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性
——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何星亮

(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北京 100081)

“和平性”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6月2日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决定了中国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决定了中国坚持合作、不搞对抗,绝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1]

正是那几天，我们在一则新闻上看到泰国有个女孩，因病去世后父母将其冷冻的消息。作为一名儿童文学编辑，妈妈萌生了同样的念头。

中华民族是追求“和平”的民族,中华文明是崇尚“和平”的文明。“和平”是中国人的核心理念之一,它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上下五千年,“和平”理念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存在于历史上各个时期,传布于全国社会各阶层,体现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各种关系之中,表现在政治、社会、经济、宗教、文化和习俗各领域之内。它是维护中国数千年统一的重要因素,也是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而不中断的重要因素。“和平”理念不仅在古代中国发挥过重要作用,而且在当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将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发挥重要作用。本文主要就古代“和平”的涵义及各阶层人士中的“和平”理念做出分析,探讨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

1.2.2 护士工作环境量表 该量表由美国学者Erikson等[7]创建，包括8个维度38个条目：对实践的控制(7个条目)；患者信息交流(2个条目)；内部工作动机(7个条目)；文化敏感性(3个条目)；领导和自主(5个条目)；医护关系(2个条目)；冲突处理方式(8个条目)；团队合作(4个条目)。中文版总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88，各分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80～0．88，内容效度系数 为0．82。采用Likert 4评分法：1分为完全不同意，2分为不同意，3分为同意，4分为完全同意。得分越高，说明护理人员的工作环境状况越好。

一、古籍中“和平”“和”与“太平”

“和平”这一词很早便出现在古文献中。历史上与“和平”相关的近义词有“和”“太平”等。

先秦文献中出现“和平”一词。《易经》中有“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2]之语。《周易正义》解释这句话时说:“‘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者,圣人设教,感动人心,使变恶从善,然后天下和平。”[2]“和平”这一词在古文献中出现频率极高,其涵义也较广,可分为五类:一是政治领域的“和平”,即“政局安定、天下太平”之意。如《管子》:“致德,其民和平以静。”[3]《孝经》:“是以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4]二是社会领域的“和平”,即人人和睦相处、社会和谐之意,如《逸周书》:“八政和平。八政:夫妻、父子、兄弟、君臣。”[5]所谓“八政和平”,就是夫妻、父子、兄弟、君臣之间和睦相处。三是个人领域的“和平”,即人的性格平和、阴阳平衡之意。如《荀子》:“血气和平,志意广大。”[6]《灵枢经》:“阴阳和平之人,其阴阳之气和,血脉调。”[7]《吕氏春秋》:“心必和平然后乐。”[8]《春秋繁露》:“行中正,声向荣,气意和平,居处虞乐,可谓养生矣。”[9]四是艺术领域的“和平”,即音乐平和、舒缓心灵之意。如《国语》多次阐释声乐平和及其意义:“声不和平,非宗官之所司也。”[10]“夫有和平之声,则有蕃殖之财。”[10]五是自然领域的“和平”,即自然界阴阳平衡、万物和谐之意。如《文子》:“当此之时,阴阳和平,万物蕃息,飞鸟之巢可俯而探也,走兽可系而从也。”[11]《淮南子》:“当此之时,阴阳和平,风雨时节,万物蕃息。”[12]上述五个领域的“和平”,虽然意义不完全相同,但都相互关联、密不可分。

古籍中“太平”是与现代“和平”意义最近的一词,在古籍中出现的频率比“和平”更高。例如,汉代及其之前的文献关于“太平”一词出现频繁,如“夫是以天下太平也”[16];“圣人致太平,非一善之功也”[17];“能致贤,则德泽洽而国太平”[18];“是故诸侯附于德,服于义,则天下太平”[19];“天下太平,乃更制作焉”[20];“贤者主其易者,乃俱到太平也”[21];“二千人亦足以征伐不义,致太平也”[15];“太平之时,时雨时霁,下以恒阳而以时阳,天地之气宣也”[15];“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22];“或言古者太平,万民和喜,瑞应辨至,乃采风俗,定制作”[23]。汉代以后的史书中的“太平”一词出现的频率更高。

其次,“化干戈为玉帛”理念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的文化渊源。“化干戈为玉帛”比喻使战争化为和平,“干”“戈”是用于防御和进攻的两种武器,意指战争、武力冲突。“玉”“帛”指玉器和束帛,是古代诸侯会盟、诸侯与天子朝聘时互赠的礼物。“化干戈为玉帛”意思是消除仇怨,变战争为和平,变冲突为友好。此成语源于《左传·僖公十五年》:“上天降灾,使我两君匪以玉帛相见,而以兴戎。”数千年来,“化干戈为玉帛”理念一直是处理内外关系的重要准则。通过“化”,可以化解国内的各种矛盾和冲突,也能化解不同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实现国与国之间和平共处。通过“化”,能化解世界各种危机,缔造一个其乐融融的太平世界。

