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

王建新

(兰州大学 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甘肃 兰州 730000;兰州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讲话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所固有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五大突出特性。同时,还强调要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使二者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中密切结合起来。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古今中外的两个结合,关系到对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征的具体解读和理解。本文将聚焦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特征,从中华民族的历史传承和现实发展、东西方文化交融动态去解读包容性特征的深层意涵,有效提升认识,从而正确助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

一、中华民族历史传承中的包容性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中国考古学的区系类型理论告诉我们,史前中国考古文化大致发源于中原、东北、东南、北方、云贵及青藏等六大区域;中华民族各群体适应不同区域内的自然环境,世代叠加,曲折发展,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文化类型。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民族走廊理论又说明,生活在六大文化区域的各民族群体沿藏彝走廊、西北走廊及南岭走廊等民族走廊大通道持续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型民俗文化。在努力获取外部资源,促进自身社会发展的同时,逐渐形成相互依赖的兄弟情谊。互通有无、竞争发展的历史经验,使他们在文化传承中具有了包容性特征。

有史以来,中华民族各群体的历史发展进一步说明,文化传承中的包容性特征得到了全面加强。在北方,先秦时期的萨卡、大夏、月氏等塞种各部落翻越葱岭,通过天山及河西走廊与中原王朝互动交融。进入秦汉,逐渐强盛的匈奴部落沿西北走廊向东南突进,与中原王朝展开了长达数百年的军事争夺,最终融入中原群体。魏晋南北朝时,东胡部落势力兴起,在西北走廊东部与中原王朝形成拉锯态势。唐朝以后,与中原王朝军事互动的主角依次为北亚高原的突厥、回鹘、女真、蒙古等部落群体,直至清朝统一全国。而在东南地区,古代中原徐地及楚地居民向南迁徙,逐渐与当地居民互动交融,形成数十个少数民族群体;西南地区则从远古的氐羌部落,到中古的吐蕃王国,都是在与中原王朝互动交流中获取生存发展机会。交融发展的历史传承使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延伸至政治军事领域。

中华民族各群体间跨区域婚姻经贸往来的血缘和通商传承又深化了包容性特征。王昭君北嫁匈奴、文成公主南嫁吐蕃、香妃来自西域等姻缘佳话说明中原与周边民族群体血脉相连。西北走廊的玉石古道、藏彝走廊的茶马古道、南岭走廊的香料古道,游牧部落与农耕民族的互惠贸易等都展示了中华民族各群体间存在一个相互依存的庞大贸易链。考古文化及历史研究都证明,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特征自然孕育于中华民族各群体的历史传承中,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宝贵文化资源。

二、中华民族一体发展中的包容性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体现于近现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一体发展。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加紧对中国的殖民侵略,胁迫清朝政府签署了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大片领土割让,财富外流。殖民压迫、经济崩溃激发了中国各民族群体的团结抗争,有力推进了他们相互包容的文化自觉。这一时期,国内各民族群体的精英们奋发图强,共同推进救亡图存运动,加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中华民族现代化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也使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特征达到空前高度。国家政治制度的民主化不断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特征已然贯穿于国家政治体制,各民族享有自治法权,能够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覆盖范围内自由使用各族语言文字。电视广播、新闻出版、民族文学艺术的快速发展都说明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特征超越世界其他国度。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政治法律制度和经济文化建设快速发展,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和国际政治舞台上的话语权不断提升,中华民族的一体发展也达到了新高度。这就要求政府和各民族精英在提升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特征方面做出更大努力,从而使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向新的高潮。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开始直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前所未有的大挑战。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空前复杂,危机无处不在,中国政府需要以高超的外交及政治军事智慧应对现实。在弱肉强食、丛林法则一贯通行的国际政治社会里,中华民族的一体发展已成为国家战略决策的重大环节,构建牢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才能以实力维系国家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为维护和促进国家的一体发展,我们需要更进一步提升各民族群体的文化自觉意识,创新推进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特征。这就要求我们,排除千难万险,将中华民族各群体紧密团结在一起,最大限度地推进国内各民族平等互助、共同进步的现代化实践。我们要紧跟中华民族一体发展的时代步伐,不单一强调中华民族各群体的某一部分及其文化传统的作用,也不排斥任何一个群体的积极作用和贡献。我们要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像石榴籽一样紧密团结在一起,以科学合理的姿态应对各种困难和危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已经进入了决定性的历史时期,其一体发展要求我们以文化自觉的姿态去推进和提升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特征,从而创造出崭新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三、中华民族宗教信仰和谐格局中的包容性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维系了各群体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其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宗教史学研究表明,中华民族各群体的宗教信仰以及基于宗教信仰而形成的文化传统,都是由一个或几个制度化宗教(包括外来制度化宗教)与地方性宗教民俗在历史上叠加形成的宗教文化复合体。前汉时期,佛教翻过帕米尔高原从印度传入中国;后汉时期,道教信仰在四川盆地形成,传入中原后再由蜀道、楚道及吴道等走廊通道传入南方;隋唐以后,古代基督教(景教)、祆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域外宗教接踵而来,在中国各地各群体中传播。再根据民族学、人类学民族走廊理论所提供的思维框架,我们可以看到,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制度化宗教分别在藏彝走廊、南岭走廊、西北走廊、中部及沿海地区逐步融入地方社会,与地方性宗教民俗交融而形成“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

先秦两汉至今,这种宗教文化交融发展的和谐格局逐步加强,其多元并存的内容也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丰富。在藏彝走廊地区,藏传佛教发挥主导作用,又与苯教、神山信仰等地方宗教民俗多元并存,形成当地居民宗教文化的整体结构;南岭走廊地区,道教在汉族及几十个少数民族群体的宗教信仰体系中发挥主导作用,同时与各类村神、师公道公、自然崇拜及祖先崇拜交融发展,形成独具特点的宗教文化结构;而在西北走廊和中原及东部地区,伊斯兰教、基督教作为宗教信仰的上层结构与各民族群体诸如麻扎拱北信仰、四大门信仰等本土性宗教习俗交融形成独特的宗教文化体系。这些现象都说明,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特征,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也为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发展铸就了实践路径。

四、古今中外两个结合中的包容性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成就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让中国的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古今中外这两个结合,既是中华文明包容性特征的必然体现,也是我们需要去努力实现的现代文明发展目标。这里的问题很清楚,即“要秉持开放包容,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不断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有两层基本意思,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及传统文化相结合,其次是秉持开放包容精神,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培育和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二者互为表里,缺一不可,正确的解读和理解至关重要。

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把握社会发展规律、物质与意识关系的基本原理。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现代化建设中,我们要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深刻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珍贵价值,积极展开挖掘、保护和利用,促进新文化形态的创造;同时,我们还要辩证看待外来文化,剔除糟粕,取其精华,进一步丰富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我们既不能片面排外,对东西方文化交流持抵触情绪,也不能固步自封,取井底之蛙之势。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古今中外两个结合,是中华文明包容性特征的优势所在,也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奋斗目标。