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地理符号机制探究

范 俊

(云南大学 历史与档案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1)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和“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是空洞的口号,必须通过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机制予以推动和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推动各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创新交融,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1]这实际指明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种重要机制,即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以此增强各民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地理符号就是一种典型的中华文化符号类型,树立和突出中华地理符号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可或缺的手段之一。这样一种地理符号机制,符合现代民族意识和民族观念形成的一般性原理,也贯穿于中华民族的百余年建构历程之中。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加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地理符号的塑造和传播,充分发掘和运用中华地理符号所蕴含的文化资源,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作为民族文化认同机制的地理符号

民族是基于“共同要素”凝聚在一起的“人群共同体”,“共同的地域”则是关键性要素之一。这是因为,地理空间和自然条件是民族形成发展的物质基础,每一个现代民族(nation)都需要一块可以保证他们生活并通过它能证明自己存在的土地。对民族而言,将无比重要的地理空间进行符号化,自然能够构成凝聚民族整体性的一种普遍性机制。今天,我们讨论通过地理符号塑造与传播来树立和突出中华民族形象、增强中华文化认同、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正是基于这样的普遍性机制而展开的。

地理和民族具有先天物理上的相关性。地理环境提供着人类生息繁衍的物质条件,征服改造自然以相适于物竞天择规律的愿望,推动着人类走向群居的集体生活,地理为民族诞生与生存准备了最为基本的条件。另外,独特地理位置与地缘环境构成的特殊物理空间与安全屏障,有时还是民族得以形成延续的保障。可以说,历史上任何民族的产生都离不开自然地理资源,在谋求发展过程中也都向往和争取丰厚自然资源优势,甚至存在不惜诉诸暴力的可能。即使是当下总体和平的世界,由水、土地等地理资源而引发的族际冲突也常在局部地区上演。而且,在主权国家时代,通过合理规划国家发展空间、利用国土资源,也是国内民族团结复兴的重要手段。可见,地理自然资源提供了民族形成与发展不可或缺的物质资源、社会空间和安全屏障。

地理要素对民族的意义绝不限于其物质性价值。民族的文化属性,决定了共同历史文化是民族凝聚发展的重要因素。历史文化的共同性越突出,就越能激发民族成员的身份认同。地理环境对人类的极端重要性,使得只有依赖地理环境聚集生息的人群,经年累月形成与环境息息相关的独特文化,从而构成民族共同体凝聚的重要纽带。可以说,地理要素在民族文化特性形成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叙述任一民族历史,地理都是与时间同等重要的内容,民族历史中的地理起源、空间分布、迁移轨迹都被视为叙事要素。也正是由于共同的地理空间见证着共同的民族发展历程,激发出共同生存空间的地理想象,它也就构成了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工具。

在这个过程中,一般通过对地理空间的特殊性和历史性的重新定义来动员民族共同体意识。一是以地理追溯民族历史。“一个民族,如果长期没有自己的历史年表,如果没有一个维持共同记忆的源泉,或者说,如果对自己的过去是怎样或‘本该怎样’没有一种大体一致的制度化的赞同,这个民族显然难以存在下去。”[2]91因此在民族建构中,重现民族编年史与民族溯源“寻根”运动往往被认为是构建民族认同的重要方式[3]72。地理地域正是证明民族“从哪里来”的有力证据,对民族起源地的确定性考证,确实能够制造出民族历史存在的实在性。二是以地理表征民族文化。共同文化是区分不同民族、唤起民族成员身份共识的最为深入持久的力量。特定地理区域和地点由其自然风貌或历史文化抽象出的独特风格,通过比喻等方式与民族关联,成为民族精神和形象的象征,以此寄托或生成民族成员归属特定民族的强烈情感。三是以地理框定民族空间。地理空间除物理空间属性外,还是民族形成凝聚的社会空间。运用地理地图、图案对民族生存或向往的地理空间几何化表示,提供民族成员的具象性体验,构成理解“民族—家园”的认知图示,从而为共同体感的形成奠定基础。