“报告文学是介与新闻与文学之间的边缘性的的文体”。黄钢说：报告文学是“以特定的新闻性内容为题材，以文学形象为手段”的作品。“新闻性、文学性和论说性是报告文学所具有的三要素。报告文学的新闻性，就是要不失时机的对现实中的重大新闻事件、新闻人物做出迅速的报道，便显出极强的时效性。报告文学的文学性，是以生动的细节描绘、精确的现场感和必要的原始材料形成不可置疑的纪时性。报告文学的论说性，是表明作者鲜明的立场和观点，这种论说即可以渗透在叙述描写之中，也可以以犀利、深刻的议论直接介入生活、干预生活”

二、历史上社会各阶层的“和平”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怕的就是动荡,求的就是稳定,盼的就是天下太平。”[24]古代如此,现在也一样。在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社会各阶层均以“和平”作为国家和社会核心理念,无论是统治阶层、知识阶层和平民阶层,均以“和平”“太平”作为国家、社会、家庭和个人追求的最高目标之一。

古代中国知识阶层或士人阶层也以“和平”“太平”等作为人生奋斗的目标。一是古代知识精英以“为万世开太平”作为人生最高的政治目标。北宋大理学家张载认为,知识分子应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关于这四句,有关解释较多。后两句的大意是,士人应继承和弘扬先贤创立的中国独特的学问,为开创千秋万代的太平基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二是古代知识精英以建立“大同”社会作为主要的政治目标之一。大同社会的蓝图是社会安定、国泰民安、丰衣足食、贫富均衡,一派和平景象。《礼记·礼运》描绘了“太同”社会的美好图景(1)《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少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天下为公的社会制度、选贤与能的管理体制、讲信修睦的人际关系、人得其所的社会保障、人人为公的社会道德、各尽其力的劳动态度。三是崇尚“兼爱非攻”理念。墨子认为战争是凶险之事,兵器是罪恶之物。战乱祸国殃民,涂炭生灵。建立太平社会,只能靠兼爱。“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31]只有兼爱才能做到非攻,也只有非攻才能保证兼爱。“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32],才能使“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32],才能真正实现天下太平。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统治者一般均以“天下和平”“天下太平”“太平盛世”“国泰民安”作为治国理政的最高目标。一是古籍中有许多关于“天下和平”“天下太平”的记述,如《史记》称秦始皇“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22],《汉书》记述汉宣帝时“天下和平,四夷宾服”[25],汉成帝时“政治和平,世无兵革,上下相安”[26];《春秋繁露》:“天下和平,则灾害不生。”[27]《淮南子》:“天下安宁,政教和平,百姓肃睦,上下相亲。”[28]《白虎通义》:“始受命之时,改制应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禅,以告太平也。”[29]“太平乃封知告于天。”[29]“言周太平,封太山也。”[29]《韩诗外传》:“天下和平,国家安宁。”[30]二是不少古代帝王以“和平”“太平”为年号。如东汉汉桓帝刘志的第二个年号为“和平”。十六国时的前凉国王张祚354年称帝,改年号为“和平”元年。北魏文成帝拓跋濬在位期间的第四个年号为“和平”。以“太平”为年号的更多,如三国吴国会稽王孙亮、西晋益州牧赵廞、十六国时的北燕王冯跋、柔然郁久闾豆仑、南朝梁敬帝萧方智、隋末南越王林士弘、南宋起义军首领李婆备、辽圣宗耶律隆、元末起义军首领徐寿辉等均曾以“太平”作为年号。三是宫殿以具有和平、和谐意义的名称命名。如故宫有太和殿、保和殿、中和殿、永和宫等,这些名称都具有祈求天下太平之意。太和殿俗称金銮殿,为中国古代宫殿建筑之精华。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与中华文明的和平性密不可分。首先,“天下大同、协和万邦”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人类社会的美好憧憬,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的文化渊源[34]。“天下大同”是中国古代一种思想,也是古代中国人期盼的理想世界。“大同”这一概念最早出自《礼记·礼运》,提出“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近代,这一思想得到较大的发展。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为未来的大同社会构想了蓝图。孙中山一生都在追求“大同”。他既主张将来实现“中国大同”[35]200,也主张“将使世界渐趋于大同”,亦即实现“世界大同”[36]221。“协和万邦”是古代经典关于妥善处理族群和国家关系的思想。如《尚书·尧典》提出“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理想,主张人民和睦相处,国家友好往来。《尚书·洪范》:“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告诫统治者处事要公正,去除一己之偏爱,好恶一同于天下。

沸腾层为锌粉与溶液含镉反应形成的净化渣，当渣量自重与底部向上溶液传递的托力达到平衡时，即在反应器的小圆柱体段形成悬在液中的渣层，由于底部的渣层与进入的溶液搅拌形成切线方向，形成了沸腾层（如图2）。这种沸腾层的形成与稳定，是确保除镉效果的关键。主要与锌粉粒度、流量、絮凝剂量、渣量等有关。

