，自古通衢行。商山作为亘古不变的自然存在，传为古商国发祥之地，也是秦楚相争、卫鞅封邑之地。

四皓选择商山而隐，这种“避朝不避世，避官不避民”的选择是隐居文化的特殊样本。他们出山稳定汉室后依然选择回归商山二度隐居。四皓殁于何年虽不可知，但从其墓葬选在“商於古道”路边的实际分析，四皓之隐显然不是厌世之隐、消极颓废之隐。他们虽隐，但是“家国情怀”未泯。虽然走入山水田园躬耕自适，琴歌自乐，但至死不忘面朝东方的故乡，乐见官道上车马往来，经贸繁荣。这种矢志不渝的家国情怀，是行孝尽忠的个体意识与家国同构集体意志的统一。家国情怀在增强民族凝聚力，建设和谐社会，提高公民意识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时代价值。

四皓文化包括着尚谦让、不居功、行中庸、薄名利、乐山乐水等隐逸行为。但这不是他们文化精神的全部内涵，他们两度隐居中反映出的道德情操尤为高尚。宋王禹偁撰《四皓庙碑文》云：“《易》称：‘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先生避秦，知亡也；安刘，知存也；应孝惠之聘，知进也；拒高祖之命，知退也。四者备矣，而正在其中，先生非圣而孰为圣乎？若其秦乱而不避，则焚书坑儒，高、斯之流也；汉危而不出，则素隐行怪，巢、由之徒也。应高祖之命，则溺其冠而骑其项矣；拒孝惠之聘，则功不立而名不称矣。引而伸之，先生可谓全德者矣！”[11]149

四皓能改变高祖的主意，力保太子刘盈顺利登基，稳定汉初政局，凭的是人格魅力和文化智慧。若非博学之士岂能胜此大任？正因为他们博学有为，方能在避秦而隐后为张良所知，被高祖仰慕。在四皓形象不断扩展和丰富的过程中，他们被赋予了儒道、神仙等文化内涵。“他们身上体现了扶危济困，重德尚贤的儒家文化传统，也符合儒家积极用世、功成不居的价值观念。同时，在他们身上还体现了道家无为而为、柔弱胜强的智慧，又具有全身保命，自由肆志的洒脱。正直的四皓、智慧的四皓、敢于担当的四皓、儒道哲学融合的先行者四皓，在真正意义上开拓了隐逸文化的四皓。他们的隐居、出山和复隐，彰显了其智慧与积极进取、淡泊名利的高尚品质。这正是我国知识分子的最高品质的体现。”[13]

当然，对四皓出山辅佐太子亦有少数不同看法。宋蔡京便有《责商山四皓》诗。显然“学术界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四皓扶太子事件在当时的积极意义大于消极意义，对于新建立的汉王朝来讲是利大于弊的。”[14]

二、商山四皓文化传播

（一）诗词唱和的商山四皓

关于商山四皓的考辨研究基本上是在历代诗词歌赋范围内展开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有少量的商山四皓诗词传世。唐宋咏诵四皓风气最盛，传之于世的六百多篇四皓诗词中，唐代约130首，宋代约160首。就作者而言，包括明清在内，传世诗作两篇以上者有30多位，其中传世5首以上的诗人名录如下[15]：

白居易29首，杜甫27首，王禹偁18首，许浑14首，陈思13首，李白12首，屈大均12首，刘禹锡11首，王恽10首，骆宾王9首，王安石5首，钱起7首，李商隐6首，李德裕6首，刘克庄6首，方回6首，杜牧5首，苏轼5首，陆游5首，胡袛遹5首，岳正5首，罗惇衍5首，汤贻汾5首……

四皓能审时度势，鄙弃功利，做到了进退裕如。白居易诗赞四皓在汉惠帝登基之后，还能自行隐退。他以为历史上的巢父与许由、吕尚和伊尹，皆不及商山四皓的操守，“四皓的行为与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态度是一致的。”[16]白居易以诗抒怀，代表着众多出仕文人的想法：不争于世，功成身退。李白出“仕”心不泯，但“仙”与“侠”又是他文学精神中的一体两面，所以他的诗歌中往往带有强烈的浪漫幻想，这种幻想的指向更多的是一种建功立业的雄心和逍遥仙境的交融。“苍苍云松，落落绮皓。春风尔来为阿谁，蝴蝶忽然满芳草。秀眉霜雪颜桃花，骨青髓绿长美好。称是秦时避世人，劝酒相欢不知老。各守麋鹿志，耻随龙虎争。欻起佐太子，汉王乃复惊。顾谓戚夫人，彼翁羽翼成。归来商山下，泛若云无情。举觞酬巢由，洗耳何独清！浩歌望嵩岳，意气还相倾。”[17]从李白的这首《山人劝酒》中，可以读出他咏史的浪漫洒脱。这与依然耸立在紫柏山张良庙前的“英雄神仙”碑刻一样，代表了许多文人的精神追求。