每个现代民族的诞生过程,无不伴随着民族地理历史和民族地理文化的建构活动。如德意志第二帝国时代的“家园运动”,英格兰历史上湖区保护运动、新森林保护运动,塑造了“湖区”“新森林”的“民族遗产”符号内涵[4]85-205;犹太人通过“圣城”的形象建构来激发犹太民族认同;阿根廷利用马尔维纳斯群岛制造“收复失地主义”民族情绪,以此强化民族凝聚。此外,“六边形的法国,靴子状的意大利,低地国家的雄狮图案”都是国家形象的图示标识,这些“各有特色的标志、装饰与扮相”,最终都能“逐步融入到各民族自身的共同体意识当中”[5]。这些塑造大多强调特定地理位置所蕴含的独特历史、独特文化、独特精神、独特价值,在构建与对应民族紧密关系中,营造出“共同性地理空间”或是“共同性领土”的整体性意涵,对外强化着民族“统一性”认识。可见,这些地理独特性渲染形成的标志以及线条勾勒出的具象化图案,都是服务于民族独特性的构建,其目的是以此制造出“我者”与“他者”界限,进而生产出民族成员与特定地理区域之间不可分割意识的同时,强化民族成员的身份认同。

事实上,在世界大多数现代民族构建过程中,国家政府、社会组织、民间精英都会自觉利用政治政策、艺术创作、社会活动等赋予大量地理要素不同的民族文化意义,使之成为各种民族地理符号。经过历史演化和持续不断的塑造,那些与民族关系最为紧密,最能表征民族文化特征、空间形象,最为民族成员接受的地理标志与符号,最终成为典型的民族文化符号并为全民族共享。正是由于,“共同的文化符号,是联结社会成员并使其‘想象’成为一个民族共同体的重要载体”[6],从而使得文化符号塑造与传播成为现代民族建构的基本机制[7]9。这些共享性地理符号自然也就为这些民族提供着共同体想象的依据和线索,进而在以它们进行民族共同体建设时能够起到重要作用。这些民族的历史实践也证明,将地理空间塑造为共同领土遗产或是共同历史文化象征,使得地理空间转化为民族地理文化符号,有助于树立和突出民族特定形象。而将民族共有的地理空间塑造为具象化图示标识,形成地理图示符号,则能够提供民族整体性和一体性想象。

通过观察现代民族形成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可以看到,民族共同体建设和共同体意识无论如何也不能撇开地理要素,将与社会历史、社会文化、社会空间相关的地理要素进行符号化的构建,继而具象化地发挥地理文化符号直观触及、易于扩散优势,能够克服单纯的宏大历史叙事和抽象文化叙事的不足,构建出更为具体可感的民族形象。由此可以认为,地理符号作为民族“表象”,是现代民族建构的一种特殊机制。由于民族需要被持续构建以形成牢固的民族认同,这也意味着地理符号如果不能得到有效构建与传播,符号所指的象征意义如果不能得到持续维护和普遍认知,将会对民族共同体意识产生一定消极影响。因此,民族地理符号的特殊机制需要在现代民族构建过程中得到持续性运用与维护。

二、中华民族建构过程中地理符号的塑造

中华民族是在历史过程中逐步凝聚形成的,而地理环境为中华民族一体化提供了有利的空间条件。共同疆域内不同地理环境孕育了多元起源的中华文化,起源不同的多元文化逐步向中原汇聚,进而融合形成了中华文化。历代王朝国家皆以中华文化作为疆域治理的主要政策资源,实施“天下”治理理念,不断强化着中华文化的感召力。各地域群体文化虽各有特征,但都对中华文化所蕴含的核心价值保持较高认同。由于中华文化的最初汇聚壮大之地在于黄河流域,于是,孕育中华文化的“中原”“黄河”“昆仑”起源地受到重视和认同,逐步成为代表中华文化的符号而被接受。

另外,王朝国家时期的统治者为防范庞大疆域的碎片化、实现疆域整合,营造了整体性的“天下一家”“四海一家”的地理象征符号。总体来看,王朝国家地理符号的最大特点就是,寻找能够表示“中心”的地理要素进行符号创造,用于表征统治者权力与文化之中心,以此凝聚分散各地的臣民,例如通过封禅等营造出“泰山”等地理符号就是如此。与此类似并为国人熟知的“中国”“中华”,最初也是意指皇权所在的“中央之城”“中间之门”[8]11,后来才演变成为“全部地域和各族人民在内”的总体性国家与民族符号[8]228,实现了方位性地理符号向文化性地理符号转移。王朝统治者采取表征中华文化起源以及至高权力的地理符号,虽然主观上是为巩固“大一统”统治,但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自在发展。

小麦赭曲霉毒素A的ELISA与标准值线性关系见图2。以标准物质的标准值作为横坐标，ELISA的检测结果（实测值）为纵坐标，标准物质的标准值为0～61.34μg/kg时，线性回归方程为y=1.100 9x-0.471 6，相关系数 R=0.999 9。

