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河西走廊看中华文明的历史连续性

黄达远

(西安外国语大学 俄语学院,陕西 西安 710100)

在2023年6月2日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谈及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并将之概括为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1]。在上述五重特性之中,“连续性”不仅体现于中华文明数千年未曾断裂、休眠的源流史中,还体现于历史中国和现代中国疆域空间内各地理文明的漫长互动史中。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包容性之间联系密切,在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独具韧性的历史时空里,许许多多民族都曾参与了我们集体记忆的模塑过程,为中华文明的百花齐放、兼收并蓄提供了绝佳的注脚[2]。在认识中华文明之演变、理解中华文明之特性的时候,旧日的王朝史观和中原中心视角已然苍白无力,我们需要从悠久的历史中,从各民族的交往中,从农耕、游牧与绿洲文明的互动中去寻觅中华文明一以贯之的连续性特质。

河西走廊作为具备地理和文明双重意义的走廊,它构成了我们探视中华文明连续性的一扇窗口。河西走廊在地理上连接了西域和关陇,连成一线的绿洲与半绿洲,为游牧民、农耕民和绿洲民创造了物资供给、商品交换、文化交流的空间。在公元前2183年至前1630年间,齐家文化影响范围的西部地区已包括河西走廊,这一吸纳、糅合了欧亚草原因素、西羌因素与中原因素的考古学文化从某种维度上反映了诸地理文明逐渐由“满天星斗”“独立发展”走向“碰撞交流”“冲突融合”的过程[3]。春秋战国时期,月氏人在河西走廊生活,随后他们为匈奴所驱离;西汉中期,中原的移民输入日益增多,河西走廊东段的城镇趋于繁多。中原农耕民的迁入并没有将河西走廊农牧交错的局面打破,农业和牧业均有所发展。西晋后期与十六国时期,中原士人为躲避战祸又大量迁入河西走廊,与当地的羌、氐、鲜卑等族群共享同一片地理空间中的不同资源。隋唐时期,河西走廊的农牧业并举,史有“勤于稼穑,多畜牧”的描摹[4]817。在中原士人向河西传播儒学等思想的同时,佛教、祆教等异域文明经由河西走廊影响中原,可见河西走廊不仅促进了基于物质资料生产的文明交往,还为思想文化和宗教领域的文明交流、涵化搭建了桥梁。唐代以后,河西走廊虽一度处于中原王朝行政权力之外,但河西走廊作为中原自西北方海纳多元文明并向外边疆辐射农耕文明的连接性角色长期存在。直到近现代,河西走廊仍然以“农牧交错地带”“内边疆”或“民族走廊”等桥梁作用或连接性定位见诸相关著述之中。

河西走廊不胜枚举的文明交会与融合再造案例,突出说明中华文明在碰撞中融合、在融合中绵延连续的特征。在相互割裂的王朝史观与中原中心观叠合的视域下,中原王朝和汉人成为历史进程中的“单线”,容易令人产生农耕文明、绿洲文明与游牧文明分庭抗礼、势不两立的错觉。这种错觉很容易误导人们,将中华文明的发展演变完全等同于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互相拉锯、争夺生存空间的过程。民族学家谷苞先生曾表示,在西北五省区中,自古以来就存在着游牧区与农业区同时并存的格局,这中间虽然存在着农业区扩大和游牧区缩小的变化,但是农业区与游牧区同时并存的格局一直未变[5]。我们在河西走廊不难发现,由于历史上各民族在农耕、畜牧与游牧生计方式间的流动以及对上述生计类型的组合,几乎每一个河西走廊的村落都不是由单一民族之居民所构成的。同时,农耕民、绿洲民、游牧民三者的界限也并不仅仅根据民族的差异而定。这些都说明,将连续一体的农田、绿洲和草原的自然与生态边界转化为一种区隔人群、甄别文明的边界或标准是不客观的,我们需要看到跨越生态边界的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的连续性[6]。

河西走廊提供了交通运输上的便利,缩短了区域内部“山前草原—绿洲或半绿洲—荒漠”间的空间距离,能够凸显各类文明间存在的共生现象以及连续性特征。在这里,我们能够一睹外来文明借道河西地区实现文明形态在地化的现象。就河西区域文明的分野和连接而言,山前草原、冲积扇的(半)绿洲与内流河尾闾的荒漠分别对应着不同的主导型生计方式,即游牧、农耕和游牧。但是,自中原或西域迁来河西的移民并不总是从事单一的生产,而会因水资源与土地资源的丰寡与分布去调整与当地人和前代移民之间的关系。谷苞先生也曾指出,农业区与游牧区并存的格局,是和西北地区的自然地理的特点密切联系着的。各族牧民把干旱的荒漠、半荒漠以及河谷、山麓、高山、高原地带,巧妙地安排为四季轮牧的牧场,这是合理利用土地资源的一个意义重大的发明创造[5]。同时,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群会进一步利用和发挥河西走廊的地理位置优势,抑或是基于当地的供需关系从事行商或坐贾的差事。在资源利用和市场交换等因素的推动下,历史上不同族群的关系或能够被归为农耕、绿洲与游牧三者的关系,而不同族群参与创造之文明的特性也可被部分地解构为“农”与“牧”两大类文明的特性。河西走廊农牧交错特色的长期存在则说明了“农”“牧”两大类文明冲突或和平交往行为在空间上的稳定性和时间上的连续性。由此可见,中华文明发展史在河西走廊的在地化版本是围绕族群社会生活、经济行为和生计方式展开的,河西区域史的关键内容也能充分体现农牧关系的经济、社会、政治与文化等领域的连续性。

基于以上河西走廊所体现的中华文明连续性特征的讨论,我们可以对农牧间生态、文明及空间关系作延展思考。我们或可从中发现一条理解中华文明连续性特征的有趣路径。传统的王朝史观主要聚焦以“大人物”或“英雄好汉”为主体的政治军事事件,“时间优于空间”或忽视地理空间连续性之历史作用的现象亦较为普遍。但是,与农牧关系伴生的区域史观、长时段史观则要求我们去尝试发现“社会时间”和“自然时间”,寻找地理环境、政治军事史事、平民社会生活、经济数据及相关要素之间的连接点,进而以“复线”的时空来弥补“单线”时空下历史叙事与讨论框架中的缺环。

河西走廊的区域史,不仅是一部汉人垦殖边疆的历史,它更是一部各族人民因地制宜、谋求生存,相互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河西走廊的研究,对于我们从更宏阔的维度探讨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特征是颇有裨益的。事实上,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与包容性不仅仅指向时间尺度的漫长和内容物的多寡,它们还应具有另一层次的涵义,即文明是人与人互动的产物,是人与环境互动的产物,也是农牧生计互动连接的产物。我们有必要对基于“东—西”或“南—北”类二元结构理解中国的方式加以调整,尝试“从走廊看中国”,通过认识农耕、绿洲和游牧之间互动交流来理解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特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河西走廊转换视角,帮助我们不断深化对中华文明连续性挖掘和认识,从而进行史观与史学理论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