明清时期，诗词唱和商山四皓之风不减，同时又增添了民间立碑、修庙、撰拟方志、民俗表演等咏诵四皓功德的多种形式。近现代吟诵商山四皓文风益盛，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陈彦《风过》诗曰：“风吹千古山不动，云裹四皓名未蒙。物换人易水流转，天地犹走白头翁。”①陈再生的《咏商山四皓》诗赞：“避秦隐商山，安刘出岭南。事成功不居，浩气贯长天。”①这些文学的诗词歌赋附丽现象，为商山四皓文化形象增添了绮丽的风采。

（二）丹青传神的商山四皓

绘画作为空间表现的视觉艺术，是需要依附在某种平面载体上而传世的，除了绢和纸之外，再就是刻木、雕石等建筑构件或器物装饰。商山四皓作为历史悠久的绘画题材，被视觉的具象艺术所附丽，其盛况绝不亚于诗文。包括现代作品在内的商山四皓绘画装饰品数量难以准确统计，所见虽不及诗词歌赋数量多，但其影响力却不比诗词歌赋的影响力小。现存最早的四皓绘画是藏于朝鲜博物馆的汉代彩箧漆画，题款为《南山四皓》。我国境内发现的较早的四皓绘画有东晋延平太子“四皓漆器托盘”和南朝“四皓画像砖”。

“由唐始，关于商山四皓的画作及其收藏渐渐多了起来。从《宣和画谱》著录看，流入宣和内府收藏的商山四皓题材的画作近二十余幅。其中包括李思训、王维、石洛、孙可元、祁序、支仲元、李公麟等人的画作。流传至今的有宋人《商山四皓会昌九老图》、马远的《商山四皓》、戴进的《商山四皓》和《商山四皓并四聘图》五轴，以及吴伟《商山四皓》、萧晨《商山应聘图》等。”①据画史著录，李公麟曾经绘制过商山四皓、会昌九老，但辽宁博物馆所藏《商山四皓会昌九老图》合卷则为南宋时期的佚名画作，这在商山四皓题材的卷轴画中，当属最早的纸本绘画作品。“九老”并无具体名姓，是白居易居洛阳香山时与之“尚齿之会”的九位老人，相传年龄最大者136岁，最小者74岁，平均91岁。此画将秦末“四皓”与中唐“九老”相差千年的人物画在一起，足见其浪漫无羁。此画卷描写四皓及九老幽隐恬淡的隐居生活，四皓九老或观棋，或远望，或拄杖，或会友，其笔致工谨精细，清秀典雅。由此宋人的画卷中可见以白居易为代表的唐代诗人对商山四皓那种“不争于世，功成身退”“兼济天下，隐逸山林”精神的追求。

历代有关商山四皓的绘画装饰，在我国从官府到民间极为普遍。清顺治有御用《商山四皓》青花笔筒，乾隆有御制《商山四皓》碧玉雕石。像颐和园长廊梁栋上那样的彩画图，在宁波保国寺、厦门华艺石雕商城、沪陕高速商州服务区、西安高山流水小区等民间建筑构建装饰中不胜枚举。日本、朝鲜、韩国、越南、老挝、泰国等受我国文化历史影响，产生了大量以四皓为题材的装饰绘画。其中，日本的商山四皓画家有狩野山乐、曾我萧白、海北友松、桥本雅邦、田岛志一等。

商山四皓被诗人反复吟诵，被画家不断绘制，这种选择题材并予以表现的过程和结果，就是以商山四皓历史人物为对象的附丽现象。肖云儒认为：“文化是需要附丽的。为什么四皓能够承载历史，能有这么大的附丽空间？是因为那个价值坐标有现实意义，不仅今天有，历代都有。我们的民族需要多方面的文化精神营养自己，一方面是建功立业的、向前的、向上的、儒家的，称作为精神世界的‘动力系统’；另一方面是我们精神世界的‘刹车系统’‘控制系统’，如果产生过快、过热、过急的社会问题时，四皓不就是一种平衡器吗？”[8]

三、结语

商山四皓是超越历史事件本身的文史人物、文化符号和文化现象。在《史记》《汉书》记载的基础上，四皓的形象多是以诗词歌赋和绘画装饰的形式予以考辨和再现的。其文化现象涵盖着无为而治的群体行为、汉承秦制的连接纽带、仕途遂顺的理想结局、进退有为的仁德典范等内涵，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在提倡学史和弘扬优秀文化传统的背景下，其传承与传播需走出史料欠缺、考证艰难的研究误区，摆脱“商山四皓”与“南山四皓”争论，遵循历史事实，以艺术想象和文学创作的方式讲好四皓故事，丰满四皓形象，张扬四皓文化精神，服务于时代和人民的文化需求。

注释：

①转引自《四皓墓园碑林园书法精品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