中华民族的自觉发展历程发轫于晚清西方列强入侵的时代背景下。民族羸弱促使国人采取开放的世界眼光看待中国,并以图示性符号构建民族与国家形象。清末学部审定的《最新地理教科书》将全国版图描绘为“大三角形”,同一时期学部编写的《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则将中国全境想象为“秋海棠叶”[9]。吴闿生通过《五带图》表征位于温带的大陆中国必然崛起的隐喻,以此激发民族自信。梁启超接受“黄帝起于昆仑”之说[10]448-454,强化“昆仑”的中华民族符号属性。在此过程中,正是由于“中华”这个传统文化符号的强大感召力,使得“中华民族”也成了一个富有感染力和传播力的中华文化符号,并迅速得到社会广泛认同。可以这样认为,“借用传统民族意识资源,借用传统民族象征符号,加以创造性发挥和动员”[8]391,正是激发清末民初的中国现代民族意识的机制。

民国建立以后,政府进一步强化了地理符号的构建。在民国建立初期,象征“十八行省”的“十八星旗”因存在排斥边疆地区的缺陷而被“五色旗”所取代,在国旗符号的维度上宣示了中华民族的“五族共和”内涵,反映出当时地理符号构建的主动意识。北洋政府时期,袁世凯把北京皇城正南门改名“中华门”,将中南海宝月楼命名为“新华门”,以表示“把各少数民族和汉族团结在一起”的意愿[8]111,继续强化“中华”“新华”等符号的构建。与此同时,“华山”“黄河”“昆仑”等表征中华民族发源的系列地理符号通过国歌征集或设定得到继续塑造。例如章太炎撰写的国歌歌词中出现“华岳(事实上指华山)挺中央,夏水(《水经注》河流名)千里”,张季直的歌词中出现了“昆仑祖峰”,钱念劬歌词中则有“宅中土而跨黄河”等[11]。这种通过地理符号来溯源中华民族的做法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得到延承,例如定期派员进行黄帝陵祭祖活动,加强对黄帝陵这种文化地理符号的塑造。

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领土危机的加剧,中华民族几近陷入亡国灭种境地。在抗日救亡中,社会各界纷纷创制重塑多种地理符号,激发出国民空前高涨的领土意识,催化了中华民族的进一步觉醒。这一时期围绕中华民族拯救图强而展开的地理符号塑造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人文地理景观符号塑造加强,如民国政府批准并参与成吉思汗陵西迁政治活动强化了“成吉思汗陵”民族整合功能,以突显蒙古族是中华民族组成部分的意涵[12]82-83。二是重新审视负面地理符号危害。如在1932年,傅斯年撰文批判日本建构的“满洲”称谓,指出这一符号“瓜分中国企图”所指,主张以“中国东北”替之,力主否定“南满”“北满”“东蒙”等相关符号[13]376。三是极力构建边疆地理符号。随着国人边疆观念的强化,大批有识人士采取“西部考察”活动,通过“地理环境、故城遗址、民俗风情考察发现”等来构建边疆“秀美多姿”新形象,用镜头、报告等形式记录西部风景社会,赋予“领土边疆”政治意涵[14]305。四是赋予传统地理概念以新的政治文化意义。如,“长城”成为抵御外侮的符号,“松花江”成为国耻符号,“卢沟桥”成为“七七事变”的时间符号,而“延安”则被塑造为中华民族蓬勃向上的精神符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类反映中华民族新气象、新意义的地理符号不断被创制出来,成为彰显民族精神、凝聚民族认同的有效形式。一是自然地理的符号化,例如印制在人民币上的天安门、人民大会堂、八达岭长城、南天一柱、长江三峡、珠穆朗玛峰、泰山、三潭印月、桂林山水、布达拉宫等。二是建筑地标的符号化,如新中国成立伊始,形成的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等建筑性地理符号。三是地名的符号化,例如“鸭绿江”“大庆”“大寨”等逐渐成为象征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地理符号。

十八大以后,富有新时代特点的中华地理符号陆续出现。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讲话中直接将万里长城、都江堰、大运河、故宫、布达拉宫、坎儿井等列为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灿烂文化。这些人文地理景观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符号。2019年开始以国家文化公园的新机制进一步强化长城、大运河、黄河等中华民族符号,2021年开始又以国家公园形式塑造三江源、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中华地理符号。

