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旧神谱到新神谱：女性地位的颠覆

马春蕾，朱维嘉

（1.西安外国语大学欧洲学院，陕西西安 710128；2.西安外国语大学法语国家与地区研究中心/国际舆情与国际传播学院/欧洲学院，陕西西安 710128）

“神话和人类的史前史有密切关系，这是现代神话学的一个共识。”[1]“古希腊神话的建构过程也是女性人格的重塑过程。”[2]具体而言，古希腊神话中女神的地位及其承担的使命能够反映出当时女性的社会状况。赫西俄德的《神谱》记录了从混沌到原始神系，再到提坦神族和巨人族，最后到奥林匹亚神族以及半神半人的英雄的演化过程，其中经历了从旧神谱到新神谱的发展。从中不难看出女神地位及其所承担的使命和职责的演变。与之相应的，女性的地位也伴随着古希腊神话的自我革新而逐渐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颠覆性的，但并非是一蹴而就的。本文从母系社会的瓦解、“女性卑微”家庭观念的形成和女性“他者”身份的定型三个方面探讨从旧神谱到新神谱的革新过程中女性地位如何逐渐被颠覆并在历史长河中被定型。

一、母系社会的瓦解

女神在古希腊神话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旧神谱反映的时段，恰是以女性为中心的母系社会[3]33。古希腊创世神话中，女神通常以主角的身份出现。但从奥林匹亚诸神开始，古希腊神话已显现出父权制的社会背景。宙斯成为奥林匹亚十二主神之首是旧神谱到新神谱过渡的关键性标志[3]33，同时也意味着母系社会的衰落。神话与英雄故事会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发展而出现角度调整和新元素的融入，这一时期的神话故事所体现的女神地位的发展变化便能映射出该时期女性社会地位的演变。

“在最古老的神话里，女性是本，男性则是衍生物”[4]，女神代表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与力量。根据《神谱》记载，宇宙从最初的混沌中产生了地神盖亚（女神）、黑暗神厄瑞玻斯和黑夜神纽克斯（女神）[5]。在旧神谱中两次发生儿子推翻父亲统治的权力更替事件，即克洛诺斯对抗乌兰诺斯和宙斯对抗克洛诺斯。这都是在母亲①的支持和保护下完成的。在与之对应的母系社会，其繁荣发展期是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女性因其繁殖能力和创造能力被崇拜。如，新石器时代的艺术充满着阴性特征，一些与女性身体或者生殖器官有关的图案出现在陶器、礼器、坟墓和庙宇建筑之上[6]。女性也是宗教的主角，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人就崇拜各类女神。米诺斯的宗教是母权制的，主神是女神而不是男神，她是整个宇宙——海、天及地——的主宰者[7]。米诺斯人为她们创造了蛇、鸟、公牛角、双刃斧等代表生命与力量的神圣象征物。宗教崇拜礼仪也由女祭司来管理，献祭也是为母神而准备。男神中只有与母神有关的才会受到臣民的关注，但并未取得实质性的地位。在母系社会的稳定期，女神崇拜是原始宗教的特色，女性力量主导着社会的发展[8]。

随着生产方式的进步，古代共产制的解体和人口密度的增大，妇女自发地完成了从“杂婚制”到“对偶婚”的转变，以适应已变质的原始社会性质。在新型家庭关系中，男性拥有了使用劳动工具获得食物的权利，而女性仅对家庭工具行使支配权。父亲因此逐渐有了“剩余物”，即“财富积累”，这就使得其家庭地位随之超越了母亲。但在母权制仍然存在的情形下，父亲不具有将私有财富留给子女继承的权力。在旧神谱中，众神之王的统治地位首先是在母亲的肯定与帮助下获得，继而通过与姐妹的结合得到巩固。男性领导权力是从女性那里继承，宙斯也不例外。于是，最终爆发了“一场人类经历过的最激进的革命之一”[9]42，即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因此，私有制带给以对偶婚和母权制氏族为基础的社会一个沉重有力的打击[9]41。在新神谱中，智慧女神雅典娜的出生方式打破了女性在繁衍生育方面所具有的神圣性。雅典娜是从父亲宙斯的头部身披战袍诞生的，其拥有的身份与能力都仅与父亲相关，这从侧面反映出子女可以仅从父亲处获得继承权，打破了母权的崇高地位，雅典娜也成为女性服从于男性统治的风向标。

正如恩格斯所言：“母权制被推翻，乃是女性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9]44母系社会的瓦解代表着两性之间的平衡被打破，性别不平等现象相继出现。母权制的衰落是女性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是女性发展走向消极的标志性事件。