杨译：“Baoyu felt as if ‘Buddha had suddenly shown him the light'. ‘Aiya!' he exclaimed. ‘No wonder our family temple is called Iron Threshold Temple. So that's the origin of the name. Well, cousin,I won't hold you up any longer. I must go and write a reply.'”［5］685

三、“和平性”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和平性”是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深深融化在中国人民的血脉之中。”[33]“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要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理念之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总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与中华文明的“和平”理念有密切的渊源关系。

以上事例说明,中国古代社会,上至君王,下至百姓,均以“和平”“太平”作为核心理念和人生目标。

历史上的平民阶层更加注重“和平”社会。古代中国以农立国,传统文化是以农耕文化为主的文化。从事农业的平民阶层以“安居乐业”作为理想的生活方式,崇尚稳定,祈求天下太平,喜欢没有战乱的社会。一是从民间俗语中可以看出平民阶层祈求和平安定的生活,例如“宁为太平狗,莫作离乱人”“和为贵”“家和万事兴”等。社会和谐安定是和平的基础,而家庭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二是从日常生活习俗中,也可以看出平民阶层渴望和平、祈求平安的意识。例如,室内摆放花瓶装饰,因“瓶”与“平安”的“平”谐音,以花瓶装饰象征“平平安安”之意。三是在民间人生仪礼习俗中,有许多祈求和平、平安的仪式。如婚礼中的跨马鞍仪式,因“鞍”与平安的“安”同音,取其长久“平安”之意。

一般认为,“和平”渊源于“和”。“和”比“和平”的出现时间较早,“和”字在金文便已出现。金文中的“和”主要意义是表现在音乐领域的平和、柔和之义。“和”的最初意义源于阴阳观念,意为阴阳和谐、平衡之意。先秦时期的阴阳学说认为阴阳两个基本元素是宇宙万物的本源,两者的均衡和谐、对立统一运动是自然界万物运行的法则,宇宙万物处在动态的平衡与不平衡之中,平衡是常态,不平衡是病态。如古籍中有“一阴一阳之谓道”[13];“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14];“天下太平符瑞所以来至者,以为王者承天统理,调和阴阳,阴阳和,万物序,休气充塞,故符瑞并臻,皆应德而至”[15]。因此,最早的“和”的意义,应该是平衡、和谐之意。

最后,中国经典中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和而不同”等理念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文化渊源。“和”与“同”,是中国古代的哲学范畴。和同之辨最早发生在中国春秋时期。《国语·郑语》记载西周末年周太史史伯说过的一段话:“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意思是说,不同事物聚合在一起才能产生新事物,所以“和实生物”。如果只是相同事物重复相加,那就还是原来事物,不可能产生新事物,所以“同则不继”。“和”是相生相克,相辅相成;“同”是相互重复,相互排斥。异性、异质事物相生,亦即性质不同的事物聚合在一起才能产生新事物。同性、同质事物相克,意指性质相同的事物重复相加,那就还是原来事物,不可能产生新事物,就会停滞或窒息。史伯关于“和”与“同”的思想,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基本原理,也阐释了不同文明之间的相处之道。

“和而不同”理念出自《论语·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何晏注云:“君子心和,然其所见各异,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则同,然各争利,故曰不和。”大意是道德高尚的人追求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互补、和谐与合作,而不是他们之间的相同。相反,“小人同而不和”,他们追求的才是人与人之间的雷同和无差异,由此又会产生他们之间的不和。《辞海》对“和而不同”解释为“和睦相处,但不盲从苟同”。

由上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源于古代中华文明的“天下太同”“协和万邦”“化干戈为玉帛”“和生实物、同则不继”“和而不同”等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传统和平文化基础上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世界各国要“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要“尊重各种文明,平等相待,互学互鉴,兼收并蓄,推动人类文明实现创造性发展”[37]。

四、结语

“和平”是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之一,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它普遍存在于历史上的各时期,传布于全国社会各阶层,表现在政治、社会、经济、宗教、文化和习俗各领域之内。历史上的统治阶层以“天下和平”“太平盛世”作为治国理政的最高目标;知识阶层以“为万世开太平”“天下太同”“兼爱非攻”告示作为政治和人生主要目标,平民阶层以“安居乐业”作为理想的生活方式。“和平”理念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渊源,“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传统和平文化基础上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和平”理念不仅在古代中国发挥过重要作用,而且在当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也将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发挥重要作用。

复兴中华民族、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一百多年来中华儿女的梦想和希望。当代中国人应该继承和弘扬和平主义的优秀传统,与世界各国构建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交流互鉴、和睦相处的新型国家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实现当代世界的“天下太平”作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