三、地理符号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特殊意义

纵观历史可见,创制地理符号凝聚中华民族,激发各族民众的中华民族认同,是中华民族形成和构建过程中的显著现象。在此过程中,形式多样的中华民族地理符号得以创制并扩散开来。从符号来源属性来说,可分为人文地理与自然地理两类。人文地理包括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重要政治、文化活动所形成的建筑、遗址、遗迹、公园等文化遗存;自然地理则为森林、江河、山岳、湖海等地质地貌,以及作为疆域、地域的整体。这些地理要素关联着中华民族历史与文化,从不同方面表征着中华民族整体或某个侧面。如“昆仑”象征中华民族起源,“黄帝陵”象征中华民族共同祖先,“卢沟桥”表征了中华民族团结保家爱国精神,“天安门”赋予中华民族独立新形象,“泰山”代表中华民族生死价值观,“雄鸡”表征中华民族地理空间。在表意丰富的中华地理符号群中,“长城”“长江”“黄河”等符号历久弥新,成为扎根于中华民族成员内心深处的关键符号,当然也有部分地理符号由于社会影响力天生不足或是后天意义重塑不够而在时代转换中衰落。

地理符号的变迁反映的是国家政治生活和民族构建任务的转换。每当中华民族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命运际遇发生变化,地理符号塑造背后的核心诉求也随之发生改变,塑造出来的地理符号意义进而也发生了转化。这既体现于符号所蕴涵的社会政治意义,也体现于符号形式本身。例如,泰山就从之前表征皇权至上的符号转化为民族文化的符号。这也造就地理符号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之间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逻辑与特征,但都不能否定,地理符号凭借象征与具象功能对中华民族凝聚与发展起到的重要作用。综观历史,地理符号机制凝聚国民意识、增进民族团结、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不同历史阶段发挥着不可替代性作用。它无疑是中华民族构建的重要机制。

其次,地理符号形塑了中华民族“一体感”的心理感受。地理符号在构建中华民族成员领土意识的同时,也促进了“民族共同体感”的生成。民族是一个共同体单位,共同体组织与结构必须呈现出“整体性”意向,分崩离析、分散孤立并不能形成民族共同体的想象。现代地图和方位性地理符号以简单明了的整体性形状出现,提供了广大民众对中华民族领土不可分割的普遍性认知。而“卢沟桥”“黄河”“长城”等地理符号则以“一桥一河”“一城一地”,具体表述着每寸土地对于中华民族的意义,同样隐喻了中华民族的不可分割,从另外一面训练着民众对中华民族一体性的感知。

再次,地理符号制造了中华民族“我者”与“他者”的身份体验。利用线条构成的图示符号,可以为中华民族界定一个相对固定的地理空间。特别是将中华民族生存的地理位置标识在世界地图中,在制造出中华民族准确坐标的同时,生产了一种有别他族的自我观念。同时,这些依据中华地理版图构建的具象也生成了一种中华民族领土的特殊标识,逐步演化为中华民族特殊标志,在视觉上给人以强烈区别他族版图形状的特殊性感知。可以说,部分中华民族地理符号用“特殊”勾勒了“不同”,从心理上制造出中华民族“我者”与“他者”的身份区分。这种区分性意涵还由中华地理符号所指的中华民族文化独特性所致。例如,长城、卢沟桥等由于与中华民族抗战历史勾连,使得它们折射出中华民族英勇不屈、保家爱国的独特民族精神。泰山因与儒家文化关联,从而内涵有“重于泰山”的中华民族独特生死价值观。相反,“松花江”“南京”等承载着苦难的地理景观被视为民族“负遗产”,则从另一角度,以民族或国家记忆的符号唤起国民同仇敌忾[16],在形塑不同于“他者”的中华民族身份中发挥了殊途同归的功能。

最后,地理符号营造出中华民族“令人热爱”的情绪反应。民族认同包含认知与情感两重内涵,二者相辅相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要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深刻认知,更要厚植热爱中华民族的真挚感情。部分地理符号与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相联系,构成了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空间,寄托着中华民族的神圣感情,在世代传递中永恒地表达着中华民族的集体情感。即使是与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关联稍弱的诸如“三江源”等自然地理区域,也能通过塑造成为意义中心,表征中华民族“和谐共生”的道德价值,而它被赋予“国家公园”的名号则进一步塑造了其“不可破坏性”民族遗产的符号属性。在具有神圣意味的这类地理符号感召之下,民众渴望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并使得一种特定的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