二、“女性卑微”家庭观念的形成

母系社会开始瓦解时，女性的崇高地位还没有完全被打破，但父权制的迅猛发展快速动摇并改变着女性的这种优势，首当其冲的是为男性提出“一夫一妻制”奠定了有利的社会基础，而且使其迅速变为现实。在这种制度下，男子可以随意纳女奴为妾，而女子则要严守贞操。除了生育之外，正妻不过是婢女的头领。妇女开始处于被男子支配、统治和奴役的地位，意味着男女性别不平等问题的诞生。在这一倒置、过渡阶段，女性被迫适应其地位的转变与角色的转换。

这种悄然的变化，女神也“在劫难逃”。与旧神谱中的女神被崇敬的地位相比，新神谱中的女神成为众神之王滥情的对象。在新神谱中，宙斯就是父权制的典型代表。根据《神谱》中的描述，第三任神王宙斯共有七位合法的妻子：天后赫拉、智慧女神墨提斯、正义女神忒弥斯、水草牧场女神欧律诺墨、丰收与农业女神德墨忒尔、记忆女神谟涅摩叙涅、哺育女神勒托，还有无数的情人，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河神伊纳克斯之女伊俄、腓尼基公主欧罗巴[10]、斯巴达王后勒达与忒拜公主塞墨勒。宙斯引诱或者强行与自己的姐姐、姑姑以及世俗公主甚至重孙女发生关系，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权力而吞食了智慧女神，为了逃避赫拉的追踪将伊俄永远地变成一只牛等，其诸多行为都在证明男性自我的放逐与女性地位的下降。

宙斯代表了该时代男性的普遍思想，这一思想及其衍生的行为也成为该时代悲剧作品重要的灵感来源，这些悲剧作品也在着力凸显女性形象和女性与男性之间的互动关系。

古希腊悲剧家们就曾在其作品中创造过诸多典型的女性形象，但作品中对女性的评价出现了多种声音，不再是对女性的统一崇拜和赞美，女性形象有正有反。在女神形象的塑造中，“命运”成为古希腊悲剧作家的灵感源泉，女性由掌握命运的女神变成悲剧主人公，由掌握命运到被命运掌握。在希腊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创作的《美狄亚》这一悲剧中，科尔喀斯公主美狄亚就是一位女权斗士。美狄亚为伊阿宋盗取了父亲的金羊毛，又杀死了追击的弟弟，但伊阿宋为了获得科任托斯国王克瑞翁的权力抛妻弃子，要和公主格劳刻成亲[11]91，102。被称赞为英雄的伊阿宋，他因权力放弃妻子的行为与宙斯如出一辙。剧中美狄亚的的一段台词，被一些文学史家称为“世界妇女的第一个争取平权的宣言”[3]35。

“在一切有理智、有灵性的生物当中，我们女性算是最不幸的。首先，我们得用重金争购一个丈夫，他反会变成我们的主人。……离婚对于我们女人是不名誉的事。……我们的丈夫接受婚姻的羁绊，那么我们的生活便是可羡的；要不然，我们还是死了好。……一个男人同家里的人住得腻烦了，可以到外面去散散他心里的积郁，可我们女人就只能靠着一个人。他们男人反说我们安处在家中，全然没有生命危险；他们却要拿着长矛上阵：这说法真是荒谬。我宁愿提着盾牌打三次仗，也不愿生一次孩子。”[11]96-97

美狄亚这段慷慨激昂的话语，唤醒的是女性的反抗意识。她不仅仅是神话与英雄故事中的女性，也是当时社会女性群像的缩影，反映了当时处在奴隶地位或是带有奴隶身份的女性对自己任人摆布的地位的不平[3]35。

与母系社会相比，以男性为核心的“家庭观念”的形成使丈夫变成了家长，掌握了话语权，而妻子失去了平等的配偶地位，不断被贬低，变成丈夫奴役的工具与淫欲的对象，甚至变成生育的简单工具。在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创作的《安提戈涅》这一剧中，克瑞翁国王下令要处死俄狄浦斯的长女安提戈涅时，次女伊斯墨涅恳求国王说：“你难道要杀你儿子的未婚妻吗？”而克瑞翁仅是冷漠地回应：“还有别的土地可以由他耕种，今后她们应当乖乖做女人，不准随意走动”[12]。在男性眼中，女性是一块可以耕种的土地，仅仅保留了繁衍后代的价值，其繁殖能力的神圣性已不复存在。

三、女性的“他者”身份的定型

在以宙斯掌权为标志的新旧神谱的更替过程中，父权制也在私有制的推动下逐步替代了母权制，母系社会中处于崇高地位的女性落入了被压迫和被剥夺的境遇中。在物质上对女性进行压制不是最可怕的，从精神上压迫女性并使其在意识深处接纳自己的卑微附属地位才是最残忍的。女性对自我身份的认知与定位决定了其被父权制压迫的时间长度。法国女权主义者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在其著作《第二性》（Le deuxième sexe）一书中提出“他者”这一概念：“定义和区分女人的参照物是男人，而定义和区分男人的参照物却不是女人。她是附属的人，是同主要者（the essential）相对立的次要者（the inessential）。 他是主体（the subject），是绝对（the absolute），而她则是他者（the other）。 ”[13]