中华民族既是一个文化民族,是各民族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的文化单位,也是一个政治民族,是伴随中华民族国家的构建而形成的,由全体国民组成的现代民族[17]。但无论哪种性质的中华民族,“都是地理性极强的人文现象”[18]12,都离不开地理符号机制的作用。在文化性中华民族建设上,地理符号以比喻、隐喻等形式表征着自尊、自信、自强等抽象品格,凝聚了中华民族不可或缺的历史、精神、文化、价值,在塑造民族共同体所必需的民族品质的同时,也提供着民族共同体的集体记忆,从而营造了团结精神。在政治性中华民族建设上,地理符号以具象形式形塑国民一体,推动整体性中华民族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地理符号促使了中华民族成员强烈领土归属感意识,维护了国土统一,保障着中华民族建设的统一政治空间。于是可以说,中华民族地理符号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而言,都是意义重大的一种特殊机制。

四、中华地理符号的再塑造及基本议题

不断塑造和利用地理符号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构建的内在需求,它驱动着中华民族“自在—自觉—自立—自强”的不断演进。受民族理论认知以及中华民族建设任务影响,地理符号塑造与中华民族建设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逻辑与特征不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当前这一梦想比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把握时代契机,面对新时代中华民族复兴的核心使命,需要继续发挥地理符号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作用。为推进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核心事业,必须重视发挥地理符号“作为各自民族文化的一种基本资源因素融入到民族文化的历史发展中,成为该民族文化的一种难以剥离的‘地理—文化’构因”,同时具象而鲜明反映着民族独特唯一形象,强化“民族的集体记忆和民族身份的标识”的政治文化功能[19],必须将中华民族地理符号视为一项社会文化系统性工程予以重视和推进。

一是校准价值取向,增强中华民族文化符号塑造的自觉性。当前中华地理符号的构建,首先要解决的是“价值取向”问题,即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取向,突出符号的“共享性”。历史中,各民族共同开拓的疆域、共同建设的伟大工程、共同保卫的领土、共同开发的领土都是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都能塑造为“共享性”地理符号。具体实践上,应以凸显“民族遗产”的文化意涵为指向,继续赋予万里长城、都江堰、大运河、故宫、布达拉宫、坎儿井等传统地理符号中华民族新时代的内涵。同时也要重视“河西走廊”“敦煌”等地理文化内涵的拓展、完善和强调,要“把人们已经淡忘的、形象模糊的民族文化特征重新描绘和突出出来”[20]。

在锚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核心目标基础上,充分形成重视中华民族地理符号塑造的自觉意识,形成中华地理文化符号塑造的合力,并多方位强化这一实践。中国各民族在多点起源的基础上,经过不断的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最终如滚雪球般壮大为一体的中华民族。这使得在广袤的中国国土空间内与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无疑存在着丰富的人文或自然地理要素具有成为中华文化符号的潜力,从而可为当前挖掘各种地理素材进行符号化生产活动提供可能。我们可以通过政策设置,引导鼓励社会科学研究、文化传播、新闻宣传、体育组织等不同领域界别,充分发挥各自的领域优势与专业特长,以肩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感主动参与到中华地理符号塑造中来。

二是挖掘符号资源,构建完整的中华地理文化符号体系。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既是地理符号的表征对象,也是其依托资源。除继续用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文化资源进行符号塑造外,还要深挖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现当代文化资源,进而全面塑造“共同领土”“共同精神”“共同价值”等中华民族认同的地理符号群。利用新时代素材进行符号塑造有许多成功案例,例如由桑杰曲巴和女儿卓嘎、央宗两代人几十年放牧守边事迹形成的“玉麦精神”就是新时代的中华地理符号。

“领土界限本身即可获得一种显赫的地位并为其公民带来强大的归属感。”[21]60这决定了领土性政治符号是中华民族地理符号群中关键性组成部分。因此,在继续围绕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中具有重要文化意义、相对集中于中心区域的地理要素进行中华文化符号塑造外,还要注意构建出边疆与边境、全国与地方、陆地与海洋的多层次的中华领土符号体系。首先是要格外重视边地景观地理,利用好边地要素强化中华民族领土符号的塑造。具体来说,是要继续针对诸如“南沙群岛”“曾母暗沙”“漠河”等对于中华民族领土完整具有重要意义的边地区域进行强化叙事;其次是要重视界碑、口岸、贸易互市点、边境通道、边境村庄等边地标志的叙事;再次是要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引下,强化陆地领土、海洋领土、空中领土的全方位领土意识,大力加强“南海”等中华民族新叙事;最后是要重视“藏彝走廊”“民族团结誓词碑”等区域性、地方性的地理要素叙事。最终通过多类型地理要素叙事,营造出领土幅员辽阔、国土不可分割、守土国民有责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出多层次的中华民族地理符号体系。

三是创新符号机制,重视参与性强的符号塑造机制建设。艺术创作、政治活动、科学考察、理论阐释都是目前常见的中华地理文化符号的塑造机制,各有优势和特点。边境界碑巡逻、领导人视察等政治活动依靠国家力量,具有相对强有力的权力势能,社会影响力较大;对地理进行中华历史文化价值阐释的理论研究、海洋科学考察等科考活动则能深入地构建地理的中华民族文化内涵和价值意义;而艺术创造则最能抓住地理的核心文化与政治价值,极具感染力。我们需要在现实中根据地理要素情况和塑造需要,针对性地单项或组合式加以实施。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常用机制也有其不足一面,即它们大多依赖于国家工具或力量自上而下塑造,社会公众直接参与的广度与深度有限。固然这些单向度的塑造机制一直是构成中华地理符号塑造的重要方式,但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新背景下,显然还需要创新出更多公众参与面大、参与程度高的新机制。在此方面,可以参考一些国外案例,增强深度参与性机制的供给。例如法国人采取“环法自行车赛”来塑造法兰西民族地理想象的做法就非常成功,原因就是在于深度参与“环法”所提供的想象。中华民族地理符号的构建,需要参考此类“共同参与”体验性机制,设计和采用更多公众参与性强的创新型符号塑造机制。

四是强化符号传播,提高中华民族地理符号最大功能值。要发挥出中华地理符号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最大功能,就必须强化符号的社会传播。传播包括广度与深度两方面,只有被更大范围扩散和被广大人民直接感知,中华民族地理符号才能有效发挥政治文化效应。基本策略可以贴近人民群众的生活日常,创新完善传播与展示机制。既要依靠广电网络、书报杂志等传播手段制造广度,更要借助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文体活动举办、惠民政策实施、国民教育开展等平台。通过多种形式将中华民族地理符号嵌入其中,春风化雨式地在深度上加强中华民族地理符号内化。

符号的内化要求符号传播不能局限在被人所见,而是要在社会中激起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刻认同。因此,中华地理符号要超脱“符号”本身,转化为“特定人口单元中更广泛人群的‘大众情感’”[22]91。情感的共鸣是建立在理解之上的,要让中华地理符号激发人民认同,是需要以符号背后蕴含的文化知识为基础的,只有当人民广泛具备这种基本知识后,才能使其插上民族共同体“想象”的翅膀。因此,必须加强中华民族知识的社会普及、教育与传播,增强国民对中华民族的认知。同时,还应注意保障符号的现实共享性。“共享性”不仅来自历史认识,更来自现实体验。这就需要保障具有符号意义的地理单元面向全体人民的自由通行,实现人民群众作为中华民族成员所应具有的民族遗产享有权。我们可以在实践中采取经济补助、阶梯价格、免费通行等策略,更大范围面向全体人民增强这些地理单元通行性,从而催化国民“民族共同财产”的想象。

五、结语

当某一地理空间被赋予了特定的社会文化意义,就转化为一种地理符号。中华地理符号不但是空间标识,更是重要的文化、政治标识。作为现代民族共同体形态的中华民族,天然地具有空间共同体的属性。一方面,地理构成了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繁衍、发展的物质载体;另一方面,地理为中华民族历史叙事提供了空间想象,由此唤起各族人民同文同种、同宗同源的集体记忆。中华地理符号并非一种纯粹的客观存在,而是具有深刻的建构属性。人们如何认识某一地理空间的归属、如何记录发生于此的历史事件,如何评价这一地理空间对于中华民族的意义,均构成了建基于客观基础上的主观建构要素。建构的取向、路径或方式不同,同一地理空间的符号化意涵也就不同。

立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整体要求,应特别重视中华地理符号的建构问题。通过中华地理符号的维护和传播,有理有据、生动形象地阐明:我国辽阔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悠久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灿烂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伟大民族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地理符号不是孤立存在的符号体系,而是中华文化符号的组成部分。因此,树立和突出中华地理符号,应同其他类型的中华文化符号有机地结合起来,相互配合、相互支撑,从而在不同维度上增强各民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