男性对女性进行“他者”的身份定位，是站在所谓的“主体”位置将女性置于被支配的家庭与社会环境中，是在剥夺女性的自我意识、决定女性的价值观。妇女地位的被贬低，在英雄时代尤其是古典时代的希腊人中表现得特别露骨，虽然它逐渐被伪善地粉饰起来，有些地方还被披上了较温和的外衣，但是丝毫也没有消除[9]44。古希腊的戏剧便是十分有力的证明。

悲剧家埃斯库罗斯根据神话故事改编的戏剧《报仇神》中，讲述了雅典娜开设法庭、审理复仇女神控诉俄瑞斯忒斯为父杀母的案件、最终宣判俄瑞斯忒斯无罪的故事。剧中雅典娜在做最后的判决时说道：“我将给俄瑞斯忒斯追加这一票。因为没有一个母亲是我的生身之母；在一切事情上，除了婚姻而外，我全心全意称赞男人；我完全是我父亲的孩子。所以我不会更重视一个杀死丈夫、杀死家庭守护者的妇人的死；即使判决的票数相等俄瑞斯忒斯也是打赢了。”[14]

在逐渐强化的父权统治和家长制的家庭观念下，女性的附属地位已根深蒂固。甚至戏剧中的智慧女神都对女性产生了歧视，站在了父权的阵营，认同男性是家庭保护者的观念。男性社会不仅以戏剧这种流行的文学方式在传播女性作为“他者”的价值观念，也通过一系列的法律条文强化女性作为“他者”的身份。古希腊阿提卡半岛的雅典是一个文明开放的城邦，公元前6世纪进入雅典文化的黄金时代，公元前5世纪中叶即伯里克利当政时期古希腊文化达到了顶峰[15]。伯里克利通过立法确定了由全体雅典公民组成的“公民大会”，女性、奴隶、外邦人、本邦未成年男性与穷人都被排除在“公民”范围之外。虽然不是所有的男性都是公民，只有符合“条件”才能成为公民，但男性之间存在的是否拥有公民权的差异性与资本、权力和宗族有密切关系，与性别无关；而女性群体被排除在政治权利之外，突出了男性与女性间存在的不平等现象。

男性剥夺女性合法政治权利的这一行为，是女性被迫居于次要地位和被定型为“他者”的重要表现之一。同时，男性对女性具有“监护权”的事实，表明了男性将女性划为与财产、土地等同性质的私有物。在长达十年的特洛伊战争中，希腊联军最初攻打特洛伊城是想要夺回斯巴达王的妻子海伦。海伦成为这场战争中双方互相争夺的战利品，成为男权社会的附属品。海伦反映了当时社会普遍的女性境遇，体现了男性对女性实行私有制的普遍社会行为。

古希腊的思想、观念和精神渗透到几乎所有后来的西方文明核心概念或者思想萌芽中，其中最主要的有文学与艺术中的人文精神、政治领域的民主思想与公民观念以及法律观念等[16]。古希腊文明作为西方文明源头之一，同时又与东方文明相互渗透，因而古希腊神话所反映的女神地位的发展变化和古希腊政治与社会生活中折射的女性地位问题对东西方文明的发展也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女性选举权就是一个典例。自古希腊开始，一直到19世纪，呼吁女性具有参政权的声音才陆续出现，到20世纪初各国才纷纷给予女性参与选举的合法权利。

四、结语

神谱中蕴含着一种以自我否定为动力的社会进化思想。从旧神谱到新神谱的这一发展过程中，女性的地位逐渐被男性所超越，甚至被颠覆。从人类整体的发展来看，也可能这是一种进步，但从女性自身发展来看，这恰恰是女性成为附属品并被男性压制的开端。直至现代社会，女性仍然遭遇着各种不公平的待遇和歧视，像非洲一些原始部落里仍然保留着“割礼”和“童婚”这些陋俗。曾经在母系社会因繁衍能力而备受敬仰的女性，逐渐变成父权制度下的生育机器，甚至变成“不洁”之物。女性的“他者”身份在古希腊文明的传播与影响下越来越根深蒂固，奠定了几千年来女性卑微地位的基础。女性该如何彻底摆脱自古希腊就存在的“他者”身份烙印，挣脱“第二性”的禁锢，是否只能通过一次次或猛烈或温和的反抗才能让男性社会彻底觉醒，这将是女性群体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必须认真面对并努力解决的陈年旧疾。

注释：

①克洛诺斯的母亲是大地女神盖亚，宙斯的母亲是时光女神瑞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